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病 死

    终于说到鲁迅的病死了！他因患肺结核而死。这样可怕的病，当初并不以为意，其实是伏根很早，从少年时已然，至少曾发过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以致肋膜变厚，不通X光，但当初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痊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就是他临死四个月前，美国D医师来诊，也说他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

    他的身体底子虽好，却经不起多年的努力和苦斗，以致陷入这种重病中，病危之后，还是力疾工作，不肯小休，而且“要赶快做”。这年四月五日，他寄给我的信中，述及病情，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信中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重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动他节劳调摄而已。到了五月下旬，我因公事至南京，二十九日特地往上海去看他，才知病势沉重，胃口不开，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看了真叫人难受。这一天，须藤医师给他注射强心剂。三十一日，我再去看他，似乎已略有转机，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这一天的下午，便是上述的D医师来诊，宣告病危。我返北平以后，景宋来信虽说病体已转危为安，然而仍不肯入院疗治。六月五日，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在病院中，写信慰问鲁迅，劝其马上入院医治，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是鲁迅仍不肯住院或转地疗养，他觉得如果“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应该自己轻易舍去。六月五日以后，精神委顿，便不能按日写日记了！一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有一段追记如下：

    自此（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

    七月一日起，鲁迅居然又按日写日记了，直至十月十八日————逝世前夕始止。兹录一段如下：

    七月一日。晴热。上午得文尹信。午季市来，并赠橘子及糖果。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Takamol，是为第四次。……

    这一天，我刚由北平到上海，所以立刻去慰问，看他的病体确已渐臻恢复，甚为欣喜。他告诉说，“医师劝我转地疗养，我正在考虑中，国内是无处可走，国外则如东京之类，来客必多，亦非静养之地，俟后再定。”我竭力怂恿出国疗养，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云：

    季市兄：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尒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顷得曹君信，谓兄南旋，亦未见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书教，毫无所知，嘱弟一探听。如可见告，乞即函知，以便转达，免其悬悬耳。

    目前寄上版画一本，内容尚佳，想已达。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弟树顿首 七月十七日

    可怜！旅行之期始终未能决定。隔了十天（七月二十七日），我回北平，道经上海，再去看他，身体虽瘦，精神已健，确乎已转危为安，只须好好调养罢了。我们长谈一日，他以手自经营，精印题词的《凯绥·珂勒惠支板画选集》赠我（参阅本文第十一）。到了晚九时，我握着这本选集告别，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下楼送我上车，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词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电传噩报，知道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鲁迅竟尔去世了。我没法想，不能赶去执绋送殡，只打了一个电，略云：“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许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遗孤，勉承先志……”鲁迅的寿仅五十六岁，其致死之由，我在拙著《怀亡友鲁迅》文中，举出三点：（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剥削，（三）经济的压迫，而以这第三为最大的致命伤。他大病中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就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鲁迅毕生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淡泊自甘，痛恶权势，受禁锢而不悔，受围攻而不屈，受诬蔑不知若干次。翻译几本科学的文艺理论，就诬他得了苏联的卢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调集》，就诬他得了日本万金，意在卖国，称为汉奸；爱罗先珂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就说这些宣传，受之于他，因为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说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战事骤起，寓所突陷火线中，得日本人内山完造设法，才避居于其英租界支店的楼上几天，就说他托庇于日本间谍。

    鲁迅对这些诬蔑，能够愤而安之，“细嚼黄连而不皱眉”。惟独在病势沉重之际，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因为有人诬陷他，则不能不扶病明白答复，主张不分派别，一致联合来抗日的。他说：“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又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强调为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决战不可。“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极强，所以死后不到一年，伟大的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鲁迅之丧，我虽挂名为治丧委员之一，却是未能实际赶到参加。景宋曾寄给我一大套丧仪的照片，大约有三四十张，我看了下泪。关于丧仪的盛况，是有一种特色的，报章杂志上都记载得很详，现在取其叙述简单的内山完造（他也是治丧委员之一）的《鲁迅先生》文中一二节如下：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朝到晚作着长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出殡，虽说是下年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

    “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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