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家庭生活细节————俄国的18世纪人物————我家的一天————客人与常来的人1————佐年贝格————听差及其他人

    我的家死气沉沉，一年年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如果不是快进大学，不是新的友谊，不是醉心于政治，不是性格活跃，我不闷死，也得离家出走。

    我的父亲心情舒畅的时候极少，他总是对一切不满。他天生绝顶聪明，观察力敏锐，又博闻强记，见多识广；作为一位“完美的”绅士，他本来可以成为非常可爱和有趣的人，但他偏不愿这样，以致日益陷入了孤僻、任性、与世隔绝的状态。

    很难说，究竟是什么把忧郁和愤怒带进了他的血液。他一生不曾有过热情奔放的时期，不曾有过重大的不幸、错误和挫折。他那种恶意的嘲笑，那种充满在灵魂深处的恚恨，那种对人的猜疑和疏远，那种折磨着他的烦恼，根源在哪里，我始终想不明白。莫非他藏着从未向人透露过的某种回忆，进入了坟墓，或者这不过是18世纪和俄罗斯生活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事物互相渗透的结果，而作为媒介的第三者又是好逸恶劳的地主习性，它也大大助长了那种违反常情的发展。

    上世纪在西方，特别在法国，产生过一批杰出的人才，他们既带有摄政时期2的一切弱点，又具备斯巴达和罗马的全部力量。这些集福布拉斯3和雷古卢斯4于一身的人物，打开了革命的大门，首先冲了进去，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地奔向断头台的“窗洞”。在我们这个世纪，这种完整、刚强的性格已如凤毛麟角，相反，在上个世纪这种人却到处都是，甚至在不需要他们的地方也出现了他们，以致除了变成畸形怪物，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在俄国，受到这股强大的西方风气侵袭的人，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俊杰，却成了别开生面的怪人。在国内，他们是外国人，在国外，他们还是外国人。这些游手好闲的旁观者，对俄国说来已被西方的偏见所败坏，对西方说来又已被俄国习俗所腐蚀。他们成了一种无用的智力，终于在反常的生活、感官的享乐和极端的利己主义中葬送了一生。

    在莫斯科，属于这类人的，首先是以智慧和财富著称的俄国大贵人和欧洲大阔佬，鞑靼公爵尼·包·尤苏波夫5。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白发的老风流和“自由思想家”，那一切马萨利斯基、桑季6和其他人。他们全都相当聪明而有学问，然而却无所事事，只能纵情声色，优游岁月，自我陶醉，认为一切罪孽不过是逢场作戏，并把口腹之欲夸张为精神需要，又把男女之情归结为官能之乐。

    老怀疑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尤苏波夫是伏尔泰和博马舍、狄德罗和卡斯蒂7的朋友，他确实是富有艺术鉴赏力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到阿尔罕格尔庄园走一趟，看看他收藏的美术品就行了————如果他的继承人还没有把它们胡乱变卖的话。他是在大理石雕像、画中的和活的美人中间，度过他八十年的豪华生涯的。在他市郊的府邸中，普希金与他谈过话，写过一首美妙的书翰诗献给他8；贡扎加9在那里作过画————尤苏波夫把自己的剧场献给了他。

    根据我父亲所受的教育，他在近卫军服役的经历，他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他也属于这类人。但是无论他的性情还是他的健康，都不允许他把轻浮生活过到七十高龄，于是他只得转向相反的极端。他想为自己建立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等待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因为他这种安排主要考虑的只是他自己。于是坚强的意志一变而为顽固的怪癖，无所事事的精力损害了性格，使它成了别人的负担。

    他受教育的时候，欧洲文明在俄国还是个时髦的玩意儿，以致所谓受教育便是尽量摆脱俄国的一切。他终生写法文比写俄文熟练而准确。他名副其实没有读过一本俄文书，包括《圣经》在内。当然，其他文字的《圣经》，他也从不想读，关于福音书的内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到一点梗概，从来不想作进一步的涉猎。不错，他敬重杰尔查文和克雷洛夫10，因为前者写过一首颂诗，纪念他的舅父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逝世；后者曾与他一起为尼·尼·巴赫梅捷夫11的决斗作过公证人。有一次我的父亲打算拜读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因为他听说亚历山大皇上正在阅读此书，但结果仍半途而废，轻蔑地说：“老是谈那些伊谢斯拉维奇和奥尔戈维奇12，谁有兴趣管这类闲事呢？”

    他直言不讳，公开鄙视人————所有的人。在任何场合，他都不想依靠别人；我不记得，他曾低声下气向别人恳求过什么，他自己也从不为别人做任何事。在与外人的交往中，他只要求一点：遵守礼节；外表，礼貌13便是他的道德标准。不少事他可以原谅，或者不如说，不加理会，唯独违反规矩和礼节的事，往往使他怒不可遏，当即失去一切耐心，决不宽恕和谅解。对这种不合理现象，我一直感到不平，最后才弄明白，原来他抱有一个成见，认为凡是人一切坏事都干得出，其所以不干，不是由于没有必要，便是由于尚无适当机会；他把违背礼节看作人身侮辱，看作对他的不敬，或者“小市民习气”，照他的意见，这种习气是与人类的正常交际格格不入的。

    他常说：“人心难测，谁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哪有闲工夫管别人，反复推敲他们的心思；但是没有修养、不懂礼貌的人，我羞于与他待在一间屋子里，他对我是个侮辱，是一种冒犯。他可能是世上最善良的人，死后可以超升天国，然而我不需要他。生活中最要紧的莫过于礼数，这比超人的智慧和一切学问更重要。立身处世必须合乎身份，不可锋芒毕露，待人接物也得谦恭有礼，切勿不拘形迹。”

    一切放任不羁的行为，开诚布公的作风，我父亲都不以为然，称之为不拘形迹，正如他把一切感情称为感伤一样。他一向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超脱这一切琐事的人；但这是为什么，目的何在？他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为什么甘愿为它牺牲内心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位通晓人情世故的老人，打心眼里鄙视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冷酷无情的法官，又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尽管有时也对他反唇相讥，却是被他所征服的；为了一个病夫，这个病夫常年在外科手术刀下讨生活；为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本来天真活泼，在他的压力下却滋长了反抗精神；14此外，就是为了十来个他不当人看待的奴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与耐心，多么顽强的意志才能办到啊！然而他不顾年老多病，还是一丝不苟地演完了这个角色。确实，人心深不可测。

    后来我被捕的时候，以及接着被押送流放的时候，我看到老人的心与爱，甚至与慈祥，也并非像我设想的那样毫无因缘。但我从未为此感谢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受我的感谢。

    理所当然，他不是幸福的：时刻提防别人、对一切都不满的他，怀着一颗不自在的心，目睹的是他在全体家人身上引起的不快和敌意。他看到，他一来，笑容怎样从人们脸上消失，谈话怎样突然中止。他为此烦恼，曾带着冷笑提到这事，但没有作任何让步，仍以最大的坚韧我行我素。冷嘲热讽，那种刻毒而充满蔑视的讥刺，是他运用自如的武器，他用它对付仆人，也用它对付我们。但是一个少年什么都能忍受，唯独受不了挖苦。事实上，早在入狱之前，我已与父亲貌合神离，站在男女仆人一边，对他展开小小的战斗了。

    此外，他使自己相信，他身罹重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除了家庭医生，还有两三位大夫为他治病，一年至少有三次会诊。客人看见他老是愁眉苦脸，抱怨体弱多病，啰啰唆唆总那么几句话，实际上他的健康又根本不那么坏，便逐渐不再登门了。父亲为此怄气，但从未责怪一个人，也不邀请任何人。可怕的寂寥统治了整个屋子，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夜，一排穿廊房间空空荡荡，只有两盏灯孤零零地点在那儿。老头子弯着腰，反剪双手，穿了像毡鞋的羔皮或呢子靴子，戴着丝绒小帽，裹紧白羔羊皮袄，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陪伴他的只有两三只棕毛狗。

    随着忧郁症的发展，他对微不足道的物品也越来越吝啬了。他的领地经营得杂乱无章，害了他，也害了农民。村长和派往各地的代理人，掠夺种田的，也掠夺老爷；然而眼前看到的一切，却受到了加倍严格的管理，蜡烛被当成了宝贝，和醇的法国葡萄酒换成了发酸的克里米亚酒。可是与此同时，在一个村庄里，整片的树林被人砍伐一空；在另一个村庄里，人家又把他自己的燕麦卖给他。他手下豢养了一批享受特权的窃贼；有一个农民，他提拔当了莫斯科的收租人，每年夏季给派去监督村长，检查菜圃、森林和各种农活，过了十来年，这个农民便在莫斯科购置了房产。我从小讨厌这位不拿皮包的大臣，有一次他竟然当我的面，在院子里鞭打一个老农，我一怒之下，揪住他的胡须，气得几乎昏倒。这以后，我一看见他就冒火，直至1845年他死了为止。我曾不止一次对父亲说：

    “希库恩从哪里来的钱买房子？”

    “这就是不喝酒的好处啊，”老头子回答我，“他是从来滴酒不入的。”

    每年快到谢肉节时，奔萨省的农民从克伦斯克县运来实物地租。一辆辆破旧的大车跋涉了两个来星期，满载着猪胴、小猪、鹅、鸡、谷子、黑麦、蛋、黄油，以至手织粗麻布等等。克伦斯克农民的到达对全体仆人说来，无异是一个节日，他们掠夺农民，任意勒索，尽管他们毫无这种权利。车夫要向农民收井水费，不出钱就不准汲水喂马；婆娘们要收屋内的取暖费。他们必须向前室的显贵进贡，这人一只小猪、一块毛巾，那人一只鹅、一罐黄油。他们待在老爷家中的时期，仆役们一直在大吃大喝，煮鱼汤，烤猪肉，前室中不断送来洋葱、炸肉和刚喝下的烧酒的香味。到了最后两天，巴凯干脆不再在前厅露面，他衣冠不整，只披一件旧仆役大衣，不穿坎肩和上装，坐在厨房的过道里。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15显然变瘦了，老了，脸也黑了些。我父亲对这一切都处之泰然，不以为意，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

    父亲点收了冰冻的家禽之后，便出现了一幕滑稽剧，奇怪的是它每年照例要重演一遍。父亲把厨师斯皮里东叫来，打发他上禽畜市场和斯摩棱斯克市场打听价钱。厨师带回的是神话般的价格，比实际少一半以上。父亲骂他是饭桶，又派人去叫希库恩或斯列普什金。斯列普什金是在伊林斯基门附近开水果店的。两人都说厨子的价格太低，重新去做调查，带回了较高的价钱。最后，斯列普什金提议由他收购全部物品：鸡蛋、小猪、黄油、黑麦，等等，“免得老爷操心，影响健康”。他出的价钱当然比厨子的高一些。父亲同意了，斯列普什金便给他送来一些橙子和姜饼，表示感谢，而厨子却从他那儿拿到了二百卢布钞票。

    这个斯列普什金是我父亲十分信任的，他常来向他借钱，在这方面很有独到之处，因为他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

    有一次，他要求借给他五百卢布，期限为两个月，到期前一天，他托了个盘子，里边盛一个复活节大圆面包，面包上放着五百卢布，来到前厅。父亲收了钱，斯列普什金作了个九十度的鞠躬，要吻老爷那只从不伸给他的手。但是过了三天，斯列普什金又来借钱了，这次是一千五百卢布。父亲又给了他，他又如期归还了；父亲便拿他作榜样，教训别人。可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扩大了借款数目，这样，他一年就有五千卢布周转，利息微不足道，只是两三个圆面包，几磅无花果和核桃，百把个橙子和克里米亚苹果。

    最后我得谈一下，诺沃谢耶村几百俄亩建筑木材丢失的情形。这是在40年代，我记得，那时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伯爵夫人送了一笔钱给米·费·奥尔洛夫16，让他给他的孩子们购置一份产业。奥尔洛夫看中了特维尔省的一块田地，它是参政官传给我父亲的17。双方谈妥了价钱，事情似乎结束了。奥尔洛夫去查看田地，查看后写信给我父亲说，在地图上他指给他看过一片树林，可是这片树林根本没有。

    “瞧，这个聪明人，”我的父亲说，“干过阴谋勾当，写过论财政金融的书，可一接触到实际，就什么也不懂……这些个内克18！我要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19去一趟，他不是秘密活动家，但为人正直，办事能干。”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到了诺沃谢耶，带回的消息是：没有树林，只有一幅画着森林的布景，这样，无论从主人的住宅或大路上，都看不到盗伐树林的情景。分家之后，参政官至少到诺沃谢耶去过五回，但从未发现这个秘密。

    为了使读者对我家的日常生活有个全面的了解，我得描述一下我家从早到晚的生活。单调是最叫人受不了的事物之一，我家的一天正如调慢了速度的英国时钟————平静地、准确地、响亮地报道着每一秒钟的过去。

    早上九点多钟，坐在卧室隔壁屋中的听差，通知当过我的保姆的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老爷起身了。她便去准备咖啡，他是照例单独在书房中喝咖啡的。这时屋里一切都变了样，仆人开始打扫各个房间，至少装得在做什么。本来空空荡荡的前厅，现在也挤满了人，甚至那只大纽芬兰狗麦克佩斯也蹲在壁炉前，一眼不眨地注视着炉火。

    老人一边喝咖啡，一边看《莫斯科新闻》和《圣彼得堡日报》20。不妨提一下， 《莫斯科新闻》是奉命用火烤过的，免得报纸的潮气冻坏了老爷的手指；关于政治新闻，我父亲是要读法文报的，他嫌俄文不明确。有个时期，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份汉堡报纸，对德国人用德文字母印报大为不满，指给我看法文印刷字体与德文印刷字体的不同，说这些带尾巴的哥特式怪字伤害视力。后来他订了一份《法兰克福日报》21，不过最后他只看本国报纸了。

    看完报，他发现卡尔·伊万诺维奇·佐年贝格已站在他屋里。尼克十五岁时，卡尔·伊万诺维奇打算开店做买卖，但既无货物，又无顾客，他把勉强积攒的几个钱在这有利可图的买卖上花光之后，只得带着“莱伐尔22批发商人”的尊号停业。那时他已将近五十岁，本应安度晚年了，却仍得过无拘无束的飞鸟或十四岁的儿童的生活，这就是不知明天睡在哪里，吃什么。多亏我父亲对他有些好感，他便投奔了他；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830年，父亲又买了一幢住宅，它就在我家隔壁，比原来的大一些，好一些，还有花园。这房子本来属于罗斯托普钦娜伯爵夫人，即著名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23的遗孀。我们迁居了。接着他又买了第三幢房子，虽然完全没有必要，但它们是毗连的。这两幢房屋都空关着，没有出租，因为怕失火（尽管房子是保了火险的），也怕房客吵闹；而且它们年久失修，将来总有一天非倒坍不可。无家可归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得到我父亲同意，住进了其中一幢房子，但有一个条件：晚上十时以后不准开启大门————这是很容易遵守的，因为大门从来不关。木柴是买的，不是从我家的储藏室拿的（不过确实是向我家的马车夫买的）。他在我父亲手下担任一种特殊的差事，就是说早晨来一次，问一声有没有事要办，中午来吃饭，晚上没有宾客的时候再来一下，讲些故事和新闻供我父亲解闷。

    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任务虽然看来十分简单，我的父亲却把他捉弄得叫苦连天，以致这个可怜的莱伐尔人，尽管已习惯了一个没有钱、没有头脑、生得瘦小的麻脸德国佬可能遭遇的一切灾难，还是不能始终处之泰然。每隔一两年，受尽侮辱的卡尔·伊万诺维奇便宣称，他“绝对不能再忍受下去”，于是卷起铺盖走了。他购买和换进了各种小杂货，前往高加索，那些货物的完好和质量都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失败总是残忍地跟踪着他。有时在离顿河哥萨克区域不远的地方，他那匹瘦马倒毙了————他是驾了自己的马去梯弗里斯和列杜特-卡列的；有时他的货物失窃了一半；有时他的双轮板车翻了，倒在厄尔布鲁士山麓，车轮也断了，翻车时法国香水打破了瓶子，变得分文不值；有时又丢失了什么，等到他没有东西可丢的时候，他丢了自己的护照。通常过了十来个月，卡尔·伊万诺维奇又回来了，他老了些，憔悴了些，也更穷了，牙齿少了几颗，头发也更稀了。他带着一些杀臭虫和跳蚤的波斯药粉，褪色的丝绸，生锈的契尔克斯短剑，低声下气向我父亲求情，然后重新住进了那栋空房子，条件也照旧：替我父亲打杂，用自己的木柴生炉子。

    卡尔·伊万诺维奇一来，父亲便要在一些小事上向他发动攻击。卡尔·伊万诺维奇向他请安，他欠欠身子，道了谢，便眉头一皱，想出了如下的问话：

    “您这发蜡在哪儿买的？”

    必须说明一下，卡尔·伊万诺维奇虽然是上帝创造的最丑陋的俗物，却风流多情，自命为洛弗莱斯24，穿得花花绿绿，戴着拳曲的金黄色假发。这一切当然早已成为我父亲评议讽刺的题材。

    “在铁匠桥旁边包依斯店中买的。”卡尔·伊万诺维奇支支吾吾回答，身子俯前一些，把一条腿搁到另一条上，像准备自卫的人一样。

    “这香味叫什么？”

    “夜紫罗兰香。”卡尔·伊万诺维奇回答。

    “您受骗了，紫罗兰的香味是柔和的，是一种清香；这个却有些刺鼻，不好闻，像涂在尸体上的防腐剂味道；我的神经太脆弱，受不了这种气味。劳驾叫人给我把花露水拿来。”

    卡尔·伊万诺维奇赶紧亲自去拿花露水。

    “别动，您还是叫别人拿为好，免得走得更近；我有些恶心，头都快晕了。”

    卡尔·伊万诺维奇本来指望发蜡在女仆房中发挥作用的，现在不禁大为伤心。

    房间里洒过花露水以后，父亲想起要办的事了：买法国的鼻烟，英国的泻盐，去看登报出售的马车（其实他并不想买）。卡尔·伊万诺维奇欣然从命，哈一哈腰走了，庆幸自己终于脱离苦海，可以等到吃午饭时再来领教了。

    他走后，厨子来了。不论他买了什么，订了什么，父亲照例觉得太贵。

    “唷，这么贵！是运到的货太少吗？”

    “不错，老爷，”厨子回答，“路太坏了。”

    “那么你应该知道，路没修好以前，我们就少买一些。”

    这以后，他就在写字台前坐下，给庄园发通知和指示，算账，顺便骂我几句，接待大夫，但主要是跟他的听差吵嘴。这是全家首当其冲的受难者。他生得矮小，容易激动，性子急躁，肝火很旺，似乎是特地生来惹我父亲生气，让他教训的。他们之间每天重演的那些场面，可以编进任何一本喜剧，然而那都是一本正经进行的。我父亲完全知道，这个人他少不了，因此对他的粗鲁回答，常常不加理会，但也不放松对他的教训，尽管三十五年的努力并没有收效。从听差方面说，他本受不了这种生活，多亏他有办法自寻乐趣：午饭前他大多已有了醉意。这我父亲是知道的，但只限于转弯抹角规劝几句，例如劝他用黑面包蘸盐下酒，免得嘴里带伏特加酒味。尼基塔·安德烈耶维奇有个习惯，喝了酒上菜时，总要怪模怪样地立正行礼。父亲一看到这姿势，马上设法把他打发走，例如派他去问“理发师安东是不是已经搬了家”，同时用法语对我说道：

    “我知道他没有搬家，不过这个人喝过酒了，他会失手打碎汤碗，把汤泼在桌布上，吓我一大跳。还是让他出去透透风吧，新鲜空气对他有好处。”

    听差对这种把戏通常要回敬几句，即使当场不知如何回答，临走时也得从牙齿缝中嘀咕一下。于是老爷叫他回来，声音同样平静，问他想说什么。

    “我没有向您禀告什么。”

    “那么你在同谁讲话呢？除了我与你，这屋子和对面屋子都没有别人。”

    “我是对自己说话。”

    “这非常危险，疯癫就是这样开始的。”

    听差满腹牢骚，回到老爷卧室旁边的房间，在那里读《莫斯科新闻》，给预备出售的假发编辫子。大概为了解闷，他拼命吸鼻烟，可能他的烟太冲，也可能他的嗅神经太脆弱，总之，他一闻鼻烟，便要接连打六七个喷嚏。

    老爷打铃了。听差丢下一束头发，走进了屋子。

    “这是你在打喷嚏？”

    “是的，老爷。”

    “我祝你健康。”25老爷做了个手势，叫听差走开。

    谢肉节最后一天晚上，按照古老的风俗，全体仆人得向主人请求宽恕。在这庄严的时刻，我父亲便由听差陪同走进大厅。这时，他装得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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