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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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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利贞之义，潜龙勿用之义，文言已备，故辅嗣不复为注，至见龙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时舍也，皆未释见字田字，故皆为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说也，文言曰，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潜为未见，则见为出潜矣，潜为隐，则见为离隐矣，故辅嗣云，出潜离隐，据彼以解此也，系辞传曰，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是五与上为天，三与四为人，初与二为地，初为地下，二为地上，故辅嗣云，处于地上也，此真以十篇解说经文者，若全经之法皆如是，则诚独冠古今矣。
论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扫术数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王弼易注，孔疏以为独冠古今，程子谓学易先看王弼易，传中不论象，不论卦变，皆用弼说，王应麟谓辅嗣之注，学者不可忽也，困学纪闻录王注二十三条，何焯云，程传中所取辅嗣之义正多，厚斋则但就其格言录之，陈沣谓厚斋所录非但尚易之辞，并尚辅嗣之辞矣，此孙盛所谓丽辞溢目者也，然所录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颐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竞，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造语虽精，然似自作子书，不似经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厚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颇似摹拟辅嗣语也，朱子云，汉儒解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辅嗣所为格言，是其学有心得，然失汉儒注经之体，乃其病也，锡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说多近理，朱子之不取晋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义各有当，陈沣谓其所为格言，学有心得，予谓弼之所学，得于老氏者深，而得于易者浅，魏晋入尚清言，常以老易并举，见于史者，多云某人善说老易，是其时之所谓易学，不过藉为谈说之助，且与老氏并为一谈。王弼常注老子，世称其善，其注易亦杂老氏之旨，虽名词隽句，耐人寻味，实即当时所谓清言，南朝好玄理，重文词，故弼之书盛行，北人尚朴，学易主郑玄，不主王弼，自隋以后，北学并入南学，唐人以为独冠古今，于是易专主王弼注，及晋韩康伯之补注矣，宋元嘉时，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而太平御览引颜延之庭诰曰，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则延之虽以王弼为正宗，亦疑其于象数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义理，切人事，汉末易道猥杂，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之说，纷然并作，弼乘其敝，扫而空之，颇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说经，杂以道家之学，汉人朴实说经之体，至此一变，宋赵师秀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可为定论，范武子谓王弼何晏罪浮桀纣，则诋之太过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其所以可议者，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四库提要曰，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
论以传附经始于费直不始于王弼亦非本于郑君
古本易经与今不同，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顾炎武谓此据孔氏正义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近儒姚配中说尤详晰曰，经传之合，始自费直，魏志高贵乡公纪帝问曰，孔子作彖象，郑氏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白，郑氏合彖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据此则经传之合，始自郑矣，然案儒林传云，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以传解经，则必以传合经，经传之连，实当始自费，非始自郑也，而高贵乡公淳于俊并云郑者，盖费氏亡章句，徒以传解经，则传即为其章句，注者因费氏之本，既注经即远注传，而合传于经之名，遂独归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号古文蝗，刘向以中古文易校诸家，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费氏经既与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传于经，则传其书者，直云传古文可耳，鸟得以直既无章句，又无异文，而乃独以其学归之费氏耶，尚书有今古文之学，此其可证者也，后汉书儒林传云，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案马融注周礼，尚欲省学者两读，其为易传，当亦必仍费氏之旧，高贵乡公不言马融，独言郑连之者，时方讲郑学，据郑言也，盖唯费无章句，以传解经，传其学者，不过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传费氏易，极至王弼之虚言，亦称为费氏之学，此其明验也，锡瑞案姚氏此说，可为定论，其谓传费氏学者不过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见汉时传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经，即如尚书传古文者，卫贾马郑皆用杜林本，而郑不同于马，马亦未必同于卫贾，正与郑荀王皆传费氏易，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汉时传今文者，有师授，有家法，传古文者，无师授，无家法，其崇尚古文者，以古文之本为是，今文之本为非，如易则云诸家脱无咎悔亡，书则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故好古者以古文经相矜炫，而相传为秘本，然古文但有传本而无师说，当时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误，而师说仍用今文，博士所传，则无乡壁虚造之讥，亦无歧亡羊之患，汉之经学，虽至今存可也，乃诸儒名为慕古，实则喜新，传本虽用古文，而解经各以意说，以致异议纷杂，言人人殊学，学者苦其繁而无由折衷，以致汉末一乱，而同归于尽，不得谓非诸儒之咎矣，易经皆孔子作，彖象文言亦当称经，惟今之系辞传，可称传耳，据高贵乡公言，则当时已误以卦爻辞为经，彖象文言为传矣。
论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而不足据
汉人有图书之学，宋人亦有图书之学，宋人之图书，亦出于汉人之图书，公羊疏曰，六论言六者，图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国史何，答曰，王者依图书行事，史官录其行事，言出图书，岂相妨夺，俞正燮曰，百二十国史仍是图书，古太史书杂处，取易于河图，则河图余九篇，取洪范于洛书，则洛书余六篇，皆图书也，锡瑞案汉时图书即是谶纬，谶纬篇多以图名，则当时书中必有图，韩敕礼器碑云，秦项作乱，不尊图书，此碑多引纬书，其称图书必是谶纬，易纬亦或以图名篇，卦气出稽览图，则所云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十卦，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当日必有图以明之，是谶纬即图书之明证，宋人图书之学，出于陈搏，搏得道家之图，创为极河洛先天后天之说，宋人之言易学者多宗之周子稍变而转易之，为太极图说，宋人之言道家者多宗之，邵子精于□□著皇极经世书，亦为学者所宗，程子与邵同时，又属懿戚，不肯从受数学，其著易传，专言理，不言数，答张闳中书云，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故程子于易颇推王弼，然其说理非弼所及，且不杂以老氏之旨，尤为纯正，顾炎武谓见易说数十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以其说理为最精也，朱子作本义以补程传，谓程言理而未言数，乃于篇首冠以九图，又作易学启蒙，发明图书之义，同时袁枢薛季宣已有异论，考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朱子本属蔡元定创稿，非所自撰，晦大全集中载答刘君房书，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则九图亦非朱子所自列也，朱子尝疑龙图是伪书，以康节之学为易外别传，持论至确，特疑程子易传不言象数，以致后来有九图之附益，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及先天后天，惟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亦不信图书，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篇，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胡渭易图明辨引据旧文，足箝依托之口，张惠言易图条辨诘精审，足箴先儒之失，今且不必深论，但以图书二字诘之图，今所谓画也，今所谓字也，是图但有点画，而书必有文字，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刘歆谓初一曰，五行以下，二十八字，即是洛书，其说尚为近理，宋人所传河洛，皆黑白点字，但可云河图洛图，何云河图洛书，此百喙所不能解者。
论先天图不可信朱子答袁机仲书乃未定之说
宋人图书之学，近儒已摧陷廓清，学者可勿道矣，而朱子之说，犹有不得不辨者，答袁机仲书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历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与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皆本伏羲画卦之意，而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亦分两仪，伏羲在前，文王在后，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则当考伏羲之画，若只欲知今易书文义，则但求之文王之经，孔子之传足矣，两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杂，来教乃谓专为邵氏解释，而于易经无所折衷，则恐考之有未详也，本义图说曰，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宣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易，为文王之说也，锡瑞案朱子此说与经学大有关碍，六经皆出孔子，故汉初人以为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卦辞爻辞皆孔子作，其后乃谓文王作卦爻辞，又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疏遂以文王周公作者为经，孔子作者为传，则已昧于经传之别，而夺孔子之制作，以归之文王周公矣，然易历三圣，道原一揆，犹未始歧而二之也，自宋陈邵之图书出，乃有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分而为三，朱子此说，更增以天地自然之易，判而为四，谓不可便以孔子易，为文王之说，又谓不可误认文王所这易，为伏羲始画之易，则是学易者，于孔子之明义理切人事者，可以姑置勿论，必先索之杳冥之际，混沌之初，即使真为上古之传，亦无裨于圣经之学，矧其所谓伏羲者非伏羲也，乃陈邵之书也，且非儒家之言，乃道家之旨也，夫以道家之旨解易，固不始于宋人，虞翻明引参同契，是道家之旨也，王弼以老氏注易，亦道家之旨也，然二人但以道家之旨，杂于儒家之中，宋人乃以道家之书，加乎孔子之上，以图书之学说易，亦不始于宋人，卦气爻辰出于谶纬，亦图书之学也，然汉人以谶纬为孔子所作，说虽近诬，尚不失为尊圣，宋人乃以羲文列孔子之上，说尤近诬，而圣更不尊矣，学如孔子，亦云至矣，不当更求之于孔子之上，时代如孔子，亦云古矣，不当更推之于孔之前，世去孔子一二千年，圣学之仅存不过什一千百，乃于其仅存者视为未足，必远求之荒渺无徵，饰伪欺人，迭相祖述，怪图满纸，迷误后学，王鸣盛谓宋儒以虞廷十六字为三圣传心，此风俗通所云鲍君神之类，予谓先天诸图乃真鲍君神之类也，朱子语类曰，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则朱子非不知先天图不可信，答袁机仲，盖未定之说，不可不辨。
论胡渭之辨甚确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胡渭易图明辨，辨本义之说曰，按本义卷首，列九图于前，而总为之说，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河图洛书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后天八卦次序方法及六十四卦之卦变也，是皆著为图者，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而朱子顾以为三圣人之易，专言义理，而象数阙焉，是何说与，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主数，二体六画，刚柔杂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营成易者，数也，经文粲然，不待图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之所谓象数也，三圣人之言，胡为而及此乎，伏羲之世，书契未兴，故有画而无辞，延及中古，情伪渐启，忧患滋多，故文王系彖以发明伏羲未尽之意，周公又系爻，以发明文王未尽之辞，一脉相承，若合符节，至于孔，绍闻知之统，集群圣之大成，论者以为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为孔子，既已知之，而别自为说，以求异于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旨也，然则伏羲之象，得辞而益彰，纵令深玩图书，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之说，所得而窜入其中哉，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锡瑞案胡氏之辨甚明，以九图为易外别传，尤确特犹误沿前人之说，以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故但以为孔子之说，不异文王周公之意，不知卦爻辞亦孔子之说也，自东汉后，儒者误疑系辞传云，盖取诸益与噬嗑，以为神农时，已有重卦，则重卦当属神农，重卦既为神农，则文王演易，必当有辞，遂疑卦辞爻辞为文王作，其后又疑文王作爻辞不应有岐山箕子东邻诸文，遂又疑爻辞为周公作，重忄比贝缪，悍然以文王周公加孔子之上，与六经皆孔子作之旨不合矣，宋之陈邵更加伏羲，此犹许行并耕，上神农，老庄无为，高谈皇古，乃昌黎所谓惟怪之欲闻者，宋儒之学，过求高深，非但汉唐注疏视为浅近，孔孟遗经亦疑平易，故其解经多推之使高，凿之使深，有人于二氏而不觉者，其说易以孔之之易为未足，而务求之道家，亦犹其解各经，疑孔子之言为未至，而间杂以二氏也，宋时一代风尚如此，故陈邵图书盛行，以朱子之明，犹无定见而为所惑，元明以其书取士，学者不究本义，而先观九图，遂使易学沈霾数百年，国初诸儒辨之而始熄，若知易皆孔子所作，待辨而明矣。
论黄宗羲论易取王注与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极平允近人复理焦京之绪又生一障
黄宗羲象数论序曰，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汉儒林传孔子六传至川田河，易道大兴，吾不知田知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集解，一时诸儒之说，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官，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矣，晦翁曰，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甚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锡瑞案黄氏此说，但取王弼注与程传之说理者，而尤推策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甚平允，焦京之易，出阴阳家之占验，虽应在事后，非学易之大义，陈邵之易，出道家之修炼，虽数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虽自成一家之学，而于圣人之易，实是别传而非正传，俞琰曰，先天图虽易道之绪余，亦君子养生之切务，又曰，丹家之说，非出于易，不过依仿而之者，初非易之本义，因作易外别传以明之，俞氏深于丹家，明言陈邵之图，为易外别传，乃彼道家自认不讳，吾儒家犹据以说易，斯可谓大惑矣，近世学者于陈邵之图，辟之不遗余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说，是去一障又去一障，曷若如黄氏言，尽去其障之尤善乎，惟焦循易图略，遍斥纳甲纳音卦气爻辰之失，曰，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复理纳甲卦气之说，不亦唯之与阿哉。
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颛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
四库提要易类曰，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礻几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挍诸家，以因象立教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又惠栋易汉学提要曰，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锡瑞案以孟京陈邵均为易外别传，至明至公，孟京即所谓天文算术，陈邵即所谓方外炉火，汉之孟京，宋之陈邵，既经辞辟，学者可以勿道，国朝二黄毛胡之辟宋学，可谓精矣，图书之学，今已无人信之者，则亦可以勿论，惠栋为东南汉学大宗，然生当汉学初兴之时，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汉学采及龙虎经，正是方外炉火之说，说故提要谓其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则惠氏书亦可从缓，近儒说易，惟焦循张惠言最善，其成书稍后，四库未收，故提要亦未及称许，实皆学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说易，独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汉儒之长而去其短，易通释六通四辟皆有据，依易图略复演之为图，而于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郑氏之爻辰，皆正之，以示后学，易章句简明切当，亦与虞氏为近，学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释图略，则于易有从入之经，无望洋之欢矣，张氏著周易虞氏义，复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事言易候，笃守家法，用功至深，汉学颛门，存此一线，治颛门者，当治张氏之书，以窥汉易之旨，若欲先明义理，当观王注而折衷于程传，亦不失为易之正传。
论象数已具于易求象数者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更不当求数于易之先
王注程传，说易主理，固不失为易之正传，而有不尽满人意者，则以王注言理不言象，程传言理不言数也，易本卜筮之书，伏戏画卦，文王重卦，皆有画而无辞，其所为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者，当时必有口说流传，卜人筮人，世守其业，传其大义，以用于卜筮，学士大夫，题有通其说者，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乃于卦爻各系以辞，又作彖象文言以解其义，而易本为卜筮之用，不得专以空言说之，孔子欲借卜筮以教人，不能不借象数以明义，若但空言说理，孔子自可别撰一书，何必之于周易乎，平心论之，说易不可尽埽象数，亦不可过求之象数，象数已具于易，易之言象详于说卦，乾为马，坤为牛，及乾为天，坤为地之类是也，易之言数，详于系辞传，天一地二天数五地数五之类是也，易之言象已具，则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易之言数已具，则不当求数于易之先，所谓不当求象于易之外者，顾炎武日知录曰，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淫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案汉人于说卦言象之外，别有逸象，又有出于逸象之外者，穿凿诚如顾氏所讥，故王弼尽埽其说，易略例曰，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或复值，而义无所取，王氏诸家说极明快，而其注有偏矫太过者，如涣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据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木明见于易，而王注云，乘木即涉难也，并明见易象者，亦不取，故人讥其蹈虚，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李氏盖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文，而补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谨严，又何必补，是王矫汉儒之失太过，李矫王氏之失又太过也，所谓不当求数于易之先者，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并非专取图书，况图书自古不传，秦不焚易，无独焚其图书之理，何以汉儒皆不曾见，乃独存于道家，自宋陈抟创说于前，邵子昌言于后，其传之者，或以河图为九，洛书为十，或以河图为十，洛书为九，说又互异，而皆有图无书，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所尚，非儒者之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已，故程传言理不言数，朱子曰，程先生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朱子以程传不合本义，故作本义以补程传，而必兼言数，既知龙图是伪书，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真图，既知邵子是易外别传，又使蔡季通作启蒙，以九图冠本义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粪佛头，且曰，有伏羲之易，是求数于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并求数于未作易之前也，皆未免贤知之过也。
论焦循易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
焦循论王弼极允，周易补疏叙曰，易之有王弼，说者以为罪浮桀纣，近之说汉易者，屏之不论不议者也，岁壬申，余撰易学三书渐有成，夏月启书塾北窗，与一二友人看竹中红薇白菊，因言易及赵宾解箕子为ぼ兹，或诩其说曰，非王弼辈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示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赵宾说，孔颖达不能申明之也，众唯唯退，门人进曰，正义者，奉王弼为准绳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瓮，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诸若此，非明乎声音训诂，何足以明之，东汉末，以易学名家者，称荀刘马郑，荀谓慈臾爽，刘谓景升表，表之学受于王畅，畅为粲之祖父，与表皆山阳高平人，粲族兄凯，为刘表女婿，凯生业，业生二子，长宏，次弼，粲二子既诛，使业为粲嗣，然则王弼者，刘表之外曾孙，而王粲之嗣孙，即畅之嗣玄孙也，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而实根本于畅宏，字正宗，亦撰易义，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远矣故弼之易虽参以见，而以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诸儒，特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弼天资察慧，通亻隽卓出，盖有见于说易者支离传会思去伪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变之非而用反对，知五气之妄而用十二辟，唯之于阿，未见其胜也，解龙战以坤上六为阳之地，因本爻辰之在已，解文柔文刚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变之自泰来，改换其皮毛，而本无真识也，至局促于乘承比应之中，类预于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长，既偏执于扶阳，贵少贵寡，遂漫推夫卦主，较量于居阴居阳，揣摹于上卦下卦，智虚不出乎六爻，时世谬拘于一卦，洵童稚之藐，不足与言通变神化之用也，然于观则会及全蒙，于损亦通诸剥道，听不明之传，似明比例之相同，观我生之爻，颇见升降之有合，机之所触，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贯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实，称道者徒饫其糠秕，讥刺者探其精液，然则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论不议也，锡瑞案焦氏易学，深于王弼，故能考其得失，弼注箕子之明夷曰，险莫如兹，而在斯中，焦氏补疏曰，古字箕即其，子通滋，滋通兹，王氏读箕子为其兹，以兹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焦氏易章句曰，箕古其字，与中孚其子和之同义，以其子解箕子，与王氏意略同，其以假借说易，亦与王注读彭为旁，借雍为瓮相合，故有取于王注，而特为之补疏也。
论焦循以假借说易本于韩诗发前人所未发
焦循以假借说易独辟畦町其易话韩氏易一条，引韩诗外传云，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据贤人者，昔者秦穆公困于ゾ，疾据五大夫蹇叔公孙支而小霸，晋文以困于骊氏，疾据各犯赵衰介子推而遂为君，越王句践困于会稽，疾据范蠡大夫种而霸南国，齐桓公困于长勺，疾据管仲宁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据贤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据贤人而不亡者，未尝有也，以疾据贤入，解据于蒺藜，则借蒺为疾，由此可悟易辞之比例，汉书儒林传称韩婴亦以易授入，推易意而为之传，于引可见其一端，余于其以疾解蒺，悟得经文以假借为引申，如借为底，借豚为Т，借豹为约，借鲋为附，借鹤为，借羊为祥，借袂为，皆韩氏有以益我也，又周易用假借论曰，近者学易十许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如豹礻勺为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礻勺为豹，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为礻勺，沛绂为同声，以其刚掩于困下，则借沛绂，以其成兑于丰上，则借绂为沛，各随其文以相贯，而声近则以借而通，盖本无此字而假借者，作六书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书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声即通其义，如天之为颠，日之为实，春之为蠢，秋之为愁，岳之为粗，岱之为代，华之为获，子之为滋，丑之为纽，卯之为冒，辰之为振，仁之为人，义之为我，礼之为体，富之为福，铭之为名，及之及汲，葬之为丧，栗之为栗，蜘蛛之为踟蹰，ォ澜之为芄兰，无不以声之通，而为字形之借，故闻其声即知其实，用其物即思其义，欲其夷平也，则以雉名官，欲其<九勹>聚也，则以鸠名官，欲其户止也，则以扈名官，以典文其直，以隐蕴其显，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诸易，辞之比例，引申尤为切要矣，是故柏人之过，警于迫人，秭归之地，原于[A081]归，发忽蒜而知算尽，履露卯而识阴谋，即杨之通于扬，娣之通于ㄗ也，梁间文沈约等集，有药名将军名邵名等诗，唐权德舆诗曰，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宣秉石崇纪信张良，即箕子帝乙之借也，陆龟蒙诗，佳句成来谁不伏，神丹偷去亦须防，风前莫怪携诗藁，本是吴吟荡桨郎，伏神防风藁本，即蒺藜苋陆之借也，温庭筠诗，并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园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烛为属，借园棋为远期，即借蚌为邦，借鲋为附之遗也，相思为红豆之名，长行为双陆之名，借为男之行女之思，即高尚其事为逸民，匪躬之故为臣节，借为当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艮手坤母而为拇，合坎弓艮瓜而弧，即孔融之离合也，樽酒为尊卑之尊，蒺藜为迟疾之疾，即子夜之双关也。
论假借说易并非穿凿学者当援例推补
焦循与朱椒堂兵部书曰，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即以寡天下之过，改过全在变通，能变通即能行权，所谓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全于此一以贯之，则易所以名易也，论语孟子已质言之而卦书之所之，其比例齐同，有似九数，其辞则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圆，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变动之迹，吉凶利害，视乎爻之所之，泥乎辞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义，以索算数也，惟其中引申发明，其辞之同有显而明者。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蛊与巽同，其冥升冥豫，敦复敦艮敦临，同人于郊，需于郊之类，多不胜指数。又多用六书之转注假借，转注如冥即迷，颠即窒，喜即乐，假借如借为需。说文，借蒺为疾，韩诗外传。借豚为Т。黄颖说，借祀为已。虞翻。推之鹤即，祥即牵羊之羊，禄即即鹿之鹿，衤勺即纳约之约，拔即寡发之发，昧即归妹之妹，即德积之积，沛即朱绂之绂，彼此训释，实为两汉经师之祖，其声音相借，亦与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数之齐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画之行，非明六书之假借转注，不足以知彖辞爻辞十翼之义，锡瑞案焦氏自明说易之旨，其比例通于九数，其假借转注本于六书，而说假者借之法尤精，可谓四通六辟，学者能推隅反之义例，为触类之引申，凡难通者无不可通，不至如何平叔之不解易中七事矣，或疑假借说易近于傅会，不知卦名每含数义，不得专执一义以解，专以本义解之，爻辞多不可通，如革卦之义为改革，初九巩用黄牛之革，则借为皮地，据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假借为改革，是皮革为革字本义也，六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亦取象于虎豹之皮，而取义于皮革，礼记玉藻，君羔幦虎犋，故曰大人虎变，大夫士鹿幦豹犋，故曰君子豹变，君称大人，大夫士称君子，云小人革面者，盖庶人役车，其幦以犬羊之享为之，无虎犋豹犋，故曰革面，若以革面为改头换面，古无此文法也，易之取象必有其物，有其事，无虚文设言者，如贲卦之义为贲饰，初九贲其趾，趾乃足趾，王注云，饰其趾，世岂有文饰其足趾者，正所谓饰粉黛臆，缀金翠于足趾矣，贲当假为偾，取偾车之义，左氏传郑伯之车偾于济，贲其趾谓偾车伤其足，故舍车而徒也，六二贲其须，须乃须髯，孔疏云，似贲饰其须世岂有文饰其须髯者，殆有如湘东王子方诸踞鲍泉腹，以五色彩辫其髯矣，贲当假为班，谓须髯斑白也，凡此等皆专执一义，必不可通者，必以假借之义通之，而后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学者试平心静气以审之，当信其必非传会矣。
论易说多依不当崇信伪书
困学纪闻云，经说多依，易为甚，子夏传，张弧作也，关子明传，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题愈作也，锡瑞案关子明传麻衣正易，朱子答李寿翁，明言两书皆是伪书，关子明易是阮逸伪作，陈无己集中说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师愈作，今两书已罕见称述，惟子夏易传见隋唐志，刘知几辨其伪，晁以道以为唐张弧作，朱彝尊经义考证，以陆德明李鼎祚王应麟所引，绵今本所无，不但非子夏书，并非张弧书，或以为汉杜子夏作，又或以为韩婴丁宽，皆传会无据，不足辨，而论易之伪，尚不止此数书，如连山归藏，汉志不载，归藏或以为晋辞正所得，或以为唐长孙无忌所得，连山隋刘炫作，郑樵信以为真，不知连山归藏，与蝗无关，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伪，皆可不论，先天后天之图，汉以来所未见，宋陈抟始创为龙图，朱子以龙图为伪，更求真图，不知此皆道家修炼之图，与易无关，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伪，更可不论高明好奇之士，不知经皆孔子手定，凡出于孔子之后者，不得为经，即出于孔子之前者，亦不得为经，圣人则河图洛书，系辞传明言之，然圣人既则图书而作易，学者但求之于易，不必求之图收，犹春秋本鲁之春秋，孟子亦明言之，然圣人既据鲁史而作春秋，学者但求之春秋，不必求之鲁史，庄子云，筌者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蹄，河图洛书与鲁春秋，正庄子筌蹄之类也，后儒不明此旨，惜图书不可见，惜未修春秋不可见，不思孔子之经且未能明，何暇求之孔子之前，求之不得，或且以伪应之，如连山归藏河洛之图，皆无益于经，而反泊经义，岂非高明好奇之过哉，汉郊祀志刘向引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今见大戴礼本命篇，而子政以为易大传，与史记引系辞为易大传正同，又经解引易曰，差若毫，缪以千里，今见易纬而引为易经，则汉以前传本，或与今本不同，今本以杂经文，序卦杂卦盖出东汉以后，十翼之说，亦出郑学之徒，宋人订古周易，欲复圣经之旧，其意未始不善，然但知经出义文，不当以孔子所作之传杂之，而不知经实出孔子，不当以弟子所作之传杂之也。
论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孔子作爻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
朱子曰，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辞如签辞，孔子之易，纯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虚字去迎过意来便得，周渔之曰，然则孔子当日何用三绝韦编，而所称加年无大过者，岂终日把定一束蓍草耶，锡瑞案朱子以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其说大误，然其误亦有所自来，伏羲画卦，虽有占而无文，而亦寓有义理在内，系辞传谓包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谓通神明类万物者，必有义理，口授相传，焦循曰，伏羲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其旁通行动之法，当时必口授指示，久而不传，文王周公以辞明之，即明其当日口授指示者也，学者舍其辞，但观其卦，则此三百八十四画，遂成一板而不灵之物，如某有车马炮卒士相帅将，按图排之，必求之于谱，乃知行动之法，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若舍去谱而徒排所谓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不敢动移一步，又何用乎其为某也，六十四卦，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辞，谱也，不于辞中求其行动之用，是知有某而不知有谱者也，焦氏之说极通，惜犹拘于旧说，以为伏羲重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若更定之，于重为六十四上加文王二字，文王周公以辞明之，改为孔子辞明之，文王周公孔子之辞，去文王击公四字，则更合矣，而据其说，可知伏羲作易垂教，当时所以正人伦，尽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内，意必有义说，寓于卜筮，必非专为卜筮而作，文王重卦其说加详，卜人筮人口授相传，以其未有文辞，故乐正不以教士，然其中必有义理，不可诬也，或疑止有画而无辞，何得有义理在内，既有义理，则必著为文辞，是又不然，左氏杂采占书，其占不称周易者，当是夏殷之易，而亦尝不具义理，若无义理，但有占法，何能使人信用，观夏殷之易如是，可知伏羲文王之易亦如是矣，周衰而卜筮失官，盖失其义，专言祸福，流为巫史，左氏所载，焦循尝一一辨其得失，曰，易于春秋，淆乱于术士之口，谬悠荒诞，不足以解圣经，孔子所以韦编三绝而翼赞之也，昭七年传一条，以灵公名元，直，以元亨之元，为灵公之名，此与阳虎占泰之需，以帝乙为宋乙祖，同一因文生意，有如市俗神签妖谶，去古筮法远矣，据此是孔子见当时之人，惑于吉凶祸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凿傅会，故演易系辞，明义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所谓以神道设教，其所发明者，实即羲文之义理，而非别有义理，亦非羲文并无义理，至孔子始言义理也，当即朱子之言而小变之曰，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伏羲文王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孔子加卦爻辞如签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则其说分明无误矣。
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
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于术数，不欲以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如京房卦气，原出历数，唐一行言历行孟喜卦气。扬雄太元推木浑天，其数虽以巧合于易，实是引易以强合其数，孔子作易，当时并不知有汉历，谓孔子据汉历作易，断断乎不然也，陈抟龙图，本是丹术，邵子衍数，亦原道家，其数虽似巧合于易，实是引易以强合其数，孔子作易，当时亦不知有道书，谓孔子据道书作易，断断乎不然也，此两家准之孔子作易之旨，既皆不然，则其学虽各成一家，皆无关于大义，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当时矜为秘传，后儒不得不加论辨，今辨之已晰，人皆知其不关大义，学者可以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辨矣，其余一切术数风角壬遁，实有徵验，丹鼎炉火，亦足养生，其书亦或假易为名，要不尽符于易之理，参同契见引于虞氏，而专言坎离之旨，已与易重乾坤不同，阴阳五行蓍龟杂占，汉书文志别出之于后，未尝以溷于易，诚以先圣大义，非可以九流众技参之，即蓍龟十五家，实为卜筮之书，而但言占法，不言义理，亦不得与易十三家并列于前，古人别择之严如此，所以尊经而重道也，又况后世臆造委巷不经之书乎，汉人之书，自太玄参同契以外，今皆亡佚，所传术数，多出唐宋以后，提要既别出于后，不入易部，学者更可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辨矣，存目诸书，取资甚鲜，即收入经部者，亦多节取其长，盖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能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论汉人古义多不传汉碑可以引证
汉人易义，传世甚鲜，惟郑荀虞稍存崖略，而三家皆生于汉末，距魏王弼时代不远，其前通行之本，出于施孟梁邱京氏者，皆不可考，今惟汉碑引易为当时通时之本，姑举数条证之，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易建八卦揆{艾月}辞，隶释云，碑以{艾月}为爻，即系字，案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辞，此以卦辞爻辞，即是系辞之证，所谓系辞非今之所谓系辞也，百石卒史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辞，此以卦辞爻辞，即是系辞之赞神明，碑以演易系辞，属孔子说，则亦必以系辞为卦爻辞，非今之所谓系辞也，今系辞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乎神明而生蓍，碑以幽赞神明属孔子说，则亦必以圣人作易属之孔子，此二碑皆汉人遗说，以卦爻辞为系辞为孔子作之明证也，若其字句与今不同，而与古说合者，如蔡邕处士溷叔则碑云，童蒙来求，与释文一本作来求我合，足证今本之误脱，又云，彪之用文，及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云，蒙昧以彪，胡广徵士法高卿碑云，彪童蒙，与释文郑曰包当作彪，彪文也合，足证郑义之有本，卫尉卿衡方碑云，恩隆夳，威肃剥川，川即坤，则夳亦即泰，与说文Ａ３古文泰合，足证汉易之古文，元儒先生娄寿碑云，不可营以禄，堂邑令费凤碑云，不营荣禄，边韵老子铭云，禄执弗营，与虞氏易作营合，足证营训营惑，而孔疏训为荣华之非，荆州刺史度尚碑云，晖光日新，与释文郑以日新绝句合，足证王注以浑光日新其德为句之非，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抍马蠲害，与释文子夏作抍合，足证唐开成后定作拯字之非，太尉桥公庙碑云，亦用齐斧，与释文子夏傅及众家并作齐斧合，足证今作资斧之非，安平相孙根碑云，厥先出自有殷元商之系，子汤之苗，至于东口大{亡}<并戈>仁。圣武定周，封干之墓，隶释引班孟坚幽通赋云，东厸Ａ４而歼仁，注云，厸古邻字，谓纣也，仁即三仁也，碑中之语，盖出于此，则是以口为厸，以<并戈>为歼，或为戕也，与坊记引易此文，郑注曰，东邻谓纣，孔疏易与左传云，说者皆云东邻谓纣合，足证王孔疏拨弃古义不解东邻之非，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衷，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辅嗣，姚信，王е，张，向秀，王岂，侯果，蜀才，翟元，韩伯，刘，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崔观，孔颖达三十余家，释文云，张易集解二十二家，钟会，向秀，庾运，应贞，荀，张辉，王宏，阮咸，阮浑，杨又，王济，卫，栾肇，邹湛，杜育，杨瓒，张轨，宣舒，刑融，裴藻，许，杨藻，释文所引诸家，于二集解之外，又有董遇黄颖尹涛三人，张书今不传，但传释文与李鼎祚书，汉人易说亦不多，汉碑可以补其缺也。
论筮易之法今人以钱代蓍亦古法之遗
圣人因卜筮而作易，乃神道设教之意，汉艺文志曰，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刘歆移博士书曰，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是易以筮卜而幸存，史记汉书载汉初经师之传，惟易最详，盖以此也，乃至汉后，而汉初说易之收无一存者，易卜之法亦失，其传圣人之经，幸存于秦火之余，而经义卜法，尽亡于汉代之后，此事理之不可解者，汉艺文志蓍龟十五家，龟有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凡五家，蓍止有蓍书二十八卷，一家，盖重龟而轻蓍，古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左氏传云，蓍短龟长，不如从长，史记日者列传专言卜，云太卜之起，自汉兴而有，是古重卜轻筮之证，自汉以后，鲜有用龟卜者，灼龟占墨之法，虽略见于注疏，其详不可得闻，唐李华所以有废龟之论也，惟筮法犹传于世，详见于朱子书，朱子以韩胄专权，欲上书极谏，门人请以蓍决之，是朱子尝用揲蓍之法，而其法亦不通行，今世通行以钱代蓍，出于火珠林，陈振孙书录解题，卜筮类火珠林一卷，无名氏，今卖卜掷钱占卦，尽用此书，朱子语类云，火珠林犹是汉人遗法，盖其法亦有所本，仪礼士冠礼注曰，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疏云，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拆钱则八也，项安世家说，今占家以三钱掷之，两背一面为拆此即两少一多，少阴爻也，两面一背为单，此即两多一少，少阳爻也，俱面者为交，交者拆之，此即三多，为老阴爻也，俱背者为重，重者单之，此即三少，为老阳爻也，盖以钱代蓍，一钱当一揲，钱大昕曰，贾公彦疏，本于北齐黄庆隋李孟η二家，是则齐隋与唐初，皆已用钱，重交单拆之名，与今不异也，但古人先揲蓍而后以钱记之，其后术者渐趋简易，但掷钱得数，不更揲蓍，锡瑞案据诸家之说，掷钱占卦，是由揲蓍而变，故朱子以火珠林为汉法之遗也，越人鸡卜，载在史记，鼠序卜黄，列于汉志，此等小数，犹可占验，况掷钱本古人遗法，不能得蓍草者可以此代用心诚敬，亦足以占吉凶，若心不诚敬，则虽得蓍龟而占之，亦将如汉志所，云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矣。
论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扫术数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王弼易注，孔疏以为独冠古今，程子谓学易先看王弼易，传中不论象，不论卦变，皆用弼说，王应麟谓辅嗣之注，学者不可忽也，困学纪闻录王注二十三条，何焯云，程传中所取辅嗣之义正多，厚斋则但就其格言录之，陈沣谓厚斋所录非但尚易之辞，并尚辅嗣之辞矣，此孙盛所谓丽辞溢目者也，然所录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颐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竞，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造语虽精，然似自作子书，不似经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厚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颇似摹拟辅嗣语也，朱子云，汉儒解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辅嗣所为格言，是其学有心得，然失汉儒注经之体，乃其病也，锡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说多近理，朱子之不取晋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义各有当，陈沣谓其所为格言，学有心得，予谓弼之所学，得于老氏者深，而得于易者浅，魏晋入尚清言，常以老易并举，见于史者，多云某人善说老易，是其时之所谓易学，不过藉为谈说之助，且与老氏并为一谈。王弼常注老子，世称其善，其注易亦杂老氏之旨，虽名词隽句，耐人寻味，实即当时所谓清言，南朝好玄理，重文词，故弼之书盛行，北人尚朴，学易主郑玄，不主王弼，自隋以后，北学并入南学，唐人以为独冠古今，于是易专主王弼注，及晋韩康伯之补注矣，宋元嘉时，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而太平御览引颜延之庭诰曰，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则延之虽以王弼为正宗，亦疑其于象数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义理，切人事，汉末易道猥杂，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之说，纷然并作，弼乘其敝，扫而空之，颇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说经，杂以道家之学，汉人朴实说经之体，至此一变，宋赵师秀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可为定论，范武子谓王弼何晏罪浮桀纣，则诋之太过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其所以可议者，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四库提要曰，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
论以传附经始于费直不始于王弼亦非本于郑君
古本易经与今不同，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顾炎武谓此据孔氏正义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近儒姚配中说尤详晰曰，经传之合，始自费直，魏志高贵乡公纪帝问曰，孔子作彖象，郑氏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白，郑氏合彖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据此则经传之合，始自郑矣，然案儒林传云，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以传解经，则必以传合经，经传之连，实当始自费，非始自郑也，而高贵乡公淳于俊并云郑者，盖费氏亡章句，徒以传解经，则传即为其章句，注者因费氏之本，既注经即远注传，而合传于经之名，遂独归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号古文蝗，刘向以中古文易校诸家，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费氏经既与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传于经，则传其书者，直云传古文可耳，鸟得以直既无章句，又无异文，而乃独以其学归之费氏耶，尚书有今古文之学，此其可证者也，后汉书儒林传云，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案马融注周礼，尚欲省学者两读，其为易传，当亦必仍费氏之旧，高贵乡公不言马融，独言郑连之者，时方讲郑学，据郑言也，盖唯费无章句，以传解经，传其学者，不过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传费氏易，极至王弼之虚言，亦称为费氏之学，此其明验也，锡瑞案姚氏此说，可为定论，其谓传费氏学者不过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见汉时传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经，即如尚书传古文者，卫贾马郑皆用杜林本，而郑不同于马，马亦未必同于卫贾，正与郑荀王皆传费氏易，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汉时传今文者，有师授，有家法，传古文者，无师授，无家法，其崇尚古文者，以古文之本为是，今文之本为非，如易则云诸家脱无咎悔亡，书则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故好古者以古文经相矜炫，而相传为秘本，然古文但有传本而无师说，当时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误，而师说仍用今文，博士所传，则无乡壁虚造之讥，亦无歧亡羊之患，汉之经学，虽至今存可也，乃诸儒名为慕古，实则喜新，传本虽用古文，而解经各以意说，以致异议纷杂，言人人殊学，学者苦其繁而无由折衷，以致汉末一乱，而同归于尽，不得谓非诸儒之咎矣，易经皆孔子作，彖象文言亦当称经，惟今之系辞传，可称传耳，据高贵乡公言，则当时已误以卦爻辞为经，彖象文言为传矣。
论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而不足据
汉人有图书之学，宋人亦有图书之学，宋人之图书，亦出于汉人之图书，公羊疏曰，六论言六者，图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国史何，答曰，王者依图书行事，史官录其行事，言出图书，岂相妨夺，俞正燮曰，百二十国史仍是图书，古太史书杂处，取易于河图，则河图余九篇，取洪范于洛书，则洛书余六篇，皆图书也，锡瑞案汉时图书即是谶纬，谶纬篇多以图名，则当时书中必有图，韩敕礼器碑云，秦项作乱，不尊图书，此碑多引纬书，其称图书必是谶纬，易纬亦或以图名篇，卦气出稽览图，则所云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十卦，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当日必有图以明之，是谶纬即图书之明证，宋人图书之学，出于陈搏，搏得道家之图，创为极河洛先天后天之说，宋人之言易学者多宗之周子稍变而转易之，为太极图说，宋人之言道家者多宗之，邵子精于□□著皇极经世书，亦为学者所宗，程子与邵同时，又属懿戚，不肯从受数学，其著易传，专言理，不言数，答张闳中书云，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故程子于易颇推王弼，然其说理非弼所及，且不杂以老氏之旨，尤为纯正，顾炎武谓见易说数十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以其说理为最精也，朱子作本义以补程传，谓程言理而未言数，乃于篇首冠以九图，又作易学启蒙，发明图书之义，同时袁枢薛季宣已有异论，考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朱子本属蔡元定创稿，非所自撰，晦大全集中载答刘君房书，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则九图亦非朱子所自列也，朱子尝疑龙图是伪书，以康节之学为易外别传，持论至确，特疑程子易传不言象数，以致后来有九图之附益，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及先天后天，惟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亦不信图书，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篇，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胡渭易图明辨引据旧文，足箝依托之口，张惠言易图条辨诘精审，足箴先儒之失，今且不必深论，但以图书二字诘之图，今所谓画也，今所谓字也，是图但有点画，而书必有文字，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刘歆谓初一曰，五行以下，二十八字，即是洛书，其说尚为近理，宋人所传河洛，皆黑白点字，但可云河图洛图，何云河图洛书，此百喙所不能解者。
论先天图不可信朱子答袁机仲书乃未定之说
宋人图书之学，近儒已摧陷廓清，学者可勿道矣，而朱子之说，犹有不得不辨者，答袁机仲书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历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与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皆本伏羲画卦之意，而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亦分两仪，伏羲在前，文王在后，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则当考伏羲之画，若只欲知今易书文义，则但求之文王之经，孔子之传足矣，两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杂，来教乃谓专为邵氏解释，而于易经无所折衷，则恐考之有未详也，本义图说曰，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宣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易，为文王之说也，锡瑞案朱子此说与经学大有关碍，六经皆出孔子，故汉初人以为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卦辞爻辞皆孔子作，其后乃谓文王作卦爻辞，又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疏遂以文王周公作者为经，孔子作者为传，则已昧于经传之别，而夺孔子之制作，以归之文王周公矣，然易历三圣，道原一揆，犹未始歧而二之也，自宋陈邵之图书出，乃有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分而为三，朱子此说，更增以天地自然之易，判而为四，谓不可便以孔子易，为文王之说，又谓不可误认文王所这易，为伏羲始画之易，则是学易者，于孔子之明义理切人事者，可以姑置勿论，必先索之杳冥之际，混沌之初，即使真为上古之传，亦无裨于圣经之学，矧其所谓伏羲者非伏羲也，乃陈邵之书也，且非儒家之言，乃道家之旨也，夫以道家之旨解易，固不始于宋人，虞翻明引参同契，是道家之旨也，王弼以老氏注易，亦道家之旨也，然二人但以道家之旨，杂于儒家之中，宋人乃以道家之书，加乎孔子之上，以图书之学说易，亦不始于宋人，卦气爻辰出于谶纬，亦图书之学也，然汉人以谶纬为孔子所作，说虽近诬，尚不失为尊圣，宋人乃以羲文列孔子之上，说尤近诬，而圣更不尊矣，学如孔子，亦云至矣，不当更求之于孔子之上，时代如孔子，亦云古矣，不当更推之于孔之前，世去孔子一二千年，圣学之仅存不过什一千百，乃于其仅存者视为未足，必远求之荒渺无徵，饰伪欺人，迭相祖述，怪图满纸，迷误后学，王鸣盛谓宋儒以虞廷十六字为三圣传心，此风俗通所云鲍君神之类，予谓先天诸图乃真鲍君神之类也，朱子语类曰，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则朱子非不知先天图不可信，答袁机仲，盖未定之说，不可不辨。
论胡渭之辨甚确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胡渭易图明辨，辨本义之说曰，按本义卷首，列九图于前，而总为之说，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河图洛书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后天八卦次序方法及六十四卦之卦变也，是皆著为图者，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而朱子顾以为三圣人之易，专言义理，而象数阙焉，是何说与，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主数，二体六画，刚柔杂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营成易者，数也，经文粲然，不待图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之所谓象数也，三圣人之言，胡为而及此乎，伏羲之世，书契未兴，故有画而无辞，延及中古，情伪渐启，忧患滋多，故文王系彖以发明伏羲未尽之意，周公又系爻，以发明文王未尽之辞，一脉相承，若合符节，至于孔，绍闻知之统，集群圣之大成，论者以为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为孔子，既已知之，而别自为说，以求异于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旨也，然则伏羲之象，得辞而益彰，纵令深玩图书，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之说，所得而窜入其中哉，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锡瑞案胡氏之辨甚明，以九图为易外别传，尤确特犹误沿前人之说，以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故但以为孔子之说，不异文王周公之意，不知卦爻辞亦孔子之说也，自东汉后，儒者误疑系辞传云，盖取诸益与噬嗑，以为神农时，已有重卦，则重卦当属神农，重卦既为神农，则文王演易，必当有辞，遂疑卦辞爻辞为文王作，其后又疑文王作爻辞不应有岐山箕子东邻诸文，遂又疑爻辞为周公作，重忄比贝缪，悍然以文王周公加孔子之上，与六经皆孔子作之旨不合矣，宋之陈邵更加伏羲，此犹许行并耕，上神农，老庄无为，高谈皇古，乃昌黎所谓惟怪之欲闻者，宋儒之学，过求高深，非但汉唐注疏视为浅近，孔孟遗经亦疑平易，故其解经多推之使高，凿之使深，有人于二氏而不觉者，其说易以孔之之易为未足，而务求之道家，亦犹其解各经，疑孔子之言为未至，而间杂以二氏也，宋时一代风尚如此，故陈邵图书盛行，以朱子之明，犹无定见而为所惑，元明以其书取士，学者不究本义，而先观九图，遂使易学沈霾数百年，国初诸儒辨之而始熄，若知易皆孔子所作，待辨而明矣。
论黄宗羲论易取王注与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极平允近人复理焦京之绪又生一障
黄宗羲象数论序曰，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汉儒林传孔子六传至川田河，易道大兴，吾不知田知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集解，一时诸儒之说，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官，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矣，晦翁曰，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甚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锡瑞案黄氏此说，但取王弼注与程传之说理者，而尤推策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甚平允，焦京之易，出阴阳家之占验，虽应在事后，非学易之大义，陈邵之易，出道家之修炼，虽数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虽自成一家之学，而于圣人之易，实是别传而非正传，俞琰曰，先天图虽易道之绪余，亦君子养生之切务，又曰，丹家之说，非出于易，不过依仿而之者，初非易之本义，因作易外别传以明之，俞氏深于丹家，明言陈邵之图，为易外别传，乃彼道家自认不讳，吾儒家犹据以说易，斯可谓大惑矣，近世学者于陈邵之图，辟之不遗余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说，是去一障又去一障，曷若如黄氏言，尽去其障之尤善乎，惟焦循易图略，遍斥纳甲纳音卦气爻辰之失，曰，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复理纳甲卦气之说，不亦唯之与阿哉。
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颛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
四库提要易类曰，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礻几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挍诸家，以因象立教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又惠栋易汉学提要曰，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锡瑞案以孟京陈邵均为易外别传，至明至公，孟京即所谓天文算术，陈邵即所谓方外炉火，汉之孟京，宋之陈邵，既经辞辟，学者可以勿道，国朝二黄毛胡之辟宋学，可谓精矣，图书之学，今已无人信之者，则亦可以勿论，惠栋为东南汉学大宗，然生当汉学初兴之时，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汉学采及龙虎经，正是方外炉火之说，说故提要谓其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则惠氏书亦可从缓，近儒说易，惟焦循张惠言最善，其成书稍后，四库未收，故提要亦未及称许，实皆学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说易，独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汉儒之长而去其短，易通释六通四辟皆有据，依易图略复演之为图，而于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郑氏之爻辰，皆正之，以示后学，易章句简明切当，亦与虞氏为近，学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释图略，则于易有从入之经，无望洋之欢矣，张氏著周易虞氏义，复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事言易候，笃守家法，用功至深，汉学颛门，存此一线，治颛门者，当治张氏之书，以窥汉易之旨，若欲先明义理，当观王注而折衷于程传，亦不失为易之正传。
论象数已具于易求象数者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更不当求数于易之先
王注程传，说易主理，固不失为易之正传，而有不尽满人意者，则以王注言理不言象，程传言理不言数也，易本卜筮之书，伏戏画卦，文王重卦，皆有画而无辞，其所为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者，当时必有口说流传，卜人筮人，世守其业，传其大义，以用于卜筮，学士大夫，题有通其说者，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乃于卦爻各系以辞，又作彖象文言以解其义，而易本为卜筮之用，不得专以空言说之，孔子欲借卜筮以教人，不能不借象数以明义，若但空言说理，孔子自可别撰一书，何必之于周易乎，平心论之，说易不可尽埽象数，亦不可过求之象数，象数已具于易，易之言象详于说卦，乾为马，坤为牛，及乾为天，坤为地之类是也，易之言数，详于系辞传，天一地二天数五地数五之类是也，易之言象已具，则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易之言数已具，则不当求数于易之先，所谓不当求象于易之外者，顾炎武日知录曰，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淫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案汉人于说卦言象之外，别有逸象，又有出于逸象之外者，穿凿诚如顾氏所讥，故王弼尽埽其说，易略例曰，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或复值，而义无所取，王氏诸家说极明快，而其注有偏矫太过者，如涣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据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木明见于易，而王注云，乘木即涉难也，并明见易象者，亦不取，故人讥其蹈虚，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李氏盖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文，而补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谨严，又何必补，是王矫汉儒之失太过，李矫王氏之失又太过也，所谓不当求数于易之先者，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并非专取图书，况图书自古不传，秦不焚易，无独焚其图书之理，何以汉儒皆不曾见，乃独存于道家，自宋陈抟创说于前，邵子昌言于后，其传之者，或以河图为九，洛书为十，或以河图为十，洛书为九，说又互异，而皆有图无书，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所尚，非儒者之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已，故程传言理不言数，朱子曰，程先生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朱子以程传不合本义，故作本义以补程传，而必兼言数，既知龙图是伪书，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真图，既知邵子是易外别传，又使蔡季通作启蒙，以九图冠本义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粪佛头，且曰，有伏羲之易，是求数于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并求数于未作易之前也，皆未免贤知之过也。
论焦循易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
焦循论王弼极允，周易补疏叙曰，易之有王弼，说者以为罪浮桀纣，近之说汉易者，屏之不论不议者也，岁壬申，余撰易学三书渐有成，夏月启书塾北窗，与一二友人看竹中红薇白菊，因言易及赵宾解箕子为ぼ兹，或诩其说曰，非王弼辈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示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赵宾说，孔颖达不能申明之也，众唯唯退，门人进曰，正义者，奉王弼为准绳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瓮，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诸若此，非明乎声音训诂，何足以明之，东汉末，以易学名家者，称荀刘马郑，荀谓慈臾爽，刘谓景升表，表之学受于王畅，畅为粲之祖父，与表皆山阳高平人，粲族兄凯，为刘表女婿，凯生业，业生二子，长宏，次弼，粲二子既诛，使业为粲嗣，然则王弼者，刘表之外曾孙，而王粲之嗣孙，即畅之嗣玄孙也，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而实根本于畅宏，字正宗，亦撰易义，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远矣故弼之易虽参以见，而以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诸儒，特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弼天资察慧，通亻隽卓出，盖有见于说易者支离传会思去伪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变之非而用反对，知五气之妄而用十二辟，唯之于阿，未见其胜也，解龙战以坤上六为阳之地，因本爻辰之在已，解文柔文刚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变之自泰来，改换其皮毛，而本无真识也，至局促于乘承比应之中，类预于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长，既偏执于扶阳，贵少贵寡，遂漫推夫卦主，较量于居阴居阳，揣摹于上卦下卦，智虚不出乎六爻，时世谬拘于一卦，洵童稚之藐，不足与言通变神化之用也，然于观则会及全蒙，于损亦通诸剥道，听不明之传，似明比例之相同，观我生之爻，颇见升降之有合，机之所触，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贯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实，称道者徒饫其糠秕，讥刺者探其精液，然则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论不议也，锡瑞案焦氏易学，深于王弼，故能考其得失，弼注箕子之明夷曰，险莫如兹，而在斯中，焦氏补疏曰，古字箕即其，子通滋，滋通兹，王氏读箕子为其兹，以兹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焦氏易章句曰，箕古其字，与中孚其子和之同义，以其子解箕子，与王氏意略同，其以假借说易，亦与王注读彭为旁，借雍为瓮相合，故有取于王注，而特为之补疏也。
论焦循以假借说易本于韩诗发前人所未发
焦循以假借说易独辟畦町其易话韩氏易一条，引韩诗外传云，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据贤人者，昔者秦穆公困于ゾ，疾据五大夫蹇叔公孙支而小霸，晋文以困于骊氏，疾据各犯赵衰介子推而遂为君，越王句践困于会稽，疾据范蠡大夫种而霸南国，齐桓公困于长勺，疾据管仲宁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据贤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据贤人而不亡者，未尝有也，以疾据贤入，解据于蒺藜，则借蒺为疾，由此可悟易辞之比例，汉书儒林传称韩婴亦以易授入，推易意而为之传，于引可见其一端，余于其以疾解蒺，悟得经文以假借为引申，如借为底，借豚为Т，借豹为约，借鲋为附，借鹤为，借羊为祥，借袂为，皆韩氏有以益我也，又周易用假借论曰，近者学易十许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如豹礻勺为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礻勺为豹，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为礻勺，沛绂为同声，以其刚掩于困下，则借沛绂，以其成兑于丰上，则借绂为沛，各随其文以相贯，而声近则以借而通，盖本无此字而假借者，作六书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书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声即通其义，如天之为颠，日之为实，春之为蠢，秋之为愁，岳之为粗，岱之为代，华之为获，子之为滋，丑之为纽，卯之为冒，辰之为振，仁之为人，义之为我，礼之为体，富之为福，铭之为名，及之及汲，葬之为丧，栗之为栗，蜘蛛之为踟蹰，ォ澜之为芄兰，无不以声之通，而为字形之借，故闻其声即知其实，用其物即思其义，欲其夷平也，则以雉名官，欲其<九勹>聚也，则以鸠名官，欲其户止也，则以扈名官，以典文其直，以隐蕴其显，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诸易，辞之比例，引申尤为切要矣，是故柏人之过，警于迫人，秭归之地，原于[A081]归，发忽蒜而知算尽，履露卯而识阴谋，即杨之通于扬，娣之通于ㄗ也，梁间文沈约等集，有药名将军名邵名等诗，唐权德舆诗曰，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宣秉石崇纪信张良，即箕子帝乙之借也，陆龟蒙诗，佳句成来谁不伏，神丹偷去亦须防，风前莫怪携诗藁，本是吴吟荡桨郎，伏神防风藁本，即蒺藜苋陆之借也，温庭筠诗，并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园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烛为属，借园棋为远期，即借蚌为邦，借鲋为附之遗也，相思为红豆之名，长行为双陆之名，借为男之行女之思，即高尚其事为逸民，匪躬之故为臣节，借为当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艮手坤母而为拇，合坎弓艮瓜而弧，即孔融之离合也，樽酒为尊卑之尊，蒺藜为迟疾之疾，即子夜之双关也。
论假借说易并非穿凿学者当援例推补
焦循与朱椒堂兵部书曰，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即以寡天下之过，改过全在变通，能变通即能行权，所谓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全于此一以贯之，则易所以名易也，论语孟子已质言之而卦书之所之，其比例齐同，有似九数，其辞则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圆，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变动之迹，吉凶利害，视乎爻之所之，泥乎辞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义，以索算数也，惟其中引申发明，其辞之同有显而明者。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蛊与巽同，其冥升冥豫，敦复敦艮敦临，同人于郊，需于郊之类，多不胜指数。又多用六书之转注假借，转注如冥即迷，颠即窒，喜即乐，假借如借为需。说文，借蒺为疾，韩诗外传。借豚为Т。黄颖说，借祀为已。虞翻。推之鹤即，祥即牵羊之羊，禄即即鹿之鹿，衤勺即纳约之约，拔即寡发之发，昧即归妹之妹，即德积之积，沛即朱绂之绂，彼此训释，实为两汉经师之祖，其声音相借，亦与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数之齐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画之行，非明六书之假借转注，不足以知彖辞爻辞十翼之义，锡瑞案焦氏自明说易之旨，其比例通于九数，其假借转注本于六书，而说假者借之法尤精，可谓四通六辟，学者能推隅反之义例，为触类之引申，凡难通者无不可通，不至如何平叔之不解易中七事矣，或疑假借说易近于傅会，不知卦名每含数义，不得专执一义以解，专以本义解之，爻辞多不可通，如革卦之义为改革，初九巩用黄牛之革，则借为皮地，据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假借为改革，是皮革为革字本义也，六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亦取象于虎豹之皮，而取义于皮革，礼记玉藻，君羔幦虎犋，故曰大人虎变，大夫士鹿幦豹犋，故曰君子豹变，君称大人，大夫士称君子，云小人革面者，盖庶人役车，其幦以犬羊之享为之，无虎犋豹犋，故曰革面，若以革面为改头换面，古无此文法也，易之取象必有其物，有其事，无虚文设言者，如贲卦之义为贲饰，初九贲其趾，趾乃足趾，王注云，饰其趾，世岂有文饰其足趾者，正所谓饰粉黛臆，缀金翠于足趾矣，贲当假为偾，取偾车之义，左氏传郑伯之车偾于济，贲其趾谓偾车伤其足，故舍车而徒也，六二贲其须，须乃须髯，孔疏云，似贲饰其须世岂有文饰其须髯者，殆有如湘东王子方诸踞鲍泉腹，以五色彩辫其髯矣，贲当假为班，谓须髯斑白也，凡此等皆专执一义，必不可通者，必以假借之义通之，而后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学者试平心静气以审之，当信其必非传会矣。
论易说多依不当崇信伪书
困学纪闻云，经说多依，易为甚，子夏传，张弧作也，关子明传，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题愈作也，锡瑞案关子明传麻衣正易，朱子答李寿翁，明言两书皆是伪书，关子明易是阮逸伪作，陈无己集中说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师愈作，今两书已罕见称述，惟子夏易传见隋唐志，刘知几辨其伪，晁以道以为唐张弧作，朱彝尊经义考证，以陆德明李鼎祚王应麟所引，绵今本所无，不但非子夏书，并非张弧书，或以为汉杜子夏作，又或以为韩婴丁宽，皆传会无据，不足辨，而论易之伪，尚不止此数书，如连山归藏，汉志不载，归藏或以为晋辞正所得，或以为唐长孙无忌所得，连山隋刘炫作，郑樵信以为真，不知连山归藏，与蝗无关，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伪，皆可不论，先天后天之图，汉以来所未见，宋陈抟始创为龙图，朱子以龙图为伪，更求真图，不知此皆道家修炼之图，与易无关，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伪，更可不论高明好奇之士，不知经皆孔子手定，凡出于孔子之后者，不得为经，即出于孔子之前者，亦不得为经，圣人则河图洛书，系辞传明言之，然圣人既则图书而作易，学者但求之于易，不必求之图收，犹春秋本鲁之春秋，孟子亦明言之，然圣人既据鲁史而作春秋，学者但求之春秋，不必求之鲁史，庄子云，筌者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蹄，河图洛书与鲁春秋，正庄子筌蹄之类也，后儒不明此旨，惜图书不可见，惜未修春秋不可见，不思孔子之经且未能明，何暇求之孔子之前，求之不得，或且以伪应之，如连山归藏河洛之图，皆无益于经，而反泊经义，岂非高明好奇之过哉，汉郊祀志刘向引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今见大戴礼本命篇，而子政以为易大传，与史记引系辞为易大传正同，又经解引易曰，差若毫，缪以千里，今见易纬而引为易经，则汉以前传本，或与今本不同，今本以杂经文，序卦杂卦盖出东汉以后，十翼之说，亦出郑学之徒，宋人订古周易，欲复圣经之旧，其意未始不善，然但知经出义文，不当以孔子所作之传杂之，而不知经实出孔子，不当以弟子所作之传杂之也。
论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孔子作爻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
朱子曰，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辞如签辞，孔子之易，纯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虚字去迎过意来便得，周渔之曰，然则孔子当日何用三绝韦编，而所称加年无大过者，岂终日把定一束蓍草耶，锡瑞案朱子以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其说大误，然其误亦有所自来，伏羲画卦，虽有占而无文，而亦寓有义理在内，系辞传谓包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谓通神明类万物者，必有义理，口授相传，焦循曰，伏羲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其旁通行动之法，当时必口授指示，久而不传，文王周公以辞明之，即明其当日口授指示者也，学者舍其辞，但观其卦，则此三百八十四画，遂成一板而不灵之物，如某有车马炮卒士相帅将，按图排之，必求之于谱，乃知行动之法，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若舍去谱而徒排所谓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不敢动移一步，又何用乎其为某也，六十四卦，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辞，谱也，不于辞中求其行动之用，是知有某而不知有谱者也，焦氏之说极通，惜犹拘于旧说，以为伏羲重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若更定之，于重为六十四上加文王二字，文王周公以辞明之，改为孔子辞明之，文王周公孔子之辞，去文王击公四字，则更合矣，而据其说，可知伏羲作易垂教，当时所以正人伦，尽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内，意必有义说，寓于卜筮，必非专为卜筮而作，文王重卦其说加详，卜人筮人口授相传，以其未有文辞，故乐正不以教士，然其中必有义理，不可诬也，或疑止有画而无辞，何得有义理在内，既有义理，则必著为文辞，是又不然，左氏杂采占书，其占不称周易者，当是夏殷之易，而亦尝不具义理，若无义理，但有占法，何能使人信用，观夏殷之易如是，可知伏羲文王之易亦如是矣，周衰而卜筮失官，盖失其义，专言祸福，流为巫史，左氏所载，焦循尝一一辨其得失，曰，易于春秋，淆乱于术士之口，谬悠荒诞，不足以解圣经，孔子所以韦编三绝而翼赞之也，昭七年传一条，以灵公名元，直，以元亨之元，为灵公之名，此与阳虎占泰之需，以帝乙为宋乙祖，同一因文生意，有如市俗神签妖谶，去古筮法远矣，据此是孔子见当时之人，惑于吉凶祸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凿傅会，故演易系辞，明义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所谓以神道设教，其所发明者，实即羲文之义理，而非别有义理，亦非羲文并无义理，至孔子始言义理也，当即朱子之言而小变之曰，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伏羲文王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孔子加卦爻辞如签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则其说分明无误矣。
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
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于术数，不欲以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如京房卦气，原出历数，唐一行言历行孟喜卦气。扬雄太元推木浑天，其数虽以巧合于易，实是引易以强合其数，孔子作易，当时并不知有汉历，谓孔子据汉历作易，断断乎不然也，陈抟龙图，本是丹术，邵子衍数，亦原道家，其数虽似巧合于易，实是引易以强合其数，孔子作易，当时亦不知有道书，谓孔子据道书作易，断断乎不然也，此两家准之孔子作易之旨，既皆不然，则其学虽各成一家，皆无关于大义，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当时矜为秘传，后儒不得不加论辨，今辨之已晰，人皆知其不关大义，学者可以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辨矣，其余一切术数风角壬遁，实有徵验，丹鼎炉火，亦足养生，其书亦或假易为名，要不尽符于易之理，参同契见引于虞氏，而专言坎离之旨，已与易重乾坤不同，阴阳五行蓍龟杂占，汉书文志别出之于后，未尝以溷于易，诚以先圣大义，非可以九流众技参之，即蓍龟十五家，实为卜筮之书，而但言占法，不言义理，亦不得与易十三家并列于前，古人别择之严如此，所以尊经而重道也，又况后世臆造委巷不经之书乎，汉人之书，自太玄参同契以外，今皆亡佚，所传术数，多出唐宋以后，提要既别出于后，不入易部，学者更可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辨矣，存目诸书，取资甚鲜，即收入经部者，亦多节取其长，盖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能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论汉人古义多不传汉碑可以引证
汉人易义，传世甚鲜，惟郑荀虞稍存崖略，而三家皆生于汉末，距魏王弼时代不远，其前通行之本，出于施孟梁邱京氏者，皆不可考，今惟汉碑引易为当时通时之本，姑举数条证之，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易建八卦揆{艾月}辞，隶释云，碑以{艾月}为爻，即系字，案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辞，此以卦辞爻辞，即是系辞之证，所谓系辞非今之所谓系辞也，百石卒史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辞，此以卦辞爻辞，即是系辞之赞神明，碑以演易系辞，属孔子说，则亦必以系辞为卦爻辞，非今之所谓系辞也，今系辞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乎神明而生蓍，碑以幽赞神明属孔子说，则亦必以圣人作易属之孔子，此二碑皆汉人遗说，以卦爻辞为系辞为孔子作之明证也，若其字句与今不同，而与古说合者，如蔡邕处士溷叔则碑云，童蒙来求，与释文一本作来求我合，足证今本之误脱，又云，彪之用文，及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云，蒙昧以彪，胡广徵士法高卿碑云，彪童蒙，与释文郑曰包当作彪，彪文也合，足证郑义之有本，卫尉卿衡方碑云，恩隆夳，威肃剥川，川即坤，则夳亦即泰，与说文Ａ３古文泰合，足证汉易之古文，元儒先生娄寿碑云，不可营以禄，堂邑令费凤碑云，不营荣禄，边韵老子铭云，禄执弗营，与虞氏易作营合，足证营训营惑，而孔疏训为荣华之非，荆州刺史度尚碑云，晖光日新，与释文郑以日新绝句合，足证王注以浑光日新其德为句之非，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抍马蠲害，与释文子夏作抍合，足证唐开成后定作拯字之非，太尉桥公庙碑云，亦用齐斧，与释文子夏傅及众家并作齐斧合，足证今作资斧之非，安平相孙根碑云，厥先出自有殷元商之系，子汤之苗，至于东口大{亡}<并戈>仁。圣武定周，封干之墓，隶释引班孟坚幽通赋云，东厸Ａ４而歼仁，注云，厸古邻字，谓纣也，仁即三仁也，碑中之语，盖出于此，则是以口为厸，以<并戈>为歼，或为戕也，与坊记引易此文，郑注曰，东邻谓纣，孔疏易与左传云，说者皆云东邻谓纣合，足证王孔疏拨弃古义不解东邻之非，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衷，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辅嗣，姚信，王е，张，向秀，王岂，侯果，蜀才，翟元，韩伯，刘，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崔观，孔颖达三十余家，释文云，张易集解二十二家，钟会，向秀，庾运，应贞，荀，张辉，王宏，阮咸，阮浑，杨又，王济，卫，栾肇，邹湛，杜育，杨瓒，张轨，宣舒，刑融，裴藻，许，杨藻，释文所引诸家，于二集解之外，又有董遇黄颖尹涛三人，张书今不传，但传释文与李鼎祚书，汉人易说亦不多，汉碑可以补其缺也。
论筮易之法今人以钱代蓍亦古法之遗
圣人因卜筮而作易，乃神道设教之意，汉艺文志曰，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刘歆移博士书曰，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是易以筮卜而幸存，史记汉书载汉初经师之传，惟易最详，盖以此也，乃至汉后，而汉初说易之收无一存者，易卜之法亦失，其传圣人之经，幸存于秦火之余，而经义卜法，尽亡于汉代之后，此事理之不可解者，汉艺文志蓍龟十五家，龟有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凡五家，蓍止有蓍书二十八卷，一家，盖重龟而轻蓍，古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左氏传云，蓍短龟长，不如从长，史记日者列传专言卜，云太卜之起，自汉兴而有，是古重卜轻筮之证，自汉以后，鲜有用龟卜者，灼龟占墨之法，虽略见于注疏，其详不可得闻，唐李华所以有废龟之论也，惟筮法犹传于世，详见于朱子书，朱子以韩胄专权，欲上书极谏，门人请以蓍决之，是朱子尝用揲蓍之法，而其法亦不通行，今世通行以钱代蓍，出于火珠林，陈振孙书录解题，卜筮类火珠林一卷，无名氏，今卖卜掷钱占卦，尽用此书，朱子语类云，火珠林犹是汉人遗法，盖其法亦有所本，仪礼士冠礼注曰，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疏云，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拆钱则八也，项安世家说，今占家以三钱掷之，两背一面为拆此即两少一多，少阴爻也，两面一背为单，此即两多一少，少阳爻也，俱面者为交，交者拆之，此即三多，为老阴爻也，俱背者为重，重者单之，此即三少，为老阳爻也，盖以钱代蓍，一钱当一揲，钱大昕曰，贾公彦疏，本于北齐黄庆隋李孟η二家，是则齐隋与唐初，皆已用钱，重交单拆之名，与今不异也，但古人先揲蓍而后以钱记之，其后术者渐趋简易，但掷钱得数，不更揲蓍，锡瑞案据诸家之说，掷钱占卦，是由揲蓍而变，故朱子以火珠林为汉法之遗也，越人鸡卜，载在史记，鼠序卜黄，列于汉志，此等小数，犹可占验，况掷钱本古人遗法，不能得蓍草者可以此代用心诚敬，亦足以占吉凶，若心不诚敬，则虽得蓍龟而占之，亦将如汉志所，云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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