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略论中国史研究

首页书架加入书签返回目录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下载APP
终身免费阅读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一 一部二十四史从那里读起

    “一部二十四史,从那里读起?”这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发出来的一声浩叹。这种浩叹,正是表现中国历史研究者,对于庞大的中国历史资料,没有方法来处理了。

    诚然,中国留下来的历史典籍,的确是非常丰富,一部二十四史还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所谓二十四史,只是历代增凑起来的一部官史,(唐只有三史,宋增至十七史,明增至二十一史,清增至二十四史)此外在史部之中还有汗牛充栋的私人著作,并未收入。若广义的说,则六经皆史,诸子皆史,乃至历代以来私人的文集,诗集,画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议,地方的志书等,无一非史。再广义些说,一切历史的遗留,现存者与再发现者,亦无一非史。因而中国的历史资料,真可以说浩如烟海。当作“历史”,这些典籍,的确是太多;但当作“历史资料”,则这些典籍,我们还觉太少,因此,问题还是不在于历史典籍太多,而是在于没有很好的研究方法。懂得了研究的方法,则一切的历史资料,都变成了工程师手中的砖瓦,不懂得历史方法,则结果便会被材料包围而不得脱身。

    所谓历史方法,就是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那一种贯通于他们之中的原理原则,使一切历史的事实,都在这种原理原则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这种原理原则不是用人类主观的思维,可以想得出来的,而是从无数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因此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还是要记得“历史事实”。多记“历史事实”,是研究“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发见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再用这种原理原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换言之,即从这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他们的相互关联,找出他们的运动法则,找出他们发展的倾向。这样,任何交错复杂的历史事实,在我们面前,便再不是混乱一团,而是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应有的现象。这样,我们也就不仅可以知道历史上的任何事实,“怎么样”发生发展,而且也可以知道他“为甚么”要发生和发展。

    中国过去的历史家,也有他们的历史方法。如他们或以事系年而创为“编年史”,或以事系人,而创为“纪传史”,或即事名篇而创为“纪事本末”。但是编年史,则一事前后隔越,纪传史,则一事彼此错陈,纪事本末体对于历史事实虽类聚而条分,原始而要终,但是他并没有对于事与事之间给以联系之总结果,只是一些孤立的事实。因之中国过去的历史方法,可以说只是一种简单的逻辑。用这种简单的逻辑整理中国史,当然是不够的。

    近来实验主义堰倡为点点滴滴研究中国史之议,实际上,这是乾嘉学派的旧方法,并不是实验主义的新方法。所谓点点滴滴,不过是对于史料之疏通辨证,训释辑补而已,但对于这样的工作,清代的历史家,已经留下极大的成绩。我们不是说,这种琐碎的研究工作,对于研究中国史,不是必要的,反之,我们觉得这正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前提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是点点滴滴的历史研究,也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在另一方面,新的历史学,直到现在,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他依然是当作一种制成品,原封原样地输入中国。因此,在过去若干年间,这种外来的历史学,一到中国,便成了若干教义的集成。近来,已有不少的历史家在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史,但一旦接触中国具体历史事实的时候,便不能正确地运用方法论了。因此,我以为新的历史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

    在下面,我提出几点关于中国史研究的意见,也许这几点意见,可以帮助读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

    二 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

    中国的历史家,过去以至现在,都是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处理中国的历史,因此,过去以至现在的中国史著述都不是中国史,而是大汉族史。

    但是大汉族史不是中国史,而只是中国史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因此,研究中国史,首先应该抛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之狭义的种族主义的立场,把自己超然于种族主义之外,用极客观的眼光,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从这些历史单位之各自的历史活动与其相互的历史交流中,看出中国史之全面的运动与全面的发展。

    考古学的发现和无数古典的传说指示吾人,活动于中国这块地盘上之最初的人类是两个系统的人种:其一为“蒙古高原系”人种,其一为“南太平洋系”人种。这两系人种,在中国史前时代,还是处于匹敌的地位。他们具有同一水准的文化创造,而且他们之间有着不断的文化的和血统的交流。此外,在同一时代,这两系人种,又各自分裂为许多氏族,分布于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平行地展开他们各自的历史活动。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他们或由分裂而再进于统一,或由统一而再进于分裂。因此,如果要了解中国史前社会的全部内容,就不能从某一人种的历史活动得到说明,而是要从这两系人种之文化的和血统的融混及其各自的分裂与统一中,才能得到说明。

    在太古时代,中国并无所谓支配种族或落后种族。今日之成为支配种族或为落后种族,乃是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汉族的形成,是殷周以来“蒙古高原系”人种中的一部分融混的结果。直到汉代,这个混成的种族才以汉族之名出现为中国历史上之支配种族。自从汉族在中国这块历史地盘上成为支配种族以后,于是不仅“南太平洋系”人种被称为南蛮或西南夷,即散在中原以外之“蒙古高原系”的诸种族,也被称为西羌北狄与东夷了。

    因此,在中国史上,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秦汉隋唐以至明代之历史的发展中,汉族不断地向中原以外的地域展开,因而使其他诸种族一步步的退出了中原历史的领域。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汉族以外之其他诸种族也不断地企图或竟然侵入中原文化区域,如周之严允,秦汉之匈奴,晋之五胡,南北朝之鲜卑,隋之吐谷浑,唐之吐蕃、南诏,宋之契丹、女真与鞑靼,明之瓦剌、阿鲁台与女真,这些种族或成为汉族可怕之邻人,或竟压服汉族成为中国史上一时之支配种族。中国史就在汉族的伸张与其他诸种族的侵袭而表现出他的展开与萎缩之曲线。

    在这种种族间之拉锯式的错综伸缩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战争、交换与和平的移民,必然要不断地发生各种族间之血统的与文化的交流。由于这样的交流而引起之彼此间的变化,才是中国历史之全面的运动。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史,应该尽可能的去搜集汉族以外之中国境内的其他诸种族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去发见他们自己的历史之发展,以及在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之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这样,我们便可以发见中国史并不是一个汉族所演的独角戏,而是许多种族为了发展其自己而表现出来之历史的活剧。

    三 再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

    中国的历史家,过去以至现在,都把中国史当作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历史。换言之,即把中国史从其与世界史之关联中,截然地割分出来,使之成为一个与世绝缘的独立的历史单位。

    但是我以为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单位,中国史固然有其自己之独特的运动和发展;当作世界史中的有机之一环,则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又决不能划出一条绝对的界线。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地理的疆域,决不能范围历史的冲决;因而中国史的变动,往往影响世界史的发展。反之,世界史发展之总的倾向,也必然制约着中国史的发展,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于人体,他是一个个体,但他决不能离开人体而自由的发展其生命。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顾到他与世界史之间的关联。

    举例来说,在西汉初,匈奴南侵,与原住今甘肃山谷间之月氏发生冲突,这是中国史上的一个事变;但月氏却被迫而西徙,渡流沙,逾葱岭而“西君大夏”,因而从妫河流域(即今之阿姆河)驱逐了希腊人的势力,使“塞王”不得不南徙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希腊人南徙罽宾之后,月氏人又蹑希腊人之后,夺取罽宾,成为中亚的共主。这样中国史上的一个事变,但因此而使西羌之一支西徙中亚。同样的史实,由于两汉之北击匈奴,匈奴之一支(即北匈奴)遂开始西徙的行程。当中国漠北无王庭的时候,而在欧洲之多瑙河莱茵河及波河流域却布满了匈奴的族类。当时的匈奴,成为欧洲东北诸种族之严重的威胁,因而加速了日耳曼人的南徙,从而促成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样中国史上的一个事变又影响到日耳曼人及罗马帝国的历史。

    又如阿育王之宣扬佛教,这是印度史上的一个事件,但因此而使佛教文化东播中国,成为南北朝以至隋唐时代中国之支配的精神。到宋代,佛教中的一个宗派(禅宗)并且与儒家哲学结合,而产生了中国的“理学”。这种理学,自宋以迄于明末清初,又成为中国人民之支配的精神。这样印度史上的一个事件,又影响到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容之变革。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但由此亦可看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真是牵一发而全身俱痛。大概说来,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早在史前时代,恐怕就已经存在,如属于传说中夏代之彩陶文化与安诺苏萨的彩陶文化,也许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后殷代的文化与巴比伦的文化,周代的文化与希腊文化,也许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更后则秦汉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亚之交流,隋唐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及印度文化在中亚之交流,元代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中亚与东欧一带之交流,明代文化与西欧初期资本主义文化在南太平洋上之交流,更为彰明较著之事实。最后,西欧资本主义的文化,便像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地注入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毛孔。这样看来,中国史决不是一个孤立于世界史之外的东西,他不断地以其运动给与世界史以影响,而世界史之发展的倾向,也时时给与中国的运动以制限。

    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史,必须注意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以及由此而引起之变动。并且必须考察由于这种变动而产生之经济生活,政治变局,以至艺术、宗教之新的内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史中每一个时代在世界史中所处的地位,从而在不同的地位中所展开之不同的活动。

    四 中国史没有奇迹,也不是西洋史的翻版

    中国的历史也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他的发展,决不能逸脱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但也有其自己的特殊性,————虽然这特殊性在究极上是被制约于历史发展之一般法则。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史,应该从它的发展之一般的法则中找出它的特殊性;同时,也应该从它的特殊性中去发现它的发展之一般法则。假如我们把任何一个方面提了出来而加以夸张,那都会失去中国史之本来的面貌而得出一种不正确的结论来。

    近来有些历史家往往强调中国史的特殊性,他们把中国史描绘成为一个神奇的东方之天国的图画,在这里充满了历史的奇迹与人类社会的神秘,一切都是特殊,中国史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史,因而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在中国完全不能应用,从而作出了中国史上不是缺了这个社会便是短了那个社会之结论。像这样的看法,当然是神经衰弱的历史家之感官上的幻觉,与中国历史之客观的实在性,并没有关系。

    另外有些历史家,则强调中国史的一般性,他们不是用一般法则代替现实的中国史,便是用一般法则硬套具有特殊性的中国史,结果,在一般法则之前,中国史变成了一片灰色的东西,他失掉了一切的特殊性,几乎变成了西洋史的再版。实际上,所谓一般法则,只是在大体上近似地不完全地把变动中的历史现象反映出来,他并不能摄取现实历史中之无限丰富的内容。在现实的历史中,中国史中的许多现象,决不能与西洋史完全没有差别,因而一般法则便不能一举而完全正确地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都反映出来。

    考古学的报告和历史资料指示吾人,中国史也覆行了世界史发展之一般的过程。许多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曾经有过原始公社制的社会之存在。殷虚出土的青铜器文化和许多甲骨文字的纪载,又证实了中国历史中之殷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根据若干可靠的古典文献及金文的纪载,中国从西周时起已开始转向封建社会。到秦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转向专制主义的形式,但在本质上,仍然是封建社会。到清代中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已经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假如没有鸦片战争,则中国的历史,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了。这样看来,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也同样贯穿着中国的历史。

    虽然如此,中国史也有其特殊的地方,比如中国殷代的奴隶制,没有发展到希腊、罗马那样典型的形态,中国的封建制,很早就采取专制主义的形式,而这在西欧则直到15世纪才转入专制主义的形式。因此,当我们研究中国史的时候,不应强不同以为同;但同时,也不应因为形式上的不同而遂怀疑历史发展阶段的本质。换言之,我们不应把殷代的奴隶制夸张得像希腊、罗马的一样;反之,也不能因为殷代的奴隶主每人平均没有分配十八个奴隶,而遂谓殷代不是奴隶制。同样,我们不应把秦代的封建专制主义与西欧15世纪的专制主义相提并论;但也不应因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之早期出现,而遂谓不符合于公式。总之,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史发展是遵循着世界史发展之一般法则,但同时,也切不可抹杀中国史自己所独有的特殊性。

    五 注意客观的倾向,也不要忽略主观的创造

    我很早就说过,在旧的中国史著作中,看不见社会经济的影子,在新的中国史著作中,看不见历史人物的名字,如果前者是观念论则后者便是机械论。

    我以为研究历史,一方面,固然应该注重社会经济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人类的主观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只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人类之主观斗争,那就无异说任何人类的历史行动对历史都不发生作用,而历史的发展,只是经济的自动发展。反之,如果只注重人类之主观斗争,而忽视社会经济对历史之决定作用,则又无异说,历史是英雄手中的一块泥土,任他捏成他所需要的形式,而一切客观条件,都失掉了对人类主观斗争的制约性。但是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的主观斗争在历史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如中国史上的许多王朝,大半都被人民叛变所颠覆;反之,社会经济对人类的主观斗争,也有着决定的制限性,如中国史上许多反动的英雄,都一个跟着一个辗死于社会经济前进的车轮之下。因此,我以为历史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自动,也不仅是人类斗争之自由创造,而是社会的客观条件与人类的主观斗争之辩证的统一。所以研究中国史也和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一方面,应该拨开许多复杂的现象,去发现那条通过倾斜曲折乃至倒退的过程而贯通于中国史之社会经济发展的曲线;另一方面,也不要忽略活动于这一条曲线上下之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的活动。

    在历史上,人类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出发于主观的幻想,而是当时社会经济内部的轧轹之政治的表现。因此人类的任何历史行动,都不是为了主观上的快意或仇恨,而都是企图作用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之改变或保守。暴君的虐政,农民的叛乱,并不是暴君与农民私人之间有甚么仇恨,而只是当时的经济现状不调和而已。换言之,经济发展的倾向,决定人类历史行动的方向,并且制限人类历史行动的范围。

    在相反的方面,人类的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上一章目录下一页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下载APP
终身免费阅读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