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维亚特卡————省长大人的办公厅和餐厅————基·雅·秋法耶夫

    维亚特卡省省长没有接见我，只是命令我翌日十时前去见他。

    第二天早上，我在他的大厅中遇到了县长、市警察局长和两个官员。他们全都站着，一边叽叽喳喳谈话，一边不安地望着门。门开了，进来一个身材不高、肩膀宽阔的老头子，脑袋跟斗牛狗的头差不多，下巴颏儿大大的，使他更像一条狗了；他的嘴边露出一抹淫荡的笑容，苍老的脸显得酒色过度，一对灰色小眼睛骨碌碌打转，头发稀疏，向上竖起，这一切都给人留下非常讨厌的印象。

    一出来，他就把县长大骂一顿，因为他昨天下乡，发现道路太坏。县长为了表示恭敬和驯服，微垂着头，省长骂一句，他就答一声：“是，大人。”像从前的仆人一样。

    骂过县长以后，他转过身来，傲慢地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

    “我是学士。”

    “后来在哪里任职？”

    “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

    “哈哈哈，这差使太好啦！一定很清闲吧，所以您才喝酒唱歌。阿列尼岑！”他大声喊道。

    进来了一个生瘰疠病的年轻人。

    “听着，老弟，这是莫斯科大学的学士；他看来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得怎样奉公守法；皇上把他交给我们，要他在这里改邪归正。你在办公厅里给他安排个事干，他的情况你要向我专门汇报。您明天早上九点去上班，现在可以走了。哦，对不起，我忘了问您，您的字写得怎么样？”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问您的书法。”

    “我身边没带什么。”

    “给他纸笔。”于是阿列尼岑给了我笔。

    “写什么呢？”

    “随您的便，”秘书说，“就写这几个字：现经查明。”

    “得啦，您不是誊写奏折的人才。”省长说，讽刺地笑笑。

    早在彼尔姆，我已听到不少关于秋法耶夫的轶事，但他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

    俄罗斯生活本来是无奇不有的！

    秋法耶夫出生在托博尔斯克。他的父亲大概也是给流放的，是当地最贫苦的市民之一。十三岁的少年秋法耶夫就跟着一群艺人浪荡江湖，从一个市集跑到另一个市集，走钢索，翻筋斗等等。他们从托博尔斯克流浪到了波兰各省，供善男信女们寻欢作乐。不知为什么，他在那里被捕了；他没有身份证，因此作为流浪儿，与一群囚犯一起被徒步遣返托博尔斯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穷得朝不保夕，终于也死了，儿子只得自食其力。他必须找个事干，由于小时候念过几天书，他在市议会当了抄写员。他天性无拘无束，又曾跟随马戏团和流放犯人走遍俄国各地，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磨练了才干，因此成了一个精明能干、老练圆滑的人。

    亚历山大皇朝初期，有位钦差大臣来到托博尔斯克；他需要几名干练的文书，有人向他推荐了秋法耶夫。钦差大臣对他十分满意，便带他回转彼得堡。那以前，照秋法耶夫自己的话说，他的野心至多想在本县法院充当一名秘书，那以后他把自己的身价提高了，怀着铁的意志决心向上爬。

    他也确实爬了上去。过了十年，我们看见他已是坎克林1手下一名孜孜不倦的秘书，坎克林那时是军需大臣。又过了一年，他已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办公厅主管一个科室，处理全国性事务了。联军2占领巴黎时，他随同伯爵到了巴黎。

    秋法耶夫始终坐在派遣军的办公室内，从不外出，是名副其实没有见过巴黎一条街道的。他和可以与他媲美的同事克莱恩米赫尔一起，夜以继日地草拟和抄写公文。

    阿拉克切耶夫的办公厅像某些铜矿，工人在那里至多干几个月，再干就非累死不可。秋法耶夫在这所发号施令、封官许愿的工厂里，最后也累倒了，要求派他一个清闲些的职务。阿拉克切耶夫不能不喜欢秋法耶夫这样的人：他从不狂妄自大，也不寻欢作乐，又没有自己的意见，外表正直廉洁，但渴望荣华富贵，把服从看作人生第一美德。阿拉克切耶夫赏了秋法耶夫一个副省长的官职；过了几年，又让他当了彼尔姆的省长。这位曾跟随马戏团和流放犯两度光临过这个省的秋法耶夫，现在终于主宰了它的命运。

    省长的权力一般是随着它与彼得堡的距离，成正比例增长的，但是在没有贵族的省份，如彼尔姆、维亚特卡和西伯利亚，它却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秋法耶夫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地方。

    秋法耶夫是东方的暴君，但是精明强干，精力充沛，一切亲自动手，永远不知道休息。如果在1794年，他会成为国民议会残忍专横的特派员————另一个卡里埃3。

    生活上腐化堕落，性格上粗鲁暴戾，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这么一个人，他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他不要贿赂，虽然在他死后发现，他也积攒了一大笔家私。他对下属铁面无情，谁落到他手里谁就遭殃，可是官员们的贪赃枉法比任何时候更厉害。他滥用职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他派一个官员去审查案情，如果他关心这事，当然会对那个官员说，案子大概如此这般，但万一结果不是这样，那个官员就该倒霉了。

    在彼尔姆，秋法耶夫的声望还不小，那里有一批他的信徒与新省长作对，新省长当然也有一批自己的党羽。

    然而也有人憎恨秋法耶夫。其中一人可说是俄国畸形生活的相当新奇的产物，他特别警告我，要注意秋法耶夫是个什么货色。他是一家工厂的医师，生得聪明，神经过敏，毕业后不久便不幸地结了婚，然后给派到叶卡捷琳堡，由于毫无世故经验，在外省生活的泥淖中毁灭了。他的职业本来可以使他与这个环境不发生瓜葛，但他还是无法幸免，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消耗在对官员的冷嘲热讽上。他当面取笑他们，挤眉弄眼、装模作样地侮辱他们。由于谁都没有得到宽恕，医生的恶毒语言倒也并不使谁特别生气。他靠嬉笑怒骂制造自己的社会地位，迫使意志薄弱的庸人们忍受他无休止的鞭笞。

    人们对我说，他是个好医生，但神经不正常，对人非常粗鲁无礼。

    他的闲谈和笑话既不粗俗，也不平淡，恰恰相反，它们充满幽默和强烈的愤懑，这是他的诗，他的复仇，他的怒吼，一部分也可能是他的绝望的呼声。他在研究官僚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医生，他熟知他们一切细小而隐秘的情欲，这班朋友又颟顸无知，胆小怕事，使他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对每一句话，他都要加上“一文不值”几个字。我有一次开玩笑，指出了他这句口头禅。

    “这有什么奇怪的。”医生说道。“讲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服别人，所以我要加上这句话，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证据。你使一个人相信，杀死父亲是一文不值的事，他真的会杀死他。”

    切博塔廖夫从不拒绝一两百纸卢布的小额借款。有人向他借钱，他就掏出笔记本，详细问明还钱的日期。

    “现在，”他说，“我与您赌一个卢布，您不会准时还钱。”

    “得了，”那人反驳道，“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我把您当成什么人，这对您说来一文不值。”医生回答。“问题在于，这笔记本我已用了五年多，还没有一个人准时还过钱，而且几乎过期之后也不归还。”

    期限过了，医生便郑重其事地找那人索取赢得的一个卢布。

    彼尔姆有个包税商要出卖一辆旅行马车，医生去见他，一口气讲了下面一席话：

    “您出售马车，我要买它；您有钱，是百万富翁，因此大家尊敬您，我也因此来向您表示敬意。您是一个富翁，卖不卖马车，对您说来一文不值；我非常需要它，可是我的钱不多。您想利用我的急需刁难我，一辆马车索价一千五百卢布；但我能给您的是七百卢布，我只得每天来跟您纠缠；过了一星期，您会让到七百五十或者八百卢布，那么何必多此一举？我现在就可以付钱给您。”

    “不必多此一举。”诧异的包税商回答，出售了马车。

    切博塔廖夫这种玩世不恭的轶事多得很，我再讲两件4。

    “您信不信催眠术？”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相当聪明和有学问的太太这么问他。

    “您所谓的催眠术是指什么呢？”

    太太讲了一通，大抵是些无稽之谈。

    “我信不信催眠术，对您说来一文不值，但您要是愿意，我不妨跟您谈谈我在这方面看到的一些情形。”

    “请讲吧。”

    “那么您得注意听我讲。”

    于是他开始讲他认识的一位哈尔科夫医生的实验，讲得栩栩如生，非常有趣。

    他讲到一半，仆人端着盘子送小吃来了。他退下时，太太对他说：

    “你忘了拿芥末来。”

    切博塔廖夫住口了。

    “您只管往下讲，往下讲，”太太说，已经有些胆怯了，“我在听呢。”

    “他有没有忘了拿盐来？”

    “您在生我的气啦。”太太又说，脸红了。

    “没有的事，您放心好了；我知道，您是在注意听，但我也知道，妇女无论怎么聪明，无论谈的是什么，总不能超出厨房的范围，因此我为什么偏偏要对您生气呢？”

    在波利叶伯爵夫人的工厂里，也是他担任医生。有一个小厮，是个农奴，他很喜欢，要他去当仆人。小厮同意了，但管理员说，未经伯爵夫人许可，他不能放他走。切博塔廖夫写信给伯爵夫人。她命令管理员交出身份证，但有个条件：切博塔廖夫要为小厮预付五年代役金5。他收到这答复，马上又写信给伯爵夫人，表示接受这个条件，但是请她先解答一下他的疑难问题：如果恩克彗星6在横穿地球轨道时把小厮带走了，他向谁去要回付出的钱，而这事在到期前一年半是很可能发生的。

    我动身去维亚特卡的当天清早，医生来了，先是讲了句傻话：

    “您像贺拉斯，唱了一次歌，到现在还得东奔西走。”7

    然后掏出小本子，问我路上要不要用钱。我谢谢他，回绝了。

    “您为什么不要呢？这对您是一文不值的。”

    “我有钱。”

    “世界终于变坏了。”他说，然后打开笔记本写道：“行医十五年来，我第一次遇到不要钱的人，而且这人正要出远门。”

    胡闹完毕，他坐到我的床边，认真地说：

    “您是在到一个可怕的人那儿去。要提防他，尽量与他疏远。如果他喜欢您，那就说明大家要讨厌您了；如果他恨您，那么他会把您弄得走投无路，对您造谣中伤，诽谤诋毁，反正什么都干得出，这在他是一文不值的。”

    这时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它的真实性后来我有机会在内政部的档案中查对过，证明完全属实。

    秋法耶夫与一个穷官吏的妹妹公开私通。哥哥遭到了人们嘲笑，想阻止他们来往，扬言要写状子向彼得堡告发；总之，闹得满城风雨，以致一天警察逮捕了他，把他当作疯子送交省政府审查。

    省政府，法庭庭长，卫生局局长（一个深受民众爱戴的德国老头儿，与我也有一面之交），全都断定彼得罗夫斯基是疯子。

    我的那位医生认识彼得罗夫斯基，为他治过病。大家按手续也向他征求意见。他对卫生局长说，彼得罗夫斯基根本不是疯子，应该对案件重新审查，否则他要继续申诉。省政府并无异议，不幸的是，彼得罗夫斯基在疯人院中死了，没有活到指定的复审日子，尽管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

    事情报到了彼得堡。彼得罗夫斯基的妹妹（为什么不是秋法耶夫呢？）被逮捕了，开始进行秘密侦讯。供词是按照秋法耶夫的授意编造的，他在这件案子中大显了身手。为了一劳永逸了结此案，逃脱再度被迫前往西伯利亚旅行的危险，他唆使彼得罗夫斯基的妹妹供称，她的哥哥与她争吵是从某个时候开始的，那时她由于年轻无知，受了引诱————她是在亚历山大皇帝銮驾经过彼尔姆时失身的，后来还为此从索洛姆卡将军手中领到了五千卢布。

    亚历山大的行为向来就是这样，因此这话并无漏洞。要落实这事却不容易，至少会闹得沸沸扬扬，出丑露乖。对本肯多夫伯爵提出的问题，索洛姆卡将军回答道，他手里经过的钱如此之多，他想不起这五千卢布了。

    在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中，那位即兴诗人说过一句话：“在女皇身边，他们是很多的！”8……

    就是这位阿拉克切耶夫的得意门生，克莱恩米赫尔的知心朋友，马戏团小丑，流浪汉，抄写员，秘书，慈悲为怀、大公无私的省长，把健康的人关在疯人院里置之死地，为了转移尼古拉皇上的视线而造谣诽谤亚历山大皇上的人，现在却要来教育我如何奉公守法了。

    他可以决定我的命运。只要他向内务部汇报几句无中生有的谰言，我就会给赶往伊尔库茨克省的什么地方。而且何必汇报？他本人就有权命我移居任何穷乡僻壤，如卡依或察列沃-桑楚斯克那样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秋法耶夫曾把一个波兰青年送往格拉佐夫，原因仅仅是夫人们宁可与这个青年跳玛祖卡舞，却不肯作他省长大人的舞伴。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9便是这样从彼尔姆给遣送到上图里耶的。上图里耶在深山中，冰天雪地，虽然属于彼尔姆省，但是从气候看与别廖佐夫相仿，从荒凉的程度看甚至超过别廖佐夫。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属于贵族浪子中恶劣的一类。这种人今天已经绝无仅有。他在彼得堡胡作非为，在莫斯科胡作非为，在巴黎仍然胡作非为。

    他的一生就是这么消磨的。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伊斯梅洛夫10，一个没有在雷斯科沃隐藏逃亡农奴的格鲁津斯基公爵11，也就是说他任性，粗野，玩世不恭，令人讨厌，是一种贵族与小丑的混合物。后来他胡闹得实在过了分寸，这才给撵到彼尔姆来作寓公。

    他驾临时坐了两辆马车，一辆上是他和一条狗，另一辆上是他的法国厨师和几只鹦鹉。彼尔姆对这位贵客是欢迎的，不久全城的人就拥进了他的餐厅。多尔戈鲁科夫与一位太太勾搭上了，太太怀疑他又有外遇，一天早晨出其不意闯进公爵的卧室，发现他与一个侍女私通。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最后，变心的情人从墙上取下皮鞭，官太太看到他的意图，转身便跑；他从后面追，身上只胡乱披了一件睡衣；在平日操练部队的小广场上，他赶上了她，把吃醋的太太抽了两三鞭，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家。

    这类有趣的闹剧引起了彼尔姆朋友们的攻击，于是当局决定把四十岁的老花花公子放逐到上图里耶。行前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官员们尽管与他不和，还是出席了。多尔戈鲁科夫答应请他们吃一种闻所未闻的大馅饼。

    大馅饼确实可口，转眼之间便一扫而光。当桌上只剩下一些酥皮时，多尔戈鲁科夫露出不胜感伤的神情，向客人们说道：

    “我与各位分别在即，因此不惜一切招待各位。昨天我吩咐把我的加尔第杀了做馅饼呢。”

    官员们吓了一跳，你看我，我看你，大家用眼睛寻找那只熟悉的丹麦狗：它不见了。公爵猜到了，命令仆人把加尔第的遗骨和皮取来；肉和内脏则已装进官老爷们的肠胃。一半客人吓得病了。

    这样跟朋友们开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玩笑之后，多尔戈鲁科夫才得意扬扬出发，前往上图里耶。第三辆车上载了满满一大筐鸡————让驿马替他运鸡！路上他从几个驿站拿走了账簿，把它们混在一起，涂改了数字，弄得驿站长们叫苦连天，差点发疯，这些人有了账簿还常常算不清账呢。

    俄国生活令人窒息的空虚和沉闷，以独特的方式与充满活力的、甚至狂风暴雨般的性格结合之后，就在我们中间培育出了各种希奇古怪的人物。

    苏沃洛夫12的雄鸡叫，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狗肉馅饼，伊斯梅洛夫那种野蛮的反常举动，马莫诺夫13的半自愿精神错乱，“美国人”托尔斯泰14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都包含着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同一血缘的基调，只是在我们这一代，它已因教育的影响而减弱或转向其他方面了。

    我见过托尔斯泰，这是在他的女儿萨拉，一个颇有诗才的、不平凡的少女刚死的时候。老头儿的外表，那飘着一绺绺白发的前额，那发亮的眼睛，那肌肉发达的身体，都让人一眼就看到，大自然赋予了他多大的能量和精力。然而在他身上，得到发展的只是疯狂的情欲，不良的癖好；这也并不奇怪：我们这里一切罪恶都可以长期通行无阻，自由发展，唯独人的感情刚一露头便会遭到摧残，人们也因此被关进警备队或者流放西伯利亚……他横行霸道，赌博，打架，残害人们，破坏家庭，接连胡闹了二十年，最后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然后像格里鲍耶陀夫说的那样，“变成阿留申人回来”15，就是说，经过堪察加半岛逃亡美国，又从那儿提出申请，要求回国。亚历山大宽恕了他，可他从回国的第二天起便故态复萌，照旧过从前的生活。他娶了莫斯科一个以嗓音闻名的吉卜赛女郎，把自己的公馆变成了赌场，整日花天酒地，整夜打牌，在小萨拉的摇床旁边演出一幕幕荒淫无耻的野蛮活剧。据说，有一次他为了证明自己打枪百发百中，命令妻子站在桌上，开枪打穿了她的鞋后跟。

    最后一个恶作剧，差点把他重新送往西伯利亚。有一个小生意人从前得罪过他，他把他抓到家中，缚住手脚，拔掉了一颗牙齿。这样的事便发生在十年或十二年前，谁能相信呢？小生意人写状子告他。托尔斯泰买通了警察，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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