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研究中国历史

    怎样研究中国历史，这个问题很大，但扼要地说来，就是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

    首先说到立场问题。

    一个史学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阶级社会中的史学家总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把历史学当作辩护阶级支配和阶级剥削的工具，必要时甚至歪曲历史以引出其所需要的结论。在阶级社会中虽然也有少数具有正义感的史学家，他们在一定的程度内对剥削阶级的某种行为有时也采取批判的态度；但他们的批判必然要受到阶级性的限制。可以肯定地说超阶级的史学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自命为超阶级的史学家，那只是为了隐蔽在这个名称下，更有效地来辩护阶级支配与剥削。也是可以肯定的，一个史学家如果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是不能也不愿揭示历史真理的。能够揭示历史真理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给与历史以科学的说明，使历史科学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我们可以充分地指出，中国过去的史学家，最大多数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替封建主义服务的。贯彻着中国历史学中的正统主义的观点，就是辩护地主阶级的阶级支配和剥削的一种历史观点。所谓正统主义就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主义。照正统主义者看来，所谓历史，就是一个皇帝加一个皇帝，一个王朝加一个王朝，如果某一王朝被农民颠覆，便是历史中断，便需要有另外一个地主奋起草野，再建一个王朝来存亡继绝，恢复地主阶级的统治。总之，过去的史学家以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如果有人企图颠覆或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便被指为“盗”、为“贼”、为“匪”、为“寇”、为“叛逆”、为“妖人”，便被当作地主阶级的仇敌而遭受史学家的口诛笔伐。在相反的方面，他们把每一个爬上了宝座的地主都颂扬为神圣；把每一个辩护封建制度的理论家都颂扬为人类的师表；把每一个保卫封建制度的打手都颂扬为英雄豪杰。此外，他们又运用一种人道主义的言语，把封建社会粉饰为“王道盛世”。至于他们对于历史的创造者，世世代代的被压迫、被剥削和被奴役的人民群众，就好像没有看见。如果说在古典的历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人民群众的纪录，那除非这些人可以被利用为宣传封建道德的资料，例如孝子、烈女、节妇之类，或者可以被当作他们所谓“叛逆”的典型，用以警戒大众，例如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

    现在，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最终地从中国史上消灭了，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批判那种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我们要从中国历史上去发现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他们的发明与发现，他们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这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研究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相反地，我们应该细心地去研究他们的历史，因为一部二十四史，最大部分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传记，只有从这些人物传记的字里行间才能发掘出劳动人民的历史。而且作为一些个别的历史人物，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些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也有他们一定的作用。

    封建时代的中国史学家，不仅用正统主义辩护他们的阶级统治，并且用大汉族主义辩护他们的种族支配。他们把汉族描写为神明华胄，把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其他种族或部族说成犬羊或虫豸的后裔，好像汉族是天生的文明种族，而其他种族或部族则是天生的落后种族或部族，从这里替汉族的封建统治阶级找到了征服中国境内其他各族人民的理论根据。

    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史学家就产生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他们就强调“华、夷之别”，就宣传一种憎恶邻人的理论。他们宣称其他部族或种族为戎狄，把这些部族或种族比作豺狼封豕或禽兽。左闵元年传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左襄四年传云：“戎，禽兽也。”《国语·周语》中云：“狄，封豕豺狼也。”又云：“戎狄，冒没轻矺，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像这样仇视和侮辱邻人的说教，很显然在客观上起了挑拨各族人民之间的仇恨的作用，便利了封建统治阶级发动侵略邻人的战争。

    在过去的汉族的史学家看来，中国本部是汉族的禁脔，中国境内的其他部族或种族，都没有权利进入中国本部。因此，居住在蒙古草原的一些部族或种族只要跑进长城，就是“入寇”；居住在青海草原的一些部族或种族只要跑到陕、甘，就是“内犯”；居住在西南山岳地带的一些部族或种族只要从深山穷谷跑到平地，就是“作乱”。反之，当汉族的封建统治阶级南征北伐，去征服他的邻人，去向他的邻人进行武装掠夺的时候，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却说这是宣扬王化。诚然，当汉族统治阶级征服了其他邻近部族或种族地区时，也可能把汉族的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被征服区域，打破其他部族或种族地区的原始闭关性，在客观上起着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之带有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有时这种侵略和掠夺甚至替其他部族或种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摧残。然而汉族的史学家往往用最动人的言语歌颂那些远征异域的冒险家，歌颂那些为了少数封建贵族、地主发财而使千百万劳动人民成为泥沙的侵略战争，歌颂封建贵族地主对邻近的部族或种族的野蛮的刀剑统治。

    现在压迫和歧视少数民族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我们应该批判那种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所写的历史，要重新写著包括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在内的真正的中国历史。

    为了写著这样的历史，首先我们应该把汉族历史的研究联系到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的研究。因为中国历史不只是汉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历史的总和。在研究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历史时，固然应该承认汉族人民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和所占的重大比重，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不论汉族人民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怎样重要的主导作用和占有怎样大的比重，他们的历史也只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不能是全部。其次，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对中国历史上的种族问题予以合理的说明，不应该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把汉族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对外战争都加以歌颂，把其他各族的任何一次的武装暴动都说成是入寇或作乱。因为在汉族的对外战争中有些是带有侵略性质的，例如在汉唐时代的某些对外战争，就是为了侵占其他部族或种族的土地和财物并奴役其人民而进行的。反之，在其他各族的武装行动中，有些是为了反对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和奴役的，例如东汉时羌人的武装暴动、西晋时匈奴人的起义、清代的某些地区的回民起义以及居住西南的诸部族或种族在历史上的很多次武装暴动，几乎都是为了反对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站在狭隘的种族主义的立场，把汉族的任何一次对外战争都说成侵略，把其他各族的武装行动都说成是革命。实际上，汉族在历史上所发动的对外战争，其中有些是为了自卫，例如宋代对契丹、女真和蒙古的战争都是为了自卫。在另一方面，某些部族或种族对汉族的武装袭击或进攻，其中也有些是侵略性的，例如辽、金、元之于宋，清之于明，都是侵略。总之，我们对于历史上汉族与其邻近各族之间的问题应该根据具体的史实，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而且即便是侵略战争，也不应视为各族人民之间的敌对行为，应该指出这些侵略战争的发动者、组织者、指挥者是各族的统治阶级，至于各族人民之间，不但没有什么冤仇，而且自古以来就发展着兄弟般的友谊关系。

    其次，说到观点问题。

    所谓观点问题，就是对历史的看法或认识问题。一个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或认识，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看而不那样看，要这样认识而不那样认识，这是被决定于史学家所属的阶级的。因为一个历史家对历史的看法和认识，就是反映这个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和愿望。换言之，就是史学家的阶级意识在历史学上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史学家的阶级属性不同，在历史学上也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但尽管有各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是贯彻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敌对观点的斗争。

    这几乎是一个决定的事实，只要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史学家，没有一个不反对唯物主义的。他们一听到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就以为是大逆不道；反之，对于唯心主义，则认为是一种尽善至美的东西。这样的情形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剥削阶级为了要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的时候，他们的阶级利益就会限制他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就会要求他们蒙蔽历史的真理，因为揭发了历史的真理对于他们的阶级支配是一种危险。恰恰相反，唯物主义者就正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推动历史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几乎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写著历史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发挥主观的观念，一部《春秋》就是用“微言”发挥作者主观观念中的所谓“大义”。有时为了发挥拥护等级服从的思想，甚至歪曲或涂改历史事实。例如《春秋》上把晋文公召见周天子的史实，写成“天子狩于河阳”，这就是歪曲历史的例子。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为的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君臣之义未尝动摇。又如春秋二百四十年间，鲁君被他的家臣杀死的有四人（隐、闵、子般、子恶），被杀死在外面的有一人（桓），而《春秋》不见其文，这就是涂改历史的例子。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鲁之君臣未尝相弑”（《礼记·明堂位》）。像这样的情形，简直是把历史当作史学家主观观念的注脚。不仅《春秋》的作者如此，其他古代史学家写著历史，也大抵都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主观观念，写成他们的“一家之言”。

    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古典的历史著作，几乎都贯串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这些历史著作中，对于任何历史事变，都不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去给以说明，总是把这些历史事变归结于“卓越人物”的愿望。一部二十四史，其中触目惊心的巨像就是皇帝、圣人和英雄。在古代史学家看来，一部中国史好像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如果也有历史的现实，那就是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程、朱、陆、王等一脉相传的道统，和秦皇、汉武以次的圣君贤相的雄图大略，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卓越人物”的观念。

    这种观念的系统，近代的唯心主义者称之曰“知识线”。他们以为历史上存在和发展的就是这条“知识线”。至于其他具体的历史事实，如经济生活、政治体制，都不过是观念的体现。因此，唯心主义的史学家一致强调历史上的“卓越人物”，好像任何历史事件都是按照“卓越人物”的愿望而实现出来的。例如西汉之远征西域，就是因为汉武帝好大喜功；郑和之七下西洋，就是因为明成祖要追捕建文帝；王莽改制，就是因为他想移汉祚；王安石变法，就是因为他急功好利；总之，他们以为不管在什么历史条件之下，“卓越人物”要想创造怎样的历史，就可以创造怎样的历史，换言之，“卓越人物”的观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

    唯心主义者不仅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卓越人物”的愿望，又把“卓越人物”的愿望归结为神的启示。贯彻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天命论，便是唯心主义的最高发展。照天命论者说来，“卓越人物”都是带有神性的超人。打开二十四史一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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