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流放————市长————伏尔加河————彼尔姆

    4月10日清晨，宪兵队的军官把我带到总督衙门。在那里办公厅的一间秘密小屋中，我可以与家属告别。

    不言而喻，这一切是不好受的，痛苦的：密探虎视眈眈，办事员穿梭不断，负责押送我的宪兵按照向他宣读的指示行事，谈话必须在监视下进行；总之，比这更令人感到屈辱和悲痛的场合，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马车终于沿着弗拉基米尔大道出发了，我叹了口气。

    从我这里走进苦恼之城，

    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1

    在驿站的一个地方，我题了这两行诗，它适用于地狱的大门，也同样适用于通向西伯利亚的大道。

    离莫斯科七俄里有一家饭馆，名叫“彼洛夫”。我的一位好友约我在那儿见面。我向宪兵提议在这里喝几盅酒，他同意了；这儿离城已很远。我们走进饭店，但我的朋友不在。我用尽办法拖延时间，但宪兵等得不耐烦了，赶车的也急着出发，突然一辆三套马车向饭馆直驶而来，我奔到门口……两个不相识的商人子弟出外游乐，正嘻嘻哈哈跳下车子。我向远处眺望————通向莫斯科的大道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辆车子……我只得痛苦地坐上车走了，给了车夫二十个戈比。车子像离弦的箭，飞驰而去。

    我们一路都不停留；宪兵奉命一昼夜至少走两百俄里。这本来是可以办到的，但不是在四月初。现在路上不是冰雪，就是污泥和积水。而且随着与西伯利亚的接近，路也一站比一站坏了。

    第一件旅途趣闻发生在波克罗夫城。

    河上的冰正在融化，切断了两岸的联系，我们为此耽误了几个钟头。宪兵很焦急，可是到了波克罗夫驿站，站长却声称没有马。宪兵拿出驿马使用证，上面写着：如无驿马，可使用紧急官马。站长回说，内务副大臣立即驾到，这些马要留给他使用。宪兵当然与他争吵，站长只得上居民中找马，宪兵跟他去了。

    驿站的屋子太脏，我不愿在那里等他们，便走出大门，在屋前溜达。九个月的监禁之后，我这是第一次没有士兵监视在屋外散步。

    过了半个小时，突然从对面走来一个人，穿着制服大衣，没有肩章，脖子上挂一条蓝勋章带。他一眼不眨，盯着我瞧，走过我身边后，又马上回过头来，用粗鲁的态度问我：

    “您是由宪兵送往彼尔姆的？”

    “对。”我回答，没有站住。

    “不行，不行，他怎么敢……”

    “请问阁下是谁？”

    “我是本地的市长。”陌生人回答，那口气表示，他对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颇为得意。“太糟了，我正在恭候副大臣，他随时可能驾到，可是政治犯却在大街上溜达。这个宪兵是头蠢驴！”

    “对不起，您有话请跟宪兵本人谈。”

    “我不是要跟他谈话————我要逮捕他，下令打他一百棍子，另派警察送您走。”

    我不等他讲完，便点一点头，三步并作两步跑回了驿站。后来我听见他在窗外跟宪兵发脾气，吓唬他。宪兵赔不是，但听来他并不怎么害怕。过了三四分钟，两人进屋了，我坐在那儿，脸朝着窗，没理睬他们。

    从市长向宪兵提的问题中，我立即发现，他急于打听我是因什么案件，判什么罪，怎样流放的。我坚决不开口。市长只得自言自语，不知是在向我还是向宪兵说话：

    “谁也不会设身处地替我们想一想。难道我乐意跟一个兵吵嘴，或者刁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成？这是责任！市长就是一市之长。不论什么事都得他负责；金库失窃，我有责任，教堂失火，我有责任，街上酒鬼多了，我有责任，酒喝少了，我也有责任（最后这句话他很满意，因此口气变得愉快了）；你们幸亏遇到我，要是给大臣撞见，他正好也这么走过，那就得问了：‘怎么，政治犯在这儿散步？把市长抓起来……’”

    他这么滔滔不绝，终于叫我忍不住了，我回头对他说：

    “您的职务要您怎么干，您就怎么干得了，但是请您别向我大发议论。您的话我看无非是要我向您求情。我从来不向陌生人求情。”

    市长有些不好意思了。

    A.A.常说：“我们这儿总是这样，谁头一个发脾气，开始叫嚷，谁就占上风。跟当官的谈话时，如果您让他提高嗓门，您就输了；他听到自己的喊声会变成一头野兽。如果听到第一句粗暴的话，您就压过去，他一定会害怕，退让，相信您个性坚强，不宜惹您生气。”

    市长打发宪兵去打听马，回头对我道歉似的说道：

    “我这么做主要是为那个兵，您不了解我们的兵是什么货色————一点也放纵不得，但是请您相信，我是能够识别人的……请问，是什么不幸事件……”

    “案件结束时，我们已奉命不准议论此事。”

    “既然这样……当然……我不该……”他的目光中出现了好奇心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神色。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又道：“我有个远亲，在彼得保罗要塞关过一年，他也是受了牵连————对不起，我总是不放心，您好像还在生我的气吧？我是个军人，养成了严格的脾气；从十七岁起我就进了部队，我的性子急躁，但过一会儿便没事。我不会跟您的宪兵为难，也犯不着……”

    宪兵进来报告，至少要过一小时，马才能从牧场赶到。

    市长向他宣称，他因我的请求宽恕了他，然后又转身向我道：

    “为了证明您不再生我的气，请您务必接受我的邀请，到我家中吃顿便饭；寒舍便在附近，离这儿只有两幢房子。”

    我们的邂逅如此收场确实滑稽；我到市长府上，叨光吃了他的干咸鱼脊肉和鱼子酱，喝了他的伏特加和马德拉酒。

    喝酒时，他大献殷勤，把他的家庭琐事，甚至老婆生了七年病等等，都告诉了我。吃过饭，他露出扬扬得意的自豪表情，从桌上的花瓶内抽出一封信，让我读他儿子的“诗”，这是在武备中学考试时当众朗诵过的。他对我表示这种无疑的信任，我很感激，但他乘机把话题一转，又旁敲侧击，向我探听我的案情了。这次我满足了他一部分好奇心。

    这位市长使我想起我们的谢普金2讲的一位县法院秘书：这个县换了九个县长3，秘书却巍然不动，照旧统治着全县。谢普金问他：“您与上司都这么融洽，有什么诀窍吗？”他说：“没什么诀窍，只是靠上帝照顾，好歹还能对付罢了。有的开头确实脾气不小，动不动拍桌子跺脚，大叫大骂，一会儿说要撤你的职，一会儿说要向省里报告。不过，我想，咱们的责任是服从，你别作声也就完了，日子一长，他的火气自然烟消云散！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果然，后来他就变得乖乖的，跟谁都客客气气……”

    ……我们到达喀山时正当春水泛滥，伏尔加河一望无际，亮闪闪的；从乌斯隆到喀山整整一站路只能坐平底船，河水溢出岸边十五俄里以上。这天阴雨连绵。渡船停驶了，成群的大车和各种车辆等在岸边。

    宪兵去找驿站长要木船。站长勉强答应了，可是说最好等一等，现在过河危险。但宪兵不听劝告，因为他喝醉了，而且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

    我们把马车驶上小木船以后，便出发了。天气似乎已经好转，过了半小时，鞑靼人升起了帆，可是刚开始平静的暴风雨突然卷土重来。木船向前直冲，碰在一根大圆木上，訇然一声，破旧的平底船撞了个窟窿，水涌上了甲板。情况很不妙，鞑靼人把船驶到了浅滩上。

    一艘货船从前面经过，我们大喊，要它派小船过来。纤夫听到了，可什么也不管，照旧拉着船向前走去。

    一个农夫带了老婆，摇着小划子来了，问我们是怎么回事，说道：“这算得什么？把窟窿堵上就可以放心赶路啦。还值得愁眉苦脸的？你们鞑靼人就是这样，啥也不会干。”说罢，他便跳上了我们的平底船。

    鞑靼人确实吓得心慌意乱。首先，宪兵正睡大觉，给水一淋便醒了，马上跳起来，揍了鞑靼人一顿。其次，木船是公家的，鞑靼人老在嘀咕：

    “糟啦，船要沉了，叫我怎么得了呀！怎么得了呀！”

    我安慰他，对他说，船要是沉了，他也会淹死。

    “老爷，淹死倒好了，可要是不淹死呢，那咋办呀？”他答道。

    农夫和几个工人用各种东西堵住了窟窿；农夫又抡起斧子，把一块木板钉在上面，然后站在齐腰的水里，与别人一起把木船拖下浅滩。我们马上又进入了伏尔加河的航道；波涛滚滚，风雨挟带着雪花，打在脸上寒冷彻骨。但不多一会儿，伊凡雷帝4的铜像便从迷雾和激流中出现了。危险似乎已经过去，这时鞑靼人忽然又用哭哭啼啼的声音喊了起来：“漏了，漏了！”真的，水又从塞住的窟窿向船中冲击。我们正在河中心，木船越来越慢，眼看即将沉没。鞑靼人摘下帽子，只顾祈祷。我的听差5吓傻了，一边哭一边嘟哝：“再见，我的妈妈，我再也见不到您啦。”宪兵破口大骂，说上了岸非狠狠揍他们不可。

    起先我也很怕，何况风雨交加，更显得天昏地暗，十分恐怖。但我突然想到，我还什么也没有做，我不可能死，这太荒谬了；这样，青年人的“你怕什么？恺撒在你的船上！”6占了上风，我终于安静了，等待着危险过去，相信我不致淹死在乌斯隆和喀山之间。生活后来使我们抛弃了这种豪迈的自信心，并为此受到了惩罚；正因为这样，青年是勇敢的，充满英雄气概，一旦上了年龄，便变得谨小慎微，庸碌猥琐了。

    ……大约过了一刻钟，我们已上了岸，站在喀山城墙边，浑身湿漉漉的，冻得直哆嗦。我一看见酒店，便进去喝了一杯伏特加，吃了一盘煎鸡蛋，这才前往驿站。

    农村和小城市的驿站，有房间供客商寄宿。在大城市，大家住旅馆，驿站没地方给旅客住。我给带到驿站办公室，站长让我看他的房间，里边住着女人孩子，一个老头儿病在床上，连换衣服的角落也找不到。我写了封信给宪兵将军，要求他安排一个房间，哪里都行，供我取暖和烤干衣服。

    过了一小时，宪兵回复我，阿普拉克辛伯爵已下令安排房间。我等了两个来小时，毫无动静。我又派宪兵去问。他带回的答复是：将军把这事交代波尔上校办理，但波尔上校这时正在贵族俱乐部打牌，房间只能明天安排。

    这简直是蛮不讲理，我又写信给阿普拉克辛伯爵，要求让我立刻动身，我说我在下一站可能找到休息的地方。但伯爵大人已经安歇，信得留待明天早晨呈报。没法可想了；我脱下湿衣服，裹着站长的大衣，睡在邮政局的办公桌上，用一本厚书垫几件内衣代替枕头。

    早晨，我派人去拿早饭。官吏们陆续到了。总务请我注意，在办公地点吃早饭不大好，他个人倒无所谓，但可能引起邮政局长的不满。

    我跟他打趣道，逐客令只能驱逐有权外出的人，无权外出的人不得不在此吃喝……

    第二天阿普拉克辛伯爵批准我在喀山停留三天，住在旅馆里。

    这三天我和宪兵在城中闲逛。遮面纱的鞑靼妇女，她们的大颧骨丈夫，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挨着东正教的礼拜堂，一切都带有亚洲和东方的情调。在弗拉基米尔，在尼日尼，可以感到与莫斯科相隔不远，在这里就不同了。

    ……到了彼尔姆，我直接给带去见省长。他府上宾客云集，原来这是他女儿与一个军官成亲的日子。他叫我进去，我还没脱下路上穿的肮脏衣服，只得带着满身泥土和灰尘，出现在彼尔姆的全体绅士淑女面前。省长讲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命我过几天再找他，到时候他会给我安排职务。

    这个省长是小俄罗斯人，并不虐待流放者，一般说还比较温和。他不露声色地改善自己的境况，像地底的田鼠，神不知鬼不觉地积钱，宦囊虽不丰富，却也足够养老了。

    为了某种不明原由的监督和管理上的需要，他命令全体住在彼尔姆的流放人员，每星期六上午十时在他官邸集合一次。他衔了烟斗，拿了名单，检查是否全部到齐，如果谁没到，就派警察查明原因，然后几乎什么话也不讲，便解散了。由于这样，我在他的客厅中认识了所有他不准我认识的波兰人。

    我到达的第二天，宪兵走了。自从被捕以来，我这是第一次获得自由。

    自由……然而这是在西伯利亚边陲的小城市中，我毫无生活经验，对未来所要面对的环境也一无所知。

    我从家门走进教室的门，又从教室走进友谊的圈子————读书，理想，大家志同道合，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后来进了监狱，那与世隔绝的监狱。我与生活的实际接触是在这儿，在乌拉尔山麓开始的。

    这生活马上在我眼前展开了。我到达的第二天，省政府的门警就陪我去找住所。他把我领进一所宽敞的平房，我再三向他解释，我只要几间小屋子，最好不是整幢的，他还是非要我进屋不可。

    主妇把我让到沙发上，听说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便问我在莫斯科见到卡勃里特先生没有？我回说，连这样的姓我都从未听说过。

    “怎么，你没听到过卡勃里特？”老太婆说，又讲了他的名字和父名。“真的，少爷，他在这儿当过副省长呢。”

    “可我九个月前已进了监狱，也许因此才没听到他。”我笑笑说。

    “大概是这个缘故了。那么，少爷，你是要租房子的？”

    “这房子太大，实在太大，我已经对老总讲过了。”

    “宽敞一点不是坏事。”

    “话是不错，可宽敞就得付宽敞的钱呐。”

    “先生，谁对你讲过我的价钱啦，我还没开口呢。”

    “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么大的房子租金不会便宜。”

    “你肯出多少钱呢？”

    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说我至多出三百五十纸卢布。

    “好，这就够了，我的好先生，你吩咐把箱子什么搬来吧。请喝一杯特内里费葡萄酒。”

    我觉得房租便宜得奇怪，租了房子，打算走的时候，她叫住了我。

    “我忘了问你，你自己养奶牛不养？”

    “对不起，我从来不养牛。”我回答，她的问题使我吃惊，我甚至感到受了侮辱。

    “哦，那我可以供应你鲜奶油。”

    我走了，一直觉得不自在，心想：我到了什么地方，像个什么样子，居然有人怀疑我可能自己养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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