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出师表

此二语”，实为卓见，刘备创蜀汉政权，本有一统天下的鸿鹄之志，绝不想偏隅一方，聊以自守。可惜。“创业未半”，使病故弃世了，而此时，蜀新败于吴，被连拔四十余营，元气大伤;曹魏政权已统一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实力最强，对南方的蜀、吴政权虎视眈眈，欲逞其吞并之意：加之蜀国虽据“天府之地”，但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人丁不盛，兵甲不足，后主刘禅则为刘备不屑子孙，胸无大志，昏庸无能，妄自菲薄，贪图享乐，偏私于宦人黄皓，“常欲采择以充后宫。”(见《三国志·蜀书·董允传》)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令诸葛亮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很明显，若论守成，既有违于先帝刘备的遗志，也有违于自己的耿耿之心，而且更是守不住的。

    诸葛亮无疑是干大事业的人。他的雄才大略及博大的胸襟，使他无意于蝇营狗苟之私利。“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表文中诸葛亮的自白，实非谦虚，而是内心的真实写照。成志伟先生在《读诸葛亮〈出师表〉》中说：诸葛亮隐居降中时，“十分注意了解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关切注视着政治舞台上各派势力争斗的胜败和变化。他自比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乐毅，随时准备出山，为改变当时国家混乱、军阀割据的局面而发挥自己的才智。”这话十分确切。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古代文人常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感叹，但多为自诩、自慰，而少能对此心领神会、奉行始终;唯诸葛亮是对此身体力行，矢志不移，并得“清高”之要义者。东汉末年，天下倾颓，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诸葛亮虽自诩有平天下之才，并做好出山的准备，却于世道对己能否有所用未存侥幸之心，更抱定不与浊浊者流为伍的高洁之心，所以宁可“苟全性命”，不愿有违匡世济民的本意而“闻达于诸侯”。正因为鄙视功名、利禄的淡泊、宁静的人生观深深植根于诸葛亮的心中，所以他才能为明志、致远而“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曾上表刘禅，说自己“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死之后，事实一如此言。而他为相二十余年，可谓高官，却绝无厚禄，更从未以权谋私;他的后代，也无“特权子弟”，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都在为捍卫蜀汉政权中，捐躯沙场。这种美德，对于深恶痛绝于“有权就有钱、有势”的社会蛀虫的平民百姓来说，对诸葛亮该是怀着怎样的一种经久不泯的敬仰之心啊!

    “士为知己者用。”(司马迁《报任安书》)刘备遇诸葛亮如鱼得水，虽有君臣之份，实似密友相随。“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的这番话，表明他对明主相知，自己的雄才大略有了施展之机的这种“殊遇”，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刘备临终前向诸葛亮嘱以后事，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种绝无隔阂的知遇之恩。更使诸葛亮许刘备以忠诚。而忠诚，既是情谊和义务，更是为共同理想、共同志向所磨砥、所凝聚。但是后主刘禅却贪图享乐、居危苟安，不图进取。针对这种情况，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几乎通篇以先帝刘备作比加以规劝，这样既不失自己为臣的身份，又使后主能够接受意见。

    诸葛亮在表中规劝的三要点是：纳谏、法治、用人。

    在蜀汉政权的危急时刻，良臣所以忠于朝廷，就在于感念刘备的恩遇。刘备礼贤下士，亲近贤臣，疏远小人，为远大理想而奋斗终生，这是应该效法的。诸葛亮委婉地用“宜”与“不宜”，劝诫后主广开言路，自信自重，纳忠谏，明大义，完成刘备的遗志，这无疑是切中时弊，直指后主的缺漏的。

    陈寿评论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李严是刘备死时同诸葛亮一起受顾命的大臣，廖立是蜀汉政权的重要人物，二人因过失被诸葛亮贬官为民，却毫无怨言，闻诸葛亮去世，一个痛惜致死，一个失声大哭。诸葛亮办事公正，赏罚分明，能使受奖者自励，受惩者不怨，实在是他明志、致远、举大业、平天下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表中强调“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也是切中时弊，直指后主的缺漏的。

    最后，诸葛亮指出郭攸之、费祎、董允及向宠这三文一武老臣，俱为刘备考验、选拔出的忠直之士，请后主凡事均应咨询他们的意见，继而归结到“亲贤臣、远小人”这一关键所在，并以刘备常痛恨于东汉桓帝、灵帝亲信宦官，致使朝政日下的例子，委婉地加以劝谏。这同样是切中时弊，直指后主的缺漏的。

    《出师表》前半部份是忠谏叙理，后半部份则是剖情表态。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几年时间里，而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敌强我弱的严酷局面，力排守成之议，坚持北伐的主张，并为这一主张的付诸实施而呕心沥血。他结好东吴，再修联盟;渡泸南征，平定叛乱;发展生产，积聚军资;治戎讲武，充实兵甲。这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巩固后方，稳定政权，蓄养国力，以求“奖帅三军，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最终实现一统天下的志向。

    唯淡泊方能明志，唯宁静方能致远。对于这一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道理，诸葛亮既然是发宇宙自然之微而得之，他对这道理的认识就极为深刻了。他对后主刘禅的忠谏叙理及自我剖情表态，反复阐述的都是这个道理。他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情理交融，言辞恳切，全文归结到自立军令，督责诸臣上，并再次告诫后主一定要“察纳人言”，发扬刘备尊贤纳谏的好传统，从而与表文开头遥相呼应，言尽意详，将一腔心事，满腹深情，付于一表之中。

    由于后主刘禅的昏庸，使得诸葛亮的劝诫，真是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由于这一原因，文章在艺术上文采不艳，确实过于丁宁周至。如表文中提及“先帝刘备”处达十三次之多，这是诸葛亮的身份及作表的目的所决定，而这种丁宁周至，却也使得文章委婉曲折，含蓄深沉。文章语言质朴无华，很少修饰，很少用典，但其骈散结合的特色，又使自然流畅的表述，有着鲜明的节奏感。全篇融议论、叙事、抒情为一体，感情炽烈、浓厚，说理严密、透彻，常用正反对比的手法，申明利害，而偶句的对列，加强了文章的力量，使其寓意深刻感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章表》中，对诸葛亮的这篇《出师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表之英也。”这是十分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