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bsp;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熟悉一切，省长突然向我宣布，我已被调往维亚特卡，因为一个指定前往维亚特卡的流放者7要求调来彼尔姆————他有亲属在彼尔姆。省长希望我第二天便动身。这不可能；我本以为可在彼尔姆住一个时期，买了各种日用品，现在只得半价出售。在百般推托搪塞之后，省长才允许我多留两天，但有个条件：不准找机会与那个流放者见面。

    第二天我准备去出售马和其他杂物，忽然警察局长来了，要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我向他解释，省长已准我延期，警察局长给我看公文，公文上确实写得清清楚楚，要他在二十四小时内送走我。公文是当天发的，因此是在省长与我谈话之后。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警察局长说，“我们这位大人物要把延误的责任推在我身上。”

    “我们去戳穿他。”

    “走！”

    省长说，他忘了给我的许诺。警察局长便狡猾地问他，要不要重写一份公文？

    “何必多此一举！”省长简单地回答。

    “他的小辫子给揪住了，”警察局长得意扬扬，搓着双手道，“这个耍笔杆的官僚！”

    彼尔姆的警察局长属于军人出身的文官这一特殊类型。他们在军队中凑巧碰上了刺刀或子弹，受了一点轻伤，便优先退伍，取得了市长或庶务官之类的职务。

    在部队中，他们养成了一点心直口快的作风，记熟了各种格言，什么荣誉神圣不可侵犯，为人要光明磊落等等，对文书总是挖苦嘲笑。他们中的年轻一代读过马尔林斯基和扎戈斯金的作品，能背诵《高加索囚徒》8和《沃伊纳罗夫斯基》9的开头几行，一有机会便吟哦起来。例如，看见一个人吸烟，他们便念道：

    琥珀烟斗在他嘴上袅袅冒烟10。

    这些人毫无例外，都大言不惭地说，他们的地位比他们的实际价值低得多；仅仅为了糊口，他们才不得不走进这个“舞文弄墨的世界”。要不是贫穷，受了伤，他们可以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当上将军衔御前侍从武官。每人还会举出一位故人飞黄腾达的例子：

    “要知道，克莱茨和利迪格尔11是与我同时提升为骑兵少尉的。彼得鲁沙和阿廖沙当年跟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唉，你们瞧，我不是德国人，又没有靠山，才落得坐岗亭，当警察。你们想，一个正派人，又有我这样的才干，吃警察这行饭，心里舒服吗？”

    他们的老婆牢骚更多，每年要回莫斯科，借口母亲或者姑妈病重，想最后会一面，顺便就把不多几个钱，提心吊胆地存进当铺。

    他们便这样过了十五六年。丈夫一边怨命，一边鞭打警察，鞭打市民，讨好省长，包庇小偷，盗窃文件，反复吟哦《巴赫奇萨赖的喷泉》中的诗句。妻子一边怨命，怨外省生活，一边见钱就捞，掠夺求情的人，搜刮小店铺；她们喜欢月光之夜，因为可以不用点灯。

    我要作这份鉴定，是因为我开头受过这些先生的蒙蔽，真心相信他们比其他人好，其实根本不然……

    我离开彼尔姆时，只有一个人是我依依不舍，难以忘怀的。

    一次省长检阅流放者时，有个波兰天主教教士邀我上他家玩。我在他家遇见几个波兰人，其中一人默默坐着，一边沉思，一边吸一只小烟斗，那张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流露出无法排遣的苦闷。他的背有点驼，甚至肋部歪了，他的相貌属于那种不规则的波兰立陶宛人脸型，它起先使人惊讶，继而又吸引人。有些最伟大的波兰人的脸就是这样，如法杰伊·科斯秋什科。采哈诺维奇的衣衫证明他非常贫穷。

    过了几天，我在一条荒凉的林荫道上散步，那是彼尔姆的市郊，时间是5月下半月。青青的嫩叶正在发芽，白桦开花了（我记得这是桦树林荫道），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外省人不爱柏拉图式的散步。我徘徊了好久，最后望见另一头的田野里有一个人正在采集标本，或者只是攀折这一带那些单调而罕见的花草。那人抬起头来，我认出了他是采哈诺维奇，便朝他走去。

    后来我见过很多波兰事业的受难者；波兰斗争的史册上载满了为它献身的圣徒，但采哈诺维奇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他告诉了我，身穿将军制服的刽子手们，作为冬宫专制暴君的铁拳，如何迫害他们，我听了顿时觉得，我们的灾难，我们的牢狱和审问，简直毫不足道。

    在维尔诺12，那时有一个长官，他来自战胜的敌人那边，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叛徒穆拉维约夫13，他的不朽功绩在于说过一句历史名言：“他不属于那些被人绞死的穆拉维约夫，而是属于绞死他人的穆拉维约夫。”14从狭隘的、报复心重的尼古拉看来，好大喜功、专横暴戾的独夫最有价值，至少最讨人喜欢。

    将军们在刑讯室拷问波兰密使，密使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他们像丧失一切教养、一切高尚感情的暴徒一样对待犯人，知道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得到尼古拉的军用大衣的庇护，这件大衣上沾满了波兰蒙难者的鲜血和波兰母亲们的眼泪……这全民族的受难周还在等待自己的路加或马太15……不过他们必须知道，刽子手们会一个接一个给带到历史的耻辱柱前示众，在那里留下自己的名字。这将成为尼古拉皇朝的肖像画廊，与1812年将领的画廊遥遥相对16。

    穆拉维约夫对待犯人态度粗野，用下流话辱骂他们。有一次他大发雷霆，竟然走到采哈诺维奇面前，想当胸揪他的衣服，也许还想打他，可是在戴镣铐的犯人的目光逼视下，他退缩了，改变了声调。

    我猜想得到，这目光应该是怎样的。事隔三年，他讲起当时的情形，眼睛还炯炯逼人，额角和扭歪的脖子上青筋突起。

    “您上了锁链，还能干什么呢？”

    “我可以用牙齿咬他，用脑瓜顶他，用铁链打他。”他颤抖着说。

    采哈诺维奇起先被流放到上图里耶，这是彼尔姆省最偏僻的城市之一，位于乌拉尔深山里，常年积雪，远离一切交通要道，冬季几乎与外界隔绝。不言而喻，上图里耶的居住条件，比鄂木斯克或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更坏。采哈诺维奇孑然一身，在那里研究自然科学，从乌拉尔山上采集稀有植物，后来获得批准移居彼尔姆；这对他说来，处境已算有所改善了：他重又听到了自己的语言，会见了不幸的同志们。他的妻子留在立陶宛，写信给他，要从维尔诺省步行来探望他……他在等她。

    当我出乎意外被调往维亚特卡时，我去向采哈诺维奇告别。他住的小房间几乎空无一物；一只破旧的小皮箱放在寒碜的床边，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子，一把椅子，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具，它们使我想起克鲁季茨兵营的隐修室。

    我要离开的消息使他非常伤心，但他已经习惯了一切不幸的遭遇，因此过不一会儿，便露出了几乎是欢快的笑容，对我说道：

    “我之所以爱好大自然，就因为不论你给弄到哪里，谁也无法剥夺你享受大自然的权利。”

    我想留点什么给他作纪念，从衬衣上拉下一粒小小的袖扣，请他收下。

    “它不适合我的衬衣，”他对我说，“但我要把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带着它走进坟墓。”

    然后他想了想，突然走去翻箱子，找出了一只小袋子，从里边掏出一条很别致的 小铁链，拉下几节，一边递给我一边说：

    “这链条对我是很宝贵的，它与我另一时期一些最神圣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给您，只能给您几节。我从未想到，我这个立陶宛的流放者17会把它们送给俄罗斯的流放者。”

    我拥抱了他，与他告别。

    “您什么时候动身？”他问。

    “明天早上，但我不要您送行，我屋里已有一个宪兵一刻不离地守着了。”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未来比我幸福。”

    第二天早上九时，警察局长就到了我的住所，催我动身。彼尔姆的宪兵比克鲁季茨的驯服得多，他并不掩饰他的欢乐：在三百五十俄里的路上，他不愁没有酒喝了。一切准备就绪，我无意间抬头望望街上，忽然发现采哈诺维奇走过，我奔到窗口。

    “啊，多谢上帝，”他说，“我已经来回走了四次，想哪怕跟您远远告别一下也好，可您总不转过脸来。”

    我热泪盈眶，感谢了他。这温柔的、女性般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没有这奇遇，我对彼尔姆就毫不留恋了。

    ……从彼尔姆动身后，第二天黎明起，天下大雨了，雨一刻不停，下了一整天，在森林地带这是常有的。二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维亚特卡一个贫苦荒凉的山村。这一带没有驿站，只有一些不识字的沃恰克人在代行站长的职务，他们打开驿马使用证，看看上面盖的是一个印还是两个印，嘴里喊着“很快，很快！”立刻动手套马了，比有站长的地方还快一倍。我想烘干衣服，烤一下火，吃点东西。彼尔姆的宪兵同意我的提议，决定休息一两个小时。这一切是进村前讲好的。可是我走进黑洞洞的、不通风的农舍一问，才知道这儿什么也弄不到，甚至五俄里内没有一家饭铺；我有些惘然，打算立刻动身。

    我正在琢磨走不走的时候，来了一个兵，向我报告道，有一个押送犯人路过这儿的军官请我去喝杯茶。

    “太感谢啦，你的军官在哪里呢？”

    “就在附近的小屋子里，先生！”他说完就做了个从左向后转的动作，开步走了。

    我跟在他后面。

    军官年纪不轻了，中等身材，那张饱经忧患的脸说明他一生坎坷不幸，畏惧长官。无边的寂寞使他见了我十分殷勤。这是那种庸碌的好心的老军人，二十五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既未失职，也未升迁，正如一匹老马，拖着沉重的车子一天又一天地走去。

    “您要上哪儿，押送什么人？”

    “别问啦，一问我的心都碎了；唉，那种事只有上面知道，我们的责任是执行命令，不是负责；可是良心上不好过。”

    “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上面弄来了一群八九岁的小犹太人；是不是要把这些倒霉鬼送去当水兵，我不知道。起先命令把他们押往彼尔姆，后来忽然变了，要送往喀山。我负责押送一百来俄里，转交他们的军官对我说：‘这真是造孽，三分之一留在路上了。’”军官用手指了指地下，又道：“看来没有一半能走到目的地。”

    “是得了流行病吗？”我问，心里十分震惊。

    “不，不是什么流行病，他们只是像苍蝇一般死了。您想，这些小鬼这么虚弱，病恹恹的，像剥了皮的猫，一天走十来个钟头烂泥路，吃的又是干粮，怎么受得了；况且异乡客地，无父无母，没人怜惜，一遇伤风感冒，马上倒在地上死了。您倒说说看，他们这是为的什么，要把这些小家伙怎么办？”

    我没作声。

    “您什么时候动身？”

    “早该走啦，只是因为雨实在下得太大……喂，当差的，吩咐小鬼们集合！”

    孩子们给带来了，排成整齐的队伍；这是我见过的最骇人的景象之一————可怜的、可怜的孩子哟！十二岁、十三岁的儿童还能勉强支持，可是八岁、九岁的娃娃……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任何阴森的画笔恐怕也难以描摹。

    他们脸色苍白，筋疲力尽，神色惊慌不安，穿了肥大得不合身的士兵大衣，翻起领圈站在那里，露出无能为力的凄恻目光，望着正在粗暴地给他们整顿队形的警备队士兵。没有血色的嘴唇，眼眶下一圈圈青色的阴影，表明他们正在发热或者打冷战。这些病弱的孩子，没人照顾，没人抚爱，寒风却从北冰洋长驱直入，吹打着他们，要把他们送进坟墓。

    应该看到，率领他们的是一个忠厚的军官，他无疑是怜惜孩子们的。如果换了那些军政大员式的管理员呢？

    我握住军官的手，说了一句：“要保护他们。”便跑回了马车。我想哭，觉得再也忍耐不住……

    在尼古拉那邪恶的、不人道的皇朝的档案中，保存着多少无人知晓的弥天大罪呀！这些事我们已习以为常，因此不予重视，不加理会，听任它们消失在可怕的远方，无声无息地淹没在官厅沉寂的深渊中，或者扣留在图书审查机关的抽屉里。

    难道我们没有亲眼看到，普斯科夫的农民在饥荒之后，全家被强迫移居托博尔斯克省18，他们无衣无食，露宿在莫斯科的特维尔广场，最后还是多亏德·弗·戈利岑公爵私人掏钱，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1 原文系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三曲，是刻在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2 谢普金（1788——1863），俄国著名演员。

    3 1864年前，俄国的“县长”实际上不过是县法院的负责人，主管一县的警政，审理案件等，因此一般也译为“县警察局长”。

    4 即伊凡四世（1530——1584），俄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沙皇之一。

    5 即陪伴赫尔岑上大学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他也随赫尔岑一起去彼尔姆和维亚特卡。

    6 原文是拉丁文。据传说，一次恺撒坐船出征时遇到风暴，舟子很害怕，但恺撒相信自己不会死，便对他这么说。

    7 即赫尔岑的同学伊·阿·奥博连斯基。

    8 普希金的叙事诗。

    9 雷列耶夫的长诗。

    10 普希金的叙事诗《巴赫奇萨赖的喷泉》的第二行。

    11 都是当时在俄国军队中任职的德国籍将军。

    12 即维尔纽斯，在立陶宛。

    13 米·尼·穆拉维约夫（1796——1866），反动官僚，年轻时参加过最早的十二月党人组织“救国同盟”，1825年叛变投靠沙皇政府，后来参与镇压波兰起义。

    14 十二月党人中有好几个姓穆拉维约夫的人，沙皇官僚中也有不少姓穆拉维约夫的。

    15 受难周是纪念耶稣受难后的一周，在复活节前。路加和马太是指《圣经》中《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作者。

    16 1826年在彼得堡冬宫内建立了1812年卫国战争中俄军将领的肖像画廊。

    17 在历史上，波兰与立陶宛曾是一个国家，后来又同样受沙皇俄国的压迫，因此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起进行的。

    18 普斯科夫在彼得堡西南，托博尔斯克在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