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舞台上走下来。他便穿了这身“大礼服”参加婚丧喜庆，也穿了它在北纬五十九度的惬意天气中，每星期到麻雀山的羁押站访问一次，探望即将出发的流放犯人。他凭监狱医师的身份可以接近他们，为他们检查身体，而且每次都要带一筐糖果食品，如核桃、蜜糖饼干、橙子和苹果，分给女犯人。这引起了慈悲为怀的太太们的不满和愤慨，她们怕善举太多，使犯人得意忘形，又怕施舍太多，超过了免于冻死饿死的需要。

    但哈兹是不容易说服的，他温顺地听完了对“纵容女罪犯的愚蠢行为”的谴责，搓搓手说：“亲爱的太太，您该明白，一块面包、一个铜板是人人都会给的，可是糖果和橙子，她们恐怕很久都看不到，没有人会给她们，我从您的话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把她们今后很难得到的欢乐带给她们。”

    哈兹住在医院里。饭前，有个病人来找他看病。看完病，哈兹进诊室去开药方，回来时发现病人走了，放在桌上的银餐具已不翼而飞。他把看门的兵叫来，问他除了病人，有没有别人来过？看门的猜到出了什么事，马上奔到外面，过一会儿带了餐具和病人回来了。这是他在医院的另一个卫兵帮助下抓到的。小偷跪在地上，求医师饶恕。哈兹有些不好意思了。

    “去叫警察。”他对一个看门的讲。“你呢，马上把文书叫来。”

    看门的抓到了小偷，扬扬得意，马上兴冲冲走了。哈兹趁他们不在，对小偷说：

    “你是个虚伪的人，你骗了我，想偷东西，上帝会惩罚你……但是现在，你赶快从后门逃走，趁卫兵还没回来……喂，等一下，可能你没有钱，这是半个卢布；今后你要弃恶从善，你可以逃过警察，但不能逃过上帝！”

    这件事连他的家人也群起反对，但不可救药的大夫有他自己的理由：

    “偷窃是很大的罪恶，但我了解警察，知道他们怎么折磨犯人————逼供拷打，无所不为。把别人送去鞭打，这是更大得多的罪恶。况且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行为会感动他的心灵！”

    家人们摇摇头说：“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13”；慈悲为怀的太太们说：“这人正直无私，但是这儿有些毛病14”，说着指指头脑。可是哈兹搓搓手，仍我行我素。

    ……索科洛夫斯基刚讲完他那些小故事，其他人又一下子开始了，仿佛我们刚从各地旅行回来，有着说不完的新闻、笑料和俏皮话。

    萨京肉体上受的苦比别人多，他瘦了，头发脱落了一部分。我们被捕时他正在坦波夫省母亲的农庄上，听到消息，他赶紧回莫斯科，免得宪兵光临，吓坏他的母亲。半路上他患了感冒，抵家时正发高烧。警察来找他，他在床上昏迷不醒，没法带往警察局，他就被拘禁在家中，卧室门内站了一名警察，卧榻旁边又坐了一个警官，既像狱卒，又像护士。因此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的不是这个人窥探的目光，便是那个人喝醉的嘴脸。

    冬天开始后，他被送进了列福特军医院，然而犯人住的秘密病房已没有一间空的，但是这种事是不值得多费周折的，病人便被安置在没有炉火的南面露台上，在那儿隔出了一个角落，派了岗哨。石板棚里冬季的气温是可想而知的，连哨兵也在夜里着凉病了，只得躲在走廊的炉边取暖，要求萨京别把这事告诉值日的军官。

    医院当局也终于发现，在这么靠近北极的地方，不可能有热带的气温，于是给萨京换了房间————在给冻僵的病人擦热身体的屋子旁边。

    我们还没把各人的经历讲完一半，听完一半，副官们突然忙乱起来，警备队的军官个个挺直了身子，警官们也整装肃立；门庄重地开了，矮小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身穿大礼服，肩披绶带，走进了屋子；齐恩斯基穿上了侍卫官制服，甚至奥兰斯基秘书也为今天的盛会穿了一套浅绿色军便服。城防司令当然没有到场。

    这时嘻嘻哈哈的谈笑声正响成一片，秘书只得板起面孔，走到大厅中央宣称，高声谈话，特别是笑闹，这对我们即将恭听的圣上旨意，是大不敬的行为。

    门都打开了。军官们把我们互相隔开，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索科洛夫斯基，画家乌特金15和军官伊巴耶夫16；第二部分是我们；第三部分是其他人。

    判决首先是针对第一类人————它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在侮辱皇上的罪名下被判处送往施吕瑟尔堡终身监禁。

    三个人都英勇地听完了这野蛮的判决。

    奥兰斯基装模作样、一板一眼地读着，读到因侮辱皇上及至高无上的皇室……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向他指出：

    “且慢，我从来没有侮辱过皇室。”

    在他的文稿中，除了诗歌，还发现了几个乱涂的字，是模仿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17的笔迹写的批示，故意把拼法写错了。这也成了他的罪行。

    齐恩斯基为了表示，他也可能是一个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人，宣判之后，对索科洛夫斯基说道：

    “您以前进过施吕瑟尔堡吧？”

    “那是去年的事，”索科洛夫斯基立即回答他，“仿佛我已经有了预兆，我在那儿喝了一瓶马德拉酒。”

    两年以后，乌特金瘐死在牢房中了。索科洛夫斯基给送往高加索时已奄奄一息，他死在皮亚季戈尔斯克。仅剩的一点羞耻心和良心使政府在两人死后把第三个人送往了彼尔姆县。伊巴耶夫是病死的，他成了神秘主义者。

    乌特金在审讯记录上的签名是“囚禁狱中的自由画家”。他已四十来岁，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是有正义感，容易冲动，在委员会中说话不知检点，对各位委员老爷态度生硬、粗暴。因此他被关在潮湿的地窖中，受尽折磨，那儿的墙壁是经常滴水的。

    伊巴耶夫判刑比别人重，只是因为他戴着肩章。如果他不是军官，他绝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个人偶然参加了酒宴，看来也像别人一样喝了酒，唱了歌，但应该不比别人唱得多，也不比别人唱得响。

    轮到我们了。奥兰斯基擦了擦眼镜，清了清嗓门，诚惶诚恐地开始宣读圣旨。它是这么表达的：皇上审阅了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注意到罪犯们的年轻无知，下旨免除对我们的法庭审理，向我们宣告：我们唱了叛逆的诗歌，凌辱了皇上，按法应予处死，即使从轻发落，也应终生流放从事苦役。但皇上宽宏大量，慈悲为怀，决定对大部分罪犯不加追究，允其在原地居住，由警察看管。对罪情较重者则采取感化办法，无限期送往边远省份担任文职工作，由当地长官管教。

    这所谓罪情较重者一共六人：奥加辽夫，萨京，拉赫京18，奥博连斯基，索罗金19和我。指定我去彼尔姆。在这些判罪者中，拉赫京其实并未被捕。他接到通知来听宣判，以为是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看到别人受罚而痛改前非。据说，戈利岑公爵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因为恨他的妻子，才照顾他沾了这个光。他身体虚弱，过了三年便死在流放中了。

    奥兰斯基宣读完毕，舒宾斯基上校讲话了。他字斟句酌，用罗蒙诺索夫的章法向我们宣告，多亏委员会主席，那位心地慈祥的贵人替我们说情，皇上的仁慈才降临到我们身上。

    舒宾斯基认为我们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对公爵感恩戴德，谁知我们毫无反应。

    几个免除处分的人点了点头，然而仍偷偷望了望我们。

    我们站着，抄起了手，对仁慈的皇上和公爵毫无感激的表示。

    于是舒宾斯基想出了另一个花招，对奥加辽夫说道：

    “您去奔萨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令尊瘫痪了，躺在奔萨，公爵奏请皇上，把您派在这个城市，使您可以留在令尊身边，让他多少减轻一点因您流放所受到的打击。难道您不应该感谢公爵吗？”

    没有办法，奥加辽夫只得微微鞠躬。这就是他们所希望的。

    这使那位头脑简单的老人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他接着叫了我的名字。我走前两步，抱定神圣的宗旨，不论他和舒宾斯基怎么花言巧语，我决不道谢。何况我流放的地点比谁都远，又是一个最糟糕的城市。

    “您是去彼尔姆。”公爵说。

    我没睬他。公爵有些尴尬，但总得说点什么，于是又道：

    “我在那里有个庄园。”

    “您有话托我转告您的管家吗？”我笑了笑，问他道。

    “我不会托您这样的人办任何事情的，您是烧炭党20人呐。”公爵俏皮地加上一句。

    “那您要我干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好像是您叫我出来的吧？”

    “现在您可以走了。”舒宾斯基插口道。

    “对不起，”我反对道，“趁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得提醒您，上校先生，上次在委员会里，您对我说，我与酒宴的案子无关，现在判决书却把我定为这案子的罪犯之一。这大概搞错了。”

    “您想推翻圣上的决定吗？”舒宾斯基着重说。“当心，别从彼尔姆给调到另一个更坏的地方。我要吩咐把您的话记录在案。”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判决书上说：根据委员会的报告，因此我反对的是各位的报告，不是皇上的旨意。我请公爵作证，委员会从未向我查询过酒宴和诗歌的事。”

    “仿佛您不知道，”舒宾斯基说，气得脸色都白了，“您的罪比那些参加酒宴的人大十倍。瞧他，”他指指一个被宽恕的人，“他喝醉酒，唱了不堪入耳的歌，可后来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求宽恕。您呢，离一切悔改的表现还远得很。”

    上校所指的那位先生不吭一声，耷拉着脑袋，脸涨得通红……这教训很好。干坏事应该得到报应。

    “对不起，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罪，罪大不大，”我继续说，“如果我是杀人凶手，我不希望把我当作小偷办罪。哪怕是为了洗刷我的罪责，我也不希望把我干某事说成是‘因为喝醉了酒’，像您刚才讲的那样。”

    “如果我的儿子，我的亲生儿子，这么顽固不化，我也会奏请皇上，把他流放西伯利亚。”

    这时警察总监插进来，讲了一通废话，前言不对后语。可惜小戈利岑不在，要不，倒是与他展开辩论的绝好机会。

    这一切当然没有什么结果。

    拉赫京走到戈利岑公爵面前，要求迟一些动身。

    “我的妻子怀孕了。”他说。

    “这与我无关。”戈利岑回答。

    野兽和疯狗咬人时，尚且要装出一本正经的脸色，夹起尾巴，可是这位装疯卖傻的御前大臣，贵族，而且拥有老好人的名声……却恬不知耻，开了这么一个卑鄙的玩笑。

    ……我们又在大厅中逗留了一刻钟，不顾宪兵和警察们苦口婆心的规劝，在久别之前，彼此紧紧拥抱着，互道珍重。除了奥博连斯基，在我从维亚特卡回来以前，我没有与任何人见过面。

    我们准备动身了。

    监狱仍然是过去的生活的继续，但是随着向边远省份的转移，它被切断了。

    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充满友谊的峥嵘岁月，都结束了。

    流放势必要继续多年。我们何日才能相逢，在何处相逢，又能不能再相逢呢？……

    从前的生活叫人怀恋，可是不得不一下子把它抛开……不能互相道别。与奥加辽夫见面已毫无指望。出发前几天，两位朋友好不容易见到了我，但这对我是不够的。

    我多么想再见一眼那安慰过我的少女，像在墓园中一样与她握手聚谈……我要以她的名义与过去告别，迎接未来……

    1835年4月9日，我们终于会见了几分钟，这已是动身的前夕。

    我的记忆中一直珍藏着这神圣的一天，我一生中几个最幸福的瞬间之一。

    ……为什么这一天和我过去一切幸福的日子，每当我回想起来，便不觉潸然泪下？……我想起了坟墓，暗红的玫瑰花圈，两个拉着我的手的孩子，火炬，一群流亡者，月亮，山麓下温暖的海洋，我所不理解的、使我心如刀割的那些话……

    一切都过去了！21

    1 索科洛夫斯基是俄国诗人，但这首歌并不是索科洛夫斯基写的；当时一位被捕者供认，他是从亚·伊·波列扎耶夫那里听到这首歌的，因此它的作者可能就是波列扎耶夫。

    2 特务机关“沙皇办公厅第三厅”的办公室主任，本肯多夫的得力助手。

    3 佩利坎（1790——1873），波兰维尔诺大学教授和校长，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1830年的波兰起义。

    4 这类杰出天才中的新秀便是知名人士利普兰季，他提出了创办暗探研究院的建议（1858年）。————作者注（按：利普兰季是沙皇的警察和暗探头子。）

    5 这是另一个圣西门：路易·德·鲁弗雷·圣西门公爵（1675——1755），法国政治活动家，所写《回忆录》记载了路易十四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且文笔流畅，读者极广。

    6 原文是法文。

    7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曾任内阁总理等职。《法国革命史》是他的重要著作，共十卷。

    8 《地球表面灾变论》的“灾变”在法文中与“革命”是同一个词。

    9 这四个人是：赫尔岑，奥加辽夫，萨京，伊万·奥博连斯基。

    10 不言而喻，这是无耻的谎言，卑鄙的警察伎俩。————作者注

    11 见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第四幕第十一场：市长把铁匠抓去当兵，铁匠老婆认为按照法律，轮不到铁匠当兵。在她的一再追问下，市长最后说，铁匠“是贼，虽然他现在没有偷，以后总有一天会偷，这次不当兵，反正明年也得当兵”。

    12 哈兹（1780——1853），当时莫斯科监狱医院的医师，一个以自己的慈善行为著称于世的人物。

    13 原文是德文。

    14 原文是法文。

    15 乌特金（1796——1836），平民出身的画家，后死在狱中。

    16 伊巴耶夫（约生于1804年），被捕前是陆军中尉，后被流放至彼尔姆。

    17 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兄弟。

    18 拉赫京（1808——1838），赫尔岑的同学，他的小组的成员，被流放至萨拉托夫省，死在那里。

    19 索罗金，画家，与赫尔岑同时被捕，后被流放至科斯特罗马省，1842年回莫斯科。

    20 19世纪初意大利的秘密革命组织，宗旨是争取民族解放，消灭外国封建专制统治，后为“青年意大利”所代替。

    21 这是赫尔岑回忆1852年他的妻子在尼斯安葬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