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篇

皆是有着像造化小儿的顽皮与滑稽好玩。

    这几兆的“几”，在哲学上有极重要的意义。《易经》言“几”，若去了“几”字，就没有占卜。老子与孔子皆是知道动静之几的。但是孟子就把来略过了。几兆生于息之动，孟子言气不如庄子言息于大自然为直接，所以庄子说一个“几”字最是响彻。后世惟禅宗能说“几”字说得好，但那不是印度的。古希腊的哲学者说没有运动，印度佛经里亦说运动是幻，因为凡动皆有一分始发，但是在理论上求证发动的发不可得。这个“发”字即是“几”字，几生于息之动，然而希腊以来西洋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不知大自然有息。印度人又不同。佛经里说的法海与无生忍，奥义书里说的以太，亦可说即是息，但是与孟子说的气一样不能直接叫出大自然的息，就只差这一点儿，所以不知有个“几”字了。可是顽皮好玩就在这个“几”字。西洋的东西无趣，印度的亦不好玩，而孟子以后的儒生是不晓得天下形势，连文章亦写得不好。中国史上开新朝的人多是黄老。

    万物动静之际的一个“几”字即是革天命，学问上若是没有了革命，就不能知道这个“几”字。

    老子孔子庄子的学问都是革命的。孟子的也是革命的学问，但是孟子的说是非与革命的是非有着一间然，不如庄子的说得好。孟子的是有如数学上的是非，虽然正确，但不是革命上的是非。中日战时岩渊辰雄的名着《日本七十年政界史》里讲明治维新当年，幕府要开港，维新派对之提出尊皇攘夷，但打倒了幕府之后行的还是开港，而且反对维新，拥幕到底的熊本神风连、彰义队、会津的虎队亦还是被后人奉祀。可知是与非乃在同一河流的波，并非两者相对，是与非乃是在成败中、在生化中的。问题不在乎是与非，而在乎是与非的背后的东西，要经过革命的一战。

    最早事物的是非始于阴阳，阳是阳而非阴，阴是阴而非阳。然阳与阴实是相生相成，所以是非亦是在变易中的。若没有了变易，则是非仅为抽象的观念，一点意义亦没有了。最敏感的是非栖于变易之际的几，可是可非的几微之间，才是真正的鲜活的是非分明，绝对的一分难差。而如数学的是非则惟是抽象的、观念的，至于横断面并列之物的“统计式”的是非，那是更为粗恶，所以凭数学的与物理学的是非不能知革命，亦不能为文明的东西的造形。逻辑于创造无用，犹如文章作法之于写文章是无用的。是非是先出来的，此《易经》的象、彖之所以高过逻辑。

    汤川秀树特别提出物理学史上失败的往往还比成功的更耐后人寻味。faraday与maxwell依之于可疑的以太的存在而发见准确的电磁场法则体系。又，以太的存在是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否定了。

    可是现在以太说又复活了起来。这是因为比之说以太的的存在的是与非，还更在于其背后的东西。以太云云是一个名的问题，而名就是言。

    孔子曰“正名”，而老子曰“名可言，非常名”，此是黄老与儒在思想的基本点上的分离。而庄子更说明了名即是言，故庄子之所谓言又与孟子之所谓言不同。

    我家的小外甥一清，一岁多二岁未满时初学语，清晨外婆尚要睡一歇，先给一清穿好衣服鞋子放他下地独自在大厅里玩，忽听见外边落雨，他告诉我“拍答拍答！”小孩是对什么都惊喜，“拍答拍答”是他给落雨取的名。他又叫汽车为“蒲蒲！”也是他自己造出来的。早晨外婆常带他搭巴士去羽村兜一转，此刻他在房里玩，亦兴到而叫：“蒲蒲呀！麦对对唷！”麦对对是日本话叫巴士等等。非常佩服喜爱小孩创造言的能力，又被他的那清澈激烈的语气所惊动。他叫蒲蒲等等他，连说两次，先和平后激烈，是请求又是命令，然而世上没有一种东西能有像这样的力量，单是那言，那对天地万物的言的清澈激烈，不落情商与威权。现在前头并无巴士，小孩于自己在做的是嬉戏与真事并非不知分别，但是一样的认真，圣人说“立言存其诚”，就是这个诚言有这样泼辣的力量。而亦因这诚是带嬉戏的，所以有这样的好。他叫蒲蒲等等他，明明是嬉戏却几乎是焦躁的，怒气的，使我忽然明白了马祖与百丈说雁。马祖与百丈在路上见野鸭子飞过，百丈说野鸭子飞去了，马祖一把扭住百丈的鼻子，百丈叫痛，马祖曰：“何曾飞去！”那好法就如小孩的在客厅里叫蒲蒲等等他。

    一清早起，外婆给先穿好衣裳鞋子放下地去一人玩耍，外婆再睡一歇，惟我也已起来了，他便叫“外公！”我应他，再叫“外公！外公！”我都随着他叫的音节高低抑扬而答应他。外公！唯！

    外公呀！唯！他叫得渐渐激烈，忽然发起脾气叫外公呀！一种执拗，一种不肯干休，不知为何而生怒气，都只是那“言”的精神，“言”的新鲜泼辣。圣贤之言，诗人之言，政治家之言，百姓日常说话之言，都该要有像这样的新鲜泼辣，何其自然的创造精神！所以日本把言称为“言灵”。

    名与言都是哲学上的大题目，我这回读《庄子》忽然明白了名也就是言。《旧约》里有一句“太初有言”，读了真使人高兴。

    可是释迦曰：“凡说法者，皆是假说。”这又好得使人诧异。孔门虽曰正名，又有言语一科，然而也还似乎不及庄子的巽言更好。这是老子开的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因而庄子提出了法言与巽言。法言是常道常名，而巽言则非常道非常名。法言是大自然的记述，而巽言则不是记述，而是与大自然同格的创造，可不用苦心去对应大自然，而自己就是大自然的表现。

    巽言是以不切题的语言，而比法言还更切题。因为你不能以言语去切题，但言语自身可以是题，这就是不切题也切题了。如此即佛云“法不可说”的，亦是可说的了。

    懂得巽言，即究极的自然亦可说。这与中国文明的能以物质造形来创造“无”，是同一个道理。无是法姿，法姿惟是可以在创造中显现出来，而不是可被对应了来模写。

    此事又关系宇宙可知不可知的问题。爱因斯坦结局自觉对于自然一无所知，能说这句话就是爱因斯坦的高了。汤川秀树惟是说究极的自然不可知，其实究极的自然亦在万物里，若以为成了物质的东西尚可知，亦正不见得。此所以《庄子》里王倪说：“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然而也有一种知法，如王倪下二句说的：“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原来知亦可以有像法言的知法，与像巽言的知法，像巽言的知法即究极的自然亦可以知得，否则也不能有巽言，不能有以物质的造形来表现未有物质之始了。

    巽言虽是庄子所提出，其实源于《诗经》的“兴”。孔子会讲滑稽，会讲反话，就是他也有巽言的风光，可惜孟子以后的儒者就只知法言，不知巽言了。言似切题，似不切题，所以是绝对的，只可用一次，不可以被沿用。凡巽言都是非常的新鲜。惟禅宗能巽言。如《碧岩录》里垂示：“机一境，一言一句，大用现前，不存轨则，又摸索不着，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举：僧问法眼禅师：“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禅宗是以一个“几”字与能巽言，所以了不起。

    但是法言与巽言都要，决不可没有法言。犹如知的场合，无限的悟识与有限的数学物理学的知识两者都要。但若不知巽言，而惟用法言来思考，则必不能有新的创造。思考必用语言，法言是既成的言语。但是尚有参悟与思考方法不同，参悟不用既成的言语，而是可以创造出巽言，巽言是生自这一刻的知慧的风光。儒家惟知遵循法言，陈腐之极，以至有五四时代的反礼教。法言还是必要的，但时代的革命的风动四方是要巽言。

    现在同时要清祓法言，去宋儒以来所加于其上的迂腐之气，但必是从六经而来的才是法言。而五四时代的先生们与青年学生是不知道该清祓法言，却未废弃法言，结果反以西洋的主义与格言，如民主、自由、人权、阶级斗争、阶级协调、勇敢、小小的亲切等等来做法言，但这些哪里算是法言。言之不臧，身之灾也，国之殃也，所以弄到今天这样大乱的。

    今时来做思想运动，第一就是要为百姓万民日常生活里再建六经的法言，而且要能巽言，使山河大地风吹花开皆是革命的言语。

    思想学问的极致是人身的成就。西洋的是高等动物，儒家的是人，佛教的是佛，黄老的是仙。仙是战国时齐鲁多方士，其由来远自黄帝时，也许还更古，至庄子而在哲学上乃成立。庄子不与方士同，但他是对相异的东西也喜欢，初初提出了仙人仙境。

    西洋的人是高等动物，对外物是占领，征服，自然界在他们是外物的一种总称。西洋人自古代以来，他们之中思想高超的亦有说人是神子，但他们的神把自然界来如此如彼的创造、干预，自然界还是外物。中国的儒则不然，人是人，已异于动物，不止是高等而已。人与万物皆生于自然界中，人对天地是宾主之礼。其实黄老思想的基调亦是如此，惟更能与自然相游戏。

    西洋的是高等动物的社会，中国的是礼乐的人世。西洋人至今不脱原始人采集经济的那种做法，采集自然界的物质，又采集自然界的物理，来搭造成一个社会。但自然界的物质是生出来的，物理也是生出来的，物质的形态的变化与物理的条理的变化是生生的变化，西洋人可是不能自己也来生出东西。他们惟能采集自然界有生命的物质，而把来加以一制造，就统统变成都没有生命。物理也是一样，自然界的物理原来都是活的，而西洋人把来一加工，抽象化组织化了，便变成都没有生命的物理了。以前如希腊时代，他们采集物质与物理有了大大的进步，但是还不大会加工，他们之中的聪明人还意识地不赞成加工，如柏拉图以为数式是污损了数的美，阿基米得以为机械是污损了物理的美，所以希腊东西还有他的好。其后哥白尼、牛顿、普兰克与爱因斯坦都有新的采集。新大陆的发见与新天体的发见，亦只是采集经济的原始人今天又发见了新的地点一样。当时这些都可喜。但是到了西洋人用来建造的社会，与大自然全然隔膜，现在已弄到了杀绝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连人类亦活不下去了。

    银河星群或天地，是依于大自然而赋予万物以形与理，都是有生命的。中国文明则人的悟识直通于大自然，人并非天地之子，而是与天地犹如兄弟，可以如天地的赋予万物以形与理，亦都是有生命的。天地创造了一个世界，所谓现实物质的自然界，人亦创造了一个世界，所谓礼乐的人世，两者各自直接依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所以人世与现实的物质的自然界不但直接相通，而且还可以是一体。中国文明自伏羲、黄帝至西汉都有这样的明亮。

    但孟子以后的儒自满于人世的独立完整性，把现实物质的自然界疏外了，所以东汉就不如西汉。救之者是黄老。黄老把人世与自然界的藩篱完全打破，东汉的东西亦是好得有魏晋南北朝的加以大破坏，才又见豁达。明清以来的人世又遭西洋破坏，最经不起的是儒，惟黄老会对自己也幸灾乐祸，像曹操兵败时笑起来。

    印度的极乐净土是依于大自然未有名目的意志与息的创造，但比中国礼乐的人世更易把现实物质的大自然疏外，虽然因此见得更纯。日本奈良凤凰堂的阿弥陀佛来迎图最得表达对极乐净土的信心。日本人是美术的民族，其美术之纯即与之有关。日本的歌与俳句没有一句不是诗，中国诗则一首之中有些地方不是诗。中国诗是在诗与非诗之际，其他如建筑器皿衣裳舞乐等中国的皆不及日本的纯美。但是都不如中国的开旷，一直是未完工的。这就是黄老。

    文学的极致是人身的成就。黄老的无仙，仙比儒者说的圣人更能出入遨游于人世与自然界。比起佛，也是仙在自然界。仙有造化小儿的顽皮，佛则没有，儒者所谓的圣人亦没有。造化小儿的顽皮王者有。仙又很热闹，诸如《山海经》及为儒书所不收的神话与邹衍谈天地九洲等，皆为黄老所喜爱。

    在古印度《梨俱吠陀》的颂大自然，完全是知性的，非常之好，没有希腊神话的那种贪欲、妒忌与权威感，但是佛教不收它，后来流于印度教，但已不为启发万民的知性而为魇足万民情绪，渐渐失去了那鲜洁，惟在甘地的人物与泰戈尔的话里才又辉耀了。中国古昔的神话与传统亦因儒教不收，杂收在道教里，变得有巫魇了。原来那些神话的知性可喜爱处不在于道教，而在于庄子的文章，与陶潜、李白、苏轼的诗里。还有是在于秦皇汉武的求仙里。

    秦皇汉武的求仙与封禅泰山梁父，惹后世人许多批评，但亦真是可缅怀的。

    明人小说里有说：若干万年之后，儒教先灭，道家尚存，又过若干万年，道教亦灭，佛教尚存；更过若干万年，佛教亦灭，天地劫毁。但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最后留存的还是道教，若道教是可以代表黄老的话。

    一年我偕日本今之大儒安冈（正笃）氏自九州岛返东京，飞机接近东京时望见上空一阵黑雾。到羽田机场已快黄昏，并不下雨而一片灰色。飞机降落了却还要待一会儿才能下去，那灰暗的暮色把186华学科学与哲学人的心都荒凉了，我从座位的窗口望得见机翼下有暗红的火光，那完全是地狱的火。随后旅客下去了、零落地、寂寞地。我脚踏到地面时，只觉心里很难受。机场与东京都是这样的失意。走过机翼旁时又看看那暗红的地狱的火，心里不禁想起佛教，但现在世界各国年轻的一代是对基督教也在历史上忘失了，佛教的慈心悲亦徒然讨人不耐烦。而儒教是早已灭了。此时惟有黄老尚可存在，因为惟有黄老处劫毁而无地狱，能清祓物质而非道德，连披头嬉皮亦可以为徒。黄老是天地不仁，以披头嬉皮等等为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