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海上罢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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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劳动力及公共福利————移民————反华法案————第一次殖民大会————土地立法制度————不动产法案————关于劳动力的问题————工会大会————工党政治————海上罢工运动————工资调控体系————教育制度————海上航线————铁路建设

    为了进一步建设澳大利亚，首先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启动当地产业的脉搏。韦克菲尔德理论认为，土地买卖的收入应该用于推动英国移民的迁入。1835年，在首席大法官弗朗西斯·福布斯的支持下，新南威尔士移民委员会强烈建议“尊重保护”土地收入用于移民迁入。1842年，乔治·吉普斯总督宣布，他的目的是“将所有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用在移民进程上”。然而，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并没有贯彻落实这一政策。

    很多擅自占地者将土地占为己有，因此，土地持有者并不赞同引入大量移民。对土地持有者来说，只要有足够的劳动力来剪羊毛、放牧就够了，他们并不想让外来移民瓜分肥沃的土地。但考虑到澳大利亚的发展前景，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获得更多利益，因此，他们只需要将土地分给那些富有的资本家，让资本家开展牛羊畜牧业就可以了。虽然罪犯劳动力完全可以满足土地持有者的需求，但也有一些人提议从中国引入劳动力。土地持有者非常担心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要求瓜分大片土地，而且一些移民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19世纪30年代到澳大利亚联邦制政府建立期间，殖民地尝试了各种不同的移民制度，譬如“赏金制”、“资助制”、“提名制”等。1837年后，乔治·法伊夫·安加斯引进了一大批德意志移民。后来，事实证明德意志移民是宝贵的人力资源。约翰·邓莫尔·朗作为他最喜欢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和昆士兰殖民地的移民使者，写了不少颂扬那里的文章。

    早在1841年，新南威尔土地委员会就研究了从亚洲引进劳动力的可行性，但大部分委员都强烈反对这个提议。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引入一个外来民族一定会改变殖民地的人口构成，从而阻碍澳大利亚的“社会及政治状态与宗主国对应”。第二，亚洲劳动力会和英国移民产生竞争，因为他们的价格相对低廉，从而导致亚洲劳动力成为殖民地唯一的进口劳动力。澳大利亚殖民地最有能力的总督和关注澳大利亚事务的英国政治家们都这样认为。理查德·伯克总督认为，亚洲劳动力的引入将意味着“牺牲殖民地长期拥有的优势，只图一时的便利”。殖民地秘书长查尔斯·格兰特强调说，引入亚洲劳动力一定会打乱澳大利亚的农业生产，抑制英国劳动力的输入。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这些观点为以后澳大利亚跻身于控制移民的发达国家之列奠定了基础。

    殖民地的政府机构正式运行后，在移民政策问题上，各地呈现出了明显的过滤倾向。南澳大利亚宪法从一开始就禁止接收罪犯移民，维多利亚殖民地的第一届上议院通过了严格的法案，严禁塔斯马尼亚的服刑期满罪犯和假释罪犯进入该地区。中国人流入了淘金地，对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者构成了威胁。英国殖民者担心亚洲人会很快占领淘金地的海岸。1858年，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淘金地有三万三千名华人，而1853年时，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华人还不到两千人。英国矿工和技术人员非常反感中国人，有些人甚至认为不应该允许外国人进入人口稀少的地区。

    1855年，维多利亚殖民地通过了第一项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向每位华人移民强行征收十英镑人头税，并规定船上的华人数量不能超过船舶总吨数的十分之一。1859年，该法案通过修正，规定每个华人每年交四英镑居住税。虽然殖民秘书长认为限制华人移民法案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对，但英国皇室并没有否决该法案。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对华人移民也十分苛刻。1888年，亨利·帕克斯面对强烈的反华情绪，处境尴尬。当时，英国政府也不赞成排华政策，认为不利于英国和中国的合约关系。索尔兹伯里侯爵时任外交大臣，收到过中国大使的投诉。然而，英国政府也不能放任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不满情绪。布里斯班曾出现了多次暴动，淘金地也一度出现了一系列暴力事件。亨利·帕克斯认为有必要将一些事说清楚。他公开宣布，澳大利亚人都不是“学校的学生，英国首相也无权兴师问罪”，“与英国皇家战舰、英国皇家代表和殖民秘书长无关，我们的目标是永远禁止华人登陆澳大利亚的海滩”。

    查尔斯·格兰特（1778——1866）

    通过维多利亚殖民地的钟天斗和穆斯格雷夫一案，英国殖民地政府最终确定了禁止其他民族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的法律。在这桩案子中，一个叫钟天斗的华人在1888年乘“阿富汗”号来到维多利亚殖民地，他是船上二百六十八名华人中的一个。按照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法律，“阿富汗”号的吨数可以载二百五十四名华人，因此，船上的华人数量超标。墨尔本海关官员穆斯格雷夫收到长官指示，禁止华人上岸。因此，钟天斗向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质询自己被驱逐的合法性。最高法院以四比二的票数判钟天斗胜诉，但维多利亚殖民地政府将此案上诉到了英国枢密院，即英国处理殖民案件的最高级上诉法院。1891年，英国枢密院判定“外族人不具备进入英国殖民地的法律权利，殖民地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关于澳大利亚殖民地是否有权制定排华法案或禁止外族移民进入的问题，也在此案中得到了解决。只要英国政府认为这一做法对澳大利亚殖民地有利，就会允许殖民地拥有这样的权力。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亨利·帕克斯召集了各殖民地的政府代表，共同开会商讨政策。通过1888年6月的殖民地大会，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开始保持一致步调。

    关于澳大利亚土地法案的立法过程，可以用奥利弗·克伦威尔形容英国法律的一句话概括，即“一场邪恶的混乱”。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早期发展阶段，获得土地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殖民地政府的目标是让人们来此定居。因此，许多肥沃土地很快掌握在了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以最便宜的价格获得了大片土地。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想要获得土地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广义来说，从责任制政府建立开始，各殖民地政府的目的就是建立自耕农经济。新南威尔士的约翰·罗伯森的“审查前自由选择”政策、1862年加万·达菲在维多利亚殖民地提出的土地法案、昆士兰殖民地的宅地法，以及许多其他土地法，都是以此为目的提出的。几乎所有殖民地的擅自占地者之间都存在尖锐矛盾，想要合法获得土地的人抱怨所有肥沃土地在他们出生前就被占领。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被用来放牧，而可以耕种的土地又被用作他途。对学习澳大利亚历史的学生来说，利益引发的冲突似乎无法避免。如果殖民地政府在一开始就牢牢握住土地，并通过相关政策防止土地落入那些追求利益的人手中，冲突或许可以避免。

    后来，为了减少大型的地产交易，殖民地政府尝试了很多办法，最常用的办法是对没有发展前景的土地进行强制买卖或征税。但很多试验都以失败告终。加万·达菲的土地法案通过优厚的条件吸引农民在澳大利亚定居，却造成了擅自占地者的作假行为。他们派人去为自己冒领土地。约翰·罗伯森的“审查前自由选择”政策导致了擅自占地者们的“炫耀行为”，他们派假冒的选地者去申请皇家租赁土地中最肥沃的农场。于是，许多法案的出发点本来是为了给小农户创造更多机会，但最后使擅自占地者的土地变得更大。更重要的是，随着制造业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渐渐兴起，澳大利亚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从而减少了农牧地区的压力。一些地区的水利灌溉政策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对以前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处理擅自占地者和土地问题时，与其他殖民地相比，南澳大利亚殖民地遇到的困难要少很多。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殖民地面临的难题是，政府已经允许擅自占地者使用租赁农场并投入改良资金，没有留出可供皇室租赁的土地。因此，擅自占地者非常排斥那些后来的定居者，因为他们会选走最肥沃的土地。然而，在南澳大利亚的众多条款中，有一项规定，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收回租赁土地的使用权，但必须是“出于公共防御、安全、改善社会环境或建设公共设施的目的”。南澳大利亚对土地问题的处理方式很有先见之明，成了整个澳大利亚的效仿对象，甚至一些外国殖民地也开始采用这种制度。

    土地改革的典型案例之一是《土地转让法案》。《土地转让法案》也叫《托雷斯法案》。罗伯特·托雷斯是阿德莱德港的海关征税员，并不是律师，他对澳大利亚从英国复制来的土地转让政策一无所知。一个人买了一块土地后，就可以得到一张羊皮纸地契，上面详细记录了这块地的相关信息。羊皮纸地契非常昂贵，上面的内容可能只有专业的法律人士才能看懂。罗伯特·托雷斯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认为海上贸易从来不需要冗长的术语的限制，只需要在官方登记中变更货船的所有权，从登记员那里得到一张简单的证书，然后就可以证明证书上的人就是合法的货船持有者。他不明白的是，这么简洁的办法为什么不用在土地转让政策中。

    南澳大利亚确立责任制政府时，罗伯特·托雷斯作为阿德莱德的代表进入议会，开始推行自己的改良法案，但遭到了其他议员的嘲弄。律师们宣称，自古以来，土地就是通过地契转让的，其他办法都不能给土地持有者安全感。首席大法官说简单的注册并不能说明什么。罗伯特·托雷斯将自己的建议整理成议案，并在议会上提出时，遭到了众人的嘲笑。经验丰富的律师信誓旦旦地说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因此，一个海关征税员怎么能说这种方法简单又安全呢？但罗伯特·托雷斯坚持说自己的议案是可行的。于是，南澳大利亚议会不顾多数议员的反对，选择了相信罗伯特·托雷斯。1858年，议会通过了《土地转让法案》。罗伯特·托雷斯辞去了议会的职务，负责拟定法案的条款，并监督其执行。

    后来，罗伯特·托雷斯大获成功。通过土地转让法案，登记了财产的土地持有者收到了殖民办公室存档的证书复印件。证书复印件就是他们财产的合法证明。如果土地持有者想要卖掉土地，只需要买方从他那里得到证书，并登记这单交易，然后，土地所有权转让就完成了。如果土地持有者要按揭贷款，只需要将证书带到登记员办公室，在上面注明按揭的记号就可以了。这一政策不但方便，而且效率很高，人们只需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在登记员办公室查到谁拥有哪一块土地。

    罗伯特·托雷斯（1814——1884）

    因此，澳大利亚的其他殖民地都采用了《土地转让法案》。法兰西人的殖民地也采用了这一法案。勒罗伊·比利在其专著《论现代人的殖民化》中写道，土地转让制度对殖民地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他还说在罗伯特·托雷斯实行土地转让制度的三四十年前，法兰西人已经“发明”出类似的制度。也许确实有人很早就想到了这种土地管理方法，但罗伯特·托雷斯是从船运贸易中受到的启发，并不是从书籍或别人的建议中获得的灵感。

    19世纪末，劳工问题开始变得异常严重，尽管澳大利亚政界还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工党组织。澳大利亚最早的工会，其实就是按照英国工会复制来的工业组织。就工业职能而言，工会保留了原有的特点。澳大利亚的工人联合起来维护权益的最早记录是在1837年，悉尼的船主们集会讨论船员和劳动者提出的要求。船员和劳动者们通常在装配齐全的船上工作，他们要求将工资从每天三先令提高到每天四先令。但他们的要求被船主们驳回了，因为这“不是由于水手或劳动力短缺，也不是由于目前的工资太低”，而是由于“人们集体施压，以为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在最忙碌的季节提出要求，雇主就一定会满足他们”。

    淘金时代开始前，并没有证据表明澳大利亚存在有组织的工会。1850年，墨尔本有个梅森协会，但并不确定是不是一个工会组织。1855年，悉尼和墨尔本都出现了石匠协会。石匠们效仿新西兰奥塔戈的石匠协会，采用一天八小时工作制。这一制度与工会制度和宪章运动者的政治目标十分相似，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目标。有工会组织的各个行业都采用了该制度。1879年后，澳大利亚殖民地召开了几次工人大会。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家们参加关于公众利益的第一届殖民地大会前，类似性质的工会大会已经召开过了。

    工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与工会相关的事宜，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参政议政倾向。1884年，工会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支持议会成员酬劳制。当时，一些殖民地并没有通过议员酬劳制度。工会大会支持该制度是因为，它能促进工人阶级“选择合适的、能够传达他们的诉求、懂得如何表达的工人代表”。

    但选择工人阶级代表与组建一个工党完全不同。工会成员希望议会成员中有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对开明自由的立法产生一定影响力。直到1890年，工会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联邦制建立时，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政坛上最强大的竞争者。

    1890年是工人运动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海上罢工事件。一位船长开除了一名锅炉工，这名锅炉工正好是水手工会的成员之一。水手工会为此开展了罢工运动。与此同时，船员协会要求加薪失败后，发现贸易工会的方法更有效，于是，他们与墨尔本贸易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此，船主们坚决反对妥协，并要求船员协会在考虑加薪前放弃联合。但船员协会反对任何人干涉他们的自由联合，因此，船员举行了罢工运动。水手、锅炉工和码头工人决定支持罢工运动，于是也参加了罢工。整个船运行业瞬间陷入瘫痪。

    罢工运动很快扩散到了其他领域。工会成员认为雇主阶层一心想打压他们的保护伞————工会。因此，澳大利亚各地的工人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罢工运动。

    每次到了剪羊毛的季节，剪羊毛者工会都会举行罢工运动。导火索主要是工会成员和联合资本之间的矛盾。工人只愿意通过工会进行协商，拒绝与非工会人员合作。因此，雇主们只能雇佣“自由劳动力”进行生产。

    海上罢工运动持续了三个月，过程激烈而且苦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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