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上他们同住在一个小县城外的旅店里。
本来住的家乡,巽甫与安大哥,报馆记者,相隔只有四五里地。便预先雇妥一辆农家的车子,想趁早凉启行,好早早走完这六十里地的旱道。
虽是县城,又是火车站所在的地方,然而那古老式的店房仍然保持着五十年前的风味。不过把豆油灯换成有玻璃罩的煤油坐灯,瓦面盆换成了琺瑯的。除掉这两项之外,土炕,草席,白木小桌,土地,臭虫,真正如轰雷似的蚊子,件件都全。
他们下车的时候很早,车站外有一群新兵正在空地上学徒手操。三五个赤背的小孩热心地练习打瓦的游戏。夕阳在古旧的城墙上反射出落漠的淡光,一点风丝飏不起来,只有柳林中的知了争着嘶叫。
旅店中有很大的一片空地,一列草棚,棚里面堆着很高的杂粮,豆油等的麻袋,竹篓。院子中拴了几只骡,马,有一堆堆的马粪。墙角上有一段土墙半遮的厕所。
天气太热了,屋子中正在用艾叶生火,将蚊子烘出,烟气满房。非过一个小时进不去。于是巽甫与同行的两位只好在门外的石条上闲坐。
这石条也是他们的餐桌,一壶白干,几碗大肉面条,与两盘粗糙的炒菜,他们很快意地吃下去。
巽甫在这一晚上喝的酒特别多。
安大哥虽然年纪大些,可是自从幼年家道穷困,倒能锻炼出一个强健的身体,走路,说话,与二十左右的青年没有什么差异。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正蹲在北京,按着资格应分有一个小小官佐的补缺,而这一点点的希望被武昌的炮声打成粉碎。好在他原是寒士出身,并不十分懊丧。入了民国以后,他做过几年的局所小职员,究竟是文字与出身还能在那个社会里有存在的可能,他的生活不是没有出路。
他虽没有什么遗老的想头,而时代的变迁那么迅速,自己只是感到对于许多青年还能作相当的称赞,而差不多的事情他是认为过激了。
在石条凳上吃过晚饭,问店家要了一壶浓茶,他们便东扯西拉地闲谈。在闲谈中,安大哥方提起了坚石走失的消息。
同在一个村子中居住,他与坚石故世的父亲小时候还有两年同学之谊,平日对于坚石的兄弟们格外关切。及至大家谈起这段突如其来的怪事,他便站起来,用手拍着大腿道: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不是新学说把他害了!新学说!……”
“不,新学说总是提倡青年人要走新路,没有劝人偷跑,也没有劝人自杀或是隐逃的。”巽甫的回答。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新路是一下就走得通吗?把小孩子们的感情给煽动了,没处发泄,说不上怎么办好,怪不得在北京有男女学生自缢而死,或者从家庭中走失了的。我还当是报纸上居心造谣,坚石也是这么办,怎么了,他家里知道不?你该……”
末后的两个字是对斜躺在席子上的飞轩说的。
“知道是知道了,毫无下落。坚石,不行!从去年我看他就有些受不住。有一天他从南京回来见我,说话便有些颠倒了。”
“他往南京去做什么?”安大哥重复蹲下去,鼻息咻咻地。
“上南京做什么?谁知道,巽甫,你说。”飞轩不在意地吸着黄烟。
“我说,飞轩你这不近人情的怪物,你还是坚石的堂叔。……”
“又来了!”飞轩把有臭味的赤足向空中舞动。“怎么?连他的亲哥哥都不得一个信,你却拿出这大道理来责备我。明明说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时代!人心大变的节骨眼。你不去想,只会责罚。唉!责罚早范围不住年轻的心了。”
巽甫这时才得插言的机会,便将在省城时坚石走失前的态度约略述说了一遍。
听了坚石从青年的团体中看佛经那一段,却给安大哥以很大的感触。他郑重地说:
“原来是这么样,看不的他年轻,倒有点灵机,如果是当和尚去了,虽然对家中人说不过去,可是有点道理。”
“有道理?”巽甫听见这位老大哥也这么说,却分外惊奇了。
“有道理,第一这怕是有遗传的关系。巽甫,你不记得坚石兄弟的爹吧?”
“不是人家都叫他小才子吗?我只见过一面,不很知道。”
“他爹是个心性高傲的书呆子,才气很好,却又过于心窄。几乎一句话不肯多说,不是狂士,也不是达人。有时他又干些怪事,就一件事倒能看出他的为人来,……辛亥革命的那年冬天,我们那几县也在动摇了。虽然北方还在清政府的势力之下,其实是时机到了,人心再稳不住,不知怎的在我们那一带的乡村中居然发起了一个万民会,是为革命吗?说不出,是为‘替天行道’吗?也没人敢明白...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