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的内务府衙门

    内务府的情形

    内务府这个衙门，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了，其实不但现在知道的人少，在前清时代，知道的人也不多，因为全国通行的缙绅中，向来不列这个衙门，北京通行的缙绅，有他的也不多见；就是有，也是单钉一本，与其他衙门不并列。（前清时代之缙绅，就等于目下各衙门中之职员录，不过他是京中及各省之衙门，尽行列入，每年出两季，有新换之官员，即照改，总是由琉璃厂荣录堂承印。）兹在下边把他的来源及情形，大致谈谈。

    清朝紫禁城内，所有办公的机构，都归Yan人太监所管，不归Yan人所管者只有三个机关：一是内务府，二是太医院，三是如意馆。太医院、如意馆，两个机关的情形，前者都已大略写过，曾见报端。兹只谈谈内务府。按清朝紫禁城的情形，与明朝的皇城差不了许多。在明朝皇城差不多就是禁城，不许平常人民居住，所有的房屋，都是宫中的机关公所，到清朝初年，尚如此，连太上皇住的南内，就在东南皇城根，间乎也有些居住的民家，但都是与内监及宫中各机构有关系的，平常人是不许住的。在清朝紫禁城内也是如此，紫禁城内便是宫禁。民国开放后，分为五路，其名目为中路、东路、西路、外东路、外西路。所谓中路者从前名曰中宫，除乾清、交泰、坤宁三宫外，间所也就不十分多了，都归皇帝自己居住，御花园等都在此路。所谓东路者原为皇子所住，故曰东宫太子，后来扩充，此处改为齐齐整整的六处宫殿，为妃嫔所住，经史中所谓六宫。所谓西路者的宫房，都较宽大，为皇太后、皇后及先皇帝的妃嫔所谓皇太妃者等等的居住。所谓外东路者，即前边所说皇子等居住之处。所谓外西路者，除已烧之寿安宫戏楼等处外，亦多为老妃嫔居住之所。以上乃是五个平列的宫墙圈。在外东路以东，于乾隆年间，给乾隆特改建了一处宁寿宫，为他当太上皇养老之所，光绪年间西后居之。在外西路以西，尚没什么大的建筑，有些树木及小房子，为太监的家眷所居。这是使内务府最头疼的地方，因为此处住的人很多，都是乡下来的，多的时候，到过四五千人，虽然都可以出入神武门，但总不十分方便，且路也颇远，所以里边有小茶馆、小饭铺、宝局（赌场）、烟馆等等的组织。家家自己做饭，每到饭前，炊烟缕缕袅袅于树林之中，倒是够一幅图画，但是虽在宫墙之外，也有时可发生火警。不但这些种组织是私设的，就连这些人，也有十之七八是不通天的，皇上是不知道的，可是内务府不敢严行禁止，因为他们都与太监有关系，内务府怕得罪太监，便不肯过问，然倘闹出事来，则仍是内务府的责任。据内务府的档案说，道成年间，一次由此处驱逐出去了三千多人，由此足见紫禁城以内，也相当的乱了，不过宫禁以外（即民国所命名之五路），神武门之内，这些地方住的非Yan人还不少，当然都是有职业的了，这些职业大致都归内务府所管。总之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内务府的地面，内务府固然管不着地方的治安，但神武门归步军统领管辖，门的启闭，钥匙由他掌管，门以内的事他不管，宫禁之门如顺贞门等等，为内监所管，门以外不管，如此以来，则神武门以内，顺贞门以外，成了真空地带。内务府虽然不管治安，但一切泼扫工作，都是他的事情，自然也有太监在内，所以可以说，这一片地带，是内务府的天下。这与明朝皇城内的情形，差不了许多。总之是宫墙之外，紫禁城之内，所有工作人员，小工差役人等，都归内务府所管，这种人员，既非内监，又非兵丁，统名之曰苏拉，满洲话闲散的意思。我们同文馆的听差等等，也都叫做苏拉。

    内务府的来源

    内务府这个衙门，在清朝是特别得很，官场都称他为后门的衙门，因为他只管皇上家的私事，可以说是不管公事。在前清官场还有两句戏言说：“天下大事去问内务府，那不成了笑话咧吗？”意思是等于社会中的谚语，要知天下事，去问山后人。这足见内务府之不管公事了。他是怎么个来历呢？历朝当然也有这种性质的衙门，但清朝的内务府，与从前大不相同。在明朝这些事情，都归太监所管，本来明朝太监，连外边的事情都管，何况宫门以里呢？如东厂等机关，其权比任何衙门都大，所以演成太监跋扈的情形。清朝有鉴于此，不许太监管事，乃特设内务府衙门，并特任亲信大臣以管理之，有时特派亲王兼管。太监一切言语举动，都归内务府稽查，总之诸事须秉承内务府而行，绝对不许自己做主。雍正年间，皇帝特在坤宁宫后，立了一个铁碑，上写“内监问及公事者斩”，问一句公事，就是杀罪，这足见清朝待内监之严。大致太监行事，除奉皇帝特谕外，一切得请命于内务府大臣，由此又可见内务府权势之大。不过他有许多为难的地方，所有太监虽然都归他管，但太监时时可以与皇帝亲近，刻刻可以同皇上说话，倘设法假无心之词，说他几句闲话所谓浸润之谮，则皇帝也难免不信一二，所以内务府大臣，也不敢公然就得罪太监，遇事都以圆和处之。然嘉庆道光以前之皇帝，都较精明，待太监都很严，并给内务府堂官的面子很大，所以对太监都能统制。到同治时代，西后用事，便有了些偏信太监的情形，闹的皮条李（李莲英）他们，有许多污秽的传说。在这个时期中，内务府就不敢过问，幸而他的伙伴小安子，在山东正法，才把李莲英他们气焰压下去，终李莲英的后半辈，没敢胡来。在他最得势的时候，也几乎有命令内务府的情势，他当然不敢直接命令，但张嘴佛爷说怎样闭嘴佛爷说怎样，则内务府自然不敢驳回，在光绪年间就是差多了，虽李莲英同内务府大臣说话，也要先说一句，“回包衣按班的话”，别人就更老实了。我对于太监与内务府的关系，曾问过戏界人，盖每逢宫中演戏，所有演员人等，出入宫门，都得由内务府派人带领，堂官当然也得到场照料，他们跟太监接头说话时很多，他们彼此说话的情形，凡在宫中演戏的人，都是常听到看到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特别问他们。一次谭鑫培对我说，他们说话的情形，也很不容易用几话来断定，不过有一件事情，因为升平署首领太监很会说话，说的很有趣味，所以我记得很清。一次一位步军统领兼内务府大臣，正月二十日以后抓赌，由赌局把李永泉抓了去，永泉为名净，外号溜子。这里附带着把前清抓赌谈几句。前清时代，每年正月十六日以前任人聚赌，不许抓，一过十六日，则到处抓赌，这是管地面衙门的每年的一笔进款。因为大众自元旦即赌，赌了半个月之久，可以说是有了习惯，不易骤然停止，大多数都接连着赌下去，在这几天之中，北京五城的坊上，各处县衙的差役等等，都要出去抓赌，其实他非真要抓人，只是为几个钱。他抓不住人，当然就没事，倘抓住，你就跟他讲价，不过赌徒中有有钱的人，那就得多花几文，然非不得已，他绝对不肯带人走，因为此事一经官问罪，差役人等，便没有钱可得了。李永泉最好赌，所以被拿到北衙门（即步军统领的衙门），永泉家人来求升平署首领太监，适次日步军统领，也到宫中，正同鑫培说话，首领太监进来，乐着对步军统领说：佛爷要听金福的《捉放》啊，金福即是鑫培，鑫培此戏，永远用李永泉配曹操，意思是佛爷听此戏，便应把李永泉放出来。步军统领早已明了他的意思，乐了一乐，说了一个好，也未再说什么，回去当然就放出来了。步军统领出去后，鑫培大乐，对首领太监说，您说人情，拿我垫背，二人彼此大乐。鑫培对我说这件事情，大概可以概括他们说话的情形，太监不敢公然求内务府大臣，可是太监说的话，大臣也似乎非照办不可，因为他总是把太后说在头里。倘拿皇上说事（此句是北京土活，意思是倚仗着皇上说话），则大臣有时见着皇上，可以弯转着问一问，拿着太后说话，则大臣就得照办，因为大臣见太后的机会就少多了。以上乃是我与鑫培问答的一段话，由此就可以推测出内务府与太监的情形来。总之这种情形，是应该研究的，为什么呢？因为清朝设立内务府，是专为对付太监及管理太监的。内务府所管的一切事情，在明朝都归太监管理。例如：明朝派三宝太监下南洋，清朝则派斌椿赴欧洲为出使大臣，斌椿著有《乘槎笔记》一书，为中国出使外洋的头一部书，若在明朝则都是太监的事情，清朝则决不肯使太监出宫一步，所以二百多年的工夫，总没有出过大乱子。有清一代，对于这个机构，运用的总算不错。到了同治年间，西后当权，当然是一个毫无知识的糊涂妇人，她派她的亲信太监，往南方购置物件，在运河船中，一路张扬，这种情形，与明朝就算是一样，幸同治明白，暗命山东巡抚把他正法，使这种恶风，没有扩大，可是把李莲英几几乎没有吓死，此后永远非常谨慎，一点也不敢胡来，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这也算他聪明。若依着西后的主意，一定还要闹乱子，比方天津大沽炮台修成之时，西后派醇亲王去验工，并派李莲英随行，这本是西后最浑蛋的一件事：醇王为光绪之父，又与她为内亲，这可以说亲近到家的人了吧，而仍派自己私人相随，这不但大大的破坏了清朝的国法，而且于醇王面子有多么难看，这与唐朝之内监监军，明朝内监之掌权，有什么分别？西后能有这样的举动，李莲英又是她最私的一个人，天津之预备供奉钦差亲王的官员，安得不竭力逢迎，于是给他特另预备了一个公馆，一切布置供应，起居饮食，都与醇亲王一样。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这样的逢迎，内务府还怎敢过问呢，他也乐得的不过问。没想到李莲英这小子，因为小安子的事情，成了惊弓之鸟，他一步也不敢多走，他不但不住那一所公馆，连饭也不特开，他对承办人员说，太后派他出来，是伺候王爷的，并没其他任务，所以他永远睡在醇王宿室的外间，吃饭也与其他下人一样，醇王的下人，其中也有太监，得的银钱门包确不少，而李莲英却一文不要，好在他也不在乎这一点。李莲英后半辈做事，大致总是如此，他固然为的保全自己的首领，但劝西后的地方也不少，太监之中有稍明白之人，曾对我说，倘有李莲英，则西后对光绪或不至如此。此事果如何，此处不必详尽，然一直到光绪末年，太监没有大张狂，则系实情。内务府常对我谈，宫中的差使，在光绪年间倒比宣统年间好当，盖隆裕后当权，她的亲信太监所谓小德张者，曾作福作威的闹过一个时期，然也不过是想弄几个钱，前头有个摄政王，隆裕无真权，他也闹不出什么大的花样来，好在宣统不过三年的工夫，日期很短，也就完了。以上这些话，尽说的太监，好像是题外之文，其实不然，前边已经说过，前清之设立内务府这个衙门，是专为替代太监，并对付太监的。倘管理太监有方，则政治便好得多，太监专横，便是内务府失职，政治就要颓败，是设立这个衙门，为极有见地之措施，所以终前清之世，没有太监的乱政。

    以上乃前清内务府衙门之所由来，及其大概之情形也。惟其中也有措施不当的地方，此处不再详述，当在后边略谈之。

    内务府的发财

    有人问到，内务府衙门，与其他衙门，有什么分别？按这层在前边，已大略说过。总之别的衙门管的是国家的公事，内务府管的是皇室的私事。北京从前有两句话说，别的衙门是前门的衙门（前门者前边之门，非指正陽门），内务府是后门的衙门（后门即后边之门，非指地安门）。界限虽然很清，但也就是小事，至于大的典礼，则内务府与礼部、工部等衙门，合办的时候也很多，此层容在后边谈之，兹先谈谈他管的些零碎事情。

    宫中一切零碎事情，都归他管，例如扫帚、箕筐、龇筒等等都是，但这里头没有多少油水，赚项虽不甚小，但都归下级经手人了。

    煤炭、蜡烛、锅碗刀勺等等，另有承办的机构；如碗碟等等，则由九江进贡。

    衣、门帘帐幕等等，则有三处织造经管，虽属于内务府，但又是特设机关。

    内务府最发财的事情，是宫里有庆贺，或婚丧生日满月等事，此外就是随便的工程。比方说，宫中墙破了砌砌墙，屋漏了补补屋，或小孩生日满月，这都归内务府专办，倘遇万寿、大婚礼、大丧礼，或有特别的大建筑，则须由礼部，或工部等等，会同内务府办理，有时候上奏摺，仍须内务府主稿。从前有几个衙门合奏的事，该奏摺是某一部拟的稿子，在奏摺后必须要声明，意思是该部的主动。总之只是国家大事，与后宫无干的，则内务府不得过问。只是关于后宫的事情，则各衙门不得过问，大事而与后宫有关系者，则除其他衙门外，必有内务府加入。例如大婚、大丧、万寿等礼节，则有管礼节的礼部，大工程等事，则有工部，又何必内务府加入？其实这种情形很容易明白，比方只说关于一位尚书个人的事，所办的公事，都是跟衙门中人接头，家中下人不能过问。家中所有事情，都归下人办理，衙门中人，不会过问。若有大的如丧婚事情，则衙门中同事属员多来帮忙，但诸事须与管家下人等接头，否则穿院入屋，搬东移西，诸事不方便也。

    兹在下边谈谈他发财的情形，这话说起来，当然太长，只可把我知的详细的事情，说他一两件，以概其余。

    光绪大婚的时候，这当然是内务府最发财的机会。吾乡有一位郭先生，正在给一位内务府大臣家教家馆。北平所有绣货局子都在崇文门外、广渠门、东便门、花市一带，所有刺绣的工人，除本地人外，吾乡之人亦不少。有几位绣工，找了郭先生说，你的东家赶上这种发大财的差使，你不可以跟他说一说，谋点小事情赚几个钱吗？郭君也很以为然，见不着东家，就跟门房里管家说了说，管家替他回上去，并且把先生认识刺绣工人这句话，也说明了。该大臣很好，倒很想提拔提拔老夫子，便命管家说，去对老夫子说，他既认识绣工人员，当然是以做点刺绣活为就近，但一切刺绣的工作，都归苏州、杭州等处之织造官承办，如今幸尔有零碎小件不能齐备，就使老夫子揽一洞房门帘去绣可也。不过洞房门帘，是多数人看得见的，必须绣得好，方能交差作脸。务必用最好的绣线，最好的绣工，要能比江南绣得好才好，至于门帘的缎子，则可由库中领去。郭君一一如命，先画样子，交上来看妥后，才交人去绣。不怕花钱，自然工料都很好，共用了本钱五十余两银子，这个数字，在彼时就算相当的大。绣好之后，交上去一看很满意，说让他们开帐吧，并嘱郭君，可以多开一点。郭君同几个绣工，斟酌着开了五百两银子，把帐单送到门房，管家一看，说太少，可以多开点儿，拿回来改开，大家说是得多开，因为门房里也得要一份，遂开了一千两，门房把帐单呈上去，该大臣说，再让他多开点，于是大胆就开了五千两。大家以为这个数字未免太大，既至交上去，该大臣乐了一乐，说不开展，提起笔来，改成了两万五千两。到库上如数领下，以五千两交给郭君，其余就归他自己了。郭君以一千两谢门房，门房诸人还是看不起这一笔，以为多少没有什么大关系，郭君自己得了三千两，几个工人分了一千两，都是心满意足，以为发了财。本来从前念书人，进了秀才补了廪生，一辈子果能剩下一千两银子，那就真得算是发财，何况三千两呢？由此可见内务府弊病之大，不敢作大弊，他还说你不开展。

    西陵大红门外之石牌坊，往东稍歪，此非重修不可，估价三十几万，按这种工程，只不过把每块石头卸下来，把根基打好，再装上去，倘石块无伤损，则不过只是人工，并用不了多少钱，三十几万数字已经很大，虽各级官员，都要要钱，然赚项仍很大。乃包工之人，竟不知足，他对于原牌坊，一毫未动，只支上了几根木柱，便算了事，而内务府及各衙门也都验工收工，请问这个弊有多大。大红门者，为各陵之总公门，倘该牌坊未被毁掉，则该几根木柱，恐怕到目下还存在着呢。

    光绪大婚礼之期，正值太和门被焚，欲重修赶不上，不修则破破烂烂，于婚姻大礼，太不好看。由内务府出主意，先使棚匠照原样扎成屋顶，再把墙稍一找补油刷，总可与真的一样，于是由内务府、工部、礼部合奏，得蒙允准，于是不到十天，即全部扎成，一切瓦陇兽头、房檐滴水等等，与真的无异，没有一个人看出是席扎得来，工是好极了，但开价七十几万两。据木匠说，这个数目，可以重建几座太和门。

    内务府衙门的公事，都是如此，不过平常的事情，虽也有钱可赚，但事有定例，不容易随便胡来，所以他期盼着有大婚礼、大丧礼、大万寿，至于重修颐和园，及扩充西苑，如建筑怀仁堂、居仁堂等处，更是不常遇到的工程。总之以上这些事情，虽然可以发大财，但不常有，所以皇子娶亲，公主出嫁，及每年各后妃的小生日等等，也都是很好的机会。

    对于重建颐和园及建筑居仁堂等处的经过，在这里附带着谈几句，借此亦可知他们作弊的情形。

    重建颐和园，所用的款项，都是海军衙门的钱，这是多数人知道的，内务府、太监等等，是都发了大财，但海军衙门的款项是没有办法了。经过十来年的工夫，此款没法子报销，因为建设海军的款，不能报销修颐和园，把修颐和园所用的款，都得归纳到建设海军所用，这当然就很难报销了，共总买了十几条船，怎能花那样多的钱呢？尤其是买船之帐单，无法再改，其实与外国轮船公司，商量着改改帐单，也不见得办不到，但也加不了这许多，后来西后特派恭王到天津办理此事，命承办官员书吏等，多开虚帐，斟酌了几天，还是报销不完。恭王问为什么还报销不完，承办官员们说，一根纸媒（纸媒者，用以吸水烟之小细纸筒是也），已做成一钱二分银子，还怎能再增加？恭王说，可以开到一钱二，不能开到一两二吗？有此一句话，此案始能报销完竣。或者有人说，用海军款修颐和园，于内务府有什么关系，何必谈他呢？其实不然，后来报销此款，自然于内务府无关，但根里的原动力，是由内务府发生的。当洪杨平定之后，在清朝可算是中兴，西后自己当然也想乐和乐和。太监们当然都是怂恿这件事情的，汉官们自然也少不了逢迎的人。但太监虽能亲近西后，可是因为他们不能随便交接外人，所以不甚知道外间的事情；汉官虽然知道外边的情形，但不能见到西后，有话也说不进去。内务府是随时可以有进宫的机会的，他既知道西后想乐和，也知道大乱之后，款项难筹，可是他知海军衙门有现成的款项，他便时时勾结太监，帮助办成此事，西后本无知，只想乐，焉有不愿意的呢？所以说这件事情，原动力确在内务府，这绝对不是无稽之谈。

    说到建筑居仁堂等处，那更笑话了。西后虽然这些年皇宫内院，但没摸着住过洋楼，听说外国的洋楼，都好得不得了，所以也想盖一所洋楼，但此已在光绪庚子以后，各省的财政，固然都已很拮据，但西后之命令，也没有从前皇帝那样大的力量，这种事情，她固然不好意思冠冕堂皇的对大臣说，她也有点不敢，她怕吃了碰，于面子大不好看，只好同内务府嘀咕。这也是内务府出的主意，南苑俗称南海子，在明朝为皇帝游猎之所，在清朝初年，亦为皇帝惟一的避暑之处，所以康熙皇帝，每年在此歇夏。雍正以后，有了圆明园，各皇帝才不到此，仍然是专为养麋鹿野兽的处所，不许耕种。这个南苑，便归内务府所管。他便联络太监跟西后说，南苑本为养野兽预备狩猎之处，自光绪十几年，定河决口，围墙坍倒，所有野兽，尽行跑走，南苑早已无用，何不把这一大片地，卖给民间耕种，得款用以修盖洋楼，不但宫中方便，化无用为有用，民间亦感德不浅。

    西后听此，安有不高兴之理，就命内务府负责，办理此事，这里头当然也少不了太监。内务府便联合了森昌木厂（记不清了，大概是森昌），共同筹划。此事并未堂堂皇皇的正式归部院办理，总算是内务府偷偷的就办成了，各部也不便过问，一切放地、丈量、估价、收款等项都归森昌木厂经手，请问这像一件公事吗？外面虽然是木厂，暗中主持的，当然还是内务府。结果周围一百一十多里的一片沃土，卖出之后，所得的款，只盖了几间狗洞式的洋楼，而且款项还是不够。那样大一片地的卖价，不够盖几间洋楼，岂非怪事，说起来也怕没有人相信，这当然另有原因。第一是在卖此地的时候，好的地都归内务府人员及太监留下。这片地向归内务府管辖，其中何处是沃土肥田，何处是薄碱沙洼，他们打听得相当清楚，所以好地多归堂官等人留下，最好还是多为太监所有，后来大家才知道，南苑...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