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罗马之行

我相信，我们之前从未受过这样高规格的礼遇。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教皇是个很有执行力的人”，“声音比我预想的更洪亮。以往他在我心里只是个抽象的人，见了面才发现，他很风趣，体态充满活力。我演讲的时候，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说道：

    我们去参观地下墓地，圣保罗的墓地在顶里面。我们还发现，古罗马时的廊柱现在一直受基督教徒朝拜。此外，波勒斯别墅的艺术展及其他艺术画廊的展览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些古老的宫殿也很有趣，最瞩目的是可能会塌陷掉到台伯河的宫殿，宫殿天花板上有幅爱神丘比特和他的塞姬的画像，这幅壁画很有名。

    我们第一次作为肯尼迪主教的客人在美利坚大学外等待一起用晚餐，那次你（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演讲很成功。穿着红袍子的学生热烈鼓掌，每个人都非常开心。晚餐后，我们去奥里斯尼别墅参观了一个公馆，从山上俯瞰罗马城四周的平原，景色美极了，公馆最近卖给了学校作避暑之地。

    ……

    你们一定会记得，我们曾经邀请马蒂内利红衣主教和他的老朋友萨托利红衣主教一起晚餐。萨托利红衣主教一向认为自家酿的葡萄酒很不错，顺便提一下，其实有些专业葡萄酒庄园给了他很大帮助。最有趣的是我们和主教院长内文博士的晚餐。他做的主菜俄式牛舌堪称一道艺术品，让我们大开眼界。

    当年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令罗马社交圈吃惊的两件事：一是奥·戈尔曼大主教和我都参与了这次节庆委员会；二是教皇利奥十三世，他也一样令人吃惊。他居然完全理解美国的规章制度，认为同样的事，如果是美国天主教徒干的，人们会认为再合适不过，可是如果搁在罗马人身上一定会招致很多误解。主教院长还是个很棒的猎手，有趣的旅行者，攒了很多奇闻异事。作为主人，他很风趣。

    我们给梵蒂冈的正式提议早已经由委员会的大主教转交给梵蒂冈。然而，热闹的社交派对其实让人没有耐心慢慢等待梵蒂冈的回复。公开场合他们看起来闲适淡定，泰然自若，但私下里一致认为梵蒂冈是故意拖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急于在1902年7月10日出发前往马尼拉，他已经订好乘“科尼格阿尔贝”号返回的行程。但就目前与梵蒂冈谈判的速度来看，他似乎不得不在罗马度过余下的夏天。

    虽然他知道这事对菲律宾群岛的未来很重要，但他还是没有充分的自信完成使命，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离开罗马后他还继续致力于这件事，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无论哪位主教，都安慰他说，梵蒂冈方面与他们的提议完全一致，教皇也希望尽早给出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依然认为必须看到双方签订协议才会相信结果。梵蒂冈不仅派别林立，非常讲究政治性，这一点实在无法理解。谈判必须遵从各种神圣不可动摇的保守制度，最终是否按照估价出售修士们占有的土地，必须由一个五人董事会决定。其中两人代表教堂方，两人代表美国政府，另外一人从第三方国家中选出。但几乎没人同意我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即出卖菲律宾群岛上属于修士们的土地，并撤出菲律宾。我们的购买提议在各个重要部门不断滚动，教堂方指定的人及大主教选定的人都得参与谈判，事无巨细地考量美国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所谓纯粹的买卖让他们费解。

    马蒂内利红衣主教（1848——1918）

    萨托利红衣主教（1839——1910）

    虽然谈判的确耽误了我们前往马尼拉的行程，但并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烦恼。罗马是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丈夫也一天天恢复健康，重新获得强壮的体魄应对马尼拉毫无止境的炎热和困难。无论哪个时代，耀眼的共和党领导人总是喜欢公开宣称：“到菲律宾去很大程度就是去送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他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我讨厌那些人为了标榜自己，大倒苦水，假装自己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去某个荒蛮的地方。我并不想表明自己正在为国家做出某种牺牲，我也希望得到某种回报。我想，其实我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剩下的就是看我有没有可能把它做得尽善尽美。我讨厌任何同情，讨厌情感支持。”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容易对某件事情感到愤懑，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又会发现，他很快就恢复了奋斗的活力和毅力。

    我婆婆在罗马如鱼得水，她住在彻纳尔酒店我们隔壁的房间，很享受各种派对。前来参加派对的人，穿什么衣装，是什么身份，她都清清楚楚。无论客人穿的是教士制服、军装还是普通人的服装，她都很感兴趣。她像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一样到处走，到处看。如果和阿方索·塔夫脱法官出外访问遇见以往的老朋友，她就会沉醉在回忆往事的快乐之中。等我到了罗马，她更有活力，我也开始不停地去参观、游览、购物。她在给另一个儿媳妇贺拉斯·塔夫脱夫人的信中写道：“内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羞和胆怯，有她说法语，我们可以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

    很快我就明白了，尽管官方和个人的声明与我们这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人物意见相左，但精致的招待宴会让我们在罗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陷入忙碌之中。他们的待客之道就是，即便一切就绪，也要精心打理。茶歇、午宴、晚宴和招待会等，一一列出详细的功能描述。期间我们会遇见一些不同凡响的名人，当然，他们也都是很有趣的人，有些是当地罗马人，有些是外国人。譬如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斯特德先生后来在“泰坦尼克”号上失踪；纽约《太阳报》老板拉凡先生；布鲁克林的希利斯博士和他儿子也在罗马。还有一位颇有魅力的人，即罗斯皮廖西[6]女士，一位意大利贵族的妻子，一家人住着一幢令人心醉的屋子。她有个非常美丽的女儿，那时候，她正醉心于和人们争论我们的提议是否通过，应该由罗马天主教徒投票决定。她用超乎寻常的方式给予我们很大支持————直接把这样的诉求带给罗马教皇，并坚持认为天主教会没有优先采用投票的方式是极大的错误。她还认为，只有投票才能保证他们被赋予的政治权利。虽然她的提议很打动教皇，但教皇认为改革的时机不成熟。教皇很兴奋地对她说：“我善良的女儿，你们都追我追得太紧了。”我毫不怀疑年轻的公主这时候会支持妇女应该具有选举权的斗争。

    让我们特别开心的还有麦克纳特先生，他曾经在马德里和康斯坦丁堡加入过我们的外交使团。有段时间，他受聘作为埃及总督郝迪夫儿子的导师，也是罗马教皇的管家之一，后来与纽约一位富有的女子奥格登女士喜结连理。

    麦克纳特先生家的豪宅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宫殿，他在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和波吉亚家族风景如画的所在地研究社会习俗。历史上，帕姆菲利别墅曾经是爱好奢华的王公、主教和红衣主教的夏季行宫。麦克纳特先生租下后，我们曾经前往参加过一次招待晚宴，的确目睹了当年的盛况。晚宴后，我们一起玩扑克牌。

    当时，我觉得自己像是着盛装出演中世纪历史剧的演员。服装很难做，几乎无法按期到达。红衣主教们穿着华丽的红袍子，手里拿着金色的鼻烟盒，在看起来冷静严肃的主教、大主教以及穿着制服的大使中间显得格外抢眼。然后是王子和公主，还有罗马的一些贵族们。男人们戴着鲜艳的缎带，女士们的服装尤其精致讲究，看起来都像是舞台布景，让我们从现代社会回到历史上富丽堂皇的宫殿。为了完整地重现以往的社会生活习俗，主人让穿制服的侍从打着火把为红衣大主教上下马车照明。

    我抵达罗马之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他的幕僚们就已经去过教皇议事厅了。议事厅会议通常由教皇主持，并召集枢机院的大主教共同议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行算是教皇的贵客，教皇专程在外交厅接待他们。可惜我错过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殊荣。但其实从圣彼得教堂到圣约翰拉特兰宫，我们已经得到很多见识各种重大宗教事务和节庆的机会。我自己曾经接受过严格的长老会教育，而我丈夫的母亲是个一神论者，并不接受有关上帝的三位一体学说。无论后天的教育，还是先天的直觉，她都是个纯粹的清教徒。无论如何，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社会的最顶端，但我们的宗教信仰并没有改变。对此，我们很感激仪式的真实性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感觉。我们也知道，那些不同寻常的殊荣不会再来。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罗马行程之际，我们一家人，我婆婆阿方索·塔夫脱夫人、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海伦·塔夫脱·曼宁和我又获得了与教皇正式见面的机会。我婆婆一如既往地戴上孀妇面纱，我穿上有黑头纱的午后黑礼服。但事实上，海伦·塔夫脱·曼宁喜欢我穿白色，这次她自己戴了白色蕾丝花边面纱。奥·戈尔曼大主教一直在梵蒂冈圣彼得教堂门口右边的柱廊等候，陪同我们前去拜见教皇。一路上有很多着装古怪的瑞士哨兵，驻守在长廊两边。两边有很多房间，等我们进到一个小休息室，每个人都抽空理了理装束。不一会儿，休息室一边的门开了，有人很礼貌地引我们去见利奥十三世教皇。教皇坐在低矮的椅子上，远远地坐在另一间屋子顶里面，头上有个俭朴的华盖。我们一进屋，他就起身问候，我们躬身请安时他也逐一握手送上他的祝福。

    圣彼得教堂

    教皇用法语和我们交谈，发现我会说法语，足足和我聊了半个多小时，期间他态度优雅而迷人。他还提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表示真心希望自己懂英文，这样就可以阅读他送的那些书了。他认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个很善于聊天的总统，就像他拉丁风格的名字一样。他还说，自己年轻时候为了梦想也追寻过，他很喜欢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的《艰辛人生》。

    后来，教皇还让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到他身边去，给了他特别的祝福。他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跟随威廉·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的脚步前行。他问罗伯特长大后想干什么，孩子很自信地回答，他希望以后能当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听见他父亲谈论这些事所以才有这样的志向，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抱负，也是社会为一个有自尊的公民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志向。

    当我们起身离开时，教皇陛下送我们到门口，鞠躬微笑，看着我们离开。他友好澄明的微笑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天气越来越热，我丈夫劝我带孩子们离开这里，不久我们就离开了罗马。他答应启程去马尼拉之前，和我们一起去山区待一个月。这也意味着我还得在欧洲再待上一个月左右。我选择了最有利于恢复体力的地方。首先我们去佛罗伦萨一周，然后去位于瓦隆布罗萨[7]的阿拉贝拉的阿尔贝托卡斯特洛酒店。酒店的名声足以提醒我们这里消费不菲，但我不想遭遇任何不愉快。

    那儿离佛罗伦萨火车站十五英里，非常美丽。弥尔顿在此完成了《失乐园》的部分内容。酒店由一个古堡改造而成，我们几乎是酒店仅有的客人。侍应生的服务很好，一个又一个轮流为我们服务，礼貌而周到，让我们感到自己很了不起。这段时间我们很闲适，甚至有些懒散。有时我们在茂密的松林中驾车登顶，从那里俯瞰上千英尺远的地方，有许多繁星似的城镇点缀在阿莫山谷。

    1902年7月20日，我丈夫终于离开罗马，上山和我们一起度假。尽管梵蒂冈的回复让他很失望，但让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当然，毫无疑问，他还得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圆满解决问题。梵蒂冈成立了一个使徒代表团前往马尼拉继续有关谈判。教皇安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如果美国方面需要，他可以提供如何调停此事的一系列方案。教皇的承诺最终得以实现，为此，他不顾反对意见，一直坚持他作为教皇的权威。

    文后的注释部分由红衣主教兰波拉主笔，他十分诚挚地表达了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敬意，认为解决这一敏感问题的确需要极大的克制和超强的能力。最后，他认为，各方满意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源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极高的个人魅力。

    我很希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能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和我们一起待在瓦隆布罗萨，然后再启程前往菲律宾。但计划完全被罗马事务耽搁了，以至于等他来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二十四小时。与教皇的最后一次会晤安排在这之后的周一，期间许多细节还有待安排。他打算周四从那不勒斯乘“和平女神”号起航。但这之前，他必须先从柯尼格阿尔伯特转到那不勒斯。

    最后一次与教皇会晤的主要目的是互相致谢，其中最有趣的环节是教皇专门给客人赠送小礼物或纪念品等。教皇亲手为大家挑选了礼物，之前他有通过奥·戈尔曼大主教征询委员会是否愿意接受奖章，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回答道没有议会同意，美国《宪法》禁止他们接受这样的荣耀，因此，教皇就没再提及此事。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也收到了一份礼物，一个很不错的禧年奖章。上面刻有教皇陛下的肖像，教皇的胳膊上还有一只大羽毛形状的金笔。教皇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块古老的德国珐琅，上面刻有圣乌苏拉[8]和她的少女们，镶有精美的金银边。委员会其他成员也都获赠一枚同样的珐琅，只是尺寸小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获赠一幅镶嵌有罗马风景的画像，教皇与三四位红衣主教端坐在梵蒂冈花园一角。这份礼物，外加教皇陛下和红衣主教兰波拉给总统和国务卿约翰·海伊先生的信，一并由奥·戈尔曼大主教带往美国。

    1902年7月24日，重返菲律宾之前，我们夫妻两人带着三个孩子，还有法国家庭女教师，从那不勒斯起航，途经威尼斯和维也纳抵达瑞典山区，逗留几周后启程前往菲律宾。这当口又盛传菲律宾霍乱病流行。想到要带着三个孩子去流行病区，我感到前景非常可怕，但我也知道这正是检验我们是否敢于英勇奋斗的时刻。对此，我充满了信心，最差他们也能在我们到达之前控制住霍乱的恶性流传。因此，我预订了德国“汉堡”号蒸汽船，并于1902年9月3日再次前往东方热带地区。

    注解：

    [1]　以奥古斯丁（354——430）的名字命名的奥古斯丁会也属于四大托钵修士会之一。最早可追溯到第一个千年，但正式创建于13世纪。————译者注

    [2]　约翰·比德尔·波特（1859——1936），美西战争爆发时，约翰·比德尔·波特曾经先后在波多黎各、古巴和菲律宾服务。————译者注

    [3]　米尔伯里是美国俄亥俄州伍德县的一个村庄。————译者注

    [4]　利奥十三世（1811——1903），天主教会领袖，年龄最长的教皇（执政到九十三岁）。————译者注

    [5]　天主教徒尊称教皇为圣父，基督教的圣父则指上帝。————译者注

    [6]　属于一个生活在皮斯托亚的古老的意大利贵族家族。————译者注

    [7]　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佛罗伦萨省的避暑胜地。————译者注

    [8]　据说与圣乌苏拉相伴的一万一千名少女被葬在圣乌苏拉圣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