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

    打破王朝体系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很早以前，党就号召我们写出一部不是按照王朝断代而是按照社会性质分期的中国通史。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曾经进行长期的不倦的努力，并且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郭沫若对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研究，以及其他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一些研究，都是为了写出一部按照社会性质分期的中国通史。

    但是，由于史学家对史料的解释持有不同的见解，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的意见。对于有关中国史分期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究竟在什么时候才取得对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胜利，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胎内，有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什么时候才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等问题，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至于中国封建社会自己发展的规律、它的特点和它内部的分期问题，更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打破王朝体系的前提条件。

    科学大跃进以来，打破王朝体系的问题又提到了我国史学家面前。有些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已经把写出一部按照社会性质分期的中国通史列入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中，并且对于打破王朝体系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应该说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有关打破王朝体系的意见，有些是很好的，也有些意见是不妥当的。例如有一种主张认为为了打破王朝体系，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去，这就等于在倾倒脏水的时候连小孩也一并泼掉。

    我以为脏水应该泼掉，小孩应该保留。不管按照什么体系编写中国通史，都不应该从中国历史上删掉王朝的称号。

    第一，王朝的称号不是历史学家任意臆造的一种名词，而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而尊重客观存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

    也许有人说，王朝的称号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并不重要，因为一般说来，王朝的更替只是表示政权的移转，并不体现社会经济性质的变化。特别是有些短期王朝，如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五代时期的梁、唐、晋、汉、周，多者半个世纪左右，少者十几年乃至几年。像这些王朝的称号，保留起来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我不同意这样的意见，我以为不管王朝的统治时期短到什么程度，它总是一个王朝，一个在中国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王朝。也不管这个王朝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小到什么程度，它总是在一个时期之内曾经向中国人民发号施令，曾经主宰过中国人民的命运的政治首脑部，因而我们就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它们从中国史上删去。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们有权打破王朝体系，但无权任意删去王朝的称号，因为前者是史学家的观点，而后者是历史事实。我们要打破的是以王朝为体系的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不是王朝的称号。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从这些王朝的具体的史实出发，并且通过对这些具体的史实的分析、概括，揭示历史的规律性。

    第二，王朝的称号是时代的符号。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王朝，正是中国历史在其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中国的人民已经习惯了用这些里程碑来计算中国的历史时代，而且这也不算什么坏习惯，我们就用不着把它们从中国历史上去掉。如果说王朝有些封建气味，那么公元和世纪还带有基督教的气味。

    也许有人说，正因为王朝带有国别的性质，不是世界史上通用的时代符号，所以不如用公元或世纪，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准确性。

    我完全同意在中国通史中使用公元或世纪，但我建议除了公元和世纪以外，还要保留王朝的称号。当然，这不是说在任何地方都要写上王朝的称号，只是说需要用王朝的称号加强时间概念的地方最好写上王朝。很明白，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的古史来说，那个国家的王朝称号，比之公元和世纪是一种更为明确的时代符号，因为王朝所指示的时间不是一般的时间、空洞的时间，而是被一种特定的历史内容充实了的时间。例如，说公元581年到公元907年，或者说6世纪末到10世纪初，那只是一般的空洞的时间概念。如果加上隋唐时代，则公元和世纪就具有中国历史的内容了。所以写上王朝的称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第三，作为时代的称号，王朝的称号和公元与世纪一样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历史规律性。妨碍我们发现历史规律性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王朝的称号。

    也许有人说，王朝替我们在历史上划出了一些不必要的段落，有些王朝更替并不表现社会经济的变革，例如宋、齐、梁、陈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历史上应该划分段落的时候，王朝又没有更替，例如鸦片战争以前和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显然起了本质上的变革，而清朝并没有因为这种变革而垮台。这种情况就替史学家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的确是麻烦，但我以为史学家应该承担这种麻烦。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这种当断不断，不当断而断的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找出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倾向及其规律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在叙述事件的历史进程时，常常使用王朝或国王的纪年。例如马克思在《拿破仑雾月政变记》中，用过“复辟王朝时代”，也用过“第二波拿巴时代”、“拿破仑时代”等等。在《法兰西内战》中，用过“七月王朝时代”，也用过“路易斐立普时代”。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用过很多国王治世的年代作为时代的符号。如“亨利七世以来”、“在亨利八世治下的第二七年”、“伊利萨伯治下的第一八年”、“路易十六世初期”、“爱德华三世治下1349年”、“乔治二世时代”、“斐特烈二世时代”等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用过“塔西佗时代”、“凯撒时代”、“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帝政时代的罗马人”等等。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也用过“莫斯科皇朝时代”。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也用王朝作时代的符号，如“秦以前的一个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当他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领导人物时，用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也用过“自周秦以来”。这些例子，充分地证明了王朝的称号不会妨碍我们对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也不会妨碍我们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现在说到另外一种主张。这种主张者认为既然打破王朝体系，就可以把帝王将相的活动，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以及传统视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沿革都予以删减，王朝的始末也可以不加叙述等等。如此说来，好像打破王朝体系以后的任务，只是一反前人之所为。过去轻视的，我们现在就重视；过去多讲的，我们现在就少讲或不讲。例如，过去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帝王将相；过去的历史看不见农民战争，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统治阶级的活动；过去的历史看不见经济基础，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政治制度；过去的历史专讲政治沿革，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来历不明；过去的历史专讲王朝始末，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一字不提；过去的历史不讲或少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不讲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走极端，走偏锋，那就会替新的中国通史带来极大的片面性。这不是辩证法，不是科学的态度。

    我们现在写中国通史，当然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要多讲人民群众的历史。但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人的历史，并不排除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像列宁所说的“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而这些活动家是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帝王将相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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