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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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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变易不易皆之大义
治经者当先知此经之大义，以易而论，变易不易比大义所在，二者当并行不相悖。《周易正义》第一论易之三名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署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易变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在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ㄨ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只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锡瑞案孔颖达引证说明，乾凿度为说易最古之书，郑君兼通今古文之学，其解易之名义，皆兼变易之说，郑引易尤切实，是易虽有穷变通久之义，亦有不易才在，斯义也，非独易言之，群经亦多言之，而莫著于礼记，大传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郛，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尊尊也，亲亲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变革即变易也，不可变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汉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对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曰，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后人读之，议其前后矛盾，不知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以为舜继尧后，大治有道，故可无为而治，汉继秦后，大乱无道，而汉多袭秦旧，故谓当变更化，不变者道也，当变者法也，亦即易以变易为义，而有不义者在也，今之学者，不知穷变通久之义，一闻变法，群起而争，反其说者，又不知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举天地君臣父子不可变者亦欲变之，又岂可训乎。
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读易者当先知伏羲为何画八卦，其画八卦有何用处。正义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仪义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灵图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纬文耀钩曰，伏羲作易名官，礼纬合文嘉曰，ж者别也，戏者献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郑君六论曰，ж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以厚君民之别，郑专以厚君民之别为说，盖本孔子云，君亲以尊，臣子以顺之义，陆贾新语道基篇亦云，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畅其说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后，卧之讠去々，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谓读陆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设卦之故，更推阐其旨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万古修已治人之道，孔子删书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备也，赞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伏羲设卦观象，定嫁娶以别男女，始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然则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为首出之君，前此无夫妇父子，即无君臣，凡纬书所载天皇地皇人皇九头五龙摄提合雒等纪，无容议矣，庄子缮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按庄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饮食男女，虽禽兽虫豸生而即知，然牝牡无定偶，故有母而无父，自伏羲画八卦而入道定，有夫妇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赞易，所以极称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乱，何以得至一，故无伏羲画卦，则无夫妇，无父子，无君臣，而以为阴阳和静，万物不伤，真妄论矣，阮嗣宗通论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变经也，庖牺氏当天地一终，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万物之情不类，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阴阳，序刚柔，积山泽，连水火杂而一之，变而通之，终于未济，六十四卦，尽而不穷，嗣宗亦庄生之流，而论易则称伏羲之功，不拾漆园唾余，然谓利用不存，法制夷味，似谓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时晦，而伏羲氏复之，则无稽耳，锡瑞案焦氏发明伏羲画卦之功尤畅，画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故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为泰，天地为否，似与此义相反，盖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后世尊卑阔绝，而上下之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四语本苏子瞻。昧者欲矫其弊，遂议尽去上下之分，岂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伦而明王道之义乎。
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
易为群经之首，读易当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辞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为何人，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锡瑞案解经以最初之说为主，史记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与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是杨何上距商瞿凡八传，汉初易皆主杨何，太史公父谈亦受易于杨何，史公言易必用杨何之说，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义谓史迁以为文王重卦，其说甚明，且非独史迁之说为然也，杨子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艺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为文王重卦者，非独史迁，更有扬雄班固王充，故正义以为史迁等，扬雄西汉末人，班固王充东汉初八，皆与史迁说同，郑玄东汉末人，巳在诸人之后，其说以为神农重卦，盖以取益噬嗑为据，谓伏羲取诸离在八卦之内，神农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内也，孔疏亦以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案，此说亦太泥，朱子语类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台有此也，又去，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土地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欲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沈寓山寓简曰，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陈沣曰，案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诸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易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说皆极通，可无疑于神农时已益与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后人犹有疑者，皆疑所不当疑罗泌路史余论曰，世以为文王重卦因扬雄之说而谬之也，满招损谦受益，谦与损益，益稷之言不自后世，佃渔之离，谓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与交易之噬嗑，岂小成哉，然则不自文王重卦可识矣，顾炎武日知录曰，考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者，不始于文王也，锡瑞案罗氏不知满招损，谦受益，出伪古文大禹谟，不足据，益与噬嗑言取诸者，朱子辨之已明，顾氏不知左氏杂取占书，唐啖助已言不可尽信，占筮书多传会，穆姜说元亨利贞之义，全同孔子文言，以为暗合，未必穆姜之学与圣人同，以为孔子作文言，剿袭穆姜之说，尤无是理，疑占书取孔子文言，傅之穆姜而左氏载之，不当反据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经徽文云。邱明博，多采孔门精语缀集成文，而后儒反疑圣剿取左氏，必不然矣，据丁氏说可为左氏传引圣经之证，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赞易之后，刺取易义以饰为周史之言。
论连山归藏
周易正义第三论三代易名曰，案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无无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里，周德未与，犹是殷世也，故题击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击是也，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义，虽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唯皇甫谧云，文王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系辞之文，连山归藏无以言也，周礼太卜疏，赵商问今当从此说以不敢问，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郑既为此说，故易赞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又注礼运云其书存者有归藏，如是玉兆为夏，瓦兆为殷可知，是皆从近师之说也，按今归藏坤开筮，帝尧降二女为舜妃，又见节卦云，殷王其国常毋谷，若然依子春说，归藏黄帝得有帝尧及殷王之事者，盖子春之意，宓戏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郑云，改之无据，是以皇甫谧记亦云，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回归藏，虽炎炎与子春黄帝不同，是亦相因之义也，云名曰连山，似山内出气也者，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郑虽不解周易，若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坤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币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锡瑞案孔贾二疏不同，孔不从郑，以为代号贾从郑以为以义名，当以郑说义名为是连山归藏若是代号，不应夏殷袭羲黄帝之旧，且连山归藏不名易，若是代号，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郑皆以义名，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正合，郑以周易为周普，亦以义名，盖本系辞传易之为书也，周流六虚，孔疏以为无据，非也，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不应夏易数倍于殷，疑皆出于依，连山刘炫伪作，北史明言之，归藏虽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为古书，删定六经，始于孔子，孔子以前，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犹鲁之春秋，与晋之乘楚之杌并称也，周易得孔子赞之而传为经，连山归藏不得孔子赞之而遂亡，犹鲁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传为经，晋乘楚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赞修者，学者可不措意，况是伪书，何足辨乎，连山归藏之辞，绝不见于古书称引，盖止有占法而无文辞，故周易当孔子未赞之前，疑亦止有占而无文释也。
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
周易正义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曰，其周易系辞风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亭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预言箕子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统子业帮故也，左传正义曰，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且使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演谓为其辞以演说之，易经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辞有箕子之明夷利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东邻杀牛不知西邻之礻龠祭，文王所作，爻下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经，无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郑众贾逵或以为卦下之彖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虽复纷兑大久，无能决当是非，锡瑞案据孔疏之说，文王作卦爻辞，及文王作卦辞，周公爻辞，皆无明文可据，是非亦莫能决，今据西汉古义以断，则二说皆非是，以卦辞为文王作者，但据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云云，遂以为文王作卦辞，实则履德之其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证，则其辞云云，当即六十四卦，非必别有卦辞，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点画，文王在制文字之后，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辞，不必作卦辞而后为辞也，孔疏云，史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传，史记，但云文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辞，谶纬云，卦道演德者文，则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谓，不必为辞演说乃为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辞者，但以箕子岐山东邻等文，不当属文王说，惠栋周易述，用赵宝说而小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为夏王，惠氏疏通爻辞，可以解郑贾诸人之疑矣，然以爻辞为文王作，止是郑学之义，以爻辞为周公作，亦始于郑众贾逵马融诸人，乃东汉古文家异说，若西汉今文家说，皆不如是，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与易历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东邻西邻之类，自孔子言之，亦无妨，若以为文王作爻辞，既疑不应豫言，以为周公作爻辞，又与易历三圣不合孔疏以为父统子业，殊属强辞，韩宣鲁，单文孤证未可依据，韩宣亦未明说周公作爻辞也，或疑左氏传引筮辞，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辞爻辞为始于孔子，案占书传会，前已言之，困学纪闻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皆非左氏之旧也，姚鼐以为毕万筮仕晋一条，吴起增窜以媚魏者，然则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亦陈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窜，若是当时实事，未必齐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有为嬴败姬，侄其从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孙穆子之生，有以谗入人，其名曰牛，卒以馁死之占，应验如神，疑皆传会，若是当时实事，献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末必用坚牛为政，左氏传此等处皆不可据，说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应引系辞，此等明是后人搀入，左氏引易亦犹是也。
论易至孔子始著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书
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锡瑞案此亦卦辞爻不出于文王周公之一证，若卦爻子辞，为文王周公作，则当如后世钦定御纂之书，颁之学官以教士子矣，而当时造士，止有礼乐诗书，则以易但有卦爻而无文辞，故不可与礼乐诗书并立为教，当时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阐明其义理，推合于人事，于是易道乃著，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方，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马，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盖易与春秋，孔门惟高才弟子乃能传之，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说，或论作易之大旨，或说学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决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为易者不占，此以当时之用易者，专为占卜，不知天地消长，人事得失，无不可以易理推测，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见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传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史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为当日石隐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迹销声，介之推所谓身将隐，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复自道，何其咎，以为能变也，吕览务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荀子言变，吕览言动，皆取复卦刚反之义，吕览应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阐发经义，简明不支，慎大览篇引易履虎尾终吉，可证今本之误，召类篇引史默说涣群之义曰，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可证注疏以涣为涣散之非，元吉与大吉异，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时言，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证旧解元吉为大吉之失，周末诸子引易，具有精义如此，史记载蔡泽言亢龙之义，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决，往而不能自返，国策载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义，始之易，终之难，皆引易文以决时事，其说之精亦可以补周末诸子之遗也。
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徵
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疑无明文可据，然亦非尽无据也，古以系辞即为卦辞爻辞，汉儒说皆如是，而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盖古本皆如是，宋吴仁杰古周易以爻为系辞，今考系辞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物，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云，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云，系辞焉以尽其言，据此诸文，明是指卦爻辞谓之系辞，若谓系辞中四处所云系辞，即是今之系辞，孔子不应屡自称其所著之书，又自言其作辞之义，且不应自称圣人，盖系辞即卦辞爻辞，乃孔子所作，今之系辞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系辞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物笔，史记自序，引系辞之义为易大传，是其明证，凡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作谓之传，所云圣人系焉以断其吉凶，乃孔子弟作传，称孔子为圣人，非孔子作系辞，而称文王周公为圣人也，郑樵六经奥论曰，易大传言系辞者五，皆指爻辞曰系辞，如上系曰，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以断其吉凶有二，曰系辞焉而命之，孔子专指爻辞以为系辞，今之系辞，乃孔门七十二子传易于夫子之言，为大传之文，则系辞者，其古传易之大传欤，郑樵以系辞传为易大传，正本史记孔疏云，经文王周公所作，传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汉书儒林传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则已误，以孔子所作为传，与史记之说大异矣，欧阳修不信祥异，以系辞云，河作图，洛出书，圣人作之为非孔子之言，不知系辞传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释孔子之言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公既以今之系辞为易大传，则不以为孔子所作，世家所谓亦必指卦辞爻辞而言。系者属也，系辞犹云属辞，据史记云，伏戏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无其辞，至孔子乃属辞以缀其下，故谓之系，此其有朋文可据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说卦颇疑有误，论衡正说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书经籍志曰，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所谓三篇，盖兼序卦杂卦在内，据王充说，说卦至宣帝时始出，非史公所得见，故疑世家说卦二字，为后人搀入者，说卦论八卦方位，与卦气图合，疑焦京之徒所为，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阙序杂卦，以为非圣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傅选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传说三篇，与今文大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据此则古今人皆疑说卦三篇，而十翼之说，于古无徵，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又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是已分为十篇，尚不名为十翼，孔疏以为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是十翼出东汉以后，未可信据，欧阳修谓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后人以为欧阳不应疑经，然十翼之说，实不知起于何人也。
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辞爻辞为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辞爻辞也，是岂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欤，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圣人作易，幽赞神明，广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尽喻也，既作卦辞，又自作象以解卦辞，既作爻辞，又自作象以解爻辞，乾坤为易之门，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释之，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所以开愚蒙导后学也，若疑自作自解，无此文体，独不观扬雄之太玄平太玄准易而作者也，汉书扬雄传曰，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图告十一篇，绵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据此是雄作太玄，恐人以为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后人，正犹孔子作易，有卦辞爻辞，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后人也，司马光说玄曰，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辞也，首者亦统论一首之义，易有爻，玄有赞，易有象，玄有测，测所以解赞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赞，文言之类也，据此则太玄准易，玄之赞即易之爻，若谓自作不当自解，则扬子即作赞矣，何必又有测以解赞，复有言以解赞乎，当时客有难玄太深，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扬子但以文王为附六爻，与法言所说同，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则卦爻辞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辞，又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故准易作太玄亦作首赞以法卦爻辞，又作测与文而自解之扬雄太玄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独疑孔子不应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贵乡公以下，多疑彖象不当合经，不知彖象与卦爻辞，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则皆当称为经，并无经传之分，惟系辞传当称传耳，彖象合卦爻辞，与不合卦爻辞，似可无庸争辨，太玄旧本分玄之赞辞为三卷，一方为上，二方为中，三方为下，次列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测于赞辞之间，王涯因之，宋惟依易之序，以玄首准卦辞，测准小象，文准文言，ゼ莹扌图准系辞，告数准说卦，冲准序卦，错准杂卦，吴秘因之，司马光从范本，诸人纷纷改订，正与改订易文相似，其实一人所作，次序先后可以不拘，阮孝绪称太玄经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玄矣，尚何疑于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学诚文史通义以著书自注为最善，谓本班固汉书，不知扬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论传经之人惟易最详经义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删定六经传授之人，惟易最详，而所传之义，惟易之亡最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入周子家坚，坚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干臂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邱贺徭，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史汉载商瞿以下，传授名字，子弘即子弓，矫疵即桥庇，周丑即周坚，光羽即孙虞，史记以为子弘传子庸，汉书以为子庸传子弓，各有所据，而小异大同，孔门传易之源流，在汉固甚明也，史记止于杨何，距商瞿八传，汉书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传，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是皆言汉初传经诸人，而申公辕固韩婴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盖史公已不能明，惟于易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史公父谈受易于杨何，故于易之授受独详，史公能详易家授受之人，岂不能知易经作卦爻辞之人，而周本纪但云文王重卦，鲁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辞，则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系象，即卦爻辞在其中矣，史记不及丁宽，汉书以为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之孟氏，不相与同，据汉书，则田何丁宽杨何之学，本属一家，传之施孟梁邱，为易之正传，焦京之学，明阴阳术数，为易之别传，乃至于今，不特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之易传数篇无一字存，即施孟梁邱，汉立博士授生徒以千万计，今其书亦无有存者，转不如伏生尚书，齐鲁韩诗，犹可稍窥大旨，岂非事理之可怪，而经学之大可惜者乎，后惟虞翻注易，自谓五世传孟氏易，其注见李鼎祚集解稍详，近儒张惠言为之发明，此则孟氏之学支与流裔，犹有存者，而汉儒易学，幸得存什一于千百也。
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
西汉易学之书虽亡，而其说犹有可考者，如淮南子缪称训曰，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寝关暴纩，不得须臾安，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齐俗训曰，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论训曰，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间训曰，今霜降而树，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训曰，易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贾谊新书容经曰，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龙之神也，其为蜚龙乎，春秋篇曰，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董子繁露基义篇曰，易言履霜坚冰，盖言逊也，精华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饣束，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饣束者，国家倾也，刘向说苑，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又引孔子曰，困之为道，犹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惟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亭贞，大人吉，法诫篇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欢，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欢，孔子曰，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欠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又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奉使篇曰，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黯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传邹孟母曰，易曰，在中馈，无攸遂，以言妇入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刘向传称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又曰，于易在丰之震，曰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之原也，又曰，谗邪进则众贤退，邪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法，法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彭宣传宣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矣，宣治易事张禹，禹受易于施雠者也，刘向治易，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者也，淮南王集九师说易者也，贾董汉初大儒，其说易皆明白正大，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盖得易之正传，田何杨叔之遗，犹可考见。
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
经学有正传，有别传，以易而论，别传非独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气，郑氏之爻辰，皆别传也，又非独易而已如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礼月令明堂阴阳说，春秋公羊多言灾异，皆别传也，子贡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则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汉艺文志阴阳五行分为二家，其后二家皆窜入儒家，此亦有所自来，古之王者恐已不能无失德，又恐子孙不能无过举也，常假天变以示儆惕，礼记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书，其掌卜筮者，必陈祥异占验以左右王，古卜筮与史通，周官冯相保章司天文者属太史，故国语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传采占书，虽未必皆当时本文，而所载卜筮事，皆属史官占之，此古卜筮与史通之明证，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证，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进谏，以为仁义之说，人君之所厌闻，而祥异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陈言既效，遂成一代风气，故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齐诗公羊春秋，皆齐人所传也，孟京非齐学，其言易亦主阴阳灾变者，卜筮占验，本与阴阳灾变为近，故后世之言术数者，多于易，汉书儒林传曰，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独传喜，诸儒以此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入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唯京氏为异党，据班氏说，则易家以阴阳灾变为说，首改师法，不出于田何杨叔丁将军者，始于孟而成于京，班氏既谓二家不同，而艺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实合为一者，盖又京氏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书，焦延寿得隐士说，则当时实有此种学，而非其所自创，汉志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专言灾异一说，而其传此说者，仍是别传而非正传，汉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进谏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为正传者，孔子说易见于论语者二条，一勉无过，一戒无恒，皆切人事而言，战国诸子及汉初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阴阳灾变，至孟京出而说始异，故虽各有所授，而止得为易之别传也，困学纪闻，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应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气，分天地之数，定人伦之理，验日月之行，寻五行之端，灾祥进退，莫不因兹而兆矣，王应麟曰，此占候之学，决非孔子之言，惠栋曰，如京说，则今占法所谓纳甲世应游归六亲六神之说，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案西汉以前，无以为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者，况纳甲世应之说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并非京氏之说，京氏易传无之，乃后人传会，不可信。
论孟氏为京氏所传孟学亦间出道家
孟氏之学，以今考之，有与诸家相出入者，卦气出于孟氏，而其书不传，其说不详，详见于京氏书，汉书京房传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说亦见于易纬稽览图，所云卦气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谊略同，唐一行卦议引之，以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汉儒以纬为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谶纬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纬书之出最古，亦有汉儒传会者，稽览图未知与孟京孰为先后，或纬窃孟京，抑或孟京窃纬，皆不可知，汉儒称谶纬，宋人斥谶纬而称图书，其实皆主阴阳五行，如邵子曰，卦气始于中孚，蔡西山云，康节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说，不仅汉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说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离兑坎四卦不在内，但主二至二分，乾坤为诸卦之宗，何以与诸卦并列，似未免削趾履，强合牵附，京氏与孟氏相出入，汉书云，焦京之孟氏，不相与同，则卦气之说，或并焦京所，非孟氏本旨欤，汉书又云，孟喜得易家阴阳灾变书，则卦气之说，或孟氏得易家书本有之欤，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即所得阴阳灾变之田生者，艺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孙者，今说文释文中所引即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则所传卦气六日七分之学也，孟氏今文，与费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许慎说文解字叙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则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传费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献帝云，颍川荀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虞氏言消息旁通，与荀言升降相出入，则荀氏费易与虞氏孟易相入矣，张惠言易义别录，首列孟氏，亦仅能举说文释文诸书之异字，而不能举其义，张氏以为学者求田何之书，则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义，惟虞氏注说，故作虞氏义与消息，阮元称为孤家专学，近之汉学家多宗之，而亦有不尽谓然者，王引之谓虞氏以旁通说彖象，显与经违，虞氏释贞以之正，违失经义，见经义述闻，钱大昕论虞仲翔说易之卦，有夫其义者，有自紊其例者，见潜研堂答问，陈沣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纤巧，见东塾读书记，焦循易图略虽取虞义，亦其非，张惠言云，虞氏虽传孟学，亦斟酌其意，不必尽同，然则虞氏间有违失，而非必尽出于孟矣，虞氏引参同契日月为易，又言梦道士饮以三爻，则其学杂出于道家，故虞氏虽汉易大宗，亦有当分别观之者。
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
郑君用费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说，盖本费氏分野一书，然郑所长者不在此，郑学最精者三礼，其注易，亦据礼以证易义广大，无所不包，据礼证易，以视阴阳术数，实远胜之，郑注如嫁娶祭祀朝聘，皆合于礼经，其余虽阙而不完，后儒能隅反而意补之，亦颛家之学也，郑君自序，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书在绝笔之年，晋以后，郑易皆立学，南北朝时，河北用郑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郑易渐衰，唐定正义，易主王弼，而郑易遂亡，宋末王应麟始为辑古书之学，辑郑易注一卷，近儒惠栋以为未备，更补正为三卷，丁杰又以为有误入者，复加订，称为善本，是郑君之成易注，视诸经为最后，郑君书多亡逸，辑易注者，视诸书为最先，张惠言亦辑郑易，而加以发明，周易郑荀义叙曰，昔者ж牺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郑氏赞实述之，至其说经，则以卦爻无变动，谓之彖辞，夫七八者彖，九六者变，经称用九用六，而辞皆七八，名与实不相应，非ж牺氏之旨也，爻象之区既隘，则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应宿，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犹溓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伦，经纶创制，吉凶损益，与诗书礼乐相表里，则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说消息，以乾升坤降，万物始乎泰，终乎否，夫阴阳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简，位有进有退，道有经有权，归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阳常宜升而不降，阴常降而不升，则后遁否之义，大于既济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云行雨施，阴阳和均，而天地成位，则可谓得易之大义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气以定六位，运始终之纪以叙六十四卦，要变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发挥，旁通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以则四德，盖与荀同源，而闳大远矣，王弼之说，多本郑氏，而弃其精微，后之学者习闻之，则以为费氏之义如此而已，其盈虚消息之次，周流变动之用，不详于系辞彖象者，概以为不经，若观郑荀所传卦气，十二辰，八方之风，六位，世应爻，互卦变，莫不彰著，刘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义略同，岂特杨叔丁将军哉，锡瑞案张氏举郑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于郑义取其言礼，不取其言爻辰，与李鼎祚集解采郑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识，惟以卦气十二辰之类，亦祖田何，则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无有主卦气十二辰之类者，不可以后人之说诬前人，而以易之别传为正传也，焦循曰，爻辰自为郑氏一家之学，非本之乾凿度，亦不必本于月律也，然以离九三为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已，蛇之蟠屈似徽纟墨，临卦斗临丑，为殷之正月，以见周改殷正之数，谬悠非经义，至以焚如为不孝之刑，女壮为一女当五男，尤非圣人之义也，余于爻辰无取焉尔。
论费氏易传于马郑荀王而其说不同王弼以十篇说经颇得费氏之旨
汉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并今文说而皆亡佚，后世所传者，费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盖为后人变改几尽，说文间载古文，许慎以为孟氏，释文所载经文异字，惟易独多，然则汉时传易者，尤为杂而多端，未知田何杨叔丁将军之传本，究如何也，汉书儒林传曰，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从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后汉书儒林传曰，东莱费直能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为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锡瑞案费氏之易，不知所自来，考其年当在成哀间，出孟京后，王璜即王横，与王莽同时，为费氏一传弟子，则必在西汉之末矣，费氏无章句，故艺文志不载，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当属后人依，费氏专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与丁将军训故举大谊略同，似属易之正传，而汉不立学者，汉立学皆今文，而费氏传古文，汉人重师授，而费氏无师授，故范升曰，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则东汉初有欲立费易者，而卒不立，陈元传费易，或即欲立费易之人，正与范升反对者也，陈元郑众马融易学不传，郑荀二家稍传其略，王弼亦传费易，而其说各异，费氏亡章句，止有文字东汉人重古文，盖但据其本文，而说解各从其意，此郑荀王所以各异也，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此马郑所以皆用费氏，释文，以为费易人无传者，是不知马郑王之易即费易也，王弼尽扫象数，而独标卦爻承应之义，盖本费氏之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后儒多议其空疏，陈沣独取之，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王辅嗣法云，文言备矣，九二见龙在田，注云，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费氏家法也，元亨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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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者当先知此经之大义，以易而论，变易不易比大义所在，二者当并行不相悖。《周易正义》第一论易之三名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署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易变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在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ㄨ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只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锡瑞案孔颖达引证说明，乾凿度为说易最古之书，郑君兼通今古文之学，其解易之名义，皆兼变易之说，郑引易尤切实，是易虽有穷变通久之义，亦有不易才在，斯义也，非独易言之，群经亦多言之，而莫著于礼记，大传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郛，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尊尊也，亲亲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变革即变易也，不可变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汉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对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曰，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后人读之，议其前后矛盾，不知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以为舜继尧后，大治有道，故可无为而治，汉继秦后，大乱无道，而汉多袭秦旧，故谓当变更化，不变者道也，当变者法也，亦即易以变易为义，而有不义者在也，今之学者，不知穷变通久之义，一闻变法，群起而争，反其说者，又不知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举天地君臣父子不可变者亦欲变之，又岂可训乎。
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读易者当先知伏羲为何画八卦，其画八卦有何用处。正义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仪义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灵图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纬文耀钩曰，伏羲作易名官，礼纬合文嘉曰，ж者别也，戏者献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郑君六论曰，ж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以厚君民之别，郑专以厚君民之别为说，盖本孔子云，君亲以尊，臣子以顺之义，陆贾新语道基篇亦云，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畅其说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后，卧之讠去々，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谓读陆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设卦之故，更推阐其旨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万古修已治人之道，孔子删书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备也，赞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伏羲设卦观象，定嫁娶以别男女，始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然则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为首出之君，前此无夫妇父子，即无君臣，凡纬书所载天皇地皇人皇九头五龙摄提合雒等纪，无容议矣，庄子缮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按庄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饮食男女，虽禽兽虫豸生而即知，然牝牡无定偶，故有母而无父，自伏羲画八卦而入道定，有夫妇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赞易，所以极称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乱，何以得至一，故无伏羲画卦，则无夫妇，无父子，无君臣，而以为阴阳和静，万物不伤，真妄论矣，阮嗣宗通论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变经也，庖牺氏当天地一终，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万物之情不类，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阴阳，序刚柔，积山泽，连水火杂而一之，变而通之，终于未济，六十四卦，尽而不穷，嗣宗亦庄生之流，而论易则称伏羲之功，不拾漆园唾余，然谓利用不存，法制夷味，似谓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时晦，而伏羲氏复之，则无稽耳，锡瑞案焦氏发明伏羲画卦之功尤畅，画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故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为泰，天地为否，似与此义相反，盖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后世尊卑阔绝，而上下之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四语本苏子瞻。昧者欲矫其弊，遂议尽去上下之分，岂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伦而明王道之义乎。
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
易为群经之首，读易当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辞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为何人，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锡瑞案解经以最初之说为主，史记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与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是杨何上距商瞿凡八传，汉初易皆主杨何，太史公父谈亦受易于杨何，史公言易必用杨何之说，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义谓史迁以为文王重卦，其说甚明，且非独史迁之说为然也，杨子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艺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为文王重卦者，非独史迁，更有扬雄班固王充，故正义以为史迁等，扬雄西汉末人，班固王充东汉初八，皆与史迁说同，郑玄东汉末人，巳在诸人之后，其说以为神农重卦，盖以取益噬嗑为据，谓伏羲取诸离在八卦之内，神农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内也，孔疏亦以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案，此说亦太泥，朱子语类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台有此也，又去，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土地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欲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沈寓山寓简曰，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陈沣曰，案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诸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易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说皆极通，可无疑于神农时已益与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后人犹有疑者，皆疑所不当疑罗泌路史余论曰，世以为文王重卦因扬雄之说而谬之也，满招损谦受益，谦与损益，益稷之言不自后世，佃渔之离，谓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与交易之噬嗑，岂小成哉，然则不自文王重卦可识矣，顾炎武日知录曰，考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者，不始于文王也，锡瑞案罗氏不知满招损，谦受益，出伪古文大禹谟，不足据，益与噬嗑言取诸者，朱子辨之已明，顾氏不知左氏杂取占书，唐啖助已言不可尽信，占筮书多传会，穆姜说元亨利贞之义，全同孔子文言，以为暗合，未必穆姜之学与圣人同，以为孔子作文言，剿袭穆姜之说，尤无是理，疑占书取孔子文言，傅之穆姜而左氏载之，不当反据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经徽文云。邱明博，多采孔门精语缀集成文，而后儒反疑圣剿取左氏，必不然矣，据丁氏说可为左氏传引圣经之证，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赞易之后，刺取易义以饰为周史之言。
论连山归藏
周易正义第三论三代易名曰，案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无无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里，周德未与，犹是殷世也，故题击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击是也，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义，虽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唯皇甫谧云，文王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系辞之文，连山归藏无以言也，周礼太卜疏，赵商问今当从此说以不敢问，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郑既为此说，故易赞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又注礼运云其书存者有归藏，如是玉兆为夏，瓦兆为殷可知，是皆从近师之说也，按今归藏坤开筮，帝尧降二女为舜妃，又见节卦云，殷王其国常毋谷，若然依子春说，归藏黄帝得有帝尧及殷王之事者，盖子春之意，宓戏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郑云，改之无据，是以皇甫谧记亦云，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回归藏，虽炎炎与子春黄帝不同，是亦相因之义也，云名曰连山，似山内出气也者，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郑虽不解周易，若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坤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币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锡瑞案孔贾二疏不同，孔不从郑，以为代号贾从郑以为以义名，当以郑说义名为是连山归藏若是代号，不应夏殷袭羲黄帝之旧，且连山归藏不名易，若是代号，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郑皆以义名，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正合，郑以周易为周普，亦以义名，盖本系辞传易之为书也，周流六虚，孔疏以为无据，非也，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不应夏易数倍于殷，疑皆出于依，连山刘炫伪作，北史明言之，归藏虽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为古书，删定六经，始于孔子，孔子以前，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犹鲁之春秋，与晋之乘楚之杌并称也，周易得孔子赞之而传为经，连山归藏不得孔子赞之而遂亡，犹鲁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传为经，晋乘楚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赞修者，学者可不措意，况是伪书，何足辨乎，连山归藏之辞，绝不见于古书称引，盖止有占法而无文辞，故周易当孔子未赞之前，疑亦止有占而无文释也。
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
周易正义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曰，其周易系辞风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亭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预言箕子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统子业帮故也，左传正义曰，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且使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演谓为其辞以演说之，易经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辞有箕子之明夷利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东邻杀牛不知西邻之礻龠祭，文王所作，爻下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经，无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郑众贾逵或以为卦下之彖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虽复纷兑大久，无能决当是非，锡瑞案据孔疏之说，文王作卦爻辞，及文王作卦辞，周公爻辞，皆无明文可据，是非亦莫能决，今据西汉古义以断，则二说皆非是，以卦辞为文王作者，但据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云云，遂以为文王作卦辞，实则履德之其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证，则其辞云云，当即六十四卦，非必别有卦辞，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点画，文王在制文字之后，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辞，不必作卦辞而后为辞也，孔疏云，史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传，史记，但云文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辞，谶纬云，卦道演德者文，则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谓，不必为辞演说乃为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辞者，但以箕子岐山东邻等文，不当属文王说，惠栋周易述，用赵宝说而小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为夏王，惠氏疏通爻辞，可以解郑贾诸人之疑矣，然以爻辞为文王作，止是郑学之义，以爻辞为周公作，亦始于郑众贾逵马融诸人，乃东汉古文家异说，若西汉今文家说，皆不如是，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与易历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东邻西邻之类，自孔子言之，亦无妨，若以为文王作爻辞，既疑不应豫言，以为周公作爻辞，又与易历三圣不合孔疏以为父统子业，殊属强辞，韩宣鲁，单文孤证未可依据，韩宣亦未明说周公作爻辞也，或疑左氏传引筮辞，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辞爻辞为始于孔子，案占书传会，前已言之，困学纪闻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皆非左氏之旧也，姚鼐以为毕万筮仕晋一条，吴起增窜以媚魏者，然则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亦陈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窜，若是当时实事，未必齐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有为嬴败姬，侄其从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孙穆子之生，有以谗入人，其名曰牛，卒以馁死之占，应验如神，疑皆传会，若是当时实事，献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末必用坚牛为政，左氏传此等处皆不可据，说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应引系辞，此等明是后人搀入，左氏引易亦犹是也。
论易至孔子始著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书
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锡瑞案此亦卦辞爻不出于文王周公之一证，若卦爻子辞，为文王周公作，则当如后世钦定御纂之书，颁之学官以教士子矣，而当时造士，止有礼乐诗书，则以易但有卦爻而无文辞，故不可与礼乐诗书并立为教，当时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阐明其义理，推合于人事，于是易道乃著，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方，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马，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盖易与春秋，孔门惟高才弟子乃能传之，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说，或论作易之大旨，或说学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决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为易者不占，此以当时之用易者，专为占卜，不知天地消长，人事得失，无不可以易理推测，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见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传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史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为当日石隐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迹销声，介之推所谓身将隐，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复自道，何其咎，以为能变也，吕览务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荀子言变，吕览言动，皆取复卦刚反之义，吕览应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阐发经义，简明不支，慎大览篇引易履虎尾终吉，可证今本之误，召类篇引史默说涣群之义曰，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可证注疏以涣为涣散之非，元吉与大吉异，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时言，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证旧解元吉为大吉之失，周末诸子引易，具有精义如此，史记载蔡泽言亢龙之义，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决，往而不能自返，国策载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义，始之易，终之难，皆引易文以决时事，其说之精亦可以补周末诸子之遗也。
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徵
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疑无明文可据，然亦非尽无据也，古以系辞即为卦辞爻辞，汉儒说皆如是，而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盖古本皆如是，宋吴仁杰古周易以爻为系辞，今考系辞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物，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云，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云，系辞焉以尽其言，据此诸文，明是指卦爻辞谓之系辞，若谓系辞中四处所云系辞，即是今之系辞，孔子不应屡自称其所著之书，又自言其作辞之义，且不应自称圣人，盖系辞即卦辞爻辞，乃孔子所作，今之系辞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系辞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物笔，史记自序，引系辞之义为易大传，是其明证，凡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作谓之传，所云圣人系焉以断其吉凶，乃孔子弟作传，称孔子为圣人，非孔子作系辞，而称文王周公为圣人也，郑樵六经奥论曰，易大传言系辞者五，皆指爻辞曰系辞，如上系曰，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以断其吉凶有二，曰系辞焉而命之，孔子专指爻辞以为系辞，今之系辞，乃孔门七十二子传易于夫子之言，为大传之文，则系辞者，其古传易之大传欤，郑樵以系辞传为易大传，正本史记孔疏云，经文王周公所作，传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汉书儒林传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则已误，以孔子所作为传，与史记之说大异矣，欧阳修不信祥异，以系辞云，河作图，洛出书，圣人作之为非孔子之言，不知系辞传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释孔子之言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公既以今之系辞为易大传，则不以为孔子所作，世家所谓亦必指卦辞爻辞而言。系者属也，系辞犹云属辞，据史记云，伏戏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无其辞，至孔子乃属辞以缀其下，故谓之系，此其有朋文可据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说卦颇疑有误，论衡正说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书经籍志曰，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所谓三篇，盖兼序卦杂卦在内，据王充说，说卦至宣帝时始出，非史公所得见，故疑世家说卦二字，为后人搀入者，说卦论八卦方位，与卦气图合，疑焦京之徒所为，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阙序杂卦，以为非圣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傅选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传说三篇，与今文大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据此则古今人皆疑说卦三篇，而十翼之说，于古无徵，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又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是已分为十篇，尚不名为十翼，孔疏以为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是十翼出东汉以后，未可信据，欧阳修谓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后人以为欧阳不应疑经，然十翼之说，实不知起于何人也。
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辞爻辞为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辞爻辞也，是岂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欤，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圣人作易，幽赞神明，广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尽喻也，既作卦辞，又自作象以解卦辞，既作爻辞，又自作象以解爻辞，乾坤为易之门，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释之，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所以开愚蒙导后学也，若疑自作自解，无此文体，独不观扬雄之太玄平太玄准易而作者也，汉书扬雄传曰，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图告十一篇，绵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据此是雄作太玄，恐人以为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后人，正犹孔子作易，有卦辞爻辞，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后人也，司马光说玄曰，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辞也，首者亦统论一首之义，易有爻，玄有赞，易有象，玄有测，测所以解赞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赞，文言之类也，据此则太玄准易，玄之赞即易之爻，若谓自作不当自解，则扬子即作赞矣，何必又有测以解赞，复有言以解赞乎，当时客有难玄太深，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扬子但以文王为附六爻，与法言所说同，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则卦爻辞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辞，又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故准易作太玄亦作首赞以法卦爻辞，又作测与文而自解之扬雄太玄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独疑孔子不应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贵乡公以下，多疑彖象不当合经，不知彖象与卦爻辞，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则皆当称为经，并无经传之分，惟系辞传当称传耳，彖象合卦爻辞，与不合卦爻辞，似可无庸争辨，太玄旧本分玄之赞辞为三卷，一方为上，二方为中，三方为下，次列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测于赞辞之间，王涯因之，宋惟依易之序，以玄首准卦辞，测准小象，文准文言，ゼ莹扌图准系辞，告数准说卦，冲准序卦，错准杂卦，吴秘因之，司马光从范本，诸人纷纷改订，正与改订易文相似，其实一人所作，次序先后可以不拘，阮孝绪称太玄经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玄矣，尚何疑于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学诚文史通义以著书自注为最善，谓本班固汉书，不知扬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论传经之人惟易最详经义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删定六经传授之人，惟易最详，而所传之义，惟易之亡最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入周子家坚，坚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干臂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邱贺徭，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史汉载商瞿以下，传授名字，子弘即子弓，矫疵即桥庇，周丑即周坚，光羽即孙虞，史记以为子弘传子庸，汉书以为子庸传子弓，各有所据，而小异大同，孔门传易之源流，在汉固甚明也，史记止于杨何，距商瞿八传，汉书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传，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是皆言汉初传经诸人，而申公辕固韩婴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盖史公已不能明，惟于易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史公父谈受易于杨何，故于易之授受独详，史公能详易家授受之人，岂不能知易经作卦爻辞之人，而周本纪但云文王重卦，鲁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辞，则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系象，即卦爻辞在其中矣，史记不及丁宽，汉书以为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之孟氏，不相与同，据汉书，则田何丁宽杨何之学，本属一家，传之施孟梁邱，为易之正传，焦京之学，明阴阳术数，为易之别传，乃至于今，不特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之易传数篇无一字存，即施孟梁邱，汉立博士授生徒以千万计，今其书亦无有存者，转不如伏生尚书，齐鲁韩诗，犹可稍窥大旨，岂非事理之可怪，而经学之大可惜者乎，后惟虞翻注易，自谓五世传孟氏易，其注见李鼎祚集解稍详，近儒张惠言为之发明，此则孟氏之学支与流裔，犹有存者，而汉儒易学，幸得存什一于千百也。
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
西汉易学之书虽亡，而其说犹有可考者，如淮南子缪称训曰，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寝关暴纩，不得须臾安，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齐俗训曰，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论训曰，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间训曰，今霜降而树，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训曰，易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贾谊新书容经曰，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龙之神也，其为蜚龙乎，春秋篇曰，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董子繁露基义篇曰，易言履霜坚冰，盖言逊也，精华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饣束，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饣束者，国家倾也，刘向说苑，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又引孔子曰，困之为道，犹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惟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亭贞，大人吉，法诫篇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欢，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欢，孔子曰，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欠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又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奉使篇曰，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黯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传邹孟母曰，易曰，在中馈，无攸遂，以言妇入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刘向传称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又曰，于易在丰之震，曰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之原也，又曰，谗邪进则众贤退，邪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法，法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彭宣传宣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矣，宣治易事张禹，禹受易于施雠者也，刘向治易，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者也，淮南王集九师说易者也，贾董汉初大儒，其说易皆明白正大，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盖得易之正传，田何杨叔之遗，犹可考见。
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
经学有正传，有别传，以易而论，别传非独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气，郑氏之爻辰，皆别传也，又非独易而已如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礼月令明堂阴阳说，春秋公羊多言灾异，皆别传也，子贡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则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汉艺文志阴阳五行分为二家，其后二家皆窜入儒家，此亦有所自来，古之王者恐已不能无失德，又恐子孙不能无过举也，常假天变以示儆惕，礼记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书，其掌卜筮者，必陈祥异占验以左右王，古卜筮与史通，周官冯相保章司天文者属太史，故国语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传采占书，虽未必皆当时本文，而所载卜筮事，皆属史官占之，此古卜筮与史通之明证，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证，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进谏，以为仁义之说，人君之所厌闻，而祥异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陈言既效，遂成一代风气，故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齐诗公羊春秋，皆齐人所传也，孟京非齐学，其言易亦主阴阳灾变者，卜筮占验，本与阴阳灾变为近，故后世之言术数者，多于易，汉书儒林传曰，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独传喜，诸儒以此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入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唯京氏为异党，据班氏说，则易家以阴阳灾变为说，首改师法，不出于田何杨叔丁将军者，始于孟而成于京，班氏既谓二家不同，而艺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实合为一者，盖又京氏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书，焦延寿得隐士说，则当时实有此种学，而非其所自创，汉志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专言灾异一说，而其传此说者，仍是别传而非正传，汉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进谏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为正传者，孔子说易见于论语者二条，一勉无过，一戒无恒，皆切人事而言，战国诸子及汉初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阴阳灾变，至孟京出而说始异，故虽各有所授，而止得为易之别传也，困学纪闻，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应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气，分天地之数，定人伦之理，验日月之行，寻五行之端，灾祥进退，莫不因兹而兆矣，王应麟曰，此占候之学，决非孔子之言，惠栋曰，如京说，则今占法所谓纳甲世应游归六亲六神之说，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案西汉以前，无以为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者，况纳甲世应之说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并非京氏之说，京氏易传无之，乃后人传会，不可信。
论孟氏为京氏所传孟学亦间出道家
孟氏之学，以今考之，有与诸家相出入者，卦气出于孟氏，而其书不传，其说不详，详见于京氏书，汉书京房传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说亦见于易纬稽览图，所云卦气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谊略同，唐一行卦议引之，以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汉儒以纬为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谶纬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纬书之出最古，亦有汉儒传会者，稽览图未知与孟京孰为先后，或纬窃孟京，抑或孟京窃纬，皆不可知，汉儒称谶纬，宋人斥谶纬而称图书，其实皆主阴阳五行，如邵子曰，卦气始于中孚，蔡西山云，康节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说，不仅汉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说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离兑坎四卦不在内，但主二至二分，乾坤为诸卦之宗，何以与诸卦并列，似未免削趾履，强合牵附，京氏与孟氏相出入，汉书云，焦京之孟氏，不相与同，则卦气之说，或并焦京所，非孟氏本旨欤，汉书又云，孟喜得易家阴阳灾变书，则卦气之说，或孟氏得易家书本有之欤，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即所得阴阳灾变之田生者，艺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孙者，今说文释文中所引即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则所传卦气六日七分之学也，孟氏今文，与费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许慎说文解字叙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则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传费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献帝云，颍川荀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虞氏言消息旁通，与荀言升降相出入，则荀氏费易与虞氏孟易相入矣，张惠言易义别录，首列孟氏，亦仅能举说文释文诸书之异字，而不能举其义，张氏以为学者求田何之书，则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义，惟虞氏注说，故作虞氏义与消息，阮元称为孤家专学，近之汉学家多宗之，而亦有不尽谓然者，王引之谓虞氏以旁通说彖象，显与经违，虞氏释贞以之正，违失经义，见经义述闻，钱大昕论虞仲翔说易之卦，有夫其义者，有自紊其例者，见潜研堂答问，陈沣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纤巧，见东塾读书记，焦循易图略虽取虞义，亦其非，张惠言云，虞氏虽传孟学，亦斟酌其意，不必尽同，然则虞氏间有违失，而非必尽出于孟矣，虞氏引参同契日月为易，又言梦道士饮以三爻，则其学杂出于道家，故虞氏虽汉易大宗，亦有当分别观之者。
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
郑君用费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说，盖本费氏分野一书，然郑所长者不在此，郑学最精者三礼，其注易，亦据礼以证易义广大，无所不包，据礼证易，以视阴阳术数，实远胜之，郑注如嫁娶祭祀朝聘，皆合于礼经，其余虽阙而不完，后儒能隅反而意补之，亦颛家之学也，郑君自序，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书在绝笔之年，晋以后，郑易皆立学，南北朝时，河北用郑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郑易渐衰，唐定正义，易主王弼，而郑易遂亡，宋末王应麟始为辑古书之学，辑郑易注一卷，近儒惠栋以为未备，更补正为三卷，丁杰又以为有误入者，复加订，称为善本，是郑君之成易注，视诸经为最后，郑君书多亡逸，辑易注者，视诸书为最先，张惠言亦辑郑易，而加以发明，周易郑荀义叙曰，昔者ж牺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郑氏赞实述之，至其说经，则以卦爻无变动，谓之彖辞，夫七八者彖，九六者变，经称用九用六，而辞皆七八，名与实不相应，非ж牺氏之旨也，爻象之区既隘，则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应宿，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犹溓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伦，经纶创制，吉凶损益，与诗书礼乐相表里，则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说消息，以乾升坤降，万物始乎泰，终乎否，夫阴阳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简，位有进有退，道有经有权，归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阳常宜升而不降，阴常降而不升，则后遁否之义，大于既济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云行雨施，阴阳和均，而天地成位，则可谓得易之大义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气以定六位，运始终之纪以叙六十四卦，要变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发挥，旁通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以则四德，盖与荀同源，而闳大远矣，王弼之说，多本郑氏，而弃其精微，后之学者习闻之，则以为费氏之义如此而已，其盈虚消息之次，周流变动之用，不详于系辞彖象者，概以为不经，若观郑荀所传卦气，十二辰，八方之风，六位，世应爻，互卦变，莫不彰著，刘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义略同，岂特杨叔丁将军哉，锡瑞案张氏举郑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于郑义取其言礼，不取其言爻辰，与李鼎祚集解采郑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识，惟以卦气十二辰之类，亦祖田何，则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无有主卦气十二辰之类者，不可以后人之说诬前人，而以易之别传为正传也，焦循曰，爻辰自为郑氏一家之学，非本之乾凿度，亦不必本于月律也，然以离九三为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已，蛇之蟠屈似徽纟墨，临卦斗临丑，为殷之正月，以见周改殷正之数，谬悠非经义，至以焚如为不孝之刑，女壮为一女当五男，尤非圣人之义也，余于爻辰无取焉尔。
论费氏易传于马郑荀王而其说不同王弼以十篇说经颇得费氏之旨
汉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并今文说而皆亡佚，后世所传者，费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盖为后人变改几尽，说文间载古文，许慎以为孟氏，释文所载经文异字，惟易独多，然则汉时传易者，尤为杂而多端，未知田何杨叔丁将军之传本，究如何也，汉书儒林传曰，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从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后汉书儒林传曰，东莱费直能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为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锡瑞案费氏之易，不知所自来，考其年当在成哀间，出孟京后，王璜即王横，与王莽同时，为费氏一传弟子，则必在西汉之末矣，费氏无章句，故艺文志不载，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当属后人依，费氏专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与丁将军训故举大谊略同，似属易之正传，而汉不立学者，汉立学皆今文，而费氏传古文，汉人重师授，而费氏无师授，故范升曰，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则东汉初有欲立费易者，而卒不立，陈元传费易，或即欲立费易之人，正与范升反对者也，陈元郑众马融易学不传，郑荀二家稍传其略，王弼亦传费易，而其说各异，费氏亡章句，止有文字东汉人重古文，盖但据其本文，而说解各从其意，此郑荀王所以各异也，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此马郑所以皆用费氏，释文，以为费易人无传者，是不知马郑王之易即费易也，王弼尽扫象数，而独标卦爻承应之义，盖本费氏之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后儒多议其空疏，陈沣独取之，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王辅嗣法云，文言备矣，九二见龙在田，注云，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费氏家法也，元亨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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