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后，必然带来的后果。

    芬兰族居民中，一部分早在彼得大帝前已经受洗，另一部分在伊丽莎白女皇时期领了洗礼，还有一部分仍是异教徒。在伊丽莎白时期皈依的，大部分暗中仍信奉自己那悲苦的原始宗教。19

    每隔两三年，县长或警察所长总要带了神父，到各乡视察，了解沃恰克人中谁斋戒祈祷，谁不，为什么不。他们被处罚，关进监狱，鞭打，强迫交纳圣礼费。县长和神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证据，证明沃恰克人没有放弃从前的异教仪式。教会的密探和县衙门的传教士在那里闹得鸡犬不宁，搜刮大量罚金，制造“困难日子”，然后一走了事，让这里一切照旧，以便过一两年带了皮鞭和十字架再度光临，重演故伎。

    1835年，神圣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认为，必须使维亚特卡省皈依上帝，把车累米西族异教徒改造为东正教徒。

    这个改革是俄国政府推行的一切伟大德政的典范，它粉饰门面，自吹自擂，弄虚作假，然后冠冕堂皇地加以总结，使一些人大发横财，另一些人吃尽苦头。

    总主教菲拉列特派了一名干练的神父去做传教士，他名叫库尔巴诺夫斯基。这人患了俄罗斯病————虚荣症，一下去就雷厉风行，决心不顾一切，要把上天的恩惠送给车累米西人。起先他试图传道，但不久就厌烦了。事实上，靠这种老方法能收到多大效果呢？

    车累米西人一旦明白真相，就把自己的教士派来了。这些教士粗野、狂热、机灵，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对库尔巴诺夫斯基说道：

    “森林里有白桦，高大的松柏和云杉，也有矮小的香桧。上帝同样允许它们生长，没有命令香桧变成松柏。我们应该也像一片树林，彼此相安无事。我们可以是白桦，我们照旧是香桧。我们不妨碍你们，我们为皇上祈福，缴税纳捐，服兵役，可是不能背叛我们的神。”20

    库尔巴诺夫斯基看到，跟这些人没法商量，他也当不成基里尔和梅福季21的角色，于是去找县长。县长高兴极啦，他早想向教会表示自己的忠诚————他是没有受过洗礼的鞑靼人，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名叫杰夫列特-基尔杰耶夫。

    县长带了一队警察，以上帝的名义包围了车累米西人。几个村庄领了洗礼。圣徒库尔巴诺夫斯基做完感恩祷告，便去恭恭敬敬地领取大司祭的法冠了。鞑靼圣徒也因推广基督教有功，由政府授予了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

    不幸这位鞑靼传教士与马尔梅日地区的毛拉22不和。毛拉对一个信仰《可兰经》的穆斯林这么卖力宣扬福音书，大为不满。在伊斯兰斋月，县长把十字勋章挂在纽扣上，大摇大摆地走进清真寺，当然，站在大家前面。毛拉刚开始用鼻音读《可兰经》，突然停了，说他不能继续念经，因为有一个穆斯林戴着基督教勋章走进了清真寺。

    鞑靼人闹了起来，县长混在人群中溜走了，或者取下了勋章。

    我后来在内务部的刊物上，读到过车累米西人改信正教的这一光辉事迹。文章表扬了杰夫列特-基尔杰耶夫的热诚合作，可惜忘了加上一句，说明他愈是坚信伊斯兰教，他对教会的忠诚愈显得大公无私。

    在我的维亚特卡生活结束之前，国有财产管理总署的贪污盗窃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因此对它成立了清查委员会，并派人到各省进行检查。对国家农民23的新管理办法，便是从这时开始实行的。

    省长科尔尼洛夫24必须指派两名官员参加检查。我便是其中的一个。检查组里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悲惨，有的可笑，有的卑鄙。有些案件的标题就使我惊讶不已：

    “关于乡公所房屋不知去向及该屋地基图已被老鼠咬毁案”。

    “关于22笔国家免役金下落不明案”。这相当于十五俄里土地。

    “关于一名农家男孩瓦西里改为女性案”。

    最后这个案子特别有意思，我马上从头至尾读了一遍。

    这个假想的男孩瓦西里的父亲，在呈交省长的状子中说，十五年前他生了一个女儿，想给她取名瓦西里萨25，但是神父“喝醉了”，给这个女孩施洗礼时，把她叫做瓦西里，并写进了出生登记册。这个情况起先显然没有引起农民的注意，但是当他明白，征兵和人头税26马上要轮到他的家庭，他只得为这个“人头”向警察所提出说明。警察认为这事相当复杂，为了免得麻烦，便说这事已相隔十五年，时间太久，无法受理。农民去找省长。省长决定进行庄严的检验，派医师和产婆查证……同时发函与宗教事务所联系，但那个喝醉了酒、贞洁得连性别也分不清的神父已经死了，只得由继任的另一个神父到场。这样，案件拖了几年，说不定至今还有人怀疑这个女孩是男性呢。

    不要以为，这荒谬的推论是我当笑话讲的；根本不是，它完全符合俄国专制体制的精神。

    在保罗一世统治时期，有个近卫军军官进了医院，团长在这个月的汇报中却把这个军官报了死亡。不幸的是军官没有死，恢复了健康。团长要求他先回自己的庄园住一两年，希望找机会订正事实。军官同意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军官的继承人从公报中看到亲属死亡，无论如何不肯承认他还活着，眼睁睁遭受损失，坚决要求接管财产。活着的死者看到，他不得不再度死去，不是死在公报中，而是死在饥饿中，于是到彼得堡向保罗提出申诉。保罗亲手在他的状子上批道：“鉴于该军官已由朕明令公布身亡，申诉碍难受理。”

    这比我们的瓦西里萨-瓦西里一案更妙。在皇上的命令面前，粗俗的事实算得什么？保罗不愧是诗人和独裁制度的辩证学家！

    这片官场的沼泽不论怎样肮脏，怎样遍地泥泞，我还要讲几句话。对于无声无息地死于忧患的受难者，这些揭发不过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无足轻重的补偿。

    政府喜欢把无主空地赐给达官贵人。这并无大害，虽然为日益增加的人口保留这些土地，更加恰当。赐予土地的范围规定得相当详细：不准侵占航道两侧、建筑木材林、河流两岸，最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兼并农民业已开垦的土地，尽管农民对这些土地除了长期使用外，别无其他权利可言……27

    这一切当然只是一纸空文。事实上，把土地划归私人占有，已成为盗窃国家财富和迫害农民的万恶根源。

    获得了租赁权的达官贵人，通常把自己的权利出售给商人，或者千方百计通过省政当局，违反规定侵占某些特殊地段。奥尔洛夫伯爵领到的份地，便正好是萨拉托夫省的一条大路和一片饲养牲畜的牧场。

    因此毫不奇怪，一天早晨，科捷利尼奇县达罗夫乡的农民突然发现，从打谷场和住房起的整片土地，都已划归一些商人私人所有了，这些商人是从坎克林伯爵28的一个亲戚那里买到租赁权的。商人们规定了土地的租金。从此开始了诉讼。税务局已被商人收买，而且不敢得罪坎克林的亲戚，只好敷衍了事。但是农民不肯罢休，推派了两名能说会道的代表进京告状。案子到了最高法院。土地丈量局发现农民是对的，但不知道怎么办，便向坎克林请示。坎克林直截了当承认土地划分错了，但认为已无法归还原主，因为从那时以后，这片土地可能已经转卖，它的所有人对土地可能已作了各种改进。好在伯爵手中有的是国家土地，他愿意用另一边同等数量的土地赔偿农民。这么办皆大欢喜，只有农民不满意。首先，开垦荒地不是容易的事；其次，另一边的土地其实是不适宜耕种的沼泽地。达罗夫乡的农民主要从事谷物耕种，不是靠打野鸡山鹬过活的，因此他们重新上诉。

    这时税务局和财政部把新案子与旧案子分开，单独处理，找出了一条法律，根据这条法律，如果分到的土地不宜耕作，不是重分，而是增加一半数量。这样，它们下令除沼泽以外，再划出半个沼泽给达罗夫农民。

    农民又向最高法院上告，但是案子还没审理，土地丈量局已送来了新土地的平面图，图样照例是彩色精装的，用星号标明风向，还附有各种斜方形符号的相应说明，但主要是注明每俄亩应付款若干。农民们发现，不仅不给土地，还向他们趁机勒索，便干脆拒绝付钱。

    县长报告了秋法耶夫。秋法耶夫派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带了警察去强制执行。警察一到，立即逮捕了几个农民，打了一顿，平息了事端，还把“罪犯”送交刑事法庭审问。一星期中，警察局长喊哑了嗓门。几个农民受了笞刑，被押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

    两年后，皇太子路过达罗夫乡，农民们向他递了诉状。他下令调查案件。我为此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次审查结果如何，我不知道，只是听说，流放者赦回了，至于土地是否物归原主，则不得而知了。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著名的马铃薯暴动事件，以及尼古拉如何把彼得堡的文化福利带给流浪的吉卜赛民族。

    俄国农民不愿种马铃薯，这和从前全欧洲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仿佛本能在告诉他们，这是劣等食物，既不能长力气，也不能增强体质。然而精明的地主和许多国有村庄，在马铃薯恐怖发生前很久，已开始种“地苹果”了。但是俄国政府历来反对“自发倾向”，一切必须服从它的指挥棒，按照军法精神统一行动。

    喀山省和一部分维亚特卡省的农民种了马铃薯。马铃薯收成时，部里忽发奇想，要在各乡建立中心地窖。地窖计划制订了，命令下达了，地窖也挖好了；初冬时节，农民怀着沉痛的心情把马铃薯运进中心地窖。但是下一年春天，想强迫他们种冻坏的马铃薯时，他们拒绝了。的确，驱使人们去干显然毫无意义的蠢事，这是对劳动最粗暴的侮辱。这种反对便被说成暴动向上呈报了。基谢廖夫大臣29从彼得堡派了一个官员来，这人聪明能干，在第一个乡里向每人收一卢布，准许他们不种冻坏的马铃薯。

    到了第二个、第三个乡，他仍照此办理；但到了第四个乡，乡长坚决拒绝了，他既不种马铃薯，也不给钱。他对官员说：“你宽恕了某某乡某某乡，很明显，也应该宽恕我们。”官员想靠恐吓和鞭打解决问题，结果农民拿起棍棒，把一队警察赶跑了。总督派出了哥萨克。可是附近几个乡支援他们。

    最后当局动用了枪炮，可见事态的严重。农民离开家，分散到森林中。哥萨克把他们像野兽般赶出丛林，捉住后戴上镣铐，送到了科兹莫杰米扬斯克的军法处。

    事有凑巧，军法处内部警备队的老少校是个忠厚正直的人。他好心地说，一切都是彼得堡来的官员造成的。结果他遭到围攻，大家骂他，不许他讲话，恐吓他，甚至羞辱他，说他企图“陷害无辜的人”。

    审讯按照俄国惯用的程序进行：农民在审问时被鞭打，在判刑时被鞭打，在示众时被鞭打，在勒索钱财时被鞭打，打完之后被成批流放西伯利亚。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讯期间基谢廖夫赴各地视察，曾路过科兹莫杰米扬斯克。他应该可以到军法处走一趟，或者召见一下少校的。

    但他没有这么做！

    ……著名的杜尔古30看到法国人讨厌马铃薯，就把它发给包税商、供应商和他管辖的其他人，严禁命令农民种植。同时秘密通知他们，农民来偷马铃薯种子，不要拦阻。过了几年，法国一些地区就种满马铃薯了。

    从一切考虑，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这不是比用枪弹好吗？

    1836年，一群吉卜赛人来到维亚特卡，在田野上扎营居住。这些人从遥远的古代起就过着自由的流浪生活，带着不朽的熊学究和一字不识的孩子，带着医马术和星相占卜，干着小偷小摸的勾当，走南闯北，最远达到托博尔斯克和伊尔比特。他们逍遥自在地唱着歌，偷着鸡，可就在这时省长突然奉到皇上命令：凡无身份证之吉卜赛人（从来没有一个吉卜赛人有过身份证，这是尼古拉和他的大臣们都很清楚的），限于某月某日前，在公文到达时之屯居地，就近向当地城乡政府办理登记。

    限期届满后，又来了一道命令：全部适龄壮丁应即征召入伍，其余人员，除男性儿童另行安置外，一律送往西伯利亚永久流放。

    这道发疯的命令，使人想起《圣经》上关于整个种族遭到杀戮和惩罚，全部男丁惨遭屠杀的记载31；连秋法耶夫本人看到这公文也觉得有些棘手。他一边向吉卜赛人宣读这荒谬的命令，一边复文彼得堡，表示无法执行。为了登记，需要钱，需要得到当地居民同意，而当地居民不会轻易接受吉卜赛人落户，何况吉卜赛人是否肯在当地长期定居，也还不得而知。考虑到这一切，秋法耶夫要求部里给予宽容，延期登记，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功绩。

    大臣指示，期满之后，尼布甲尼撒32的命令应即执行。秋法耶夫不得已，派出一队兵包围了吉卜赛人；包围之后，警察局长率领一个警备营到达了那里。这以后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据说，妇女披头散发，号啕大哭，发疯似的奔来奔去，倒在警察的脚边，白发老妪拉住儿子不放。但是秩序胜利了，瘸腿的警察局长夺走了孩子，带走了壮丁，其余的人被押送到各地定居。

    然而孩子夺来以后产生了一个问题：把他们安置在哪里？靠什么钱养活他们？

    从前各省的社会救济署下面设有孤儿院，不必国库花一文钱。但是尼古拉的普鲁士贞洁观念认为它们对道德有害，撤销了这些机构。秋法耶夫只得自己垫钱，同时向部里请求拨款。部里办事一向虎头蛇尾，下令在未有处置办法之前，先把孩子送往养老院，由老头子和老太婆抚养。

    让小孩与垂死的老人住在一起，强使他们呼吸死亡的气息，并委托需要安宁的老人免费照料孩子……

    诗人的天才！

    为了不致间断，我把一年半以后的一件事放在这里一起叙述。它发生在弗拉基米尔省我父亲的领地上，那儿有个村长，是个聪明的农民，熟悉人情世故，平日做运输生意，自己有几辆三驾马车，在那个实行代役租的小村子里已干了二十来年村长。

    我住在弗拉基米尔的那一年，邻村农民托他送一个新兵；他自以为老于此道，带着绳捆索绑的未来的祖国保卫者，满有把握地驱车进城了。

    “老爷，事在人为呢。”他曾对我说，用手指捋着已有几茎银丝的淡黄大胡须。“前年我们要送一个小伙子去当兵，可这人生得这么瘦小、虚弱，大伙担心他不合格。嗯，我就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车轮不上油是转不动的，你们说说能出几个钱吧。’大伙合计了一会儿，决定出二十五个金币。我到了省里，在税务局讲了几句话，便直接去找主任，这是个聪明人，我早认识了，老爷。他吩咐我进书房见他，原来他脚痛，躺在沙发上。我把一切都给他讲了，他笑笑回答道：‘行，行，你讲吧，这东西带了多少来？你是个守财奴，我知道。’我掏出十个金币，放在桌上，深深鞠了一躬。他把钱拿在手里，掂了几掂，说道：‘可你知道，要钱的不是我一个啊，你还带着多少呢？’我回答他，十来个金币还办得到。他说：‘你看，这派得了什么用场啊？你自己算吧：医生两个，新兵验收员两个，文书，嗯，还有其他各种费用，反正至少还得三个。这么办吧，你把剩下的十个统统给我，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那么你给他了？”

    “当然给啦。就这样，新兵收下了，一切很顺利。”

    村长在这种扣除尾数的办法的熏陶下，习惯了这样的经济手腕，大概还拿惯了那五个金币（这些金币的命运，他没有提），因此对成功是充满信心的。他没有料到，在贿赂和接受贿赂的那只手之间，也会发生许多不幸。这时派到弗拉基米尔主持征兵事务的是侍从武官埃森伯爵。村长掏出一把金币塞进他的手里。可惜我们的伯爵像《努林》33的女主人公，“不是按祖宗的规矩”教育大的，而是在波罗的海的贵族学校中长大的，那里培养的是对俄罗斯皇帝的德意志式忠诚。埃森勃然大怒，大声呵斥，最糟的是还打了铃，文书跑进屋子，宪兵也来了。村长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穿制服而不要贿赂的人，以致吓得手足无措，没有抵赖，也没有发誓要请上帝做证，证明他从未行过贿，如果他有这念头，就让他的眼睛瞎掉，从此喝不到一口水等等。他只是像绵羊一般听凭摆布，给送进警察局，大概心里还在后悔，给将军的钱太少，以致得罪了他。

    但是埃森既未因自己良心纯洁而满足，也未因倒霉的农民饱受惊吓便善罢甘休，看来他是真的想在俄国根绝贿赂，惩办罪行，树立兴利除弊的榜样，因此为村长的险恶用心，给警察局，给省长，给征兵机关，都发了公函。农民给关进了监牢，送上了法庭。我们的法律又愚蠢而不合情理：行贿的农民（即使他是个老实人）和受贿的官吏，须同样办罪，因此案件变得很棘手，必须多方设法才能营救村长。

    我赶去找省长，他拒绝过问这事。刑庭庭长和参议们怕侍从武官干预，直摇脑袋。倒是侍从武官本人首先变愤怒为亲热，说他“决不想难为村长，只是教训教训他，审问一下，然后释放”。我把这话转告警察局长，他对我说：“坏就坏在这里，这些大老官都不懂事，应该简简单单把他送到我这里，我会抽他一顿背脊，叫他今后没有问清路切莫往前闯，然后放他滚蛋，这样大家都省事；可现在，只得让法院去磨洋工了。”

    这两种见解，巧妙而清楚地表达了俄罗斯帝国关于法律的观念，我一直忘不了它们。

    村长正好落在祖国法学的这两大极端中间，那里是最深的深渊，即刑事法庭。过了几个月，法庭拟定了判决书，要把村长先行鞭打，然后遣送西伯利亚永久流放。他的儿子，他全家人，纷纷找我搭救他们的一家之主。我也非常同情他，他遭受的是无妄之灾。我重又找庭长和参议，向他们证明，他们对村长这么严厉，结果只会害了自己；何况他们都很清楚，不行贿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的；最后还说，如果他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不相信“一切恩惠都来自上头，一切赏赐都来自天父”34，那么他们也会两袖清风，没有饭吃。我这么说情疏通，还打发村长的儿子去苦苦哀求，总算达到了一半目的。村长被判在狱中鞭打几下，仍留原地居住，但严禁再为其他农民出头办事。

    我看到省长和检察官同意了这判决，才高兴地松了口气，前往警察局，要求他们鞭打时手下留情；警察一半因为我亲自向他们求情，一半也因为可怜这个为司空见惯的小事吃尽苦头的倒霉鬼，而且知道他是有钱的农民，这才答应我只走走过场。

    过了几天，一天早晨，村长回来了，他比以前瘦了，头发也更白了。我发觉他虽然很高兴，还是心事重重似的。

    “你还愁什么啊？”我问他。

    “不如一下子干完的好。”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我是说，不知道他们多咱才给我行刑啊？”

    “他们没有鞭打你？”

    “没有。”

    “那怎么放你出狱啦？你现在不是回家吗？”

    “回家是回家，可心里总放不下鞭打的事，秘书是这么念的呢。”

    我确实也给弄糊涂了，最后问他，有没有发给他什么证件？他拿给我看，上面写着判决书，最后是这么写的：根据刑事法庭判决，在监狱牢房内鞭打之后，“发给本证明，并予释放出狱”。

    我哈哈大笑起来。

    “要知道，你已经给打过啦！”

    “没有，老爷，没有。”

    “哦，如果你不满意，不妨回去，要求他们补打一顿，也许警察会体谅你的苦衷呢。”

    看到我发笑，老头儿也笑了，怀疑地摇摇头，说道：

    “想不到有这么奇怪的事！”

    “真是不成体统。”许多人会这么说，但是请他们想一想，要不是这么不成体统，在俄国还能生活下去吗？

    1 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平民出身的政治家，曾成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大臣。斯佩兰斯基主张在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遭到贵族地主的反对，因而失宠，被流放。获赦后于1819至1821年任西伯利亚总督。

    2 韦利亚米诺夫（1771——1837），俄国军人，1827至1833年任西西伯利亚省长。

    3 谢尼亚温（1801——1851），1840至1845年间的莫斯科省长。

    4 这些办法都是15至17世纪俄国宗法社会的制度。赫尔岑曾主张以俄国宗法社会的所谓村社为基础，建立俄国的社会主义。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起义失败后，赫尔岑的这种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发展，但为时不久。

    5 彼得大帝改革市政，把商人分为两等，属于一等行会的是大商人和医师等，二等行会中是小商人和工艺师等。

    6 这使罗斯托普钦伯爵有理由挖苦佩斯捷利。他们两人在皇帝处用膳。皇上站在窗边问：“那儿教堂顶上……十字架上面黑黑的是什么？”罗斯托普钦答道：“我看不清楚，这得问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他的眼睛明察秋毫，能从这里看到西伯利亚发生的一切呢。”————作者注

    7 维罗纳在意大利，亚琛在德国。1815年，俄、普、奥三国结成“神圣同盟”，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沙皇亚历山大曾去这两地参加“神圣同盟”的会议。

    8 莫尔德维诺夫（1754——1845），沙皇的官员，经济学家。

    9 俄国将军，1822至1828年任西西伯利亚总督。

    10 穆拉维约夫（1809——1881），俄国将军，1847至1861年任东西伯利亚总督。

    11 我十分高兴地看到，纽约的报刊曾多次提到这句话。————作者注

    12 17世纪中叶，俄国为加强中央集权，按希腊教会统一宗教仪式，这遭到一部分坚决保卫“旧信仰”的神父及教徒的反对。这些人即被称为“分裂派教徒”。

    13 谢斯拉温（1780——1858）和菲格纳（1787——1813）都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著名军官，游击战的组织者。

    14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1768——1835）于1799年与俄国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没有执行弗兰茨的战略，因而在意大利连连获胜，但弗兰茨本人的军队却屡战屡败。

    15 西方流传极广的迷信观念，认为有的人生有“毒眼”，遇到它，人畜都得遭殃。

    16 二百卢布的纸币。

    17 彼得大帝时期发行的纸币，印有十字花纹。

    18 传说中的古罗马英雄。据说，在伊斯特拉坎国王波塞纳围攻罗马时，穆西乌斯·斯凯沃拉因行刺波塞纳失败被捕，在审问时，他为了证明自己英勇不屈，把手伸进祭台圣火中，眼看烈焰把手烧焦，仍不缩回。波塞纳被他的勇气打动，释放了他。

    19 他们的一切祈祷都归结为一些物质上的要求：种族连绵不绝，五谷丰登，牲口无病无灾等，此外别无其他。“优马拉神啊，让一头羊生下两头，一粒谷长出五粒，让我的孩子生下孩子。”这种对尘世生活和最低生活资料的忧虑，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悲惨不幸的被压迫生活留下的印记。魔鬼在他们那里与上帝同样受尊敬。我在一个村里看到一次大火，那儿的居民是混杂的，有俄罗斯人，也有沃恰克人。俄罗斯人忙着搬东西，叫喊，有一个酒店老板尤其突出。火不可能扑灭，但是在开始时抢救一些财物是很容易的。沃恰克人却聚集在一个小山岗上，号啕大哭，什么也不干。————作者注

    20 类似的答复（如果库尔巴诺夫斯基没有凭空编造），德国农民在被迫改信天主教时也说过。————作者注

    21 基里尔（827——869）和梅福季（约815——885）是弟兄，都是斯拉夫人中最早的传教士，为基督教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22 对伊斯兰教学者和宗教职业者的尊称，与阿訇差不多。

    23 从彼得大帝时起，俄国农民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是地主贵族私人所有的农奴，另一类是居住在国有土地上的农民，称为国家农民。当时西伯利亚的农民大多是国家农民。新管理法主要是加强了对这些农民的管理工作。

    24 从1837年8月起接替秋法耶夫的新省长。

    25 瓦西里是男人的名字，瓦西里萨才是女人的名字。

    26 人头税是彼得大帝时开始的，规定只向成年男子征收。

    27 在维亚特卡省，农民特别喜欢迁移。在树林中，经常会突然发现三四块新垦地。大片的土地和森林（其中的树木一半已被砍伐）吸引了农民，他们便把这些抛弃不用的“无主物”收归己有。财政部几次被迫批准这些土地归占有者所有。————作者注

    28 俄国大官僚，1823至1844年任俄国财政大臣。

    29 基谢廖夫（1788——1872），俄国大官僚，当时任国家产业部大臣。

    30 杜尔古（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六时期曾任财政大臣，进行各种改革，后因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

    31 指古代各民族的互相残杀，这些残杀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在《圣经》的《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中均有所记载。

    32 指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公元前630——前562），古代新巴比伦王国国王，曾攻占耶路撒冷，消灭犹太王国，因此在《圣经》中被描写为一个残暴专制的君主。

    33 指普希金的长诗《努林伯爵》。

    34 《圣经》中的话，见《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