第十五章

    官僚世界————西伯利亚总督————阴险毒辣的警察局长————好商量的法官————葬身火窟的县长————传播东正教的鞑靼人————女性的男孩————马铃薯恐怖及其他

    彼得大帝的改革的最不幸后果之一，就是官僚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弄虚作假，不学无术，贪得无厌，除了当官做老爷什么也不会干，除了公文格式什么也不懂。这是一批世俗的僧侣，法庭和衙门中的神父，他们贪婪，卑鄙，张开了千百张大嘴吮吸人民的血。

    果戈理揭开了一角帷幕，让我们看到了俄国官僚的丑恶面目；但是果戈理不得不对一切付之一笑，他的伟大喜剧天才压倒了他的愤懑。何况俄国书报审查制度的枷锁束缚了他的手脚，他几乎很难接触到这个肮脏地窖的悲惨底层，然而俄国的贫苦百姓正是在这里度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在乌烟瘴气的办公厅，我们匆匆穿过的办公厅里，磨破了衣袖的官吏们不断伏案书写————在灰色纸上拟稿，在印花纸上誊正，要把个人、家庭、整个村子送进痛苦、恐怖和毁灭的深渊。于是父亲被长期流放，母亲关进了监牢，儿子给送去当兵————这一切灾难都像晴天霹雳，突然降临，可是大部分人是无辜的。原因何在呢？在于钱。快把分摊的款子收齐交清……否则就要对尸体进行侦查啦————其实死者只是喝醉了酒在冰雪中冻毙的。这样，村长收钱，乡长收钱，农夫拿出了最后一文钱。警察所长要生活，县长也要生活，而且要养活老婆；省长更要生活，而且还要栽培子女————省长是模范父亲呢……

    官僚制度统治着俄罗斯东北各省和西伯利亚，它在那里通行无阻，毫无顾忌……天高皇帝远，大家参与分赃，掠夺成了共同的事业。皇帝的权力像霰弹，打不进这冰雪覆盖的污泥坑，这遍布沼泽的沟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一切要求都遭到歪曲；它被欺骗，被愚弄，被蒙蔽，被出卖，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忠心耿耿、奉公守法的外表下进行的。

    斯佩兰斯基1曾试图改善西伯利亚人民的命运。他在各地实施委员制原则，仿佛问题在于哪种盗窃好————是个人盗窃还是集体盗窃。他撤换了几百名老骗子，又起用了几百名新骗子。起先他把地方官弄得惶惶不安，以致官员纷纷向农民行贿，怕他们检举揭发。但过了两三年，官员们发现，对他们的升官发财，新制度不比旧制度坏。

    还有一个怪物韦利亚米诺夫将军2，他在托博尔斯克雷厉风行，干了两年，想消灭贪污舞弊，但看到毫无成效，只得草草收场，从此什么也不管。

    另一些人比他明白事理，根本不想尝试，他们发了财，也让别人发了财。

    一个白发苍苍的农民，为了一件显然不公平的事去告状，莫斯科省长谢尼亚温3对他说：“我要根除贿赂。”老头儿听后不觉笑了。

    “你笑什么？”谢尼亚温问他。

    “老爷，请原谅，”农民回答，“我只是想起了我们一个小伙子，他夸口说，他能举起大炮，他还真的试了试，可惜没有把大炮举起！”

    这个故事是谢尼亚温亲口讲的，他属于俄国官员中那种不切实际的人，他们以为讲几句正义之类耸人听闻的空话，严厉惩办几个落网的骗子，就可以消灭在俄国监察制度树荫下自由繁殖的贪赃枉法的毒菌。

    要消灭它只有两个办法：把一切公之于众；彻底改组整个机构，重新实行仲裁法庭、口头诉讼、地方官员民选制度等等彼得堡政府所敌视的一切具有人民因素的措施。4

    西西伯利亚总督佩斯捷利，被尼古拉处决的著名的佩斯捷利之父，是真正的古罗马地方总督，而且是最野蛮的一个。他一贯在全边区实行公开的掠夺，他的暗探封锁了它与俄罗斯的联系。没有一封出省的信不受到检查，任何人敢于对他的统治提出申诉，都要倒霉。他把一等行会5的商人关了一年，锁上镣铐，亲自审问。有的官员被他派往东西伯利亚边境，两三年不得回来。

    人民长期忍耐着，最后，一个托博尔斯克小市民决定上告，向皇帝呈报真相。他不敢走一般人走的路，先绕到恰克图，又从那儿随着茶叶商队穿越西伯利亚边境。他找到一个机会，在沙皇村向亚历山大呈上了状子，恳求他看一下。状子上那些可怕的事件使亚历山大愣住了，他感到吃惊，把小市民叫来，与他谈了好久，深信他的告发件件属实，伤心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现在回家吧，老弟，这案件会查清楚的。”

    “陛下，”小市民回答，“我现在不能回家。请陛下最好把我关在牢里。陛下与我的谈话不可能保持秘密，我会给杀死的。”

    亚历山大震动了，转身对当时任彼得堡总督的米洛拉多维奇说：

    “你给我负责他的安全。”

    “那么，请准许我把他带回家中。”米洛拉多维奇提出。

    小市民真的在那儿待到了案件结束。

    佩斯捷利几乎经常住在彼得堡。大家知道，古罗马的地方总督通常也是住在罗马的。他靠他的在场和社会关系，尤其是靠瓜分赃款，可以防止一切不愉快的谣言和纠纷6。国务会议利用亚历山大去维罗纳或亚琛7的机会，聪明而公正地决定，由于密告涉及西伯利亚，应把案件移交佩斯捷利查明处理，好在他在这儿。米洛拉多维奇、莫尔德维诺夫8和另外一两个人，反对这意见。案件送到了参政院。

    参政院对高级官员的案子包庇纵容，从不秉公办理，它保护了佩斯捷利，却把托博尔斯克省民政长官特列斯金削职流放，剥夺了贵族称号。佩斯捷利只是罢官了事。

    佩斯捷利之后，托博尔斯克来了个卡普采维奇9，他出自阿拉克切耶夫门下，生得瘦瘦的，脾气急躁，天生是个暴君，又在军队中干了一辈子，是一个办事卖力，不知疲倦的人。他把一切纳入军事体制，宣布这是他的最高职责，其余日常事务则交给手下一班强盗处理。1824年，皇上想访问托博尔斯克。彼尔姆省有一条出色的大路，一向是车马来往的交通要道，大概土质本来就很结实。卡普采维奇在几个月内照样赶造了一条，通往托博尔斯克。当时春寒料峭，道路泥泞不堪，他却驱使数千民工修路；村庄不论远近，都得派工。结果疾病流行，民工死了一半，但是“忠贞之心胜过一切”，路还是修通了。

    东西伯利亚当局更是荒谬绝伦，什么也不管。这地方实在太远，与彼得堡简直音信不通。在伊尔库茨克，布罗涅夫斯基总督每逢出外“散步”，总要鸣放礼炮，以壮观瞻。另一位总督穿了全套法衣，与大主教一起在家举行祈祷，却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前者的胡闹和后者的虔信，都不如佩斯捷利的封锁消息和卡普采维奇的励精图治那么有害。

    西伯利亚治理得如此糟糕，确实可惜。总督的人选特别令人遗憾。我不知道穆拉维约夫10怎样，他的聪明才干是有名的；其他人完全不称职。西伯利亚的前途不可限量，可是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地窖，那里藏着不少黄金、皮毛和其他财富，然而它寒冷，遍地冰雪，缺乏生活资料，没有沟通各地的道路，没有居民。这不是真的。

    死气沉沉的俄国政府做一切都靠暴力，靠棍棒，不可能赋予西伯利亚以生命力，使它以美国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我们会看到，当阿穆尔河口开辟了航道，美国与西伯利亚在中国附近相会时，情况会变得多么不同。

    我早已说过，太平洋是未来的地中海。11在这个未来中，西伯利亚这块处在太平洋、南亚和俄罗斯之间的土地，它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当然，西伯利亚必须面向中国边境。有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米努辛斯克等地，在别廖佐夫和雅库茨克就不会真的感到寒风凛冽，冷得发抖了。

    西伯利亚俄国居民本身的特点，就具备了另一种发展的基础。一般说来，西伯利亚种族是体魄健康、身材魁梧、聪明而非常正直的。移民流放犯的子弟也成了西伯利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地主的权力。在西伯利亚没有封建贵族，在城市里也没有特权阶级。代表政权的文武官员，与其说像贵族，不如说像征服者派驻这儿的敌军警备部队。辽阔的区域拯救了农民，使他们不必经常与官吏接触；金钱拯救了商人，使他们可以藐视西伯利亚的官吏，表面上对他们百依百顺，实际上看透了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管理民政事务的掌柜。

    尚武精神对西伯利亚人是必要的，也是普遍的；习惯于危险，习惯于机动灵活，使西伯利亚农民比大俄罗斯人更具有英雄气概，更能随机应变，更多反抗精神。由于教堂遥远，他们的头脑比在俄国更容易摆脱迷信的影响，他们对宗教是冷淡的，大多数是分裂派教徒12。有些偏僻的村庄，神父一年只去两三次，在那里成批地施洗礼，主持葬仪和婚礼，听取忏悔。

    乌拉尔山脉这边，一切还比较平静，尽管这样，几年来我奔走在省长的办公厅和餐厅中，仍听到了不少贪官污吏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的故事，如果要写，这是罄竹难书的。

    一天，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与我谈天，谈到高兴处便说道：“哦，我的前任局长才了不起呢，真是一位教授。当然，人人可以这么过活，但是你得天生有这能耐呵。这个人可算得出类拔萃，是我们中间的谢斯拉温和菲格纳13。”这个瘸腿少校是因负伤升任警察局长的，他想起光荣的前任，连眼睛都发亮了。

    “那时离城不远出现了一帮窃贼，他们不时作案，省里也收到了一两次报告，什么商人的货物被盗啦，什么包税商的钱给偷啦。省长急坏了，一连发了几道命令。可您知道，县里的警察都胆小如鼠，一个小偷他们会捉了送来，可这是一帮呢，而且大概还有武器。县里那些家伙什么也干不了。省长于是把市警察局长叫去，对他说：‘我知道，这不属于您的职责范围，但是您办事干练，我只得找您。’局长早已听到这案件，回答说：‘将军，我过一小时就出发。土匪一定藏在某处某处，我带一队人到某处某处抓他们，不消两三天，保证把他们锁上镣铐，关进省里的监狱。’好一位奥地利皇帝麾下的苏沃洛夫！14真的，说到做到，他率领一队人，果然把窃贼抓获了，这些匪徒还没来得及把钱藏好，局长没收了一切，把他们押进了城。

    “开始审问了。警察局长问：

    “‘钱在哪儿？’

    “‘我们已经给你啦，老爷，是交在你自己手里的呢，’两个土匪回答。

    “‘给我了？’局长说，露出惊讶的样子。

    “‘给你了！’土匪喊道，‘给你了。’

    “‘瞧，好大的胆子，’警察局长对手下的警官说，气得脸色都白了。‘你们这些骗子，大概想让人相信，我是跟你们一起抢劫的呢。好吧，我要叫你们知道，侮辱我局长行不行；我是枪骑兵军官，我绝不让你们破坏我的名誉！’

    “他用鞭子抽了他们一顿：‘快招认，招认就好，把钱藏在哪里了？’那两个家伙起先还顶得住，但听见他命令打两袋烟，为首那个土匪就吓坏了，大嚷道：

    “‘我们该死，钱都花光啦。’

    “‘早该讲老实话，’警察局长说，‘可你偏要胡说八道；老弟，哄我是不容易的。’

    “‘真的，我们应该向您老学习，不是您向我们学。我们算得什么！’老滑头嘀嘀咕咕，吃惊地看看警察局长。

    “要知道，他为这案子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呢。”

    “对不起，”我说，打断了他对伟大的局长的歌颂，“两袋烟，这是什么意思？”

    “哦，这是我们警察的行话。您想，行刑时多无聊，于是就一边命令鞭打，一边吸烟斗；一般吸完一袋烟，刑罚也完了。可是遇到特殊情况，就得请客人多挨几鞭，吩咐打两袋烟了。警察干惯了，大致知道一袋烟该打几下。”

    关于这个菲格纳和谢斯拉温，在维亚特卡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他干的事出神入化。有一次，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是御前侍从武官来了，还是大臣驾到，警察局长想露露脸，表示他没有白穿枪骑兵军装，骑马的本领也不比别人差，因此特地找当地一位富商马什科夫采夫，要向他借一匹宝贵的灰色马。马什科夫采夫不肯。

    “好吧，”菲格纳说，“这点小事您不肯帮忙，可是您不借也得借，我好歹要把马牵走。”

    “嘿，咱们等着瞧吧！”有钱的人说。

    “嘿，您等着瞧吧。”拿剑的人说。

    马什科夫采夫锁上马厩，派了两人看守。这一回警察局长可不能得手了。

    但这天夜里，巧得很，包税商们的空仓库失火了，仓库就位在马什科夫采夫的住宅后面。警察局长带了警员大显身手，为了抢救马什科夫采夫的家，甚至拆掉了马厩的墙，把争论中的马牵出了马厩，既未灼伤鬣毛，也未烧坏尾巴。过了两小时，局长已神气活现骑在白牡马上，为救火的模范行为，去接受富商的嘉奖了。从此谁也不再怀疑，警察局长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一天，省长雷赫列夫斯基开会回家，他的马车驶到半路，来了一辆小雪橇，那个车夫不小心，把雪橇撞到了两匹辕马和两匹前导马中间的挽索上。这引起了一场虚惊，但并没妨碍雷赫列夫斯基平安无事地回到府上。第二天，省长问警察局长，他知道不知道是谁家的车夫撞了他的挽索，应该教训一下这个车夫。

    “大人，您放心，他不会再来撞你的挽索了，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他。”警察局长笑笑说。

    “他是谁家的？”

    “库拉科夫参事家的，大人。”

    这时那位老参事正好来见省长（我在维亚特卡期间，他仍一直是省政府的参事）。

    “请您不要计较，”省长对他说，“我们训斥了您的车夫。”

    参事感到奇怪，一点也不明白，疑惑地望着省长。

    “昨天他把雪撬驶进了我的挽索中间。您明白，万一撞在我的车上……”

    “可是，大人，昨天我和内人都没出门，车夫也一直待在家中。”

    “这是怎么回事？”省长问了。

    “哦，大人，我昨天太忙了，头脑昏昏沉沉的，把车夫的事给忘啦，真抱歉。我承认，我不敢向大人说明情由。现在我马上去处理这事。”

    “得啦，您不愧是一个警察局长，没什么好说的！”雷赫列夫斯基答道。

    讲过这个阴险毒辣的官员以后，我还得讲讲另一种相反的人物————一位温和的、富有同情心的、好商量的官员。

    我的熟人中有一个体面的老人，原来是县长，已被最高检察院撤职，现在专给人写状子，包揽词讼，干着正好禁止他干的事。他在衙门里混了一辈子，跑过三个省，贪污盗窃，涂改文书，制造假证件，什么都干，还两度遭到过审问等等。这位县政府的老油子喜欢讲一些离奇的小故事，都是他本人和同事们的亲身经历；对新一代官员的退化，他公开表示不满。

    “这些人是浪荡子，”他说，“当然，他们也得捞钱，不然没法过活，可是既不懂窍门，又不通法律，什么也不会。我讲一个朋友给您听听，这才是好样的。这人干了二十来年法官，去年才死，他那头脑哟！农夫没一个讲他坏话，他却留下了一份家私。他的手段与众不同。比方说，有个农民来找他求情，法官马上把他请进屋子，态度那么亲热，笑容可掬的。

    “‘怎么样，老大爷，你的名字，还有你爸爸的名字叫什么？’

    “农民低头哈腰答道：

    “‘大人，我叫叶尔莫莱，我父亲名叫格里戈里。’

    “‘哦，你好，叶尔莫莱·格里戈里耶维奇，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啊？’

    “‘咱是杜比洛夫村人。’

    “‘这地方我知道。你们的磨坊好像就在路右边————大路右边。’

    “‘不错，老爷，磨坊是咱们村社的。’

    “‘你们的村子挺富裕呢，土地肥沃，是黑土。’

    “‘老天爷照顾，咱们没什么好抱怨的，老爷。’

    “‘这是应该的。那么，叶尔莫莱·格里戈里耶维奇，你家里人多不多啊？’

    “‘三个儿子，还有两个闺女，大女儿招了个小伙子进门，快四五年啦。’

    “‘这么说，已经抱孙儿啦？’

    “‘对，抱孙儿啦，这算不得什么，老爷。’

    “‘恭喜你！生儿育女，子孙满堂。嗨，叶尔莫莱·格里戈里耶维奇，你是远道而来，咱们先干一杯白桦酒再说。’

    “农夫执意不肯。法官给他筛酒，一边说：

    “‘得啦，得啦，老弟，今天不是天父禁酒的日子。’

    “‘不是禁酒的日子，可是酒会引起一切灾难呢。’于是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一边鞠躬道谢，一边喝下了白桦酒。

    “‘格里戈里伊奇，你这么一家子人，日子不好过吧？大家要吃要穿，靠一匹瘦马，一头乳牛，对付不了，牛奶也不够呢。’

    “‘说的是，老爷，一匹马哪成啊；我有三匹马呢，本来还有一匹黄褐色黑鬃马，在彼得节前几天给毒眼15一看就死啦————咱们的木匠多罗费，真糟糕，他恨别人的财产，可他生着一只毒眼，谁碰上他都会倒霉。’

    “‘是的，是的，有这种人。那么，你家的牧场不小吧，有没有养羊呢？’

    “‘不多，养了几头。’

    “‘哎哟，我跟你谈得忘了正事。叶尔莫莱·格里戈里伊奇，这是给皇上办事呢，我该上法院啦。你有什么贵干啊？’

    “‘是的，大人，有点事。’

    “‘什么事呢？跟人吵架啦？老大爷，快说吧，说吧，我得走啦。’

    “‘唉，老爷，我这把年纪还要遭殃……事情是这样的，圣母升天节那天，我在酒店喝酒，跟邻村一个农夫吵了起来，这不要脸的，偷砍咱们的树林呢。他讲啊讲的，举起手朝我胸口就是一拳。我对他说：你别在咱们村子里撒野，也给了他一拳；我只是想教训他一下，可我醉啦，或者是什么鬼作怪，没提防一拳正打在他眼睛上，唉，把他的眼睛给打坏啦。现在他带了神父老爷上警察所告我，说要依法惩办我呢。’

    “他讲的时候，法官简直跟你们彼得堡的戏子一样，神色越来越严肃，眼睛也变得这么可怕，一句话不讲。

    “农夫看了，急得脸都白了，把帽子放在脚边，掏出毛巾直擦汗。法官还是不吭声，只顾一页页翻书。

    “‘老爷，就为这事，我才来找您呢，’农夫最后说，声音也变了。

    “‘对这种事我能做什么呢？这样的案情！为什么你偏要打他的眼睛啊？’

    “‘是啊，老爷，为什么呢……大概鬼把我迷住啦。’

    “‘可怜，太可怜了！就为这件事，你会弄得家破人亡！唉，你那一家人没了你，咋办啊？都是年轻人，还有孙儿————还吃奶呢，还有你的老婆子，真怪可怜的。’

    “农夫的腿开始哆嗦了。

    “‘怎么办呢，仁慈的老爷，我这会给判什么罪呀？’

    “‘瞧这儿，叶尔莫莱·格里戈里伊奇，你自己念吧……啊，你不识字？嗯，你瞧，“关于残害肢体”这条款……“应处以笞刑，并终生流放西伯利亚定居。”’

    “‘老天爷啊，别毁灭一个人吧！别害死基督徒吧！真的非这么办不可吗？’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法律是可以反对的吗？当然啦，事在人为。我们可以不打你三十下，只打五下。’

    “‘但是还得流放西伯利亚？……’

    “‘老弟，这可由不得我们做主啊。’

    “农夫从胸口掏出一个小钱袋，从袋里取出一个钱包，又从钱包里拿出两三个小金币，一边低低鞠躬，一边把金币放在桌上。

    “‘你这是做什么，叶尔莫莱·格里戈里伊奇？’

    “‘救救我吧，老爷。’

    “‘得啦，得啦，你这是做什么？说来惭愧，我有时也收一些谢金；我的薪俸不多，不得不拿一些。但是收人钱财，总要替人消灾呀。现在叫我怎么帮忙呢？要是打断了肋骨，打掉了牙齿，那还好办，可你偏偏打了眼睛！还是请你把钱收回吧。’

    “农夫束手无策了。

    “‘除非这么办，我先跟同事们商量商量，再跟省里打个招呼，怎么样？这事闹到高等法院就糟了，不过那儿我也有朋友，他们神通可大呢；可是这些人跟咱们不同，三四个金币办不了事。’

    “农夫放心一些了。

    “‘你不必给我什么，真的，我是可怜你一家人。不过我那些同事，你至少得给他们两张灰票子16才成。’

    “‘哎哟，老天爷在上，叫我上哪里弄这么一大笔钱啊，四百卢布呢，这年头怎么行呀？’

    “‘我也是这么想呢，这确实有些困难。我们可以从轻发落，就说你有悔改表现，而且考虑到你喝醉了酒……再说，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过活。至于你得走多远，只有天晓得……当然，如果卖掉两匹马，加上一头牛，再加上几只羊，可能也够了。然而你们当农民的，今后再要积攒这么多钱，可就难啦！不过从另一方面再想想，马留着，你却跑到鬼都看不见的地方去了。格里戈里伊奇，你考虑吧，时间还来得及，我们可以等到明天，现在我得走了，’法官最后说，把刚才谢绝的几枚小金币顺手揣进了口袋，一边道：‘这完全是多余的，不过不能辜负你的一片好心，我谢领了。’

    “第二天早上，瞧，老吝啬鬼带了各种十字钞票17，还有一些旧卢布票，一共三百五十卢布现钞，来找法官了。

    “法官答应替他从中调停；农夫给审问了一次，两次，吓得屁滚尿流，最后给从轻发落，或者无罪开释，只是照例训斥几句：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得小心行事，或者在卷宗里写上一笔：‘留待继续侦查’，便不了了之。农夫却感恩不尽，终生为法官祈祷。

    “从前就是这么干的，干得天衣无缝，不露痕迹。”罢了官的县长最后说。

    ……一般说来，维亚特卡的农民不完全是逆来顺受的，因此官员们认为他们喜欢告状，不守本分。对县政府说来，真正的金库是沃恰克人，莫尔多瓦人，楚瓦什人；这些民族可怜，胆小，没有能力。凡是派到这些芬兰族地区当县长的，都得给省长孝敬双倍的谢礼。

    警察和官员对这些可怜的百姓真是为所欲为，叫人难以相信。

    哪怕一个土地丈量员出差办事，经过沃恰克人的村庄，也要停留一下，从车上拿下测量仪器，插上木杆，拉开测链量地。过了个把钟头，村里就乱开了。“量土地来了，量土地来了！”农民喊着，那神气就像1812年喊“法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村长赶忙前来请安。那家伙还是量着，写着。村长要求他别量了，别欺侮他们。土地丈量员便向他索取二十或三十卢布。沃恰克人高高兴兴凑齐了钱，丈量员于是到下一个沃恰克村去了。

    有时县长带了警察所长出外，发现了一具死尸，就把它搬上马车，利用天冷，在沃恰克人的各个村庄转游了两个礼拜。每到一处，总说这是刚发现的，立刻在村里开庭审问。沃恰克人只得出钱了结这事。

    我到这儿前几年，有个县长捞钱捞得忘了分寸，把尸体载到了俄国居民的大村庄里。记得他是索贿二百卢布，村长召集居民商量，居民只肯出一百卢布。县长不让步。居民们恼火了，把他与两个文书锁在乡公所内。现在轮到他们威胁他了，对他说要烧死他。县长不相信；农民在屋子周围堆了干草，把一百卢布钞票扎在木杆上，从窗口递给他，算是最后通牒。县长不愧是个英雄，仍坚持二百卢布。于是农民从四周点起了火，地方当局的三位穆西乌斯·斯凯沃拉18也终于葬身火窟。这案子后来闹到了最高法院。

    沃恰克人的村子一般比俄国人的村子穷得多。

    “朋友，你生活得很不好啊。”我在沃恰克人的小屋子里等马时，对这家主人说。这屋子歪歪斜斜的，又没烟囱，屋里黑咕隆咚，窗开在背后，是对着院子的。

    “老爷，有什么法子，我们太穷，钱要留着应付困难日子呢。”

    “得啦，还有比这更困难的日子不成，老大爷。”我对他说道，给他斟了一杯罗姆酒。“喝吧，解解闷。”

    “咱不喝。”沃恰克人回答，不眨眼地盯着酒杯，又怀疑地瞅我一眼。

    “不要紧，喝吧。”

    “请你自己先喝一杯。”

    我喝了，沃恰克人也喝了。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从省里来办事吗？”

    “不，”我回答，“我是路过这儿，是上维亚特卡的。”

    他一听，放心多了，向四周瞧了一下，然后解释似的对我说道：

    “困难日子，那是指县长和神父来的时候。”

    关于后者，我想讲几句话。我们的神父已一天天变得像教会的警察了，这是我们的教会学会了拜占庭唯命是从的作风，我们的皇帝在宗教事务上成了最高主教之后，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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