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审讯————老戈利岑————小戈利岑————斯塔阿尔将军————宣判————索科洛夫斯基

    ……然而闲话少说，我们的案子侦查得怎样，进行得怎样了呢？

    新委员会像老委员会一样，对案件感到棘手。警察监视了我们很久，但操之过急，热心过头，等不及掌握确凿证据便下手捉人，结果干了傻事。他们派了个退伍军官斯卡里亚特卡来引诱我们上钩，搜集材料。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他几乎都认识了，但我们很快识破了他的真面目，疏远了他。其他青年，大多是大学生，不如我们谨慎，但这些人与我们没有任何重要联系。

    一个学生为了庆祝自己大学毕业，在1834年6月24日设宴招待他的朋友。我们不仅没有一人参加，而且没有人被邀请。这些年轻人喝多了酒，便开始胡闹，跳玛祖卡舞，还一起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那首著名的歌曲1：

    俄国大皇帝，

    一命归西天；

    医生动手术，

    剥开他肚皮。

    全国办丧事，

    家家哭嚎啕；

    接位是哪个？

    康斯坦丁丑八怪。

    皇帝想享福，

    不管人间事；

    奏折写上天，

    要求禅帝位。

    天主读奏折，

    发了慈悲心；

    送来尼古拉，

    一个大坏蛋。

    晚上，斯卡里亚特卡忽然想起，这天是他的命名日，又编了个故事，说他刚卖掉马，占了便宜，想请大家上他家喝酒，他答应开十二瓶香槟招待这些大学生。大家去了，香槟也开了，主人喝得摇摇晃晃，提议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唱到一半，门开了，齐恩斯基带着警察走进了屋子。这一切是粗鲁的，愚蠢的，笨拙的，同时也是失败的。

    警察想捉我们，只得捕风捉影，捏造罪证，从五六个人的案子株连了二十个无辜的人。

    俄国警察是不怕丢脸的。过了两个礼拜，我们被捕了，理由是跟宴会事件有关。在索科洛夫斯基家查到了萨京的信，在萨京家查到了奥加辽夫的信，在奥加辽夫家查到了我的信，然而事情还是不得要领。初审毫无结果。皇上对第二个委员会寄托了极大希望，从彼得堡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务之一亚·费·戈利岑来当审判官。

    这号人物在俄国也是不多的。属于这一类的有第三厅的著名头子莫尔德维诺夫2，维尔诺大学校长佩利坎3，几个日耳曼族官员和卖身投靠的波兰人4。

    但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异端审判庭，却派了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尔作它的首席法官。斯塔阿尔是心直口快的军人，勇敢的老将，他分析了案情，发现它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庆祝宴会的案件，有关人员应由警察给予惩处；但另一部分人，天知道他们是为什么被捕的，他们的全部罪证不过是一些尚未明确表示过的意见，根据这些定罪是困难的，也是可笑的。

    斯塔阿尔的观点遭到了小戈利岑的反驳。他们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老将军一怒之下，用军刀捶着地板，说道：

    “我看您与其荼毒生灵，不如奏请皇上封闭所有的中学和大学，免得其他人继续受害。您可以随心所欲乱干，但我不能跟着您造孽，我的脚绝不再踏进委员会。”

    说完，老头儿就匆匆离开了大厅。

    这件事当天就有人报告了皇上。

    早晨当司令去汇报时，皇上问他为什么不愿再涉足委员会？斯塔阿尔讲了理由。

    “真是废话，”皇帝反驳道。“跟戈利岑吵嘴，不害羞吗？我希望你照旧到委员会去。”

    “皇上，”斯塔阿尔回答，“请怜惜我的白发吧，我活到这年纪没有一个污点。我的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余年都属于陛下。但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我的良心反对委员会中所干的事。”

    皇上皱起了眉头，斯塔阿尔告退了，从此没再踏进委员会。

    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不容丝毫怀疑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尼古拉的性格。他怎么会没有想到，如果一位他不否认是德高望重的人，一位勇敢的将军，功绩累累的老臣，这么不肯让步，要求顾全他的名誉，那么可想而知，案件不是毫无问题的。至少应该把戈利岑召来，命令斯塔阿尔当着他的面说清案情。他不这么做，却下令对我们严加看管。

    斯塔阿尔一走，委员会里只剩了敌视被告的人，而碌碌无能的谢·米·戈利岑是它的主席。这个老头子在工作九个月之后，还是像九个月前开始的那天一样，对案情一无所知。他始终保持着庄严的沉默，极少提出意见，每次审问结束，照例问一声：

    “可以让他走了吗？”

    “可以。”小戈利岑回答，于是老先生就神气活现地对受审者说：“回去吧！”

    我的第一次审问进行了四个小时。

    问题分两类。一类的目的是要揭露我的思想方式，按照小戈利岑和奥兰斯基秘书的说法，就是那些“不符合政府精神的思想，那种贯穿着圣西门的危险学说的革命言论”。

    这些问题是容易回答的，其实也不是问题。在查获的文件和信函上，我们的观点已和盘托出，因此问题无非是要确定一些具体的事实：这信是某人所写，或写的是这几行吗？但委员会却节外生枝，对摘录的每句话都要求作出说明：“您如何解释您信中如下一段话？”

    当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的答复写得模棱两可，空空洞洞。在一封信中，秘书找出了这么一句话：“一切宪章都毫无用处，这是主人与奴隶订立的契约；问题不在于改善奴隶的处境，而在于应该没有奴隶。”我必须对这句话作出解释，于是我答道，我认为我没有责任要替立宪制政府辩护，如果我替它辩护，那才是应该受处分的。

    “对立宪制的攻击可以来自两个方面，”小戈利岑用那种神经质的嘶哑嗓音说道，“您不是站在君主制立场上进行抨击，否则您就不会提到奴隶了。”

    “那么在这方面，我是犯了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陛下同样的错误，她也不准把她的臣民称作奴隶。”

    小戈利岑听到这讽刺性的回答，气得暴跳如雷，对我说道：

    “您大概以为，我们在这里会面是为了进行烦琐的辩论，以为您是在为您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吧？”

    “那么您要我解释是为了什么呢？”

    “您装得好像不明白要您说明什么。”

    “我不明白。”

    “他们这些人全是顽固分子。”主席老戈利岑说，耸耸肩膀，看了一眼宪兵上校舒宾斯基。我笑了笑。“跟奥加辽夫一模一样。”庸碌无能的主席最后说。

    审讯暂停了。委员会是在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藏书室中进行审问的，我回头看看书橱，正好看到其中有一部多卷本的圣西门公爵5的回忆录。

    “瞧，”我转身对主席说，“多么不公平啊！我为了圣西门主义受审问，您公爵却藏着二十多卷他的著作！”

    由于这位老好人从来不读书，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是小戈利岑用那对阴险的眼睛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难道没有看到，这是圣西门公爵的回忆录？他是路易十四的大臣。”

    主席笑了，向我点点头，意思是“老弟，你弄错了吧？”然后说道：“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听到主席在问：

    “您给我看的那篇关于彼得大帝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吗？”

    “是他写的。”舒宾斯基回答。

    我站住了。

    “他还是有些才能的6。”主席说。

    “那更坏。毒药在狡黠的人手里更危险，”小戈利岑接口道，“这是个非常有害的、不可救药的年轻人……”

    对我的判决就包含在这句话中。

    附带讲一下圣西门。警察局长搜查奥加辽夫的信件和书籍时，把梯也尔7的《法国革命史》放在一边，后来又发现了一本……又发现了第三本……第八本。他终于忍不住了，说道：“我的天！这么多革命的书……瞧，又是一本。”一边说，一边把居维叶的《地球表面灾变论》8交给警官。

    另一类问题比较复杂。在这里他们施展了警察的各种阴谋诡计，侦查机关的欺诈伎俩，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矛盾；或者暗示别人已经招认，进行各种精神折磨。这些情形不值得细谈，只需说明，我们共四个人9，尽管他们耍尽花招，还是没找到一个当面对质的题目。

    拿到最后一个问题后，我独自坐在我们写供词的小房间中。突然门开了，小戈利岑走了进来，装出一副心事重重、悲天悯人的脸色。

    “在您写完自己的供词以前，我想跟您谈一下，”他说，“先父与令尊相识多年，我们可算得世交了，我不得不对您特别关心。您还年轻，前程远大；因此您必须摆脱这个案件……幸好这全在于您。您被捕后，令尊万分惦念，如今仍抱着希望，但愿您能获得释放。我刚才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公爵商量过，他也极愿成全您；请您为我们的帮助创造一些条件。”

    我看出了他这番话的意图，不觉心头火起，恨恨地咬我的笔。

    他继续道：

    “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后只能是当兵或者坐牢，同时也会害死令尊，他看到您穿上灰大衣，会一天也活不成的。”

    我想开口，可他拦住了我。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请您耐心一些。您有反对政府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让皇上的仁慈降临到您的身上，我们需要有您真心悔改的证据。您拒不承认一切，回避答复问题，出于虚伪的正义感保护别人，但是这些人我们知道得比您清楚，他们可不像您那么忠厚10；您帮助他们，他们只会拖住您同归于尽。您向委员会写封信，简简单单，直截了当，说您已经认识到自己有罪，说您是由于年轻无知才受骗的，把那些骗您上当的、走上邪路的不幸的人交代出来……您愿意用这轻微的代价换取您的前途吗？换取令尊的生命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关于我的供词，我没有一个字需要补充。”我回答他。

    戈利岑站了起来，用枯涩的嗓音说道：

    “既然您不愿意，就不能怪我们了！”

    审问到此全部结束。

    到了1835年1月或2月，委员会最后一次传见我，这是为了让我重读一下我写过的答词，如果有什么补充，可以写上。只有舒宾斯基一人在场。我看完后对他说：

    “我想请问一下，根据这些问题和这些回答，可以给一个人定什么罪？你们可以引用法典中哪一条给我判刑？”

    “法典是为另一类罪行制订的。”穿蓝制服的上校回答。

    “问题不在这里。我重读一遍这些作文练习，不能相信我坐六个多月牢就是为了这点事。”

    “您真的以为，”舒宾斯基反问道，“我们就这么信任您，认为您没有组织秘密团体吗？”

    “这团体在哪儿啊？”我问。

    “我们没有找到它的踪迹，你们也没有干成什么，这是你们的幸运。我们及时制止了你们，简单说就是我们挽救了你们。”

    这与《钦差大臣》中铁匠老婆波希列普金娜和她丈夫的故事11，何等相似！

    我签字时，舒宾斯基打铃吩咐叫神父来。神父进屋，在我的签字下写了几句，说明我的全部供词均出于自愿，并无强迫情事。不用说，我受审时，他并不在场，现在甚至也没做做样子，问我一声当时的情形。这又是一个关在门外的见证人！

    随着审问的结束，监狱的管理有些放松了。家属可以在城防司令部打条子来探望。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3月中旬，我们的判决书批准了；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一些人说我们将给送往高加索，另一些人说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也有些人指望我们会无罪开释（斯塔阿尔便是其中一个，他曾专门给皇上写过一个奏折，建议就把在押时期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最后，到了3月20日，我们给全部叫去，听戈利岑公爵宣读判决书。这一天真是喜上加喜，我们被捕后还是第一次见面。

    在宪兵队和警备部队军官的包围警戒下，我们彼此握手拥抱，兴高采烈，吵吵闹闹。会面鼓舞了大家，我们互相探听情况，交换消息，没有个完。

    索科洛夫斯基也在场，他瘦了一些，脸色苍白，但幽默不减往日。

    他写过《宇宙》《赫维里》及其他一些相当好的诗歌，天生具有诗才，但缺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必须前进一步，然而又修养不够，无法继续前进。他好玩，可爱，生活在诗情画意中，却根本不是政治人物。他谈笑风生，待人亲切，是及时行乐的好伙伴，一个乐天随和的人，喜欢吃吃喝喝————正如我们大家……也许更甚一些。

    索科洛夫斯基是从酒筵上无意之间落进监狱的，但他能正确对待一切，在监狱中他成熟了。委员会的秘书，那位道学先生、虔诚的信徒和密探，在嫉妒、贪欲和谗言中逐渐消瘦、白了头发的家伙，出自忠君思想和宗教精神，不敢照字面理解最后两行诗的意义，问索科洛夫斯基：

    “诗歌最后那些大逆不道的话是针对谁的？”

    “请您放心，”索科洛夫斯基回答，“这不是针对皇上的，而且我要特别提请您注意这个可以从轻发落的细节。”

    秘书耸耸肩膀，把两眼朝上一翻，一声不作，瞪了索科洛夫斯基好久，嗅了一撮鼻烟。

    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彼得堡被捕的，警察没跟他说一声，便把他送到了莫斯科。我们的警察经常喜欢开这种玩笑，其实毫无必要。世界上任何职业都不如警察那么枯燥、讨厌，对自己毫无艺术要求，也不希罕任何装潢和粉饰。索科洛夫斯基直接给送进了监狱，关在一间黑黑的储藏室中。为什么要把他关在监牢里，我们却关在兵营中？

    他随身只带着两三件衬衣，其他一无所有。在英国，每个犯人一进监牢，就给请去洗澡，我们这里却唯恐犯人太清洁。

    要不是哈兹大夫12把自己一包内衣送给他，他身上非长满虱子不可。

    哈兹大夫是个叫人捉摸不透的怪物。这位傻头傻脑、受尽损害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他的一生比墓志铭上那种官样文章式的溢美之词好得多，它们只是为两个上层阶级歌功颂德，可惜这些德行直到身体开始腐烂时才被发现。

    老头儿皮肤蜡黄，骨瘦如柴，平时穿件黑燕尾服，短短的裤子，黑丝袜，带扣的鞋子，仿佛刚从18世纪的舞台上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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