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

    （6）广南东西路之证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绍兴五年）闰二月九日，臣僚言：‘不收养子孙，二广尤甚。’诏其赅载不尽路分，依两浙等路见行条法。”

    在以上关于杀婴俗之文献中，凡政府之禁令，公私之论列，皆不及于江淮以北及四川。知此等地域尚无杀婴之俗，或虽有而未盛行至于成为严重之社会问题也。又从此诸文献，可知宋至徽宗时，朝廷始留意于杀婴俗之防禁。徽宗一朝，关于此俗，何啻三令五申。高宗初都南服，朝廷对于此俗，闻见益习，关怀益切，故论奏及诏谕亦更繁。其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亦不断重申旧禁。然上文只及于直接防禁之建议与法令耳，至间接补救之建议与法令，在此五朝，亦多有之，下文更详。宁宗以后，文献无征，非此俗遂绝也，殆若非因载籍残阙，即因朝廷鉴于过去法令之无效，转持放任态度耳。

    宋代名臣，其初生时，为人从“薅子”盘中拯出者，以作者所知，亦有三人。一为章得象，一为章惇，皆北宋人；一为胡寅，南宋人。

    《孙公谈圃》卷中：“章郇公（得象），建州人，生时家妪将不举。凡灭烛而复明者三。……家人惧甚，遂收养之。”

    《道山清话》：“（章子厚惇，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苏子瞻尝与子厚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为其讥己也，颇不乐。”

    又据《齐东野语》卷六：“（胡致堂寅），文定公安国之庶子也。将生，欲不举。文定夫人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救之，则已溺将死矣，遂抱以为己子。”

    由此可见杀婴之事不仅限于“贫乏下户”，士大夫家亦有为之者。

    关于杀婴俗盛行之原因，宋人议论纷歧。综而观之，凡有三说：

    （1）有谓由于赋敛之重者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绍兴七年十二月庚申），礼部尚书（刘大中）言：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盖自艰难以来，奸臣持不恤之说，虐用其民，为国敛怨。民被其毒，无所赴愬，一身不恤，惶恤其他。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r绢（‘丁盐�r绢’乃一种‘人头税’，本用盐纳，后折�r绢，只行于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及广南东西路），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r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r绢。”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宰执进呈两浙诸州丁盐绢数。上曰：‘范成大谓处州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虞允文奏曰：‘诚有之。但诸州县丁绢尺寸多少各不等。……’于是诏：两浙州军人户身丁盐钱折纳�r绢数内，绍兴府、湖、处州比之他州最重……民户避免，至于生子不举。……”

    同上：“（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直宝文阁知建宁府赵彦端言：生子孙而杀之者……盖民贫累众，无力赡给；年方至丁，复有输纳身丁之患。……”

    宋郑瑶、景定《严州志》：“前志载……淳熙丙午……丁一十七万五千九百有三。盖昔者丁钱未蠲，民苦重赋，故生子有不举。自乾道五年张宣公知州抗疏祈免，奉旨减免有差。至淳熙丁口之数，比绍兴增凡六万四千五百有九。开禧元年十二月，御笔尽免两浙身丁钱。……今……口凡三十二万九千二百有六，比淳熙之数增益。”

    （2）有谓由于婚葬之浩费者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福建愚俗，溺子不育。……究其弊源，盖缘福建路厚其婚葬。至如殡葬……供祭罗列，焚献之物，创新缯帛。里闾之间，不问知识，尽行送礼。不顾父母具存，藏凶服以待送葬之用。利赴凶斋，意在所得，使遭丧者所费浩瀚。……’”

    又上引《系年要录》绍兴七年十二月礼部尚书云：“愚民宁杀子，不欲输�r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

    （3）有谓由于淫祀者

    《宋会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观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伏见福建路风俗，尅意事佛，乐供好施，休咎问僧，每多淫祀，故民间衣食因此未及丰足。……家产……分割之后，继出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

    按以上三说皆用以解释局部之杀婴事实，然未能解释杀婴俗普遍盛行于南方之事实。身丁钱之重，婚丧之侈，及佞佛淫祀，就如说者所言，皆非普遍于江淮以南之现象也。即就局部之事实言，三说亦非穷源探本之论。杀婴之直接原因，为生产之家患口多为累。而所以患口多为累之故，则甚复杂。要而论之，患口多为累而至于杀婴之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其生活标准已达最低可能之限度，无法减低其生活标准以供养增加之人口，即所谓“贫乏下户”是也。第二类，其生活标准本未达于最低限度，而不愿过于减低其生活标准（婚葬之费、淫祀之费，皆构成生活标准之一部分原素），以供养增加之人口。士大夫家之杀婴者，属于此类。由上引之文证观之，由事理测之，大多数杀婴之家当为“贫乏下户”。而如此“贫乏下户”之阶级之存在而且众多，则为社会富力之分配问题。至于身丁钱之特重，只是其局部之助长因，而非其普遍之主因也。杀婴俗之特盛于江淮以南，而无闻于江淮以北者，可见南方之贫者较北方之贫者为更贫而且众，换言之，即南方富力之分配较北方更为不均也。此推论下文将证实之。

    宋人对于杀婴俗除严设法禁外，尚有种种救济之法：

    （1）限制婚丧礼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六至五七：“（政和二年）四月……礼部看详：‘福建路婚葬丰厚等条已有施行外，今重别拟定下项：诸父母存，非本宗及内外有服亲而辄凶服送丧（受雇行丧人非）……者……杖六十。’从之。”

    （2）减免身丁钱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三月戊戌），两浙转运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诸路丁身钱，而婺、秀二州尚输钱如故。己亥诏悉除之。”

    同上卷一七○：“（皇祐三年七月丙子），减湖南郴、永、桂阳监丁身米。”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九：“（乾道九年）八月十四日……诏：两浙……提举常平官限一月取见逐州所管户口丁数等第，每丁岁纳若干，有无科折，核实保明，攒具成册，缴申尚书省取旨（减免）。”

    同上：“（七月十五日）知建宁府赵彦端……乞将本府七县人户身丁钱自今以后并与蠲免。从之。”

    （3）资助产子贫户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四七：“（绍兴）八年五月十六日，诏应州县，乡村第五等、坊郭第七等以下人户，及无等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贯，于常平或免役宽剩钱内支给。……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臣僚言：‘已降指挥，生男女每名支钱四贯文，于常平或免疫宽剩钱内支。窃闻州县免役钱所收微细，乞发义仓之粟以赈之。’诏于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每人支米一硕。二十年六月四日，以臣僚言，复申严行下。二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以臣僚言，诏敕令作立法。”

    （4）奖励收养婴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绍兴八年六月庚申），敕令所请福建路以子孙或同居缌麻以上亲与人，虽异姓及不因饥贫并听收养，即从其姓，不在取认之限，着为本路令。其江浙、湖、广州县有不举子风俗处，令宪臣体究申明，依此立法。从之。”

    《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九：“（淳熙八年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诸因饥贫以同居缌麻以上亲与人，若遗弃而为人收养者，仍从其姓，各不在取认之限。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令之灾荒，亦非一处，向去寒冷，弃子或多，若令灾荒州县坐上件法镂板晓谕，使人人通知之，则无复识认之虑，而皆获收养矣。”

    此诸法令毕竟实行至何程度，其效果若何，史无可稽。

    三、南北财富分配之差异及其解释

    南宋以文学与政事著明之辛弃疾，于当世南北之社会差异，有一极重要之观察。《宋史》本传载：“（弃疾）尝谓……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

    吾人于此宜分别观察与推论。（1）南方财富之集中（即兼并之患）甚于北方，贫富之差甚于北方，此观察所得之事实也。（2）北方工商业（即“末作”）不发达，生活所需，多由家庭自给；南方工商业发达，生活所需多取给与市场；此亦观察所得之事实也。谓第（2）事为南方农民特别贫困（病农）之原因，亦即第（1）事原因，此推论也。顾何以工商业之发达能增加农民之贫困，而造成财富之集中与贫富之钜差，此则稼轩所语焉未详者。又工商业何以在南方特别发达，稼轩亦无解释。

    吾人于此不禁联想起英人勃刻尔（H.T.Buckle，略与达尔文同时之名史家）地理影响财富分配之学说。其说有云：地力饶裕而气候温燠，则食料之价廉，食料之价廉则人口之增速，人口之增速则佣值低。夫佣力所产之分配，不出三途：一归于佣者为佣资，一归于业主为地租或赢赆，一归于债主为利息。佣值愈贱，则佣者之所获愈少，而业主与债主之所获愈多；故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也。贫与贱为邻，随佣值之低，而劳力者之社会与政治地位愈下。此勃刻尔之说也。我国南方地力之较北方为饶裕，气候之较北方为温燠，此不争之事实也。而宋代南方出产之较富与粮价之价廉，此从政府每岁由南漕北米六百八十万石之事实而可见，此外尚有明证：真宗景德三年五月戊辰，“三司言，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籴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请官籴十之三。不许。”（《长编》卷六三）故宋代南北财富分配之差异正可为上述勃刻尔学说之例证，且也，物产富、人口众而佣价贱，正为工商发展之适宜环境，而工商业愈发达，则食利润之业主与债主愈多，彼等所食愈丰，则贫富之差愈甚。故辛稼轩之解释，实可与勃刻尔之学说相通。

    农奴制之特别存在于南方，杀婴俗之特别盛行于南方，皆南方财富特别集中之应有现象也。

    原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1940年9月；据张荫麟《宋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清校本（后因故未出版）刊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