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历史研究

    去年十一月，我在《新建设》第三卷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了三个问题，即研究中国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最近《新建设》的编者寄给我一篇刘晴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的那篇论文提出了很多意见，归纳起来，约有五点。现在依次答复如下：

    一，无产阶级能不能揭示历史真理？

    刘晴先生对我的第一个批判，是反对我所说的“能够揭示历史真理的只有无产阶级”这句话。他以为剥削阶级固然不能揭示历史真理，无产阶级也不能揭示历史真理，能够揭示历史真理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显然刘晴先生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分家，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说成不是无产阶级而只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的一个学者，以此来证明能够揭示历史真理的既不是剥削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

    我不能同意刘晴先生的这种意见，并且反对这种意见。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学说，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学说，而是无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与革命思潮的精确的总结和估计上产生的。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便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革命是分不开的。刘晴先生担心怕我把马克思主义消解在无产阶级之中，难道还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无产阶级之外吗？

    二，可不可以假设中国境内没有少数民族？

    刘晴先生对我的第二个批判，是说我在说到大汉族主义时没有提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他的理由是：“假使从已往到现在，中国境内只有汉族这一个民族，而其他少数民族都不处于中国境内而处于境外的话，那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史就不用研究在我们中国境外的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了吗？”因此，他以为疏忽了他的这一假设，就是“用形式逻辑的分割的大刀”把中国历史一下子割死了。

    在这里，我要着重地指出刘晴先生的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大家都知道，历史科学是具体性的科学，研究历史必须根据具体的史实而不是根据任意的假设，具体的中国历史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地理领域内，除了汉族以外，自古以来就分布着许多其他的部族或种族，一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怎么能而且为什么要把这些过去曾经处于中国境内而现在依然处在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假定为处在中国境外呢？如果把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事实都任意用假定来加以改变，那么根据具体史实总结出来的任何历史真理都可以推翻了。

    是的，研究中国史要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但在批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历史观点时，实在没有必要说到这个问题，如果在这里说到这个问题，那就是节外生枝，文不对题。

    三，可不可以假设中国以往没有淫靡无度的帝王将相？

    刘晴先生对我的第三个批判，是反对我所说的“社会经济的结构是历史的真实基础”的说法，虽然他也承认我曾经说过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忽视观念形态对历史的反作用，又承认我曾经说过应该精细地研究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因为只有从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中才能发掘出劳动人民的历史。但他仍然认为我对个人在历史上所引起的“严重作用”和“意义”不够强调。

    为了证明个人在历史上所引起的“严重作用”，刘晴先生在这里又作了一个假设。他说：“推之，以至于我们中国以往如没有那些不想社会经济如何发展，而只想破坏、只想淫靡无度的许多封建帝王将相以及没有民族间的相互掠夺而引起的征服反征服侵略反侵略的战争，就是有个别决定因素决定社会发展的迟缓，但也不致使中国封建经济延缓在封建社会上这么长。”因此，他以为如果不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严重作用”，“就不能明白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当然也谈不到历史学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就要“流入客观的宿命论的历史观上去了”。

    在这里，我又要指出刘晴先生这一假设也是不能成立的。大家都知道，封建社会之所以为封建社会，主要地是由于存在着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也是由于存在着像刘晴先生所说的这一类“不想社会经济如何发展，而只想破坏、只想淫靡无度的许多封建帝王将相”，又是由于存在着像刘晴先生所说的各“民族间的相互掠夺而引起的征服反征服、侵略反侵略的战争”。怎么能而且为什么要把这些本来存在过的“帝王将相”和“各民族间的————正确地说各部族或种族间的————相互掠夺的战争”都假设为不存在呢？如果照刘晴先生的办法把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帝王将相和各部族或种族间的相互掠夺的战争都任意假定为不存在，那么不但封建社会可以缩短，而且根本就没有封建社会了。

    其次，我要指出：帝王将相以及各部族或种族间的相互掠夺的战争之存在于封建社会，不是中国历史的特点而是世界史上一般的现象，因而不能让刘晴先生引以为中国封建社会迟滞的原因。试问在世界史上有哪一个民族在它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没有帝王将相，没有和它邻近的部族或种族间进行过相互掠夺的战争呢？

    第三，刘晴先生以为不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严重作用”就不能明白“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好像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就是个人的“严重作用”。我们承认中国革命有它的历史特点，我们也承认某些杰出的个人在中国革命运动或斗争中有他们的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得出刘晴先生的结论说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个人的“严重作用”。中国的革命有它的历史特点，但不是个人的“严重作用”而是它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而且不论这些条件如何特殊，而中国的革命也和世界其他各国的革命一样，不是几个个人的主观愿望的实现，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尚没有达到需要革命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不会提出革命的要求，如果人民群众没有提出革命的要求，任何杰出的个人也不可能凭着他的主观的热情或愿望煽动出一个革命来。而且个人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也不...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