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

    以我国历史所涉地理范围之广漠，在每一时代，各地域之社会状况恒差异甚巨。故研究一时代之社会史，首须注重各地域之特色。近来述国史者每喜谈某时代之社会，然类皆摭拾片段，而不明著其地域之限制，一若以概全国者焉，于显真之义，殊有未尽。兹举宋代南方与北方之若干重大社会差异，以为上说之例证。

    一、农奴制度之存在于南方

    事有出乎史家意想之外者。至少在北宋，农奴制度在江淮以南，西迄四川，东迄闽浙，犹有普遍之存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载：

    （仁宗天圣五年）十一月，诏江淮、两浙、荆湖（即今两湖）、福建、广南（即今两广）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往。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佃户非经田主许可，并给与凭证，不得自由迁移，是即附着于田土之农奴也。诏书以“旧条”为言，明此制得法律之承认也。诏书许以后被锢之佃户“经县论详”，明以前被锢之佃户无此权利也。此“旧条”不知起于何时，在汉以后、唐以前无闻，殆起于唐末五代；当此分崩离析、上无道揆之世，豪强地主，遂得专威，浸假而成为法律也。诏书仅涉及江淮以南诸路，明江淮以北无此制也。仁宗此诏乃解放南方农奴之一大社会改革，亦宋初一大惠政，而《宋史》及李焘《长编》均不载。其他宋人记载，以作者所知，亦无道及者。不有最近《宋会要》之重现于世，此事不几何与时俱湮？

    仁宗之诏书未提及四川。然农奴制度在北宋初之曾存在于四川，别有证据。农奴制之在四川似比较不普遍，惟田主对于农奴之权力则更大，直成为事实上之统治者。《宋史》卷三○四《刘师道传》载：

    川陕（峡字当是峡字之讹，参看下引《宋会要》）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太宗实录》《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均作千）。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时有言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请释旁户。

    《宋会要·刑法二》记此事更详，文云：

    （太宗）至道二年八月……诏制置剑南、峡路诸州旁户。先是巴庸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小民岁输租庸，亦甚以为便。上言者以为两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遂下诏令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三年能肃静寇盗，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补州县职以劝之。遣职方员外郎时载、监察御史刘师道，乘传赍诏书谕旨。既而载等复奏，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一旦更以他帅领之，恐人心遂扰，因生它变。上然之，其事遂寝。

    “旁户”为田主“役属……如奴隶……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且“皆相承数世”，其为农奴无疑。从彼等“相承数世”之事实推之，可知四川之旁户制度至迟当起唐末。

    太宗初下诏，令“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云者，意谓使旁户尽皆易主，而田主与旁户之关系仍旧保存。故时等以“一旦更易他帅，恐人心遂扰，因生它变”为言。从太宗改革旁户制之困难，可知此制之存在于四川，范围盖甚广泛，其非三数州府之特殊情形可断言也。李顺之乱为太宗初年一大变，余尝为文考之（见《清华学报》）。当时未知其与旁户之关系，及读《宋史·刘师道传》“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之语，初疑此为农奴反抗田主之起事，颇合于近时治社会史者所喜谈之“农民暴动”。及读《会要》“两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乃知以前涉想之非。此“豪民”二字之增减，遂予读者以完全不同之印象。乃知于史文言外推论之难而不容苟也。盖四川地力颇丰，田主对旁户租庸调之征殆尚比较上不甚苛，而旁户一方面又资田主之保护，用能彼此相安。故太宗于旁户制之废除，并不感急切；其后仁宗解放南方之农奴而不及四川之旁户者，殆亦以此故，而非由此时四川旁户制已消灭也。然太宗以后四川旁户之历史于载籍无征。

    二、杀婴习俗之盛行于南方

    宋代有一严重之社会病态，特盛于南方，即杀婴之习俗是也。其时间亘南北两宋，其地域遍及于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及闽浙、两广。政府虽严设法禁，力谋救济，终不能止。兹将此事之史证列举于下：

    （1）统括数路之证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十：“（徽宗大观三年）十一月九日，兵部侍郎详定一司敕令王襄等奏：‘福建、荆湖南北、江南东西有生子不举者，近诏申严禁约，其刑名告赏，只行于福建，而未及江、湖诸路，乞一等立法。’从之。”

    同上《刑法二》之五七：“（徽宗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刑部看详：福建路溺子，已有增立新法外，所有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溺子，虽有大观四年四月敕，生子而杀，刑名告赏，今乞于逐项条内，生子而杀下，各添入孙字。”

    同上《刑法二》之一四七：“（高宗绍兴三年）十一月八日，臣僚言：‘浙东衢、严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又旁近江东饶、信皆然，望赐止绝。’刑部检准现行条法为系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路；其两浙东西路未有。乞依上条。诏依。”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壬戌，国子监丞兼权祠部员外郎吴武陵面对，乞申严荆湖、福建士民不举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觉察，月上娠产之数于官，兼申给钱之令，则全活婴孺，将不可胜计。诏监司丁宁州县，悉意奉行，其有显绩去处，保明申奏推赏。”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五八：“（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二日，大礼赦：‘勘会民间……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甚伤风俗。可令逐路州军，检举见行条法，令于县镇乡村晓谕，严行觉察，许人陈告。’”

    刘时举《续通鉴》卷十三：“（宁宗开禧元年三月）申严生子弃杀之禁，仍令诸路文物官常平官月给钱米收养之。”

    （2）江南东西路之证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七：“（政和二年）七月三日，宣州布衣臣吕堂上书：‘东南数州之地，尚有……狃于故习……男多则杀男，女多则杀女……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甚，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愿委守令以禁戒之，联保户以督察之，立重赏以收捕之。有不变者，寘以极刑。……’诏依福建已得指挥，仍委监司按察。如有违犯，重寘于法。”

    （3）荆湖南北路之证

    苏轼《与朱鄂州书》：“昨……王殿直天麟见过……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初生辄以冷水浸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陈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援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急〔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举哉！”（按：此书不见于今本《苏东坡集》，引见明姜南《学圃余力》。）

    《宋史》（卷）三八一《范如圭传》，“如圭在高宗朝知荆南府时奏论：‘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请举汉昭〔胎〕养令，以全活之。’”

    《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二六：“（光宗绍熙五年九月，明堂赦）：访闻湖广等处州县……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条法禁约非不严切。习以为常，人不知畏。可令守令检举见行条法镂板，于乡村、道店、关津、渡口晓谕，许诸色人告捉，依条施行。仍仰监司严行觉察，毋致远戾。”

    （4）两浙路之证

    《宋史》卷四百《王信传》：“信知绍兴府，禁民不举子。”（按：信，南宋初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绍兴七年十二月庚申，礼部尚书（刘大中）言：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生女者例不举。”

    《宋会要·食货一二》之一九：“（孝宗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上曰：‘范成大谓处州……有不举子之风。’虞允文曰：‘诚有之……’诏曰：两浙……绍兴府湖、处州……生子不举，有伤风化。……”

    （5）福建路之证（按：宋代杀婴俗在福建路最盛，故宋人之记载与论列亦最多。）

    《宋史》卷四五九《魏掞之传》：“建（州）俗生子多不举。（掞之）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

    《麈史》卷上《惠政门》：“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四明俞伟仲宽宰剑之顺昌，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人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酌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朝廷嘉之。……复为立法推行一路。……予（《麈史》撰者王得臣，嘉祐四年进士）尝至其邑，闻仲宽因被差他郡，还邑，有小儿数百迎于郊。”

    同上卷下《风俗门》：“闽中生子既多不举，其无后者，则养他人子以为息。异日族人无出，族女争讼无虚日。予漕本路，决其狱，日不下数人。夫杀己子以至于后世讼狱不已，岂非天戒欤？”

    《孙公谈圃》卷中：“闽中唯建、剑、汀、邵武四处杀子，士大夫家亦然。”

    《宋会要·刑法二》之四九：“（大观三年）五月十九日，臣僚言：‘伏见福建路风俗……家产计其所有，父母生存，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既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俚语谓之薅子。……建州尤甚，曾未禁止。伏乞立法施行。’上批：‘远方愚俗，残忍薄恶，莫此之甚，有害风教，当行禁止。’”

    同上《刑法二》之五六：“（政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臣僚言：‘福建愚俗，溺子不育，已立禁赏。顽愚村乡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之隐。州县勘鞫，告者认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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