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阳眩耀

    孙文的思想与学问

    汤川秀树着《创造的世界》里说：“二十世纪前半是科学上大发见的时代，后半应当是哲学的时代，来对应科学上的大发见而提出哲学上的新的思想体系。”而我是近来才想到不用等到后半，就在今世纪的初头，已有孙文先生的思想了。

    今世纪三大思想的发见，是一九○○年普兰克的量子论，一九○五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一九一七至二四年间孙先生的政治论。但爱因斯坦的起初只是特殊相对论，至一九一五年才又发表了一般相对论，普兰克量子论是到了二十年代波尔等才完成了量子力学，与孙先生的政治论（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发表可说恰好是同时期。与此同时期尚有考古学上的大发见，一、解读了埃及的古碑。二、发掘了阿瑙与苏撒地域的新石器。三、解读了美索波达米亚的古文字。四、发掘了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

    今世纪初至三十年代这一段，真是人类知性的辉煌时代，量子论与相对论引导出了原子核与素粒子的发见，西南亚细亚的地下考古证言了世界文明史的正统是在中国，而孙先生的政治论则是为现代世界的政治与产业开了一条新路。

    三者之中，量子论与相对论最收了成功，世人无论知与不知皆对之敬仰。至于西南亚细亚的地下发掘，是至今尚闭锁在考古学者的专门框子内，尚未一般化到足以影响现在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正统的错误观念。而惟有孙先生的政治思想至今尚极少人真正能从学问上去接受。

    史上凡新出现的大思想，皆是独自发想，独自把来完成的，与时俗一般人的想法不合，所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为世人所承认。大抵科学上的新思想是经过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得到了天体现象的证明，或实验室里的证明后，即可得科学界的承认，于是大众亦随之而承认。但是哲学上的新思想不可能像科学的证明，往往要经过百年乃至三、四百年始为世人所承认。孔子的与释迦的思想都是如此。但是我们要使国人就在自今赶到统一中国前夕了解孙先生的思想。而先是要教导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能从学问上去接受孙先生的政治论。

    文化人有句浅薄的话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等已是五十年前的东西了，现代世界天天在进步，这五十年来人家早已越过前面去了。但是这话不对。五十年前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今天亦依然是新鲜的。孙先生的思想亦如此。量子论与相对论今虽发见其是不完全的，但在物理学上至今仍被应用。而孙先生的思想则远比量子论与相对论更伟大，没有一点不完全。虽然有些地方是未成功，但未成功与不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除了浅薄的时代进步说之外，学校的先生们与学生们是在科学的观念上、民主的观念上与历史学的观念上，不能接受孙先生的思想。至今学校里在教的是十九世纪的旧科学观念，如物质不灭论与力学的秩序论。物质不灭则不生，然则孙先生怎么说是生命的宇宙观呢？天体的秩序为万有引力所维持，然则孙先生又怎说是要王道呢？但这皆是十九世纪的旧科学知识，今世纪的物理学可是从素粒子的世界的诸现象，发见了物质是生灭的。又则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天文学，发见了天体的秩序乃是大自然的意志在维持，而诸力关系则惟是其结果的一部份表现。孙先生的思想是与十九世纪的科学观念相冲突，然而为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上的与天文学上的发见所证明了。

    历史观亦然。

    再就是民主的话了。依西洋民主主义的原则，政治家应当被国民指导，而孙先生却说政治家指导国民，这点最受文化人抵抗。然而这亦断然是孙先生的对。因为政治是知性的事，非可以由群众来出主意的。比方科学与产业的事。上头有科学者学会，是发明科学上的原理的。中层是众多产业机关的研究室，把那原理来作成应用科学的技术。底下是全国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群众依于技术者的指导在工场与农场工作。于是要问：上头的科学者学会的事，是可以由底下的劳动者群众来选举、立法与监察的么？当然不能。劳动者群众不能选举代表去当科学者学会的会员。然则岂可以由国民选举代表去当政治家呢？

    要选举的话，劳动者群众只可以选举工会农会的主席与干事等，而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人事则只能由科学技术者去选举，再上头科学者学会的会员更只可由数学者与物理学者等去互选。中国的政治也有选举，但是选举者与被选举者皆限于士；士是志在天下，修身砥行，学有政治的思想与才识的。士也是从国民中出来的，如同数学者与物理学者的亦是从国民中出来的，但是不能选举国民中的商人与工农去当政治家。立法与监察亦是一样，商人与工农的代表不能去为科学者学会会员，亦不能为政府去立法与监察。

    所以孙先生的完全是对的。政治是先知先觉之士所应做的，而孙先生所期待于国民党员者即是立志要做这样的国士与天下士。

    孙先生说的“知难行易”，从科学上最可以看得出来。你要发见量子论与相对论才是难，你知道了量子论与相对论，再去发见原子核就比较容易了。发见了原子核，再去做原子能发电就更容易了。现在用雾箱捉住宇宙线的飞迹，用大加速器打击出许多新种类的素粒子，皆容易做得；但要知道大自然里何以可有这些宇宙线与新种类的素粒子的存在的理由，这就非常难了。数学更是发现原理难，把发见了的原理来做计算容易。政治亦是如此，立国的大道与国事的安危存亡之机不是一般国民所能知的。

    中国向来是说民本，不说民主。国以民为本，不是由民来出主意。政治惟是要注意民间对于政府行事的反映。譬如医生要注意病人的反映，但不能听由病人的意思来处方。又如学校随时要看看学生的反映，但不能依据学生的意思来施教。政府对于国民亦是如此。这与尊重不尊重国民的话完全无关。譬如你家里时时要注意小孩子的反映，但是不能听由小孩子来作主张，这并不是看轻小孩子。

    这样的道理非常明白，然则西洋为什么要那样呢？西洋的议会制度当初原是为商人对国王争权利而设的机关，政治为争权利，而且宪法承认政治是为争权利的正当性，这哪里还是政治？所以西洋民主的反面便是独裁，民主与独裁不过是一文铜钱的正反面。

    孙先生说知性的政治，与他说王道不说霸道是同一个意思。凡是知性的东西，皆不假权力霸力的，譬如数学与物理学，怎样讲强力的人亦不能抵抗它，何况是比数学与物理学更高更深广的知性政治呢？作数学上的与物理学上的研究时要无私无我，不可杂以功利与权力霸力的思想，否则不可能有大发见，做政治的事亦要如此。

    日本明治维新后采用西洋宪法，结果出来了军部的政治，致有昭和的大败战。其间的消息，并非军部破坏了议会制度，倒是军部利用了议会制度。当初明治宪法是以尊皇为前提，而且颁行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语为辅，以防止全部西洋化，用意不可谓不善，但是这样拼凑撑托着的东西毕竟不得调和。而且明治虽行宪法，然政以人存，当时为政者皆是旧藩士维新出身者，但至大正昭和而为西洋式的文化人所接替，遂结托于产业界的财阀而不以为非，比起来，军部倒是还有士的意气，他们抢得了议会制度在手，但是亦不知政治。于是那拼凑撑托着的议会政治的不调和，遂完全曝露，变为没有了政治。

    印度是独立后采用民主政治，其国民会议与西洋的议会虽稍有不同，但说不上有印度自己的制度的创造。而此时败战后的日本的完全采用了西洋的议会制度。这回是真的完全没有政治，也要没有日本了。

    孙先生生前不及看到印度独立，无论败战后的日本的事情。孙先生是于民元前后寄寓日本多次，观察明治的议会政治，中国无尊皇与教育敕语等可以之撑托，不得不就议会制度的性格自身加以改革，这就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发想的由来了。

    《建国方略》发表于民国七年，《三民主义》发表于民国八年，《建国大纲》发表于民国十二年。而五四运动起于民国八年。

    “五四”是所谓对西洋文化的启蒙运动，只听得一片声喧闹说要科学与民主，可是对于就在这前后出世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以及孙先生的政治论，当时都反为忽略了。而及至五四运动的喧闹刚要告一段落，大家可以静下来看看想想的时候，接着左倾思想上市了。彼时北伐将起，中国民族正进入一个大行动的时代，共产党就教人只须判定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此外不必多研究，这恰恰适应了行动时代的文化人与青年的浮动心理，大家哪里还肯细心去研究孙先生的政治论呢？

    五四运动与北伐的潮时一过，文人学者亦有静下来做学问的，但他们做的是西洋学院派的学问，凡百观念是十九世纪欧洲的，与孙先生的新思想新学问合不来。他们以为孙先生的思想不够深刻，不以之为对手。这批人是今时教育界学术方面的代表者，他们亦或发表时论，都是些极浅薄的民主云云，浅薄得与他们的地位不称。

    其实《建国大纲》明白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亦即革命之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宪法之所出生，非宪法所可改变之，然则国民政府事实上是永久性的制度，并非只是过渡时期的。

    《建国大纲》规定开国民大会而不要议会，这真是大见识。国民大会于六年之任期中只开会一次，为选举总统及议宪法之外，几于无所事事。在外国属于国会之立法与监察的职权，乃由立法院与监察院行之，五院中惟此二院是由民选，而与他三院同属于国民政府之组织，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同居杂处而为一体，与《周礼·王制》之王官即生在王民里，王官与王民在政事及祭事上一体化之意义正相合。孙先生未必是有意从王制发想，而自然相合，数学上的发想与文章的发想会有妙意天成，孙先生的是政治上的发想亦好到像这样。

    至于国民大会，我是曾经想到过其与民间起兵的关系。从来民间起兵都是因为世景雾数了之故，然而有了国民大会则可使政治的气运常是新鲜的，无形中化除了民间起兵，井田制时代，远自夏殷以前以至周末，有诸侯起兵而无民间起兵，因为井田制王官与王民在一起，朝廷纵或无道，民间亦仍清好之故，然则虽在今日，亦仍可考虑如何寓王官与王民之意于国民大会的。

    我是这回重读《建国大纲》才又得了新的启发，以为国民大会于会期之外还可以像《周礼·王制》里王官的生在万民里，而指导万民做下列两项事情。第一项下要做的是：办理征兵、办理民间防空体制、道路与灌溉工程、邻里村镇的秩序。这只要做得好，可以代替西洋式的社会组织与警察秩序，合于曾国藩的保甲团练的作法的现代化。而且也可以代替美国式的与苏俄式的产业国家体制的秩序，使产业与人亲，有人世的风景。

    第二项下要做的是：恢复民间礼仪，美化节气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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