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其人其事

    陈之迈

    一九三四年正月，我自美国回到北平国立清华大学担任教席，第一堂课是上午九时。这是我首次上课，心情自然相当紧张。我到了教员休息室，室内同时等待摇铃上班的有三位，其中之一是国文系主任朱佩弦（自清）先生，另一位是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他们见我是新来的，都先来自我介绍，问过我的经历，便随便闲谈。自从那一天起认识廷黻先生，我们断断续续地共事了三十年：清华大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我们在一起渡过抗战的危难、战后国际外交上许多风险，真可说是患难之交。同时我们在一起也度过些快乐的日子：在清华大学北院打网球，在战时重庆打桥牌，在纽约打高尔夫球，尤其是在世界各地上小馆子饮食，饱尝各地的道地口味。

    廷黻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毕生的爱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早年便对外交史发生兴趣。他在哥仑比亚 30 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他回国到天津南开大学担任教授的时候即从事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他所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是一九三〇年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转任清华大学教授以后他的研究工作益加积极。清华大学的设备完善，经费充裕，使他可以广泛地搜集资料。清宫的档库固不用说，同时北平故都更予他许多便利收罗清季权臣的私人文件，有的是由他们不肖的子孙装在麻布袋里论重量售出的，廷黻先生买到这些东西高兴得好像小孩子见到糖果一样，打开袋子仔细检阅，稍有价值的便叫助教学生裱褙起来，编目编号，分函装置，以便研究。他常对人说，他在南开和清华教学研究的期间是他毕生最快乐的一段。他后来从政，一直在冲要的位置，但他真可说是手不释卷。

    一九三八年春，廷黻先生卸任驻苏大使，回到战时汉口。那时陶希圣、吴景超和我在编辑一套“艺术丛书”，我曾到廷黻先生很简陋的寓所请他撰稿，他立即应允，就在他寓所中一张圆饭桌上开始写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写成了一本《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虽然简短，但是非常精辟扼要，可以认为是廷黻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心得的结晶。

    廷黻先生在纽约的一段时间，办公处所设在世界最高的帝国大厦。那里底层就有一家书店，要什么书都可以代订。不消说廷黻先生是这家书店经常的顾客，有空便到那里去浏览，不时买上几本，抽暇阅读。在美国大都市任事，回家吃午饭是不可能的。经常总是以电话叫小食店送些火腿面包来，饮杯咖啡了事。这个时间往往是廷黻先生和同事们聊天的时间，题目时常是新近出版的书籍。他兴趣之广博真是不可思议的。记得我最后一次和他聊天（约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在纽约），他告诉我全汉昇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里发表的一篇论清初米价变动的文章真是好极了。他又说他最近读完罗马教廷发表关于利玛窦在中国的文件的英译本。廷黻先生笃信中国应当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利玛窦的故事当然使他发生兴趣。我告诉他我在《大陆杂志》上看到有人在梵蒂冈发表康熙皇帝用钢笔写的一句话：“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不知康熙到联合国听听辩论之后是否尚有这种看法。廷黻先生知道我喜欢欣赏中国书画，于是由利玛窦又扯到郎世宁，他问我对于郎世宁绘画的估价，从而谈到在巴黎的赵无极，和几位现代美国画家从中国书法领悟到的所谓书法表现主义。这些谈话尽管只有半小时一小时，大家又要开会了，但我想这是廷黻先生一天里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他多年前即有意退休，从事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他也曾提议“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一笔款来延聘当代学者写一套有权威性的中国历史。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写不成了，但他的桃李满天下。我现在大胆地向廷黻先生的门生故旧建议，即以他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为大纲，添补资料，扩充为一本巨著。我敢于相信近二十多年来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念没有重要的变更，有人这样做法，必定可以得廷黻先生在天之灵的允可与赞同。

    廷黻先生是读书人，具有读书人的性格。他没有染上胡适之先生的“考据癖”，而喜欢从大处着眼，旷论中外古今的兴亡得失。他曾说有许多中国历史家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史书。他们开始读《史记》，不久便对《史记》这本书发生兴趣，对于司马迁所记的史实反而放在一边了。所以他们可称为《史记》专家而不是历史家。记得清华大学有一位李先生讲授《史记》，然而他属于国文系而廷黻先生不允许他转入历史系，就是这个道理。廷黻先生对人对事总有他一套独特的见解，有从另一个角度的看法。他时常和人争辩，单刀直入，毫不留情。和他争辩最多最烈的恐怕是胡适之先生，在北平、在南京、在纽约，我都听过他对适之先生说：“适之，你错了！”“你的意见简直要不得！”他和傅孟真（斯年）先生更是有时吵得面红耳赤。但是他只和他尊重的人争辩，他认为不足道的人他就不争辩了。如果有人向他提出幼稚的意见之时，他的反应可能很不客气，或则板起面孔一声不响，甚或说出一两句令人难堪的话。他是一个耿直的人，所谓不懂得客气的人：他对浅陋的意见和发表浅陋意见的人，完全没有耐性，没有容忍。所以他可以做一个政治家，他绝不可能做一个政客。他有坚强的自信心，不敷衍、不苟且、不逢迎、不妥协，因此他在处事上开罪了不少人，使人一时不能了解他、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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