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一　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在写历史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

    阶级矛盾有两方面，不能只写一面。要着重地写革命，也要写反革命。

    矛盾不仅存在于敌对阶级之间，也存在于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乃至同一阶层内部各集团之间。不要把阶级矛盾简单化，要着重地写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要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写矛盾要分清主要与次要。要着重地写主要矛盾，也要写次要矛盾，还要写出它们的交织和转化。

    主要矛盾不同于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基本矛盾永远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像一条红线贯串着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常常是历史上的主要矛盾，但主要矛盾不完全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它有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时是民族间的矛盾。不要把任何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

    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必须承认它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但农民战争发生的时期有先有后，规模有大有小，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对封建社会打击的广度和深度有轻有重，所起的作用也就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

    在经历了一个大的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封建秩序，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有时对农民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不要毫无分析地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照例写上一节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

    说农民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不等于说农民不反对封建制度、地主阶级，只是说他们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反对的，或者说，农民所进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的阶级觉悟，还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不是个别的个人而是一个阶级，一种制度，是不足为奇的。资本主义初期的工人阶级还是如此，他们反对的锋芒，不是一开始就指向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向机器。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工人虽然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利益的对抗，但工人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说农民所进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自发的，并不排除在自发性中逐渐出现自觉性的萌芽，但在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以前，农民战争基本上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

    农民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这种政权的性质。在我看来，在同样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权。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

    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应该肯定，但不要把他们理想化，现代化，以至把他们说得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是有缺点的。不要因为他们有缺点就否定他们，也不要因为要肯定他们，就说他们没有任何缺点。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在农民战争中曾经起过动员和组织的作用。夸大宗教的作用是不对的，不承认宗教的作用，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正像皇权主义不是俄国农民战争的特点一样，宗教也不是德国农民战争的特点。道教、佛教、基督教都曾经被中国的农民利用为动员和组织的工具。

    在写农民战争的时候，不要忘记农民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代，不要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也不要忘记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不要强调农民战争的落后性、盲目性，也不要夸大农民战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

    二　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以外，还有很多民族。作为一个民族，他们都是各为一个民族，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他们都是中国人。因此，我们写中国历史，要注意不要使汉族人民的历史与中国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相分离。

    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原则。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就要犯错误。但应用这种原则去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是用简单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去，或者从那些不平等的关系中挑选一些类似平等的个别史实来证明这个原则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实现，更不是把历史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说成是平等的。而是要揭露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的态度，指出这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历史根源和实质。

    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必须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民族矛盾。但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民族矛盾，不是要把历史上的民族矛盾都说成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表现，但不等于阶级矛盾。

    反对大民族主义，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一个原则。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汉族在中国史上的主导作用。说汉族在中国史上起了主导作用，并不违反民族平等的原则，因为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汉族的政治特权而是它的高级的生产方法。权利是应该平等的，作用是不可能平等的。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我们对待民族问题的另一原则。但不能因此就说我国古代的各民族就没有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好像解放以前，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大家庭而不是一个民族大牢狱。

    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但不能说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各族统治阶级之间，就没有矛盾和冲突。要着重写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要写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写民族关系时，要区别各族统治阶级与人民。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各族的统治阶级常常以民族的名义发动对另一民族的战争，或者相互勾结，镇压自己民族内部的被剥削阶级。这些战争的策动和政治勾结与各族人民都不相干。但不能因此就说各族人民就只有阶级感情，没有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偏见。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长期挑拨，也由于地域的隔绝，言语不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同，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偏见在各族人民中间也是有的。一直到解放以后，我们还在为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残余而进行宣传教育，何况古人。

    不要把汉族以外的各民族作为外国人对待，凡生存和活动于今日中国领土以内的古代各民族，不论这些民族和当时中原王朝的关系怎样，应该承认他们都是中国人。但也不能因为同是中国人就说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甚至可以不分是非。

    应该承认民族之间，曾经有过相互侵犯的事实，至于谁侵犯谁，不决定于民族的大小，要根据具体事实进行分析。

    三　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

    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作为亚洲和世界的许多国家之一，它又是构成世界史的一个部分。因此，不要把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和整个亚洲的历史相分离，并且一般不要与世界史相分离。

    争取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这是最近在万隆会议中提出来的原则之一，不能要求古人也遵守这条原则，更不能说古人已经按照这条原则来处理他们的国际事务，好像自古以来我国和邻近国家就是和平共处，就和现在一样是“兄弟国家”的关系，甚至使用“亲戚般友好”等现代化的辞令来形容这种关系。

    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侵略是难免的，这是阶级政策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我国古代和邻近国家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有和平共处，也有相互侵略，应该根据事实，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专写战争，不写和平，也不要从历史上删去战争，甚至删去人所共知的战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写出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处的局面。

    反对大国主义是我们对待国际问题的另一原则，但不能说阶级社会历史时期的统治者已经没有大国主义。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是有大国主义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常常把自己的王朝和国家称为“天朝”和“上国”，把邻国称为“藩属”，这就是大国主义的表现。大国主义正是阶级社会留给我们的一种最坏的历史遗产。在写历史的时候，必须严格地批判这种大国主义的思想。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国之间的从属关系，往往是征服的结果，但也要指出，单靠暴力是不能巩固从属关系的。政治上的从属和经济上的依赖是分不开的。

    要通过一些具有国际意义和世界性的事件恰如其分地指出中国文化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也要承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影响。

    要慎重地处理边界问题，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改变的边界问题。

    四　怎样对待发展观点

    用发展的观点看历史，这是我们写历史的基本原则。但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上升，它“常以跳跃和曲折前进，如果必须处处跟它，那就不仅必须注意到许多无关重要的材料，并且必须常常打断思维进程”。[1]应该摆脱那些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的史实，把历史纳入它向前发展的长流中，显出它的发展倾向。

    在历史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历史自身表现为各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在同一社会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每一社会或阶段，都有它们独特的典型的东西，也有前期的残余和后期的萌芽，必须找出典型的东西，也不要忽略残余和萌芽。

    典型总是从萌芽的东西发展出来的，因为所谓历史的发展，总是把过去的形态看成是自己发展的步骤，后一时期的历史总是在前期的历史残片和因素上建立起来的。不找到萌芽，就无法说明典型的东西。

    要善于从历史上发现新的萌芽的东西，但不能因为看见了一片落叶就说秋天到了。“一叶惊秋”是诗人的敏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至少要多看见几片落叶，才能说秋天到了。

    萌芽的东西，是历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新的因素，但这种因素，最初总是以微小的、甚至看不见的形态出现于某一地区或某一生产部门，不要把这种微小的、散在的或局部的东西夸大为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沙粒在显微镜下就显得高”，[2]但离开了显微镜，沙子还是沙子。

    前期的各种因素，常常以十分衰败或夸张的乃至漫画化的形式在后期出现，不要被这些残余的东西遮蔽了自己的眼睛，以致看不见典型的东西，更不要把残余的东西当作典型。必须记得恩格斯的名言：“在发展的进程中，凡从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失掉自己的必然性，失掉自己存在的权利，失掉自己的合理性”。[3]

    萌芽、典型、残余，在历史上是交错的、连锁的，不要把它们孤立起来。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它们安排在历史向前发展的锁链上成为一个跟着一个而出现的历史因素。

    历史的发展，一般地说来，是一往直前的，但发展是有步骤的，步骤是有快有慢的，有的时期发展得很快，有的时期发展得很慢，有的时期甚至陷于停滞状态乃至出现暂时的倒退，历史上的复辟，就是倒退。列宁说：“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4]因此，对待历史发展的问题也要具体考查，不要无视历史前进中的曲折，画出一道直线上升的线条。

    阶级社会在它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存在着阶级矛盾，它是在矛盾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出现新的矛盾。要用阶级观点分析这种矛盾，但不要把矛盾一般化，在一个社会刚刚出现或正在上升的时期的矛盾和一个社会在走下坡或崩溃时期的矛盾是不同的，应该区别对待。例如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候，它是历史的发展。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制的时候，它是革命阶级，虽然这种发展这种革命的结果只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代替旧的剥削阶级，但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则是很大一步的前进。要指出这种前进的历史倾向，也要指出这种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新的社会在历史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又必然要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五　怎样对待全面观点

    全面看问题是我们写历史的原则，但不等于没有重点，要透过重点显示出历史的全貌。

    写任何时期的历史都必须掌握这一时期的历史全局。既要看到经济，也要看到政治和文化，还要看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地强调政治、文化，否定经济的决定作用，这是唯心论。但片面地强调经济，并把经济的规律绝对化，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济主义。

    既要看到汉族的主导作用，也要看到汉族以外其他各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矛盾。只承认汉族的作用，不承认其他各族在中国史上的地位，这是大汉族主义；但不承认汉族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而把某些少数民族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或者不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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