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克里姆林宫管理处————莫斯科大学————化学家————我们————马洛夫事件————霍乱————菲拉列特————孙古罗夫案————瓦·帕谢克————列索夫斯基将军

    啊，那自由的、思想发光的年代，

    无限希望的年代，

    那纵情欢笑、对酒高歌、

    孜孜不倦、充满理想的年代而今何在？

    《感怀》1

    父亲不顾瘸腿将军的不祥预言2，还是央求尤苏波夫公爵让我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挂了个名。我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事情便算完了；此后我再没听到这事，直到过了三年，尤苏波夫派了一名宫廷建筑师来，这人说话老是粗声大气，仿佛站在五层的建筑架上向地面的工人发命令，他通知说，我已获得初级军官衔。顺便说一下，这些怪事实际上并无必要：任职取得的官衔，我通过学士考试一下子就能赶上，不必为了一个准尉头衔花两三年工夫。相反，这个挂名差事几乎害我进不了大学，因为大学校务会看见我是克里姆林宫管理处的官员，便不准我参加入学考试。

    公务人员有专为他们开设的夜校，它的学生只限于准备参加所谓“委员会考试”3，希望取得投考资格的人。一切有钱的懒汉，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凡是不愿服军役又急于捞取八等文官头衔的，都可通过这途径参加委员会的考试；这有些像转让给老教授们开采的“金矿”，他们暗中一堂课可收二十卢布。

    我的一生要从这种学习上的卡沃丁岔路4开始，远非我始料所及。我断然向父亲宣布，如果他找不到其他办法，我只得呈请辞职。

    父亲一听大怒，说我胡思乱想，妨碍了他替我安排的前途，骂那些怂恿我胡闹的教师，但看到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丝毫不能使我动摇，便决定去找尤苏波夫。

    尤苏波夫既是贵族老爷，又是鞑靼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把秘书叫来，命他写一张准假三年的证书。秘书有些为难，战战兢兢地报告道，没有皇上的批准，假期最多不能超过四个月。

    “真是废话，老弟，”公爵对他说，“这有什么难处？好吧，不能请假，你就写，我派他进修科学————上大学深造。”

    秘书写好了，第二天我就坐进了数理系的梯形教室。

    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在俄国教育史上和最近两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812年后，莫斯科大学的重要性随着莫斯科一起增长了。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作为沙皇首都的地位，拿破仑皇帝却有意无意地（主要是无意地）使它取得了俄罗斯人民的首都的地位。人民得知莫斯科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从痛苦的经历中意识到了与它血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那时起，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莫斯科大学日新月异，成了俄国教育的中心。它具备发展的一切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没有沙皇等。

    彼得堡在保罗一世之后形成的慷慨激昂的思想活动，由于12月14日事件而悲惨地夭折了。尼古拉带来的是五座绞刑架，流放、苦役和兵营，以及穿蓝制服的本肯多夫5。

    一切后退了，但怒火从心头升起，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潜伏深处的活动在展开。莫斯科大学巍然不动，从无边的迷雾中首先显露了头角。沙皇因为波列扎耶夫6事件憎恨它，派了编《卡卢加之夜》的少将亚·皮萨列夫7来当学区总监，命令学生穿制服，佩军刀，后来又禁止佩军刀。他为了几首诗，把波列扎耶夫送去当兵，为了几篇文章，把科斯捷涅茨基8和他的同学送进了兵营，为了一个半身塑像，断送了克里特斯基弟兄9的一生，为了圣西门主义放逐了我们。后来他又把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10派来当学区总监，从此不想再管这个“罪恶的渊薮”，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年轻人，从皇村学校和法政学堂毕业后，千万别跨进这个大学。

    戈利岑是个怪人，教授因病停课，他认为不合理，总是看不惯，因此规定要按次序由下一堂课的教师代课。这样，捷尔诺夫斯基神父有时就不得不在医院为妇科病作临床讲授，而产科医生里希特不得不去讲纯洁受胎11。

    尽管这样，失宠的大学的影响还是与日俱增；它像一个大水库，容纳着来自俄国各地和各阶层的年轻力量。在它的讲堂上，学生们清除了从家庭中沾染到的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然后又分散到了俄国各地和各个阶层中。

    1848年前，我国各大学的体制是纯粹民主的。它们的门为每一个人开着，只要他能通过入学考试，而且既不是农奴，也不是被村社放逐的农民。尼古拉篡改了这一切；他限制了入学条件，提高了自费生的学费，规定只有贫穷的贵族才能免费。这一切都属于不明智的措施，它们将随着俄国车轮上这个制动装置的最终覆灭而消失，与护照法12、宗教排他法令13等等一起送进历史的垃圾箱。14

    各种各样的青年来自上层，来自下层，来自南方和北方，在这里迅速汇集成一个团结的、友爱的集体。社会地位的不同，没有在我们中间发生侮辱性的影响，像我们在英国的学校和军营中看到的那样；我在这里没有提到英国的大学，因为它们仅仅是为贵族和富豪存在的。我们的大学生，如果谁要炫耀他的尊贵血统或万贯家财，他立刻会失去“火和水”15，遭到同学们的唾弃。

    学生之间那些表面的隔阂来自其他方面，而且并不很深。例如，医学系位在花园的另一边，与我们的接触不如其他系那么多；而且它的学生多数是教会中学毕业生和德国人。德国人不喜欢与别人来往，而且沾染了过多的西方小市民习气。至于不幸的教会中学学生，他们所受的教育，所有的观念，与我们存在根本分歧，我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他们是在僧侣的专制主义压力下长大的，饱读了修辞学和神学，羡慕我们的无拘无束，但我们对他们那种谦谦风度十分反感。16

    我进了数理系，尽管我从来都不怎么爱好数学，也没有太高的天赋。我与尼克一起，跟一个教师学过数学，我们爱他是因为他会讲各种故事和笑话。这个人谈笑风生，未必会对自己的学科产生什么特殊的兴趣。他的数学知识到圆锥曲线为止，也就是刚好满足中学生进大学的需要。作为真正的哲学家，他对数学的“大学部分”从来不存非分之想。最妙的是他只读一本书，而且反反复复读了十年，这就是弗朗凯尔17的《教程》。但是胸无大志，不慕名利的他，从未把这本书读完。

    我选择数理系是因为自然科学是在这个系里教的，正是在这几年，我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是一连串相当奇特的会晤引起的。

    1822年那次著名的分家，我已讲过了。那以后，“二哥”就移居彼得堡，一去之后音讯杳然，后来突然传说他结婚了。那时他已六十多岁，大家知道，除了一个成年的儿子，他还有别的子女。现在他便是与大儿子的母亲正式结婚，“新娘”也五十多岁了。正如古人所说，婚礼使儿子取得了“合法地位”。为什么不使所有的子女这样呢？如果不知道他的主要意图，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原来他怀有一个愿望：剥夺两位兄弟的继承权。让一个儿子取得“合法地位”，这就足以达到目的了。1824年洪水泛滥，老头儿坐马车给水淋了，患了感冒，一病不起，终于在1825年初死了。

    关于他的儿子，有各种离奇的传说。据说他生性孤僻，从不与人往来，常年独自困守书斋研究化学，与显微镜朝夕相处，甚至吃饭也手不释卷，还厌恶与女性接触。这种人《聪明误》已有所介绍：

    他是化学家，又是植物学家，

    我们的侄少爷费奥多尔公爵，

    见了女人逃之夭夭，

    甚至看到我也要躲避。18

    叔父们把对他父亲的不满，发泄在他身上，从不称他侄儿，只管他叫“化学家”，这个雅号在他们口中带有贬义，表示化学根本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儿。

    他的父亲生前百般虐待儿子，不仅以一个老色鬼厚颜无耻的淫荡生活侮辱了他，而且为自己霸占的那些女人与他争风吃醋。化学家有一次吞了鸦片，企图结束这不名誉的处境，亏得一个与他一起研究化学的朋友偶然救了他。父亲吓了一跳，去世前才对儿子温和一些。

    父亲死后，化学家遣散了那些不幸的女奴，给她们发了自由证；父亲定下的苛重租税，也被他减低了一半，还把历年的积欠一笔勾销。父亲在世时，每逢征兵，免役证是卖给仆人的，儿子却免费发给了他们。

    过了大约一年半，他回莫斯科来了。我很想见见他，我为了农民爱他，也为了他的叔父们对他的敌对态度而替他鸣不平。

    一天早上，一个中等身材、戴副金边眼镜的人来拜访我父亲。这人大鼻子，头发半秃，手指给化学试剂灼伤了。我父亲对他爱理不理的，话中带刺；侄儿以牙还牙，不差分毫；较量之后，他们便开始谈些不相干的事，表面上心平气和，分手时也客客气气，但彼此隐藏着敌意。我的父亲看到，他的对手同样是寸步不让的。

    他们后来从未和好过。化学家很少登门探望叔父们；最后一次他与我父亲见面是在参政官故世后，他要借三万卢布买地皮。父亲没有答应，化学家大为生气，一边用手揉鼻子，一边笑着对他道：“您不用怕担风险，我有祖传的田产，我借钱是为了改善它的条件，我没有孩子，我们是彼此的继承人。”七十五岁的老人始终没有宽恕侄儿这句狂妄的话。

    我不时去看他，他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在特维尔林荫道的一幢大房子里，他只住一间小房间，还有一间实验室。他的老母亲住另一间小房间，与他隔一条走廊。其余的屋子都空关着，保持着他父亲迁往彼得堡时的样子，丝毫未动。发黑的枝形大烛台，式样古怪的家具，各种古玩，仿佛彼得大帝从阿姆斯特丹买来的那种壁钟，仿佛来自斯坦尼斯拉夫·列琴斯基19府上的安乐椅，没有画的镜框，面朝墙壁反挂的画————这一切都随便放着，摆满了三间不生火、不点灯的大客厅。在前厅里，仆人平常就是弹托尔班琴20和吸烟（而以前他们在这儿是连呼吸和祈祷都不敢的）。一个仆人点了蜡烛，送我走过这“兵器陈列馆”21时，每次总提醒我，不要脱外套，客厅中非常冷。那些带角的奇形怪状的杂物上面盖着厚厚一层灰尘，反映在奇巧精致的大镜子中，随着烛光移动。地上，包装时留下的干草，剪剩的纸屑和绳子，都原封不动地到处躺着。

    沿着这些房间过去，最后终于出现了一扇挂着毯子的门，门内是炉火烧得通红的书房。化学家就在这里，穿了油污的灰鼠皮袍，从不外出，周围堆满了书，玻璃瓶，曲颈瓶，坩埚，各种仪器。这里现在是谢瓦利埃22的显微镜的天下，空气中还有一股氯气的臭味；几年来这儿一直进行着骇人的、令人不安的试验。但从前我就出生在这间书房中————我的父亲回国之后，弟兄失和之前，曾在这里寄居过几个月。我的妻也是1817年生在这幢房子里的23。两年后，化学家卖掉了它，但我仍来过几次，参加斯维尔别耶夫24的晚会，进行泛斯拉夫主义的辩论，对从不发脾气的霍米亚科夫25大发脾气。房屋翻修过了，但大门，过道，楼梯，前厅等等仍照旧，这间小小的书房也没有变动。

    化学家的日常起居更为简单，特别是夏天，这时他母亲去了莫斯科乡下，把厨师也带走了。他的听差在四点钟端了咖啡壶进来，把浓汤在壶里加水冲淡一些，放在各种毒药旁边的化学炉上煮开；然后又从小饭店买来半只松鸡和面包；这就构成了他的正餐。饭后，听差洗干净咖啡壶，让它继续执行它的天然使命。到了晚上，听差又进来把沙发上的一大堆书搬开，把父亲传给他的一张虎皮取下，铺上床单，放上枕头和被子，这样，书房就轻而易举变成了卧室，正如它兼作厨房和餐厅一样。

    从我们认识开始，化学家就看到，我是真心想读书的，于是劝我抛弃“空洞的”文学，“危险而徒劳无益的”政治，研究自然科学。他给我看居维叶26关于地质变化的演讲，德-康多尔27的《植物形态学》。看到阅读对我有效，他就向我推荐他收藏的那一大堆宝贝，那些仪器和植物标本，甚至表示愿意给我当入门的向导。一讲到他的专长，他就滔滔不绝，学问渊博，谈笑风生，甚至变得很可爱，但这是猴子也办得到的。从石块到猩猩，他都有兴趣，超出这范围，他就不愿过问了，特别是哲学，他认为只是一堆废话。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落后，只是对人不信任；他相信，利己主义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基础，它之受到遏制在一些人仅仅由于精神混乱，在另一些人则是由于愚昧无知。

    他的唯物主义使我十分反感。我们父辈那种肤浅而胆怯的半伏尔泰主义，与化学家的唯物主义不能相提并论。他的观点是冷静、彻底、全面的，它使我想起拉朗德28对拿破仑的著名回答。拿破仑对他说：“康德接受关于上帝的假设。”天文学家当即反驳道：“陛下，在我的研究中，我永远不需要这个假设。”

    化学家的无神论已超出神学的范围。他认为若弗鲁瓦·圣蒂莱尔29是神秘主义者，奥凯恩30则干脆是神经病。我父亲曾以藐视的态度丢下卡拉姆津的《通史》，他也以同样的轻蔑合上了自然哲学家的著作，说道：“这些人自己想出了最初的原因，神的力量，后来却因无处寻找它们，无法理解它们，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教育中培养出来的我父亲的另一版本。

    在一切生活问题上，他的观点更加枯燥乏味。他认为，人与野兽相同，对善恶不负多大责任；一切都是机体的作用，环境的作用，总之，是神经系统的构造问题，而人们对它的期望往往超过了它所能给予的。他不喜欢家庭生活，谈到结婚就害怕，还天真地招认，他活了三十来岁，从未爱过一个女人。然而这位冷若冰霜的人身上却存在着一股小小的暖流，这从他对老母亲的态度可以看到。他们同样受过父亲不少折磨，灾难把他们牢牢拴在一起。他对她关怀得无微不至，令人感动，尽量要让她安静地度过孤独多病的晚年。

    除了化学方面，他从不宣扬自己的理论，偶然吐露一点，也是由我引起的。我那些浪漫主义的哲学性反驳，他甚至不愿答复；他的回答总是简短的，讲时面露微笑，侃侃而谈，仿佛一头大猎犬在跟小狮子狗玩儿，任它撩惹，只是用爪子把它轻轻赶开。然而正是这种态度最使我生气，我不倦地一再发动攻击，始终未能赢得一寸地盘。后来，即过了十二年，我还多次想起化学家，也想起父亲对他的评论。不言而喻，我所反对的一切，四分之三都是他正确。但是我也并不错。我已经说过，有些真理像政治权利一样，不到一定年纪是不会取得的。

    化学家的影响促使我选择了数理系；也许我还是进医学系更好一些，我的微积分只得了中等成绩，后来又忘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没有自然科学，现代人就没有出路；不接受这种有益的营养，不对思想实行实事求是的严格训练，不接触我们周围的生活，不承认客观实际的独立性，那么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必然还保存着僧侣的隐修室，潜伏着神秘主义的种子，有朝一日它便会用愚昧的毒液侵蚀我们的全部理性。

    我大学毕业前，化学家已到彼得堡去了，直到我从维亚特卡回来，才与他再度见面。我婚后几个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去过几天，当时我父亲住在那儿。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与他最终和解，因为他仍为我的结婚在生我的气。

    路上，我在我们经常停留的彼尔霍什科沃村下车休息，化学家已在那儿等我，还准备了午膳和两瓶香槟。相隔四五年，他仍是那样，没有改变，只是老了一些。午膳前，他相当严肃地问我：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觉得家庭生活和结婚怎么样？有什么好处，还是没多大好处？”

    我笑了。

    “我很佩服您的勇敢，”他说了下去，“您使我惊讶；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是决不敢跨出这可怕的一步的。有人给我说过两三门亲事，对方都不坏，但我一想起我的房间中要出现一个女人来支配一切，安排一切，比如，禁止我吸烟（他吸劣等烟草），吵吵闹闹，弄得我不能安静，我便心惊胆战，宁可一辈子过独身生活。”

    “我是留在这儿过夜好，还是去波克罗夫村31？”饭后我问他。

    “这儿有您睡的地方，”他回答，“不过为您着想，您还是去的好，您可以在十点钟见到令尊。要知道，他还在生您的气。嗯，晚上临睡前，老人家的神经一般比较虚弱，精神萎靡，他对待您大概会比明天早晨好得多。到了早上，他精神十足，就不怕与您厮杀了。”

    “哈，哈，哈，我的生理学和唯物主义老师又来了，”我放声大笑道，“您的指教让我回想起那些幸福的时刻，那时我像歌德的华格纳那样，向您登门求救，我的唯心论一定叫您很讨厌，但您那些冰冷的教训，我听了也不免气愤。”

    “那以后您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回答，也笑了，“想必也已知道，人的一切作为不外是神经和化学成分决定的。”

    后来我们不知怎么不再来往，看来两人都不对……尽管这样，在1846年他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谁之罪》第一卷已问世，我有了些名气。化学家在信上说，他很担忧，看到我把才能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您那些《论研究自然的信》32使我与您和解了；从它们我理解了（按照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程度）德国哲学。为什么您不继续严肃的著述，却要写小说呢？”我复了他几行友好的话，我们的交往就此中断了。

    如果我这些文字能让化学家本人看到，我要求他在神经衰弱的时候躺在床上读完它们。我相信，那时他会原谅我这种友好的饶舌，尤其因为我对他还保留着真挚而和善的回忆。

    就这样，父母家中的隐士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进入了广阔的天地；代替那小房间中的孤独日子，那跟奥加辽夫一人半公开的小声聚谈，我的身边出现了七百人的热闹家庭。两个星期我便适应了这里的一切，觉得比在我出生以来一直居住的父母家中更习惯了。

    可是甚至在大学中，家庭的阴影还是跟踪着我：我的父亲派了一名仆人陪我上学，特别是我步行的时候。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在躲避这位保护人，最后总算正式办成了。我说正式，因为担负这任务的我的听差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不久就明白，首先，我不欢喜被人护送；其次，他自己也乐得到各种娱乐场所去溜达，这比待在数理系的前厅里愉快得多，在这里至多跟两个门房闲聊，彼此敬烟或独自吸烟。

    为什么要派人护送我？彼得这人从年轻时起就往往接连几天喝得醉醺醺的，难道他能阻止我干什么不成？我看，父亲根本没考虑这些，他只是为了使自己安心，才采取这措施，它尽管毫无效用，终究是一种措施，正如人们并不信神，仍要斋戒一样。这特点属于我们传统的地主教育。七岁前，我得让人搀着手，才准上下室内的楼梯，因为那楼梯有些陡；十一岁前，我得由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用木盆给我洗澡；因此非常合乎逻辑，我这个大学生得有仆人护送，而在二十一岁前，我不准在十点半以后回家。直到流放时，我才真正获得自由，真正独立生活；如果没有流放，那套规矩说不定会一直继续到我二十五岁……三十五岁。

    我像大多数在孤独中长大的、活跃的孩子一样，怀着满腔热诚，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每一个人，如醉似狂地高谈阔论，毫无顾虑，推心置腹地爱所有的人，这就自然而然从讲堂各处引起了热烈的回声，因为这里的青年几乎都是同一年纪的（我那时十七岁）。

    那些明智的守则（对大家要彬彬有礼，不要不拘形迹，不要相信任何人）也像我们一进大学就与我们形影不离的那个思想（我们的理想将在这里得到实现，我们将在这里播下种子，奠定联合的基础）一样，都促进了我们的相互接近。我们深信，从这讲堂上将形成一支队伍，它将沿着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血迹前进，而我们也在这队伍中。

    我们班级的年轻人是美好的。正是在这年纪，求知的渴望从我们心头一天天苏醒。教会中学的死记硬背，贵族子弟的懒散习气，同样消失了，然而德国功利主义还没有侵蚀我们，这种功利主义把人的积累知识看作土地的施加肥料，是为了增加收成。相当多的大学生不再把科学当成枯燥的，但也是必要的，取得八等文官头衔的捷径。他们考虑的问题与升官发财根本无关。

    另一方面，科学兴趣还没来得及退化成空谈理论；科学不是把人与周围的苦难生活隔开，对它不加干预。这种与生活的共鸣，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我们与我们的同学在教室中公开谈论头脑中想到的一切；禁诗的抄本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禁书被加上了注解传阅。尽管这样，同学中没有一个告密的，没有一个奸细。有些青年胆小怕事，他们回避，躲开，但仍保持沉默。33

    有一个没有头脑的孩子，他的母亲用皮鞭吓唬他，向他盘问马洛夫事件，他讲了一些。慈祥的妈妈（她是贵族和公爵夫人）马上求见校长，把儿子的密告作为他悔改的证明。这引起了公愤，人人责备他，终于使他没读完这一学年就退学了。

    马洛夫事件也使我坐了禁闭，它是值得在这里谈一下的。

    马洛夫是政治系一个愚蠢粗暴、不学无术的教授。学生藐视他，嘲笑他。

    有一次学监在政治系的课堂上问学生：“你们系里有多少教授？”

    “除了马洛夫有九位。”学生回答。

    就是这个应该算在九位教授之外的教授，对学生越来越凶恶了，学生决定驱逐他。他们商量好以后，派了两个代表到我们系里，要我带领后备部队支援他们。我当即进行动员，号召向马洛夫开战。几个人跟我一起去了，我们到达政治系教室时，马洛夫已在讲课，他看到了我们。

    每个学生脸上同样都露出了担心的神色，似乎怕他今天偏偏不讲一句粗暴的话。但担心很快过去了。挤得满满的课堂很不安静，到处是压低了嗓音的嗡嗡声。马洛夫开始训话，出现了用脚摩擦地板的声音。

    “你们像一群马，是用脚表示自己的思想的。”马洛夫说，他大概以为，马是用大跑和小跑来思想的。于是教室中沸腾了，啸叫和嘘声响成一片，喊声不绝：“叫他滚，滚！赶走他！34”马洛夫脸色变得像一张白纸，拼命想叫大家安静，可是办不到，学生跳到了座位上。马洛夫悄悄走下讲台，缩紧脑瓜，挤出了教室。全班学生跟在后面，穿过学校的院子，把他一直送到街上，从后面把他的胶皮套鞋扔给了他。最后这个情况很重要，在街上事情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谁会想到这一点呢？

    校务委员会慌了手脚，只得说服学区总监把事件私下了结，找几个闹事的学生或其他人关几天禁闭算了。这不失为明智的措施，否则，很可能皇上会派一个侍从武官来处理这事，侍从武官为了得十字勋章，势必把这事说成阴谋叛乱或暴动等等，建议把所有的人送去服苦役，然后由皇上恩赦，改为在兵营当兵。现在看见罪行已受到惩罚，德行已获得胜利，皇上于是下旨批准了学生的要求，罢免了教授。我们把马洛夫赶到校门口，他却把他赶到了校门外。在尼古拉的统治下，向来是败者必然倒霉35，但这一次我们不能埋怨他。

    这样，处理开始了。第二天饭后，校长室的门房慢吞吞走来找我。这个白发老头儿，学生给他酒钱，他总是恭恭敬敬照收不误，真正当作供他喝酒的钱，因此平常喝醉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他从大衣袖头翻出一张字条，说这是“教长”交给他的，要我晚上七时去见他。接着，一个俄籍日耳曼男爵家庭出身的学生，脸色煞白，慌慌张张跑来找我。他也接到了同样的请柬，成了我带去的那些倒霉的牺牲者中的一个。他一开口就大骂我害了他，然后要我出主意，他该怎么讲。

    “对一切尽量抵赖，矢口否认，只承认一点：吵闹的时候您也在教室中。”

    “校长会问，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教室里，要跑到政治系去？”

    “怎么为什么？您难道不知道，罗季翁·海曼36没有来上课，您为了不愿浪费时间，去听别的课了。”

    “他不会相信。”

    “信不信是他的事。”

    我们走进大学院子的时候，我看看男爵：胖胖的面颊非常苍白，总之情况不妙。

    “听着，”我说，“您可以相信，校长不会从您开始，一定从我开始；您只要换个方式照搬我的话好了。事实上您也没干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要忘记：为了闹事和撒谎，您至多给关几天禁闭；但是如果您胡说八道，在我面前牵连别人，我要告诉全班同学，让您不得安生。”

    男爵应允了，忠实履行了诺言。

    那时的校长是德维古布斯基37，一个典型的老古董，说得准确些，是莫斯科大火前，即1812年以前的老教授之一。这种人现在已经绝迹；一般说来，随着奥博连斯基公爵之离开学区总监的位置，莫斯科大学的家长制时期也结束了。在那个时期，学区对大学放任不管，教授上课不上课，学生到校不到校，都悉听尊便；学生到校也不穿轻骑兵军装似的制服，却打扮得奇形怪状，花花绿绿，戴着小鸭舌帽，连那一头少女似的鬈发也遮不住。教授分成两派，或者两类，彼此面和心不和；一派完全是德国人，另一派是非德国人。德国人中包括一些善良而学识渊博的教授，例如洛德尔、费谢尔、希尔德勃兰特和海姆本人38，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懂或不愿懂俄语，对学生漠不关心，满脑袋西方的雇佣思想，墨守成规，漫无节制地吸雪茄，胸前挂满十字勋章，从不取下。非德国人方面，他们除了俄语，不懂其他任何（活的）语言，国粹第一，迂阔浅薄，除了梅尔兹利亚科夫39一人，都没有地位，他们不是无节制地吸雪茄，却是无节制地喝酒。德国人大多毕业于格丁根大学40，非德国人大多出身于教士家庭。

    德维古布斯基属于非德国人。他道貌岸然，据说有一个教会中学出身的学生来拿表格，竟然走到他面前请他给他祝福，还一直称他“校长神父”。然而另一个主要只受过世俗教育的学生，却把他画成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的猫头鹰。他不时到我们教室来，陪伴他的有时是系主任丘马科夫，有时是科捷利尼茨基41（他是管那只标明“医药用品”的柜子的，这只柜子不知为什么一直放在数理系教室里），有时是赖斯（他是因为他的叔父精通化学，才从德国聘来的，他上课用法语，把“灯心”念成“棉花棒”，把“毒品”念成“鱼”，而“闪电”一词的发音简直不知所云，以致许多人以为他在骂人）。这伙人一到，我们便睁大眼睛看他们，像看一堆刚出土的文物，阿本塞拉吉人42的末代子孙。他们是另一时代的代表，这个时代离特列季亚科夫斯基43和科斯特罗夫44比离我们更近；那是读赫拉斯科夫45和克尼亚日宁46的作品的时代，好好先生狄尔泰47教授的时代；这个狄尔泰养过两只狗，一只经常叫，另一只从来不叫，因而他非常公正地称前者为“多嘴婆娘”，后者为“怕死婆娘”。

    但德维古布斯基决不是好好先生，他对我们气势汹汹，大发雷霆。我便向他胡扯一通，毫无礼貌，男爵也如法炮制，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得命令我们第二天早晨上校委会听候处置。我们在那里受了半小时的盘问、审讯，处分办法便呈交戈利岑公爵去批准了。

    回到班级，我把学校最高法庭的审问表演给同学看，可我还没表演五六回，突然一天上课开始前，学监（当过俄军少校的法籍舞蹈教员）带着军士，手拿命令光临了：我被判处禁闭。一部分同学送我出去，院子中已聚集了一群年轻人；显然，我不是头一个给带走的。我们经过时，大家招手，挥帽子，校警向后推开他们，但他们不走。

    牢房设在肮脏的地下室，我到达时那里已关着两个人：阿拉彼托夫和奥尔洛夫，安德烈·奥博连斯基公爵和罗森海姆关在另一间屋子，48一共六人因马洛夫事件受到惩罚。只准我们吃面包和水，校长送来一些汤，我们拒绝了，这做得很对；天刚黑，学校中没有人的时候，同学们就把干酪、野味、雪茄、葡萄酒和甜酒送来了。门岗很生气，唠唠叨叨，但拿到了几个钱，便把食物送了进来。半夜后，他走远一些，让几个同学进屋探望我们。我们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夜间吃喝，白天睡觉。

    学区副总监帕宁是司法大臣的弟兄，一贯忠于自己近卫骑兵的习惯，一天夜间忽然想要巡视大学地下室的国家监狱。我们刚在一张椅子下点亮蜡烛，免得外边看见亮光，动手吃我们的夜间早餐，外屋蓦地响起了敲门声，不是那种要求看守开门的轻轻叩击，那种不是怕人听不到、倒是怕人听到的声音。不，这是权威的敲门声，是命令开门。守兵愣住了，我们赶紧把瓶子和几个同学藏进小储藏室，吹灭蜡烛，奔回各自的铺位。帕宁进来了。

    “你们大概在吸烟吧？”他说，与打着灯笼、跟在背后的学监从浓浓的烟雾中露了出来。“他们从哪儿弄来的火，是你给的？”

    守兵发誓没给。我们回答，我们身边带有火绒。学监答应把火绒和雪茄全部没收，帕宁便走了，没有发觉帽子的数目超过人数一倍。

    星期六晚上，学监来宣布，我与另一位同学已可回家，其他的人要关到星期一。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要求学监让我留下。他退后一步，看了看我，姿态优美，神色威严，在芭蕾舞中，皇帝和英雄就是这样表现他们的愤怒的。他说了一句：“那您就待着吧。”便走了。最后这一越轨行为使我在家中受到的责备，比整个事件更多。

    这样，我头一次不在父母家中过夜，而是睡在禁闭室中。不久我又尝到了另一种监禁的味道，那已不是八天，而是九个月，九个月以后也不是回家，而是流放。但这已是后话。

    从此我在班级中获得了普遍的喜爱。本来大家公认我是好学生，马洛夫事件后，我像果戈理笔下的著名夫人49一样，成了一切方面都尽善尽美的好学生。

    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学到什么，学得很好吗？我认为：“能。”与40年代相比，当时的教学贫乏一些，知识面也窄一些。然而大学不应该是科学教育的终点；它的责任是使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腿继续走路，是提出问题，启发思考。有些教授正是这样做的，如米·格·帕夫洛夫50，另一方面，卡切诺夫斯基51那样的人也是这么做的。何况使大学生得到发展的主要不是讲义和教授，而是年轻人之间的接触，思想的交流，学习的切磋……莫斯科大学尽了自己的责任；教授们曾以自己的讲课帮助了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卡韦林52和皮罗戈夫53等人的成长，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打波士顿牌，更可以心安理得地长眠在九泉之下了。

    但他们中间也有一些怪物，一些叫人啼笑皆非的人物————从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丘马科夫到加夫里尔·米亚赫科夫54，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前者把普安索55教科书中的公式生搬硬套，以地主阶级随心所欲的特权任意增减字母，还把平方当作根，把X当作已知数；后者教的是世界上最硬性的科学————战术，由于经常与英雄事物打交道，他本人也具有了整齐的军人外表：纽扣直扣到咽喉上，领带没一丝皱纹；他讲课时像喊口令似的。

    “诸位！”他大喊道，“注意，炮兵部队！”

    这不是说他在指挥炮兵部队，不过是讲义上有这么一个标题。多么可惜，尼古拉没有视察过莫斯科大学，如果他看到米亚赫科夫，一定会提拔他当学区总监的。

    至于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赖斯，这位先生讲的化学从没超出化学三大元素中第二个大元素氢的范围！他当上化学教授，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的叔父研究过这门学问。叶卡捷琳娜皇朝末期，俄国去聘请这位老人，老头儿不肯来，便推荐了侄儿代替他……

    我们一共念了四年大学，因为霍乱流行时期，学校整整停课一个学期。这四年中最大的事件便是霍乱，洪堡56的莅临和乌瓦罗夫57的来访。

    洪堡从乌拉尔回来时，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协会在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这个协会的会员有大法官和省长等等，总之，是一些从来不研究自然科学，也不研究非自然科学的人。洪堡是普鲁士国王的宫廷大臣，沙皇又曾授予他安娜勋章，并下令免收材料费和证书费58，他的声望传进了这班人的耳朵。他们知道他登上过琴博腊索山峰59，居住过桑苏西宫60，因此决心不让自己在这位大人物面前出乖露丑。

    时至今日，我们对待欧洲人和欧洲，仍像外省人对待帝京的居民一样，百般奉承，自叹不如，把每一差异当作缺陷，为自己的特点脸红，尽力掩饰，以致总是低声下气，模仿别人。原因在于我们给唬住了，还没有从彼得大帝的嘲笑，比龙的侮辱，德籍官僚和法国教师的蔑视下解放出来。西方人议论我们心口不一，奸诈阴险，把我们的面子观念和自我吹嘘当作了存心欺骗。在我们这里，同一个人可以有两副面孔：既准备与自由派握手言欢，也乐意充当正统的保王党人；这不是什么别有用心，只是出于恭敬，为了讨好别人。在我们的颅骨上，取悦于人61的结节特别发达。

    德拉姆勋爵62有一次说：“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是真正的辉格党人，具有辉格党人的灵魂。”

    德·弗·戈利岑公爵是可敬的俄国贵族，但他怎么会是“辉格党人”，根据何在，这我就不明白了。事实不过是：公爵到了晚年，想讨好德拉姆，因此把自己打扮成辉格党人。

    在莫斯科和大学中，对洪堡的接待真是非同小可。总督，各种军政和非军政要员，枢密官，全都出席了，他们肩披绶带，穿上了全套官服，教授们也威风凛凛，身挂佩剑，腋下夹着三角帽。洪堡根本没料到这些，只是穿了一身金纽扣的藏青燕尾服来了，结果自然有些局促不安。从门口到自然科学家协会的礼堂，到处设下了埋伏：这儿是校长，那儿是系主任，这儿是初出茅庐的教授，那儿是即将退休、因而讲话慢条斯理的老专家，每个人都用拉丁文、德文、法文向他祝贺，而这一切都是在号称走廊的可怕的石隧道中进行的，在这里哪怕停留一分钟也非感冒一个月不可。洪堡对任何人都得摘下帽子，洗耳恭听，对每句话都得答复。我相信，他接触过的所有那些深红皮肤和青铜色皮肤的野蛮人，都不如莫斯科的接待那么使他暗暗叫苦不迭。

    他走进礼堂，刚刚坐下，又得起立了。皮萨列夫总监认为有必要用俄语发布一份措辞简短有力的命令，表彰这位著名的旅行家阁下的丰功伟绩。接着，“军官”谢尔盖·格林卡63又操起1812年的嗓音，用嘶哑低沉的声调朗诵自己的诗歌，它是这么开始的：

    洪堡————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64

    洪堡本想谈一下他对磁针的观察，把他在乌拉尔所做的气象记录，与莫斯科人核对。可是校长偏偏捧了用彼得大帝的御发编结的古玩，请他鉴赏……艾伦伯格与罗泽65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讲了一下他们的发现。66

    在非官方场合，我们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十年之后，莫斯科社交界对李斯特67的欢迎就一模一样。不错，德国人也为他做了不少蠢事，但在我们这儿性质完全不同。在德国，那是老处女的兴奋情绪，感伤心理，是撒鲜花68；在我们这儿却是对权威的顶礼膜拜，附庸风雅，是“久仰，久仰”。不仅如此，在这些捧场者心目中，倒霉的李斯特还成了风流倜傥的多情公子；闺阁名媛们包围着他，正如旅客在村道上套马时，农家孩子津津有味地围观他和他的马车、帽子……大家只听李斯特一人讲话，只与他一人谈话，只回答他的问话。我记得，一次晚会上，霍米亚科夫为我们可敬的公众红了脸，对我说：

    “让我们来争论一个什么问题吧，好叫李斯特知道，这屋里不是所有的人都给他迷住了。”

    我们的夫人们可以引以自慰的只是：英国妇女也这么挤来挤去凑热闹，站在一些名流面前问长问短，例如科苏特69，还有加里波第70等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但是谁想向英国女人和她们的丈夫学什么优美的风度，他活该倒霉！

    第二位“著名的”旅行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今天的普罗米修斯”，只是他不是从朱庇特71那儿，而是从人那儿窃走了光。这个普罗米修斯没有得到格林卡的讴歌，但是普希金为他写过致卢库卢斯的书翰诗72，此公就是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那时还不是伯爵）。他懂得的语言之多，知识之广博，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作为真正的学店老板，他通晓各门学科的样品，它们的牌号标记，或者不如说皮毛。在亚历山大皇朝时期，他用法文写过一些自由主义小册子，后来又与歌德用德文通信，讨论希腊文化。当上大臣之后，他大谈4世纪的斯拉夫诗歌，卡切诺夫斯基只得向他指出，那时我们的祖先正在与熊搏斗，还谈不到讴歌萨莫色雷斯岛73的神仙和仁慈的君主。他把歌德的信随身携带，当作营业执照。在信上，歌德对他作了极为有趣的赞美：“您不必为您的文体表示歉意：您达到了我所望尘莫及的水平————您忘记了德文文法。”

    这位当上了二等文官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74，发明了一套新的考试制度。他命令选拔优秀学生代替教授讲课，哪门课学得好就讲哪门，每人一课。系主任当然挑选最大胆的学生。

    这样的讲课继续了整整一周。学生必须对自己这门课的全部内容作好充分准备，由系主任抽签决定谁讲什么。乌瓦罗夫请来了全莫斯科的显贵。修士大司祭和大法官们，总督和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所有的人都到场了。

    我预定要在洛韦茨基75面前讲矿物学————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们的老人兰热隆在哪儿！

    我们的老人本尼森在哪儿！

    你已经不在人世，

    你也已不见踪影！76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洛韦茨基生得粗犷高大，行动迟缓，大嘴巴，四方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的豆绿色大衣有几层大小不一的领子，有些像第一执政时期77的式样。他在走廊上已脱下大衣，还没跨进课堂，便用平稳冷漠的声调（与他讲授的矿石非常相配）讲了起来：“在上一堂课中，我已把有关硅石的必要知识讲完。”然后坐下，继续道：“现在讲矾土……”他为记载矿石的性能创造了一套格式，它们千篇一律，从不改变，以致有些性质只能采取否定的记载：“结晶状况————不能结晶，用途————毫无用途，益处————毫无益处，只对机体有害……”

    然而他也有他的诗和道德规范。每逢他给我们看人造宝石时，讲完怎么制造它们以后，总要附带说一句：“然而，诸位，这是欺骗。”在农业方面，他认为如果公鸡“喜欢啼，追逐母鸡”，这是好的公鸡，是有道德的；公羊如果“膝上无毛”，这是它属于贵族的特征。他还会娓娓动听地描摹苍蝇怎样讲话，怎样在晴朗的夏天沿着树干散步，沾满一身树脂，于是便取得了琥珀的色彩；每次还得补充一句：“诸位，这是拟人法！”

    系主任叫我出去的时候，听众已经有些困了；两堂莫名其妙的数学课，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乌瓦罗夫要求讲得生动一些，讲课的学生得有“善于表达的舌头”。谢普金78指了指我。

    我走上讲台。洛韦茨基坐在旁边一动不动，两手搭在膝上，像门农或俄赛里斯79，但心中在担忧……我小声对他说：

    “我能在您面前讲课，感到很荣幸，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战士出征的时候，不要吹牛……”德高望重的教授斩钉截铁地回答，嘴唇微微翕动，没有看我。

    我差点笑出声音，但抬头向前一望，眼睛就发花了，我觉得脸色发白，舌头干燥。我从未在大庭广众中讲过话，可现在课堂上坐满了同学，他们都对我抱着希望。在讲台下，桌子后面坐着一排“社会名流”，还有本系的全体教授。我念了我拿到的题目，声音很不自然：“关于结晶，它的条件、规律和形态。”

    我正在考虑怎么开始，头脑中闪过了一个幸运的思想：如果我讲错了，教授们可能发现，但不会出声，至于别人，他们自己一窍不通，而同学们，只要我不在中途出丑就成了，因为他们喜欢我。于是我以阿维、维尔纳和密切利希80的名义，开始讲课了，最后用哲学推理结束这堂课；我始终面对学生，以学生作对象，而不是以教育大臣作对象。同学和教授纷纷跟我握手祝贺。乌瓦罗夫把我介绍给戈利岑公爵，但我只听到几个元音，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乌瓦罗夫说要给我一本书留念，可从未送来。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台，与这已完全不同。1836年，我在维亚特卡的绅士淑女和秋法耶夫81面前，扮演“乌加尔”，宪兵上校的妻子扮演“马尔法”。82我们排练了一个月，然而当前奏曲结束，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幕布可怕地动了几动，开始升起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怦怦乱跳，手有些发抖。我与马尔法在侧幕后面等待开场，她那么可怜我，或者那么担心我把戏搞糟，因此给了我一大杯香槟酒，但喝了酒我还是毫无起色。

    多亏国民教育部大臣和宪兵上校的关照，我在伦敦波兰人大会83上发言时，就不再神经紧张，由于爱面子而羞涩不安了。这是我第三次登台表演，退职的大臣乌瓦罗夫已由退职的部长赖德律-洛兰84所代替。

    但是，大学时代的回忆讲得太多了吧？我怕这是因为我老了，才对它们如此喋喋不休；现在，我只想就1831年的霍乱再谈几点细节。

    霍乱这字眼今天在欧洲已经并不陌生，在俄国甚至家喻户晓，以致有一位爱国诗人，把霍乱称为尼古拉一世的唯一忠实伙伴，可那时它还是首次在北方流行。骇人的传染病沿着伏尔加河向莫斯科进逼，弄得人心惶惶。夸大的谣言使大家充满恐怖，谈虎色变。疫病发展变幻莫测，有时停顿，有时跳跃前进，似乎已绕过莫斯科，可突然又传出了可怕的消息：“莫斯科发现了霍乱！”

    早晨政治系一个学生感到恶心，第二天在校医院死了。我们赶去看他的尸体。他瘦了，像生了一场大病，眼窝塌陷，脸变了形；他旁边躺着夜间得病的门房。

    学校宣布，它已奉命关闭。在我们系中，这命令是由工艺学教授杰尼索夫宣读的；他忧心忡忡，可能非常害怕。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们从各系向校部的大院子汇集，这群在瘟疫面前奉命疏散的年轻人有些依依惜别。大家脸色苍白，心情异常紧张，许多人惦记着亲戚朋友。我们与官费生（按检疫措施，他们与我们隔开了）告别以后，便三三两两各自回家。在家中，大家遇到的是醋酸和漂白粉的臭味，吃的是规定的饮食；即使没有氯气和霍乱，单单这种饮食就足以使人病倒了。

    奇怪的是，这个悲惨的时期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庄严的印象。

    莫斯科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平时看不到的公共精神赋予了它新的生命。马车减少了，悲伤的人群聚集在十字街头，谈论着下毒的人。运载病人的车子在警察的护送下缓缓驶过；人们站在两旁，让装满尸体的黑色大车通过。疫情公报一天发布两次。城市封锁了，就像爆发了战争；一个可怜的教堂执事在偷偷过河时给哨兵开枪打死了。这一切使人们提心吊胆，对疫病的恐怖取代了对权力的恐怖，居民怨声载道，不祥的消息接连不断：某某人病了，某某人死了……

    总主教下令全市举行祈祷。在同一天同一时间，神父们手执神幡，在各自的教区巡行。惊慌不安的居民汇集街头，在神父们经过时赶紧匍匐在地，含着眼泪祈求赦罪。本来跟上帝不拘形迹的教士，也变得严肃和虔诚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走向克里姆林宫；那儿的广场上，总主教在无数高级教士的陪同下，正跪在地上祈祷：“我父呀，求你叫这杯离开吧。”85六年前，就在这个地点，他曾为十二月党人的惨遭杀害而感谢过上帝。

    菲拉列特是一个反政府派主教，他为了什么反对政府，我始终不明白。除非是为了他个人。他聪明，有学问，精通俄语，成功地把教会斯拉夫语引进了俄语；但这一切都不可能给他任何理由，使他成为反对派。人民不喜欢他，称他为共济会员，因为他与亚·尼·戈利岑公爵关系密切，于圣经会86炙手可热的时期在彼得堡替它做过宣传。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禁止读他的《教义问答》。他为人专横，属他管辖的教士都怕他。看来，他与尼古拉的彼此仇恨，正是由于互不服气。

    菲拉列特善于狡猾而巧妙地贬低世俗权力，他的讲道流露出一种模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那种拉科代尔87和其他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所传播的信仰。菲拉列特从主教的崇高讲台上宣称，人从来不可能是别人的合法工具，人与人之间只能是相互服务的关系。这话是他在一个半数是奴隶的国家中讲的。

    在麻雀山流放罪犯的临时羁押站上，他对囚犯们说：“世俗的法律审问你们，放逐你们，可是教会赶来找你们，希望再对你们讲一句话，再为你们祈祷，祝福你们路上平安。”然后，他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说：“你们受了惩罚，已勾销了过去的罪孽，面临着新的生活，可是在其他的人们中间（看来，这其他人除了官吏，都并不在场）还有着更大的罪犯。”他举了与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作例子88。

    在为霍乱举行的祈祷中，菲拉列特的讲道超过了他以前所讲的一切；它的内容是说，上帝为了惩罚大卫，派天使找他，要他从战争、饥荒和瘟疫中选择一种，大卫选择了瘟疫。89皇上一到莫斯科就勃然大怒，派宫内大臣沃尔孔斯基公爵去把菲拉列特大骂了一顿，还威胁他，要把他送往格鲁吉亚当主教。大主教只得低头认错，向各教堂发了新的指示，说明第一次讲道文绝非影射笃信宗教的皇上，大卫————这是我们自己，罪孽深重的我们。理所当然，那些本来不理解它的意义的人，现在也恍然大悟了。

    莫斯科总主教就这样起了反对派的作用。

    祈祷正如漂白粉一样，并不能制止霍乱的传播；疫情仍在蔓延。

    1849年霍乱最猖獗的时期，我一直留在巴黎。它来势凶猛，可怕极了。六月的炎热更助长了它的气焰，穷人像苍蝇一样死去，市民们纷纷逃离巴黎，其余的人闭门坐在家中。政府忙于全力应付革命者，不想采取切实的措施。捐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贫苦的劳动者只得听天由命，医院没有足够的病床，警察所没有足够的棺木，在挤满各种人家的房子里，尸体停在室内往往两三天无法掩埋。

    莫斯科不是这样。

    那时的总督是德·弗·戈利岑公爵，这人软弱，但是正直，有见识，很得人心，他召集莫斯科上层人物，按照家常办法，即在没有政府特别参与的情况下，安排好了一切。当地的知名人士————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组成了委员会，每个委员分别负责莫斯科的一个区域。几天内开办了二十家医院，没有花政府一文钱，一切都靠捐款。商人捐献了医院必需的一切————被子，床单，防寒衣服，供应正在康复的病人。青年人义务担任医护工作，免得捐款一半落进办事人员的腰包。

    大学没有袖手旁观。整个医学系，包括学生和医师，都向霍乱委员会报了名，听候调遣。他们被分派到各医院，直至瘟疫结束没有离开。三四个月中，这些优异的年轻人在医院中担任了主治医师、医士、看护和办事员————这一切都是没有报酬的，而且正是在人心惶惶、最害怕传染的时期。我记得，有一个小俄罗斯学生90，好像名叫费茨赫拉罗夫，霍乱开始时，因家里有重要的事请了假。在学期中间，假期是很难批准的，他好不容易请准了假，正准备动身。就在这时，学生们分头向各医院出发；这个小俄罗斯人把准假单揣进口袋，随大伙儿一起走了。等他离开医院时，请假单早已过期，他却毫不介意，一笑置之。

    莫斯科外表上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光知道闲谈、祈祷和结婚，其他什么也不管，可是一旦必要，它就会蓦地醒来，在暴风雨君临俄罗斯上空的时候挺身而出，无所畏惧。

    1612年它在血泊中与俄罗斯结合91，1812年的战火更使它们熔合在一起。

    它向彼得低头，因为俄国的未来握在他残忍的手掌中。但是它怀着怨恨和蔑视，在自己的城墙内接待那个被丈夫的鲜血染红的女人92，那个不知悔改的麦克白夫人93，不属于意大利血统的露克兰修·博尔吉亚94，德国种的俄国皇后，以致她只得蹙紧眉头，噘起嘴唇，悄悄离开了莫斯科。

    拿破仑也是紧锁双眉，噘起嘴唇，在德拉戈米罗夫城门等待莫斯科的钥匙，焦急不安地玩弄他的烟嘴，揪他的手套的。他不习惯独自走进别国的城市。

    但是莫斯科没有向他低头，95

    正如普希金所说，它送给他的是一场大火。

    霍乱来了，这个人民的城市又变得情绪激昂，充满活力了！

    1830年8月我们去瓦西里耶夫庄园，照例在彼尔霍什科沃村的拉德克利夫式城堡96稍事逗留，吃了饭，喂了马，再继续赶路。巴凯已把毛巾束到腰上，喊了声“走！”突然一个人骑了马飞驰而来，做手势要我们停下。这是参政官的前导马驭者，他满身灰尘，汗流浃背，从马上一跃而下，递给我父亲一封信。这封信带来了七月革命的消息！————两份《辩论日报》97附在信内，我把它们读了一百遍，甚至都背得出了；这时我在乡下第一次感到了寂寞。

    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查理十世98那消瘦的身体刚隐没在圣卢德宫的雾影中，比利时燃烧起来了99，“平民国王”100的宝座开始动摇，一股热烈的革命气息吹进了舆论和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一切重又成了宣传和斗争的工具。

    法国革命戏剧的舞台装置和布景，那时的我们还一无所知，因此对一切都信以为真。

    谁希望知道，七月革命的消息对年轻一代的强烈影响，他不妨听一下海涅的话。海涅在赫尔戈兰岛听到这事后写道：“异教的大神潘死了。”101这不是虚假的热情：三十岁的海涅正如十八岁的我们一样，被它所吸引，为它而陶醉。

    我们密切注视着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注视着震惊人心的问题和激昂慷慨的回答，注视着拉斐德将军和拉马克将军102；我们不仅熟知，而且热爱当时的一切活动家（当然是激进的活动家），珍藏着他们的肖像，从马纽埃尔和邦雅曼·贡斯当起，到杜邦·德雷尔和阿芒·卡雷尔为止103，都在我们的关心之中。

    在这热火朝天的时代，突然一声巨响，像一颗炮弹在我们身旁爆炸，传来了华沙起义的消息。这已经并不遥远，是在自己家里，我们噙着热泪，互相凝望，反复吟哦心爱的诗句：

    不，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104

    我们为狄比奇105的每一挫折而欢呼，不相信波兰人的失败；我立刻在我的圣像壁上增加了塔杜什·柯斯丘什科106的画像。

    就在这时期，我第二次见到了尼古拉，他的脸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贵族为他举行一次舞会，我正好站在大厅上面的回廊中，可以尽量观察他。他那时还没留胡髭，相貌显得年轻，但是与加冕典礼时相比，脸部的变化是惊人的。他站在圆柱旁边，凶恶地、冷漠地凝视着前方，可是没有看任何人。他瘦了。从这张脸上，从这对铅一般的眼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波兰以至俄国的命运。他觉得震惊，害怕，他怀疑107王位的巩固，准备为他所受的痛苦、恐怖和疑虑进行报复。

    征服波兰之后，这个人把郁积的仇恨全部发泄出来了。不久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从他登基起就布置在大学周围的特务网开始收紧了。1832年，我们系的一个波兰学生突然失踪。他是靠官费派来求学的，因此违反他本人的志愿，给安排在我们班上。我们认识他以后，发现他为人谦逊，性情忧郁，我们从未听他说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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