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内传发例

    一

    伏羲氏始画卦，而天人之理尽在其中矣。上古简朴，未遑明著其所以然者，以诏天下后世，幸筮氏犹传其所画之象，而未之乱。文王起于数千年之后，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之心得，即卦象而体之，乃系之《彖辞》，以发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繇。周公又即文王之《彖》，达其变于《爻》，以研时位之几而精其义。孔子又即文、周《彖》《爻》之辞，赞其所以然之理，而为《文言》与《彖》，《象》之《传》；又以其义例之贯通与其变动者，为《系传》《说卦》《杂卦》，使占者、学者得其指归以通其殊致。盖孔子所赞之说，即以明《彖传》《象传》之纲领，而《彖》《象》二传即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即伏羲氏之画象，四圣同揆，后圣以达先圣之意，而未尝有损益也，明矣。使有损益焉，则文、周当舍伏羲之画而别为一书，如扬雄《太玄》、司马君实《潜虚》、蔡仲默《洪范数》之类臆见之作。岂文、周之才出数子之下，而必假于羲画？使有损益焉，则孔子当舍文、周之辞而别为一书，如焦赣、京房、邵尧夫之异说。岂孔子之知出数子之下，乃暗相判而明相沿以惑天下哉？繇此思之，则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而又从旷世不知年代之余，忽从畸人得一图、一说，而谓为伏羲之《易》，其大谬不然，审矣。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也，惟人之意而《易》在。呜呼！安得此大乱之言而称之哉！此盖卜筮之家，迎合小人贪名幸利畏祸侥福之邪心，诡遇之于锱铢之得丧，窥伺其情，乃侮圣人之言、违天地之经以矜其前知，而学者因袭其妄，以之言微言大义之旨，如“元亨利贞，孔子之言四德，非文王之本旨”之类，竟以先圣通志成务、穷理尽性之制作，为《火珠林》鬻技之陋术，《易》之所以繇明而复晦也。篇中如此类者，不得已广为之辨，即《象》见《彖》，即《彖》明《爻》，即《彖》《爻》明《传》，合四圣于一轨，庶几正人心，息邪说之意云。

    二

    繇今而求羲、文之微言，非孔子之言而孰信邪？意者不必师孔子，则苟一畸人立之说焉，师之可也，又何必假托之伏羲也？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又曰：“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则在文王而后《易》之名立，《易》之道著。是《周易》之义，建诸天地，考诸前王，而夏、商以上，虽有筮人之杂说，孔子之所不取，况后世之伪作而驾名上古者乎！文王之卦，伏羲之卦也。文王取其变易神妙之旨而名之曰《易》，是故周公之《爻辞》得以兴焉。舍文王而无《易》，舍文王而无伏羲氏之《易》，故《易》之所以建天地，考前王者，文王尽之矣。至宋之中叶，忽于杳不知岁年之后，无所授受，而有所谓先天之学者，或曰邵尧夫得之江休复之家。休复好奇之文士，欧阳永叔尝称其人，要亦小智而有所窥者尔。或曰陈抟以授穆修，修以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尧夫，则为抟取魏伯阳《参同契》之说，附会其还丹之术也亡疑。所云先天者，钟离权、吕岩之说也。呜呼！使抟与尧夫有见于道，则何弗自立一说？即不尽合于天，犹可如扬雄之所为，奚必假伏羲之名于文字不传之邃古哉？其经营砌列为方圆图者，明与孔子“不可为典要”之语相背。而推其意之所主，将以为何？如方圆图方位次序之饾饤铺排者，可以崇德邪？可以广业邪？可以为师保父母，使人惧邪？可以通志成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邪？不过曰，天地万物生杀兴废，有一定之象数，莫能逾于大方至圆之体。充其说，则君可以不仁，臣可以不忠，子可以不尽养，父可以不尽教，端坐以俟祸福之至。呜呼！跖也，夷也，尧也，桀也，皆不能损益于大方至圆之中者也。即使其然，而又何事哓哓前知以衍明觉乎？故立一有方有体之象以言《易》，邪说之所繇兴，暴行之所繇肆，人极之所繇毁也。魏伯阳以之言丹术，李通玄以之言《华严》，又下而素女之淫妖亦争托焉。故学《易》者不辟先天之妄，吾所不知也。篇中广论之。

    三

    秦焚书，而《易》以卜筮之书，不罹其灾，故《六经》惟《易》有全书，后学之幸也。然而《易》之乱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连山》《归藏》二家杂占之说，犹相淆杂。如《春秋传》之繇辞，多因事附会，而不足以垂大义，而使人惧以终始。孔子删而定之，以明吉凶之一因于得失，事物之一本于性命，则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之于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讲习，技术之士又各以其意拟议，而诡于情伪之利害。汉人所传者非纯乎三圣之教。而秦以来，杂占之说纷纭而相乱，故襄楷、郎 、京房、郑玄、虞翻之流，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尽弃其说，一以道为断，盖庶几于三圣之意。而弼学本老庄虚无之旨，既诡于道，且其言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则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为天人之蕴所昭示于天下者，而何可忘邪？然自是以后，《易》乃免于鬻技者猥陋之诬，而为学者身心事理之典要。唐、宋之言《易》者，虽与弼异，而所尚略同。苏轼氏出入于佛、老，敝与弼均，而间引之以言治理，则有合焉。程子之《传》，纯乎理事，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务之理，而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张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遗，其体洁静精微之妙，以益广周子《通书》之蕴，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约，而未尝贯全《易》于一揆也。朱子学宗程氏，独于《易》焉尽废王弼以来引伸之理，而专言象占，谓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几，言精义，言崇德广业者，皆非义、文之本旨，仅以为卜筮之用，而谓非学者之所宜讲习。其激而为论，乃至拟之于《火珠林》卦影之陋术，则又与汉人之说同，而与孔子《系传》穷理尽性之言，显相抵牾而不恤。繇王弼以至程子，矫枉而过正者也，朱子则矫正而不嫌于枉矣。若夫《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切民用，合天性，统四圣人于一贯，会以言、以动、以占、以制器于一原，则不揣愚昧，窃所有事者也。

    四

    《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虽然，抑问筮以何为，而所筮者何人何事邪？至哉张子之言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然非张子之创说也。《礼》：筮人之问筮者曰，义与？志与？义则筮，志则否。文王、周公之彝训，垂于筮氏之官守且然，而况君子之有为有行，而就天化以尽人道哉！自愚者言之，得失易知也，吉凶难知也。自知道者言之，吉凶易知也，得失难知也。所以然者何也？吉凶，两端而已。吉则顺受，凶无可违焉，乐天知命而不忧。前知之而可不忧，即不前知之，而固无所容其忧。凶之大者极于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恶用知其早暮哉！惟夫得失者，统此一仁义为立人之道，而差之毫厘者谬以千里，虽圣人且有疑焉。一介之从违，生天下之险阻，其初几也隐，其后应也不测，诚之必几，神之不可度也。故曰：“明于忧患与故。”又曰：“忧悔吝者存乎介。”一刚一柔，一进一退，一屈一伸，阴阳之动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造化之权衡；操之于微芒，而吉凶分涂之后，人尚莫测其所自致。故圣人作《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内以知惧，此则筮者筮吉凶于得失之几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盗贼可就以问利害。而世所传邵子牡丹之荣悴，瓷枕之全毁，亦何用知之以渎神化哉！是知占者即微言大义之所存，崇德广业之所慎，不可云徒以占吉凶，而非学者之先务也。

    五

    《易》之垂训于万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惟“制器者尚其象”，在上世器未备而民用不利，为所必尚，至后世而非所急耳，以言尚辞，以动尚变，学《易》之事也。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子曰“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言寡过之必于学也。又曰“不占而已矣”，言占之则必学以有恒也。盖非学之有素，则当变动已成，吉凶已著之后，虽欲补过而不知所从，天恶从而佑之以吉无不利邪？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偏尚也。朱子又欲矫而废学以尚占，曰“《易》非学者所宜读”，非愚所知也。居则玩辞者，其常也。以问焉而如向，则待有疑焉而始问，未有疑焉无所用《易》也，且君子之有疑，必谋之心，谋之臣民师友，而道之中正以通；未有易合焉者，则其所疑者亦寡矣，学则终始典焉而不可须臾离者也。故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徒以占而已矣，则无疑焉而固可远也。故篇内占学并详，而尤以学为重。

    六

    《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书》别于《洪范》篇中详之。而《河图》者，圣人作《易》画卦之所取，则孔子明言之矣。八卦之奇偶配合，必即《河图》之象，圣人会其通，尽其变，以纪天地之化理也，明甚。乃说《河图》者但以配五行，而不以配八卦。不知旷数千年而无有思及此者，何也？故取则于《河图》，以分八卦之象，使圣人则《图》以画卦之旨得著明焉，说详《系传》第九章。其以五行配《河图》者，盖即刘牧易《洛书》为《河图》之说所自出。《易》中并无五行之象与辞，五行特《洪范》九畴中之一畴，且不足以尽《洛书》，而况于《河图》！篇中广论之。其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云云，尤不知其何见而云然。先儒但沿陈说，无有能畅言其多少生成之实者。不知何一人言之，而数千年遂不敢违邪？《易》则文王、周公、孔子也，《洪范》则禹、箕子也，四圣一仁，曾不如何一人之分析五行多寡之数，弗究其所以然，横空立论，而遂不敢违邪？《本义》于《大衍》章，推大衍之数出自《河图》。大衍、筮法之本也。筮所以求卦，卦立而后筮生，筮且本于《河图》五十有五之数，而况于卦！筮则《图》，而卦之必先则于《图》也，愈明。《河图》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不全用者，筮以筮人事之得失吉凶，天之理数非人事所克备也。天地之广大，风雷之变动，日月之运行，山泽之流峙，固有人所不可知而所不与谋者。五位之体，天体也，人无事焉，则筮不及焉。故筮惟大衍以五十，而虚其体之五。虽曰圣人法天而德与天配，而岂能尽有其神化哉！必欲尽之，则惟道士之吐纳风雷，浮屠之起灭四大，而后可充其说，非理之所可有，道之所可诬也。故筮虚五位之一，而但用五十也。至于因《图》以画卦，则以肖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之全体大用，该而存焉。《图》之象，皆可摩荡以成象，《图》之数，皆可分合以为数，而五位五十有五，参伍错综，而后八卦以成。故《图》者，卦之全体，而蓍策者，《图》之偏用。卦与筮，理数具足于《图》中。若但于筮言《图》，而《图》则别象五行，无与于卦，是得末而忘其本矣。圣人则《图》以画卦，八卦在而六十四卦亦在焉，因而重之，五位十象交相错焉，六十四象无不可按《图》而得矣。或曰因五位十象，而成六十二卦可也，若《乾》六阳，《坤》六阴，《图》则阳之象一、三、五、七、九，象止五阳，阴之象二、四、六、八、十，象止五阴；何从得六阳六阴而取则哉？曰，天之垂象也，不一其理，圣人之则天也，不一其道，故曰：“其为道也屡迁。”《河图》中外之象，凡三重焉：七、八、九、六，天也；五、十，地也；一、二、三、四，人也。七、九，阳也；八、六，阴也。立天之道，阴与阳俱焉者也。至于天，而阴阳之数备矣。天包地外，地半于天者也，故其象二，而得数十五，犹未歉也。人成位于天地之中，合受天地之理数，故均于天而有四象，然而得数仅十，视地为歉矣。卦重三而为六，在天而七、八、九、六皆刚，而又下用地之五、人之或一或三，而六阳成。地五、十皆阴，五，刚也；刚亦阴之刚。 又用天之八、六，人之二、四，而六阴成。此则《乾》《坤》六爻之象也。一、三皆阳也，《乾》虚其一而不用者，天道大备，《乾》且不得而尽焉，非如地道之尽于《坤》也。是知圣人则《河图》以画卦，非徒八卦然也，六十四卦皆《河图》所有之成象摩荡而成者，故曰：“圣人则之。”

    七

    《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纲宗，篇中及《外传》广论之，盖所谓“《易》有太极”也。周子之图，准此而立，其第二图，阴阳互相交函之象，亦无已而言其并著者如此尔。太极，大圆者也，图但象其一面，而三阴、三阳具焉。其所不能写于图中者，亦有三阴、三阳，则六阴、六阳具足矣。特图但显三画卦之象，而《易》之《乾》《坤》并建，则以显六画卦之理。乃能显者，爻之六阴、六阳而为十二，所终不能显者，一卦之中，向者背者，六幽、六明，而位亦十二也。十二者，象天十二次之位，为大圆之体。太极一浑天之全体，见者半，隐者半，阴阳寓于其位，故毂转而恒见其六。《乾》明则《坤》处于幽，《坤》明则《乾》处于幽。《周易》并列之，示不相离，实则一卦之向背而《乾》《坤》皆在焉。非徒《乾》《坤》为然也，明为《屯》《蒙》，则幽为《鼎》《革》，无不然也。《易》以综为用，所以象人事往复之报，而略其错，故向背之理未彰。然《乾》《坤》，《坎》《离》，《颐》《大过》，《小过》《中孚》，已具其机，抑于《家人》《睽》《蹇》《解》之相次，示错综并行之妙。要之， 缊升降，互相消长盈虚于大圆之中，则《乾》《坤》尽之，故谓之“缊”，言其充满无间，以爻之备阴阳者言也。又谓之“门”，言其出入递用，以爻之十二位具于向背者言也。故曰“《易》有太极”，言《易》具有太极之全体也；“是生两仪”，即是而两者之仪形可以分而想像之也。又于其变通而言之，则为四象，又于其变通而析之，则为八卦。变通无恒，不可为典要，以周流六虚，则三十六象，六十四卦之大用具焉。《乾》极乎阳、《坤》极乎阴，《乾》《坤》并建，而阴阳之极皆显；四象八卦、三十六象六十四卦摩荡于中，无所不极，故谓之太极。阴阳之外无理数，《乾》《坤》之外无太极，健顺之外无德业。合其向背幽明，而即其变以观其实，则《屯》《蒙》，《鼎》《革》无有二卦，而太极之体用不全，是则“《易》有太极”者，无卦而不有之也。故张子曰：“言幽明不言有无。”言有无，则可谓夜无日而晦无月乎？春无昴、毕，而秋无氐、房乎？时隐而时见者，天也，太极之体不滞也。知明而知幽者，人也，太极之用无时而息也。屈伸相感，体用相资，则道义之门出入而不穷。呜呼！太极一图，所以开示《乾》《坤》并建之实，为人道之所自立，而知之者鲜矣！

    八

    《象传》之言阴阳，皆曰刚柔，何也？阴阳者，二物本体之名也。盈两间皆此二物，凡位皆其位，无入而不自得，不可云当位不当位，应不应，故于吉凶悔吝无取焉。阴阳之或见或隐，往来发见乎卦而成乎用，则阳刚而阴柔，性情各见，功效各成，于是而有才，于是而有情，则盛德大业之所自出，而吉凶悔吝之所自生也。刚之性喜动，柔之性喜静，其情才因以然尔。而阳有动有静，阴亦有静有动，则阳虽喜动而必静，阴虽喜静而必动，故卦无动静，而筮有动静。故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阴非徒静，静亦未即为阴；阳非徒动，动即未必为阳，明矣。《易》故代阴阳之辞曰柔刚，而不曰动静。阴阳刚柔，不倚动静，而动静非有恒也。周子曰：“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生者，其功用发见之谓，动则阳之化行，静则阴之体定尔。非初无阴阳，因动静而始有也。今有物于此，运而用之，则曰动；置而安处之，则曰静。然必有物也，以效乎动静。太极无阴阳之实体，则抑何所运而何所置邪？抑岂止此一物，动静异而遂判然为两邪？夫阴阳之实有二物，明矣。自其气之冲微而未凝者，则阴阳皆不可见；自其成象成形者言之，则各有成质而不相紊。自其合同而化者，则浑沦于太极之中而为一；自其清浊、虚实、大小之殊异，则固为二；就其二而统言其性情功效，则曰刚，曰柔。阴阳必动必静，而动静者，阴阳之动静也。体有用而用其体，岂待可用而始乃有体乎？若夫以人之嘘而暖为阳，吸而寒为阴，谓天地止一气，而嘘吸分为二殊。乃以实求之：天其嘘乎？地其吸乎？嘘而成男乎？吸而成女乎？嘘则刚乎？吸则柔乎？其不然审矣。人之嘘而暖者，腹中之气温也，吸而寒者，空中之气清也，亦非一气也。况天地固有之阴阳，其质或刚或柔，其德或健或顺，其体或清或浊，或轻或重，为男为女、为君子为小人、为文为武，判然必不可使阴之为阳，阳之为阴，而岂动静之顷，倏焉变易而大相反哉？《易》不言阴阳而言刚柔，自其质成而用著者言之也，若动静则未之言也。信圣人之言而实体之，可以折群疑矣。

    九

    昔者夫子既释《彖》《爻》之辞，而虑天下之未审其归趣，故《系传》作焉。求《彖》《爻》之义者，必遵《系传》之旨，舍此无以见《易》，明矣。《传》曰“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明乎《爻》之必依于《彖》也。故曰：“《彖》者材也，《爻》者效也。”材成而斫之，在车为车，轮舆皆车也；在器为器，中、边皆器也。各效其材，而要用其材，故曰：“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舍其同归一致，叛而之他，则涂歧而虑诡于理，虽有卮言之不穷，犹以条枚而为栋梁，析豫章而为薪蒸，材非其材，乌效哉？说《易》者于《爻》言《爻》，而不恤其《彖》，于《彖》言《彖》，而不顾其《爻》，谓之曰未达也，奚辞！《易》之辞简而理微，舍其同归一致，而叛离以各成其说，简者莫能辨也，微者可移易而差焉者也，则亦可诡遇以伸其说，而为之言曰：文自文也，周自周也，孔自孔也，则亦终莫之悟也。今以略言之：《乾》惟具四德，故虽在“潜”而德已为龙，他阳之在下者莫能拟也。“勿用”者，以养其元亨利贞之德也。《坤》惟“丧朋”而后有庆，故上六处西南极高之位，以得朋而疑战。《屯》惟“利建侯”而勿用攸往，故九五之膏屯，而委其利于初九。《蒙》惟“渎则不告”，以贞为吉，故六三以近昵而为不贞之女。推此而求之，《彖》为《爻》材、《爻》为《彖》效，以《彖》之经，求《爻》之权，未有不针芥相即者也。至如《履》《彖》“不咥人”，而六三“咥”者，舍其说以应《乾》之纯德而躁以进也，而《彖》已先示以履虎之危机。《同人》亨“于野”，而六二“于宗”而吝，亨者在阳，而吝在阴，两相同而得失固殊也。《豫》“建侯行师”之利，九四当之，非余爻之所能逮。《咸》备三德，而《爻》多咎吝，以利在“取女”以顺，而妄感皆非。繇其所以异，观其所以同，岂特思过半哉！《爻》之义无不尽于《彖》中，而何读《易》者弗之恤邪？篇中以《爻》不悖《彖》为第一义，故破先儒之说，而不敢辞其罪。释《经》者得句而忘其章，得章而忘其篇，古今之通病也。近世姚江之徒，拈单辞片语以伸其妄，皆此术尔。亦释氏离钩得鱼之淫辞，而君子奚取焉！

    十

    卦变者，因《彖传》往来上下进行内外之旨，推而见其所自变也。夫子作《彖传》于卦画已定、卦象已备、卦德已见于《彖辞》之后，而得其理焉，明此卦之所以异于彼卦者，以其爻与位之有变易也。盖自天化而言之，则万象不同之形体，大化不齐之气应，各自为道，而非繇此而变彼；而以人事之同异得失言之，则阴阳各自为类，而其相杂以互异者，惟繇情之动而往来进退于其间，数有参差，则性情功效之臧否应违以殊，非忽至无因，乃其推移之际，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也。《彖传》之以卦变言者十五：《随》曰“刚来而下柔”，《蛊》曰“刚上而柔下”，《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贲》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咸》曰“柔上而刚下”，《恒》曰“刚上而柔下”，《损》曰“其道上行”，《益》曰“自上下下”，《渐》曰“柔得位”，《涣》曰“刚来而不穷”，皆三阴三阳之卦，故古注以为自《否》《泰》而变。而先儒非之，谓《乾》《坤》合而为《否》《泰》，岂有《否》《泰》复为他卦之理！程子因谓皆自《乾》《坤》而变。然此二说相竞，以名之异，而非实之有异也。若泛言自乾坤而变，则六十二卦皆《乾》《坤》所摩荡而成。若以《随》《蛊》之属刚柔之上下言之，则所谓自《乾》《坤》变者，亦下《乾》上《坤》、下《坤》上《乾》之谓。从三画而言则谓之《乾》《坤》，从六画而言则为《否》《泰》，其实一也。三画之《乾》《坤》，或成象于内，或成象于外，各从其类而不杂者，则为《否》《泰》，离其类而相离，则为《随》《蛊》。以下十八卦，纯者其常，杂者其变，故《否》《泰》非变，而余卦为变。故《彖传》之理，多以《否》之变为得，《泰》之变为失。玩《传》自见其义，不当疑《否》《泰》之不足于变也。变者，象变也。象不成乎《否》《泰》即其变，非谓既《否》既《泰》而又变为他也。以揲蓍求之，其理自见。乃若《无妄》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大畜》曰“刚上”，《晋》《睽》《鼎》皆曰“柔进而上行”，则又非《乾》《坤》也，非《否》《泰》也。《无妄》者，《遁》之刚自外来也。《大畜》者，《大壮》之刚上也。《晋》者，《观》之柔进五也。《睽》者，《大畜》之柔上进也。《鼎》者，《巽》之柔上行也。此又一义。为《遁》，为《大壮》，为《观》，则阴阳虽畸胜，而犹从其类，亦纯象也。为《无妄》，为《大畜》，为《晋》，则杂也。惟《睽》为《大畜》之变，其义稍远；而《鼎》《革》为《巽》《离》之变，又别为一义。要此诸卦，皆相杂而难乎取象。变易之极，非固然之体撰，则有彼卦稍有移易而又别为一道之理。从其变而观之，以审进退升降于几微，穷人情物理之致，《易》之所为屡迁而忧其介也。若上下秩然而成章，阴阳相比而定位，则道之常也，象之有定也，不复论其变矣。乃朱子谓一卦而六十三卦皆可变，其说本自焦赣。赣之为术，博衍蓍策，九、六变动而为四千九十六之占辞，繁冗重复，而究不足以尽天道人事无穷之理数，以为忧悔吝而补过之明鉴，姑不具论；即其所云变者，以筮法动爻言之，非谓卦之固有此也。且如《贲》之《彖》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言《贲》也，非言《泰》也。《周易启蒙》谓六爻不变则占本卦《彖》辞，是《贲》之《彖》非以占《泰》二、上两爻之变也明甚，恶得谓一卦之变六十四卦乎？此焦氏之说与《启蒙》固相矛盾，奈之何曲徇而两存之也？一卦而六十三变，《春秋传》有其文。盖夏、商之季，《易》道衰，而筮氏以其小智，为游移不定之占，以求亿中。文王演《周易》，尽废日者之术，归之易简。孔子所传者，文王之《易》，焦赣所演者，夏、商日者之《易》也。论文、周、孔子之《易》，而以日者之术乱之，奚可哉！篇中于《随》《蛊》卦言《泰》《否》之变，《无妄》《大畜》《晋》《睽》《鼎》《革》各殊其说，玩爻象而宗二圣之指，不知其余也。

    十一

    惟《乾》《坤》以纯为道，故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又曰“天德不可为首”，九五虽尊，不任为群阳之主，而各以时乘；《坤》曰“德合无疆，承天而时行”，六二虽正，而下不能释初六之凝阴，上不能息上六之龙战。自此而外，则卦各有主。或专主一爻行乎众爻之中，则卦象、卦名，卦德及爻之所占，皆依所主之爻而立义。或贞 两体相应，或因卦变而刚柔互相往来，则即以相应、相往来者为主。或卦象同，而中四爻之升降异位，或初、上之为功异道，则即以其升降刚柔之用爻为主。非在此一卦，而六爻皆其有一德也。一爻行乎众爻之间，如《履》惟六三为柔履刚，则余爻之阳皆其所履，不可于外三爻而言履他爻；初、二与三同为《兑》体，虽有《履》道而未履乎刚，故咥不咥不与焉。《复》卦惟初九为能复，《大有》惟六五为有乎大，而余爻皆听复而为柔所有。《姤》《同人》《豫》《小畜》之类，其义皆然。二爻相往来，而以所往来者为主，如《损》之损三而益上，《益》之损四而益初，则惟所损，所益之两爻为主，而余爻皆受损益者也。《恒》之初与四固藏以持久，余爻非有恒道；《需》《晋》之五居尊而遥相待，上与四为隔绝，所繇以俟《需》《晋》者，则《需》与所需、《晋》与所晋者异矣。以相应不相应为主者，中四爻之合离有得失之异，如《中孚》之二、五得中，相合而孚其类，以感三、四，故三、四非能孚者，初、上则尤不与于孚者也。或卦象同而中四爻之升降异，如《贲》柔来二以饰阳，故贲须终不得为大文；《噬嗑》刚自五而来初，以啮合交杂之阴阳而非道，则《贲》惟二与上为致饰，《噬嗑》惟初与上为强合；有贲者，有受贲者，有噬者，有受噬者，不得概言饰与合也。中四爻象同而初、上为功异者，如《家人》以刚闲得位之贞，而《蹇》以柔用，《解》以柔解失位之悖，而《睽》以刚争；则中四爻之得失皆听乎初、上，不自为合离行止矣；有闲者，有受闲者，有解者，有受解者，有启其疑以睽者，有致其慎而蹇者，未可无辨以离爻于全卦之象也。观其《彖》以玩其《象》，则得失之所繇与其所著，吉凶之所生与其所受，六爻合一，而爻之义大明矣。旧说概云当某卦之世则皆有某卦之道，主辅不分，施受不别，遇《履》则皆履物，遇《畜》则皆畜彼，至于说不可伸，则旁立一义，如《讼》九五为听讼，而不问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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