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阳眩耀

节气与祭祀，提倡民族的娱乐（参考日本的剑道、弓道、茶道、花道、香道、围棋、古来的舞乐与民谣等）。这亦是只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的单为物质的动物式的竞技与感官的享乐。中国传统的礼，如冠礼有立志的自觉，如婚礼有男女定位之美，如乡饮酒礼是教人知有人世秩序之清平，又如射礼等，凡此皆应当复兴的，形式虽不妨相当加以改变，原来的意义不可以丧失。

    前此辛亥革命与北伐都有民间起兵的性质，连对日抗战亦然，从这里出来的国民大会自然亦呈表现政治上的气候的。民间起兵是全民的，但是由士从中指导。国民大会是由于普选，惟须有士从中指导即可。但立法院与监察院的委员则非士不可，而亦由于普选，此中就要看国民党员的发挥作用了。

    五权宪法的基本之点是在于以士为政。士之出身或因于参加革命，或因于考绩，或因于文官考试，或因于选举。立法与监察，在西洋是列于国会的权限，必定与政府分为二截；五权宪法则编入政府中，与行政司法考试三院列在一起，把由于选举的与由于革命的、考绩的、考试的并比，若离若合，相反相比，譬如一篇好文章的章法。而国民大会的开设则更是着墨极简，而含义无穷，可以由我们去加工。

    这是一个革命，而非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所可比的，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亦被比下去了的革命。史上惟有周朝与汉朝开启政治的与产业的新制度可以相比。而这革命的成功是系于士。孙先生是以士期待国民党党员，于学生勉以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即是要发扬中国独有的士之传统。孙先生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其后北伐以来更有党政学校与政治大学，皆为培养革命之士。但是这里要特别申说：教青年学孙先生遗教，同时更要教青年学孙先生的治学方法。即是要学孙先生的读五经四书以为根本，而以分别的眼光去学西洋的知识，如此才能生出我们自己的新思想。

    我也不说别人，只说我自己以前对孙先生的思想与学问无知的程度，现在来回顾，真是可以诧异。下意识里还是学校里教的十九世纪西洋的物理学观与历史观在作祟。中国人凡是受过学校教育的，无人不多少读过一点三民主义，但是一般文化人大概也没有谁买一部《三民主义》列在书架里的。当然也有研究三民主义的学者们，但多数是以西洋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其引用中国的经典，亦是以西洋方法来看中国经典，虽然作成了学术的样子，但又哪里是革命的学问？

    中国向来政治混乱是为政者之咎，而时代的思想混乱则是为士者之耻。北伐以来至于今日，政治上的失败是由于时代的思想混乱之故，而制造此思想混乱者乃是文化人。文化人若有士之自觉，首先应当责难于己。而我亦并不比人强，只是我从小看了《三国演义》，并佩服《古文观止》里范仲淹说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话。及后国破家散，我在日本研究了今世纪物理学上的与数学上的诸发见，及历史考古学上的诸发见，对照中国的经史，欲为天下国家开出新时代的革命思想，其间有时候就想起孙先生，虽尚未晓得清楚亦先已有了亲近感。我乃把自己研究所得的与孙先生的书对照来看，这才惊于孙先生的书里已在五十年前把要点说了，而这都成了我的新鲜的欢喜。

    孙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是从大学的格物致知而来，更承孟子之先知先觉，以为唤起民众之革命。宋儒言性理之学，不知性理之学乃可见于革命，真是二千年来从未有人能言性理如孙先生的。孟子言义利之别，而孙先生以之见于民生主义，孟子言王霸之别，而孙先生即以之见于民族主义，圣贤之道亦可以如此的行于今世纪的现实世界。

    孙先生是真的知了，所以能行。中国文明的造形与实行之方备于礼经，而从来亦未有人能言《礼经》如孙先生的。人皆知孙先生之言“天下为公”是出于《礼运篇》，殊不知《民权主义》之言政权与治权，及《建国大纲》之言国民大会，其根底是出在《周礼·王制》的王官与王民。《建国大纲》里的训政，又是承传《尚书》与《王制》的政治是教化的深意而来。柏拉图的哲人政治止于理想，而中国文明则真能有现实的知性政治的制度。

    然而今时学兼中西的学者乃至儒者们并不以孙先生为有学问。

    譬如造桥，学问是施工时搭的棚架，桥造好了棚架就拆除，他们见没有棚架，以为没有学问。孙先生是大学问者而不被学问所染着，身上没有学问的标记。日本有一家售西洋书籍最大的店叫丸善，丸善书店曾统计过在亚洲的个人顾客，第一位是孙先生。

    孙先生的手不释卷从头山满与犬养毅等的遗话里都可看到。从来读书很多的人亦有，但从没有像孙先生这样善读书的。孙先生是读过的书即刻给了同志，叫人也去读读。我在前面解说过黄老的大见识在指出了学问亦是一蔽，希腊的数学与孔子的儒学皆不免此。

    古来惟有王者能无学问。孙先生是大学问家而又是王者。

    孙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动北伐，与《建国大纲》中的军政时期，皆是来自民间起兵的传统，这点就与汉高祖明太祖有相同。

    而孙先生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与列强，与国内军阀割据的局面的应付，与为此而指示诸同志的函电，至今读之，犹使人感叹兴起，只觉对于今日之事，我们亦要理知明澈，见机立断。

    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是从井田制与均田制而来的发想，日本败战后行之而赖以复兴农村，国民党亦在台湾行之而收大效，而今时都市土地价格之成了问题，则因只把孙先生的平均地权行一半，没有亦行之于都市之故。而民生主义的节制资本，则今时狂走于扩大经济的结果，连欧洲经济同盟的会长前时亦说过要节约生产了。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当时是期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列强能以其剩余之生产力协助中国开发新产业，而人们因为世界经济前无此例，说孙先生是吹大炮，焉知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复兴欧洲经济的援助计划，即大体是像孙先生所说的。中国战后如果不发生内战，当然亦可能得到美国的协助，而实现复兴中国经济的新计划的。那就大陆上免得有“生产大跃进”，以致数千万人皆成饿莩了。而且中国如果得美援而实现了《建国方略》，则今日世界的经济亦不会是这样子。仁人之言，世运所系，智者立策，异代乃见，我们今天怎么能不追念孙先生呢？

    西洋史上没有民间起兵出身的帝王，民国的文化人遂说刘邦与朱元璋是流氓。以前宋儒亦全然看不起汉高祖与唐太宗，但那是还有道学者尊于王者的成见在内。

    以孔孟比刘邦朱元璋是谁大，这似乎没有得可比，但亦不能一言断定是孔孟更大。没有王者，无以创始，而若没有孔孟之学则无以成之。创始者天，成之者地，还是王者为天，王者之师为地。

    而且学问亦是一碍，而惟王者能无学无碍。所以孔孟皆对王者有敬意，不如后世宋儒之以道学为自大。孔孟的伟大，是处在学问与非学问的边缘。秦以前无民间起兵，若如后世的有民间起兵，或许孔孟作为王者而兴亦未可知。所以后人称孔子为素王，我想是很能合孔子的心意。然而史上真能兼学问与王者为一的，太古是有伏羲，而其后三千年来则惟周文王与孙先生。

    我这回买了孙先生全集，“国防研究院”印的洋装一巨册。巨册的洋装书我是不喜欢的，但因是孙先生的书，我只觉得好，我把一张桌子撤空了，只摆这一部书，虽然不焚香，亦有像焚香的心意。

    以党领导政治，无论在革命期间或平时都是必要的，惟在性格上与方法上尚可以更是承接中国传统的。党指导政治，而不直接行施政治，是西洋规矩，可比奏乐，西洋的是以指挥棒指挥众乐，指挥棒自身并不是音乐，而中国的锣鼓十番则是一人击鼓与绰板为领导，鼓板自身亦是音乐，周官的制度同于此理。《王制》设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春官是天官冢宰，位在地官大司徒之上。其实地官是有似今之行政院，而天官则有似党部，但天官亦参预政治，同祭祀、国史、天文、数学、物理学、音乐与教化礼俗，相当于教育部、科学技术厅的职务，及司祭典，管的都是知性的情操的事。因而天官之职掌与地官司徒，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所职掌的多是错综相关。天官非在上指挥政治，而是像以鼓板领导众乐似的，自己亦行施其政治的职掌。此意很可供党领导政治之参考。还有是政治要简静。孙先生手定的政制，是知性的政治，即亦有着无为而治之意。

    政府是教国民做事，不是代国民做事。美国的与苏俄的国营企业与公共设施之多，都是政府代国民做事，所以政府机构急激的庞大化复杂化，政治几乎成了全部事务化，一点也不值得我们效法的。孙先生的节制资本的意思，是还有俭约的美德在内。国民生活是何时都应当俭约的，如现在有许多奢侈的生产与消费可以废除。

    要是有礼义的人世风景，即赀财不多亦可以是富裕，而现代社会是国民收入虽增多了，反为见得贫寒，如有钱的乞丐。此理在任何时代都是真的。造产是造产，为政者但凡懂得此理，政府即亦可以少忙。还有孙先生每说唤起民众，使国民发挥行动力，不全靠政府的安排，更主要的倒是要有革命性的动员，为政者若懂得这一层，政府又可以少忙些了。

    中华民族今需要有行动的大力，从来最大力的是革命的行动，革命的行动是《诗经》的所谓兴。而好的政治是平时亦皆是兴发之气，如《周礼》时代建设那样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与征伐外敌入寇的强大兵威，都是全民动员，虽然也是有组织的，但实是与革命一般兴起的行动，多基于自发的意志，可说是被王风所吹动。汉唐的大版图亦是靠的中华民族有行动的大力。若像现代西洋国家的与社会的事务性的组织的力量也做得到国民总雇佣劳动，也做得到全民总动员的战时大行动，但那样的做法是做不出有创造性的事情的，结果是徒然严重损害人民的潜在能力而已。

    这里还是要有学问。大自然的动是因于“无”的意志与息，此非事务性的行动所能对应，而惟革命的行动能对应之。革命的行动是因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所以强大无比，而且可以不竭。

    我们要有中华民族的行动的大力，要有国家的统一，更还要有可绝对尊奉的最高领袖。凡此皆要有学问上的明智。要大一统是先要有学问的体系化一统化。而这是要本于宇宙万象皆体系化统一于大自然五基本法则的认识。而奉戴最高领袖的话，则可通于尊王，尊王必与大一统相连，即是只有在王天下的兴旺之气里，在人世的无限风景里才有尊王。此在于学问上是要知道有绝对与无限，绝对尊贵的存在于我有这样的亲，江山皆是无限的感激欢喜。

    这是孙先生的革命的学问。今世纪是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西洋从希腊以来最要求知性的时代。孙先生读书手不释卷，而曰：

    “若是没有了革命，就没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