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内传发例

而不问所讼者为何人之类，揆之卦画，参之彖辞，绝不相当，非义所安者，审矣。篇内疏其滞，会其通，非求异于先儒，庶弋获于三圣耳。

    十二

    以筮言之，则繇三变以得一画以为初，渐积至十八变而成卦，疑初为始而上为终。然卦者，天地固有之化，万物固有之理，人事固有之情，筮而遇之则占存焉，非因筮而后有卦也。如天之健，非渐以盛而向于弱，地之顺，非驯习以至而且将逆。至如《夬》《剥》之属，非上不成，其初则未尝决阴而剥阳也。即以筮言，初爻得奇者三十有二，岂必初九为《乾》之始？得偶者三十有二，岂必初六为《坤》之始？即至五爻得阳，而为《乾》为《夬》，尚未可知；五爻得阴，而为《坤》为《剥》，尚未可知。无上不成乎初，亦阴阳无始、动静无端之理也。卦有以初、终为时位者，然而仅矣。即如《乾》以时言，而岂必一人焉繇潜而见、而跃、而飞亢，阅历尽而不爽乎？孔子终于潜，周公终于见，文王终于跃，尧始即飞，比干、伯夷始即亢。人事如此，物之变、天之化，尤其不可测者。《需》非九五，始固亟进而谁需？《讼》非九二，五自居尊而无与讼。然则何所据于时与地。为卦之始，卦之终也？未尝观变象观变以玩其占与辞，而初则曰当某卦之始，上则曰当某卦之终，奚足以研几而精义乎？其尤异者，于《泰》则曰泰极且否，于《否》则曰否极而泰，于《畜》则曰畜极而通，然则《明夷》之终夷极而必无伤，《解》之终解极而复悖乎？以天下治乱，夫人进退而言之，泰极而否，则尧、舜之后当即继以桀、纣，而禹何以嗣兴？否极而泰，则永嘉、靖康之余何以南北瓜分，人民离散，昏暴相踵，华夷相持，百余年而后宁？《畜》极而通，则苟怀才拘德者愤起一旦，不必问时之宜否，可以唯所欲为，而志无不快。以天化言之，则盛夏炎风酷暑之明日，当即报以冰雪，山常畜而必流，水常通而必塞矣。故泰极者当益泰也，否极者当益否也。《泰》上之“复隍”，《否》上之“倾否”，自别有旨，而不可云极则必反也。极则必反者，筮人以慰不得志于时者之佞辞，何足以穷天地之藏，尽人物之变，贞君子之常乎？故旧说言始言终者，概不敢从，而求诸爻象之实，卦或有初而不必有终，不计其终；或有终而不必有初，不追其始。合浑沦之全体，以知变化之大用，斯得之矣。

    十三

    《本义》绘邵子诸图于卷首，不为之释而尽去之，何也？曰，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易》之道，《易》之所以神也，不行而至也，阴阳不测者也。邵子方圆二图，典要也，非周流也，行而至者也，测阴阳而意其然者也。《易》自下生，而邵子之图自上变。自下生者，立本以趣时者也；自上变者，趣时而忘本者也。天地之化，至精至密。一卉一木，一禽一蛊，察于至小者皆以不测而妙尽其理；或寒或暑，或雨或晴，应以其候者抑不可豫测其候。故《易》体之，以使人行法俟命，无时不惧，以受天之佑。故《乾》《坤》并建，即继以《屯》：阴阳始交而难生，险阻在易简之中，示天命之靡常也。《泰》而旋《否》，《剥》而旋《复》，有《恒》而《遁》，明已夷而可闲于有家：神之格不可度，而矧可射也？故曰，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君子之学《易》，学此焉耳；有疑焉而以问，问此焉耳；固法象自然必有之变化也。邵子之图，如织如绘，如饤如砌，以意计揣度，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尝试博览于天地之间，何者而相肖也？且君子之有作也，以显天道，即以昭人道，使崇德而广业焉。如邵子之图，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则亦何用勤勤于德业为邪？疏节阔目，一览而尽，天地之设施，圣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数家珍，此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使人无惧而听其自始自终之术也。将无为偷安而不知命者之劝邪？于《彖》无其象，于《爻》无其序，于《大象》无其理，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不道，非圣之书也。而挟古圣以抑三圣，曰伏羲氏之《易》；美其名以临之，曰先天。伏羲何授？邵子何受？不能以告人也。先天者，黄冠祖气之说也。故其图《乾》顺《坤》逆，而相遇于《姤》《复》，一不越于龙虎交媾之术，而邵子之藏见矣。程子忽之而不学，韪矣哉！朱子录之于《周易》之前，窃所不解。学《易》者，学圣人之言而不给，奚暇至于黄冠日者之说为？占《易》者，以占得失也，非以知其吉而骄、知其凶而怠者也，又奚以前知一定之数为？篇中详辨之。

    十四

    惟《易》不可为典要，故玩《彖》《爻》之辞者，亦不可执一以求之。有即爻之得失而象占在者，如“潜龙勿用”，则“龙”者初九之德，“潜”者初九之时，“勿用”则示修龙德而在潜者当以藏为道之类是也。乃执此以概其不然者，则于《爻》无义，于《彖》相违者多矣。有爻中之象占，有爻外之象占，而爻外之象占复有二。其一如《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虽初六之且有此象，而所戒者在君子之辨之于早，非为初六言也；又如《噬嗑》初九“屦校灭趾无咎”，虽初九之自致，而言无咎者，谓君子施薄刑于小人以弭其恶，则可寡民之过，非谓屦校而可无咎也。其一如《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上九即天也，佑者非佑上也，乃六五履信思顺而上佑之，即其福之至以归本于六五之德也；又如《解》六五“君子维有解”，解者，非五之能解也，上六藏器待时而解六三之悖，故五可孚三而解之，此原本上六之德以知六五之吉也。盖读书者一句而求一句之义，则句义必忒，况于《易》之为学，以求知天人之全体大用；于一爻而求一爻之义，则爻义必不可知。且如“潜龙勿用”，义固尽于爻中矣，而非六阳纯成，自强不息，则无以见一阳初动之即为龙，况其会通于爻外之爻以互相应求，与立一占者，学者于卦爻之外，以垂训戒者乎！通其变而不倦于玩，君子之所以行乎亹亹也。执一句一义而论先圣之书，微言隐，大义乖，他经且然，奚况《易》哉！

    十五

    《爻辞》为筮得九六动爻而设，故于《彖》有变通，如《履》六三、《复》上六之类。乃动爻之取义有二，一为值其动之时者言也，一为于其时位而有动之情者言也。值其动之时，不必有动之情，而动应之。如《乾》初九，非有欲潜之情，时为之也，示占者当其时则道宜如是，非有欲用之意，而固不可用也。凡此类，以所值之时位言也。一则卦德本如是矣，非其吉凶之必然也，乃忽情动于中，而与此爻得失之理相应，则爻因其情之动而告之以动之吉凶。如《同人》以一阴应群阳，本有“于野”之亨，而六二以应而动其情，以私合于五，非其时位然也，情之动也。凡此类，以人之情专于此而遗其全体，则以情之动而告以动之得失也。占者非有其情，则当其时而趣之，苟有其情，则因其情之得失而慎之，此所以明于忧患之故，而为通志成务之道。即占即学，岂有二理哉！

    十六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君子之谋于《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忧，知惧，而知所择执也。故曰：“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本义》往往有戒占者之言，韪矣。然所戒者，刚柔之节，进退之度，王者之刑赏因革，君子之出处语默，两俱近道，而戒以慎择而固执之。若夫贞之为言正也，出乎正则入乎邪，即微《易》之戒，岂有不贞而可以徼利者哉！贞之为利也，不相离也，贞则利，利必贞也，故有贞凶，而无不利之贞，无不贞之利。且《易》之所谓利者，非小人之利，求荣而荣，求富而富，欲焉而遂，忿焉而逞者也。故曰“利物”，非私利于己之谓也；曰“合义”，合于义即利，所谓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故凡言贞吉者，言既得其正而又吉。或谓所吉者在正，而非不正者之可幸吉，此即戒矣。若利贞，则谓其合义而可固守，即有戒焉，亦谓其义之合不以权而以正也。倘云利于贞，不利于不贞，此岂待《易》之言而后戒乎！况于《乾》言“利贞”，在天者即为道之正，胡容责天以正，而惟恐不正之不利邪！元、亨、利、贞，分言之则四德，合言之则二理。复礼为仁，礼者仁之秩序；信必近义，信者义之始终。文王合四德而顺言之，孔子分四德而合之，义固两存，不可云孔子之言非文王之意也。篇中亟正之。

    十七

    当位之吉，不当位之凶，其恒也。应之利，不应之不利，其恒也。使有恒之可执，而据之为典要，则《火珠林》一类技术之书，相生相克之成局，足以与于圣人之道义，天地之德业矣。故有不当位而吉，当位而不吉，应而不利，不应而利者。以人事征之；纣以世嫡而为君，三桓以公族而为卿，当位者也；文王之为臣，孔子之为下大夫，不当位者也；飞廉、恶来，柔以应刚者也；微子之决于去，比干之戆于谏，不应者也。得失岂有定哉！耕者之雨，行者之病也。丰草之茂，良苗之瘠也，位无恒，应必视其可应，以为趣时之妙用，其可以典要求之乎！《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位皆其位，不待应而自合者也。《泰》《否》《益》《恒》《既》《济》《未济》《咸》《损》，固相应而无关于得失也。《既济》无不当之位，《未济》无相当之位，位不足言也。推此而言变动无常之旨，类可知矣。

    十八

    《易》之难知者，三阴三阳相杂之卦，此所谓险阻也。《咸》《恒》《损》《益》之旨，微矣。它如《随》《蛊》《噬嗑》《贲》《困》《井》《丰》《旅》《节》《涣》，于象于德，尤为隐而难知。旧说通于《爻》，则不通于《彖辞》，通于《彖辞》，亦不通于卦画。盖阴阳相半，以递相乘，乃天化之流行于物理人事者，不能皆如《泰》《否》之秩然成章；而圣人观其变与象以穷万变之理，自非可以论易简之道论险阻也。《损》《益》之义大矣。其曰“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者，孔子推而征之君民之间，以著其一理耳。旧说据此以尽《损》《益》之理，则《损》为暴君污吏之朘削，而何以云“有孚无咎”而可贞也？天施地生，与时偕行之说，又何以称焉？《随》为阳随阴也，明矣。《蛊》阴顺承阳，正也。《春秋传》女惑男之说，术人因事而支离，非《蛊》之象也。既云《蛊》坏矣。既坏，则治不治未可知也。若谓坏极必治，而可名之为治，则否可以谓之泰，困可以谓之通乎？《困》之刚掩，易知也。《井》亦刚掩，而奚以异于《困》？不即《井》之象以合卦之象，则爻之言“漏”、言“泥”、言“汲”、言“甃”、言“食”、言“收”者何所取？而“往来不改”之义又何以云？《丰》，蔽也，阴蔽阳也，《爻》之训明矣，而谓为盛大，故蔡京得以“丰亨豫大”之说惑其君。使即象征《爻》，知《丰》之为蔽而《豫》之为怠，邪说不足以立矣。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卦之象也。八卦之德，不限于此。舍卦画所著之德，仅求之所取之象，是得枝叶而忘其本根，于是雷火盛而为《丰》，山风丽而为《蛊》，一偏之说，遂以蔽卦之全体，而《彖》与《爻》之大义微言皆隐矣。但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曲就卦之名义，则雷、风至无恒者，而何以为《恒》？又将为之说曰：无恒而有恒。则亦泰可谓否，乾可谓之坤矣。今释数卦，皆研审画象，会通《彖》《爻》以明其旨，尽异于先儒之言，非敢求异，求其通而已矣。

    十九

    《大象》之与《彖》《爻》，自别为一义。取《大象》以释《彖》《爻》，必龃龉不合，而强欲合之，此《易》学之所繇晦也。《易》以筮，而学存焉，惟大象则纯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盖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乐天知命而不忧以俟命，安土敦仁而能爱以立命，则卦有小有大、有险有易、有顺有逆，知其吉凶而明于忧患之故，吉还其吉，凶还其凶，利害交著于情伪之感，以穷天化物情之变，学之道虽寓其中，而固有所从违，以研几而趣时，所谓“动则玩其占”也。夫学《易》者，尽人之事也。尽人而求合乎天德，则在天者即为理。天下无穷之变，阴阳杂用之几，察乎至小、至险、至逆，而皆天道之所必察。苟精其义、穷其理，但为一阴一阳所继而成象者，君子无不可用之以为静存动察、修己治人、拨乱反正之道。故《否》而可以“俭德辟难”，《剥》而可以“厚下安宅”，《归妹》而可以“永终知敝”，《姤》而可以“施命诰四方”；略其德之凶危，而反诸诚之通复，则就天、地、雷、风、电、木、水、火、日、月、山、泽已成之法象，而体其各得之常。故《乾》大矣而但法其行，《坤》至矣而但效其势，分审于六十四象之性情以求其功效，乃以精义入神，而随时处中，天无不可学，物无不可用，事无不可为，繇是以上达，则圣人耳顺从心之德也。故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象》，圣人之所以学《易》也。“无大过”者，谦辞也。圣人之集大成，以时中而参天地，无过之尽者也，圣学之无所择而皆固执者也，非但为筮者言也。君子学圣人之学，未能至焉，而欲罢不能，竭才以从，遗其一象而即为过，岂待筮哉！所谓“居则观其象”也。呜呼！此孔子之师文王而益精其义者，岂求异于文王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圣人而孰能与于斯！读《易》者分别玩之，勿强相牵附，以乱《彖》《爻》《象》之说，庶几得之。

    二十

    《序卦》非圣人之书，愚于《外传》辨之详矣。《易》之为道，自以错综相易为变化之经，而以阴阳之消长屈伸、变动不居者为不测之神。间尝分经纬二道，以为三十六象、六十四卦之次序，亦未敢信为必然，故不次之此篇。然《需》《讼》可以继《屯》《蒙》，而《讼》之继《蒙》，以象以数，无一可者，于理尤为不顺。故确信《序卦》一《传》非圣人之书，而此篇置之不论。且上、下经之目，非必孔子之所立也。《六经》之书，在孔子但谓之艺，其称《经》者，始见于戴氏《经解》之文，后人之所称也。其分上下也有二。古之简策，以韦编之。犹今之卷帙也。简多而不可编为一，故分上下为二，其简之多少，必相称也。《上经》《乾》《坤》二卦独有《文言》，则损其二卦以为下篇，而文与简相均。《下经》之始《咸》《恒》，不过如此而已。又以错综之象言之，《上经》错卦六，为象六；综卦二十四，为象十二。共十八。《下经》错卦二、综卦三十二，为象亦十八，偶相合也，亦可分为二而均焉者也。乃曲为之说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安所得无道之言而称之哉！父子君臣者，自有人道以来，与禽兽之大别者此也。有男女则有夫妇，天化之自然，鸟之雌雄，兽之牝牡，与人同焉者也。即曰夫妇者，非配合之谓尔，以礼相合之谓也，而抑不然；父子之仁、君臣之义，圣人因人心之固有顺导之，而爱敬之真不待圣人之裁成；若夫妇之以礼相接，则圣人于既有配合之后，裁成之以正人纪者也。故黄帝以前，昏姻未正，而父子君臣之伦早已大定，何得以为父子君臣俱待此以成，而推为人伦之本耶！况所云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者，又仅自其配合而言乎！《乾》者，万物之资始也，父吾《乾》也；《坤》者，万物之资生也，母吾《坤》也。《乾》《坤》二十八变而后有《咸》《恒》，则讵可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哉！故曰，非圣人之书也。且欲取卦以象夫妇，则《泰》《否》为阴阳内外之象，《损》《益》《既济》《未济》，皆男女相谐匹之象，而奚独《咸》《恒》？若曰《乾》道至《艮》而成男，《坤》道至《兑》而成女，则《损》何殊于《咸》？若以男下女为婚礼之象，则《恒》抑不如《益》矣。《咸》者，感也。天下之感岂徒夫妇！故《爻辞》不及焉，《大象》不及焉。《彖》言“取女”，亦举一事以通其余，如《屯》之“建侯”，《益》之“涉川”，非必定此为夫妇也。《恒》与《咸》综，义实相反。如云夫妇必久，则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徒可暂合而终离乎？以《咸》《恒》拟《乾》《坤》，分上、下经之首，无一而可者也。上、下经之分，文与简之多少相称尔，十有八象之偶均耳，圣人何容心焉！故曰，《序卦》非圣人之书也。若夫《十翼》之说，既未足据；即云《十翼》，《文言》一，《上下彖传》二，《大象》一，《上下象传》二，《系辞》《上下传》二，《说卦传》一，《杂卦传》一，《序卦》固赘余矣。

    二十一

    以《易》为学者问道之书而略筮占之法，自王弼始。嗣是言《易》者不一家，虽各有所偏倚，而随事以见得失之几，要未大远于《易》理。惟是专于言理，废筮占之法于不讲，听其授受于筮人，则以筮玩占之道，不能得先圣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之要。至朱子作《启蒙》，始详焉。乃朱子之法，一本之沙随、程氏，其三爻变以上无所适从，但以晋文公之筮贞《屯》悔《豫》为证，至五爻变则据穆姜之筮《随》，而又谓史妄引《随》之《彖辞》。今按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假令筮得《乾》，而三、五、上变为《归妹》，《乾》《彖》曰“元亨利贞”，而《归妹》曰“征凶无攸利”；又令筮得《家人》，初、二、四变为《姤》，《家人》《彖》曰“利女贞”，《姤》曰“女壮勿用取女”；得失吉凶，相反悬绝，占者将何所折衰邪？其四爻、五爻、六爻变，皆舍本卦而专取之卦，本之不立，急于趣时，以静为动，以动为静，于理不安之甚。盖所谓之卦者，一出于筮人，而极于焦赣四千九十六之《繇辞》。若以易简而知险阻言之，则三百八十四之《爻辞》通合于六十四《彖》之中，已足尽天人之变。如以为少而益之，则天化物理事变之日新，又岂但四千九十六而已哉！故赣之《易林》，诡于吉凶，而无得失之理以为枢机，率与流俗所传《灵棋经》《一撮金》，同为小人细事之所取用，亵天悖圣，君子不屑过而问焉。是之卦之说，三圣之所不用，亦已审矣。惟《春秋传》晋文、穆姜之占，以之卦为说，乃皆曰八，则疑为《连山》《归藏》之法，而非《周易》之所取。其他传之所载，虽曰某卦之某，所占者抑惟本卦动爻之辞，且概取本卦一爻以为占，未必其筮皆一爻动而五爻不动。意古之占法，动爻虽不一，但因事之所取象，位之与相当者，一爻以为主而略其余。特自王弼以来，言《易》者置之不论，遂失其传，而沙随、程氏以臆见为占法，则固未足信也。

    二十二

    《易》三画而八卦小成，一函三之数，三才之位也；重而为六，阴阳、刚柔、仁义之道，参两之数也。象数一依于道，故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邵子挟其加一倍之术以求天数，作二画之卦四、四画之卦十六、五画之卦三十二，于道无合，于数无则，无名无象，无得失之理，无吉凶之应，窃所不解。加一倍之术，无所底止之说也。可二画，可四画，可五画，则亦可递增而七、八、九画，然则将有七画之卦百二十八、八画之卦二百五十六、九画之卦五百一十二，渐而加之以无穷无极，而亦奚不可哉！邵子之学如此类者，穷大失居而引人于荒忽不可知之域，如言始终之数，自《乾》一而以十二、三十相乘，放《坤》之三十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六十三、万八千四百万，运算终日而得之，不知将以何为？《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学《易》者知其数：一函三为体，阳九阴六为用，极于万二千五百而止。畏圣人之言，不敢侮也。

    二十三

    《六经》一以夫子所定为正。董仲舒言，“道术归于一，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万世之大法，为圣人之徒者勿能越也。故《尚书》虽有《汲冢周书》，《诗》虽有传记所引少昊之诗，《白云》之谣，《春秋》虽有《竹书纪年》，《礼》虽有《夏小正》，无有援古以加于圣经者；况秦汉制诰之书，《铙歌》《清商》之诗，王通《元经》之拟春秋，叔孙绵蕞之制朝礼，其不敢跻而上之以杂圣教，正道异端之辨，严矣哉！何至于《易》而前引旷古无征之伏羲以为之图说，后则有八宫、世应、飞神、伏神、六龙、六亲、纳甲之邪说，公然登之圣经之列而不知忌惮？为圣人之徒者，何其诬也！以康节之先天，安排巧妙，且不足以与于天地运行之变化，况八宫、世应之陋术哉！《乾》之变穷于《剥》，何以反下而为《晋》？又全反其所已变而为《大有》？无可奈何，而为游魂、归魂之说以文之。何以游？何以归也？无能言其故也，穷斯遁也。其以五行割裂而配八卦也，《坎》《离》何以专水、火，而木、金、土兼摄二卦；《乾》《坤》为变化之本原，而使与《兑》《艮》伍，以分金、土之半；《坤》《艮》杳不相及，而使同司土政。皆灭理逆天之说耳。至于纳甲取象于月魄之死生，本出于魏伯阳修炼之小数，而下游为房中妖淫之技，其惑道诬民，岂但《元经》之于《春秋》、绵蕞之于《三礼》哉！非圣者无法，而小人趋利避害，乐奉之以为侥幸之媒。刘爚氏，儒者也，为之说曰：“辞与事不相应，吉凶何自而决？盖人于辞上会者浅，于象上会者深；文王、周公之辞虽以明卦，然辞之所该终有限，故有时而不应。”其非圣无法以崇尚邪说也，甚矣！二圣之辞有限，而鬻术者推测之小慧为无穷乎？其云有时而不应者，则自有故。假令一人就君子而问穿窬之得财与否，君子岂能以其所获之多寡而告之？即令有人以贾贩之售不售、求酒索食之有无问，君子又岂屑役其心，以揣其多寡利钝而告之？故曰：“伐国不问仁人。”仁人且不可问，而《易》者天之明赫、诚之形著、几之明威、鬼神之盛德，四圣崇德广业、洗心藏密之至仁大义，其屑为此琐琐者谋乎？象数者，天理也，非天理之必察，于象数亡当焉，而恶乎相应？有时不应，固其宜也。其在君子，则语默从心，苟问非所问，则隐几而卧，曳杖而去之已耳。若蓍策者，虽神之所凭，抑听人之运焉者也。神不能掣筮人之腕指而使勿揲，则听其渎而不禁，而揲之奇偶自然必合于七八九六，鬼神不能使妄渎者之不成乎爻象。有象则有辞，亦如孔子之遇阳货于涂，非欲欺之，而自不与其言相应。所问不应，又何疑焉！即或偶应，亦偶遇而非神之所形。怙愚不肖者，不能如穆姜之自反以悔其渎而不告，乃归咎于文王、周公之辞有限而不足以尽象，悍而愚不可瘳矣。揣其意，不过欲伸康节观梅之术，与京房世应，《火珠林》禄马贵合刑杀之邪妄，以毁圣人而已。孔子曰：“所乐而玩者，《易》之辞也。”篇内推广辞中之精义以旁通之，苟君子以义而筮，如父母也，如师保也，何有不应之疑邪？

    二十四

    揲蓍之法，当视过揲七、八、九，六四数之实以定阴阳老少，而不当论归奇，《外传》已详辨之矣。其著明者，莫如夫子之言。《系传》曰“《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四”，过揲之数也。若《乾》之归奇七十八，《坤》之归奇百五十，圣人之所弗道也。又曰“《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若合《乾》《坤》之归奇，则二百二十八，于天之象数一无所准。圣人之言炳如日星，而崇后世苟简之术，取归奇之《易》于数记，谓但论归奇之五、四、九、八，乱奇偶之成象，诬过揲为赘旒，非愚所知也。后儒谈《易》之敝，大抵论《爻》则不恤《彖》，论《彖》《爻》则不恤《系传》，不知三圣之精蕴非《系传》二篇不足以章著。此乃孔子昭示万世学《易》、占《易》之至仁大义，昭回于天者。而往往以日者苟简邪淫之说为师。朱子师孔子以表章六艺，徒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故善崇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邵康节乱之于前，王介甫废之于后，蔡西山以术破道，而星命葬术，为《王制》杀而弗赦者，复弄《易》以神其说，则朱子之于《易》，舍周、公以从术士，苟简之术也，于此可以知朱子之过矣。

    二十五

    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初得《观》卦之义，服膺其理，以出入于险阻而自靖；乃深有感于圣人画象系辞，为精义安身之至道，立于易简以知险阻，非异端窃盈虚消长之机，为翕张雌黑之术，所得与于学《易》之旨者也。乙未，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丙辰，始为《大象传》。亡国孤臣，寄身于秽土，寄志无可酬，业无可广，惟《易》之为道则未尝旦夕敢忘于心，而拟议之难，又未敢轻言也。岁在乙丑，从游诸生求为解说。形枯气索，畅论为难，于是乃于病中勉为作《传》，大略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诫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诚知得罪于先儒，而畏圣人之言，不敢以小道俗学异端相乱，则亦患其研之未精，执之未固，辨之未严，敢辞罪乎！《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阐，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衰困之余，力疾草创，未能节繁以归简，饰辞以达意。汰之炼之，以俟哲人。来者悠悠，谁且为吾定之者？若此篇之说，间有与《外传》不同者：《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而此篇守《彖》《爻》立诚之辞，以体天人之理，固不容有毫厘之逾越。至于《大象传》，则有引伸而无判合，正可以互通之。《传》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岂徒以其言哉！躬行不逮，道不足以明，则夫之所疚愧于终身者也。

    《周易内传发例》终

    《周易内传》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