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罗马史引起的毁誉和感触

    确定了我的使用权，我就可以花上一笔相当数额的钱从事修理和改装了。装修工作进行得很精巧、很有艺术意味；在欧洲的文人中，大概很少能像我这样得到满意的住所了。

    然而我感到，我是孤独地居住在天堂里，而且随着年齿的增长，我将越来越痛苦地感到这一点。在洛桑的熟人中，我逐渐地从一家高尚人家获得了纯粹、亲切的友谊；(6)这个家庭有四个人，都具有非常适合其年龄和环境的品德，因此我热心地像兄弟一样喜爱那两位做父母的，又像父亲一样喜爱那两个孩子。我们每天都要相互找些机会碰面。可是，尽管有这样亲密的接触，终究弥补不了原来那种家庭生活的消失。

    近来两三年中，法国的骚乱像阴云般笼罩了我们的安静生活。洛桑有许多家庭，因为害怕一种破产局面日渐迫近，所以非常惊恐；但这场革命，或者应当说是这个王国的解体，在邻近几个国家乃是听到这个消息和感到这个局势的。

    对于法国革命，请让我表示，我同意伯克先生所提的信念。(7)我钦佩他的口才，我赞成他的政见，我敬慕他的骑士风度，同时我几乎还可以原谅他对各种教会制度的虔敬表示。有时我想写一篇已故名人的对话，让卢西恩、(8)伊拉斯谟和伏尔泰共同承认，如果对盲目而疯狂的群众揭露某种古老的迷信，以致引起其蔑视，那是危险的。

    洛桑因为与法国地域相近，风俗相似，语言相同，所以吸引了大批逃避公开毁灭的男女移民。洛桑镇上和乡间有限的住宅，现在住满了往日君主政体下的高官和贵族。这些高贵的逃亡者够得上我们的怜悯；他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尊敬，但是按照他们目前的精神状态和财产条件，他们对我们的娱乐活动不可能有很多帮助。我们不能作为心安理得的看客，以闲散态度观看欧洲戏台上的演出；瑞士内部的和谐气氛，多少被党派幽灵破坏了。我们的绅士淑女们扮演了无师自通的政治家角色；智慧与经验的冷静指示，被洋洋得意的民主派的吵嚷声淹没了。鼓动叛乱的狂热的传道者，曾在瑞士城乡各地散布不满的种子，这种子繁殖了二百五十多年，既不害怕战争的来临，也不感受政府的压力。许多人，也有一些社团，似乎传染了从法国过来的狂乱症，就是平等与无限自由的疯狂理论。但我相信，人民的整体是忠于他们的君主并且忠于他们自身的；我确信叛乱的失败或成功，同样都不免以国家的毁灭而告终。伯尔尼的寡头政府保护着公众的幸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去寻究这个政府是否以人权为其基础。瑞士国家在经济上不需求助于捐税而得到充足的供应。行政长官施行统治必须谨慎、公正，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武装国家中不带武装的。

    瑞士的国家岁入，除了几项小额捐税之外，来自教会的地租、农产品什一税、世袭土地赋税以及存款利息。瑞士联邦共和国在英国的存款计近五十万英镑，人民对政府的财产数量是不知道的。就我本人来说，（但愿这句话落空！）我只能明白表示，一经听到叛乱鼓响，那就是叫我立刻离去的信号。

    当我默想生死的共同命运时，我必须承认，在生活的抽彩比赛中，我已经抽得高额彩金了。地球上绝大部分地方布满了野蛮生活和奴隶制度。在文明世界，人数最多的阶级逃不了愚昧和穷困。我自己得以出生在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度，出生在一个体面、富有的家庭，这种双重福祉乃是千百万分之一的侥幸机会。新生儿的成长，大概说来，三人中仅有一人上得了五十岁。我现在已经过了五十了，不妨从精神、体格和财产三个方面适当地估计一下我的存在的现值。

    （1）幸福应具有的首要而且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清白的心地，不为某种不良行为的遭受指责或常在记忆所玷辱。

    “此地犹如一道青铜铸就的城墙，

    无一物可受轻视，亦无缺点可生恐惧。”

    我赋有一种和乐脾气，一种适当的感受能力，还有一种天生的喜欢静止而不喜欢活动的性格；有几种不良爱好和有害习惯，大概已因人生态度或时势的改变而得到改进了。有喜欢读书的热情，这是从享乐中所产生的活力，每天，每一小时，都源源不断地提供独立自主的、基于理性的乐趣；我也没有感觉到心理机能有一点衰退。原始土壤经过开垦耕作而大大改善了。不过也许还得问一下：某些虚幻的花卉，某些使人快意的错误，是否已同偏见的杂草一起芟除了？

    （2）由于我已逃脱了儿童时代长期患病的灾厄，所以医生的严肃劝告已不是经常必要的了。我从来不知道“过分健壮的疯狂”，但我的孱弱躯体业已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变强壮，而我在此刻从婴儿般酣眠所得到的无穷好处，大概是可以归因于精神和体格两方面的。

    （3）我在上文已经介绍了我的交游对象和我所处环境的种种优点；不过，若使拥有这些优点而没有足够的经常收入予以保证，那么，这些享受就可能成为乏味的或者苦味的事情。按照瑞士的标准来说，我现在是个富人；我确实是富有的，因为我的收入超过了我的支出，而我的支出则抵得上我的愿望。

    我的朋友谢菲尔德勋爵好心地帮助我解除了那些最不合我的爱好和脾气的烦心事务。此外，自从我的第一次婚姻愿望挫折之后，我就一直不曾再在这个问题上作过任何认真的考虑。这一点也得添上去吧？

    我厌恶有些文人的装腔作势，他们诉苦说，他们放弃了物质而换得了影子；又说，他们的声誉（有时分量并不太大）只为遭受妒忌、责难和迫害提供了一点微薄的补偿。(9)至少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所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认识。二十年的快乐岁月，是我写历史的辛勤劳动激起活力的，而写书的成功，又在世界上给予我一份声誉、一个地位、一种身份；没有这劳动，我就够不上获得这一切。我的无所拘束的写作，确实招来了不可理喻的一帮人；不过，由于我不怕螫刺，所以对于那些大黄蜂营营嗡嗡的噪扰，不久也就习惯了：我的神经不会敏感到发生哆嗦，而我在文事上的脾气又修养得很好，容易感受乐趣而不容易感受痛苦。一个作家，出于理性的自尊，如果遇到语意含糊、不分皂白的恭维，是只会觉得屈辱，而不会觉得愉快的。但他不可能，也不应当漠然对待出自私人和公众的尊敬的适当表示。甚至如果他想到，在目下，即当前这一时刻，他在向远地朋友们输送某种程度的悦乐或知识；如果他想到，有一天他的思想将为他的朋友们此刻尚未出世的第三代所熟悉；那么，他在道义上的同情心也可以得到满足了。我不能夸说帝王公侯对我的友谊或恩典；英国文学上保护人的地位，好久以来已经转移到书商身上了，他们慷慨施舍的分量，成了测试我们大家成功大小最不含糊的尺度。我的财产属于中等地位，这对于加强我的努力用功，也许起了一定作用吧。

    “现在”是正在飞逝而去的一瞬间，“过去”是不复存在的了，而我们对于“将来”的预测，则是模糊难明的。这一天说不定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不过一般说来非常真确、在个别事例上很不可靠的盖然性法则，对我仍可以给予存活大约十五年。我不久就将进入哲人封特涅尔根据他的判断与经验所选中的、他那漫长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他的选择得到了那位能言善辩的自然史家(10)的赞同；那位自然史家认为，我们道德上的幸福确定于成熟时期，估计此时我们的激情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的职责完成了，我们的雄心满足了，我们的声名和财产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了。在私人谈话中，这位和蔼可亲的伟大人物还拿他自己的经验作了说明。而要说明这种秋熟时期的幸福，伏尔泰、休谟以及其他许多文人的生平历史也是可以用作例证的。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个令人慰心的道理，不欲加以议论。我不愿想到精神方面或体格方面的任何早衰；但我必须提出不愿提的意见，就是有两点原因，即时间的短促和希望的落空，将永远给人生的晚年抹上一重更黯淡的颜色。

    * * *

    (1)谢里登由法院指定为政府财务方面的代理人，在1788年对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贪污和残忍行为的控案中，代表政府发言，以其辩才博得盛大声誉。他在控词中说，构成被告犯罪行为的大量事实残忍无比，在古代历史书，无论是塔西佗或吉本的书里，都难找到同样事例。

    (2)狄奥多拉：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的皇后，婚前是声名狼藉的演员和舞女。

    (3)沃顿：十八世纪英国诗人、批评家，在所著论蒲柏书中，反对当时诗歌创作上流行的雕琢、说教之风。

    (4)布瓦洛：十七——十八世纪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

    (5)波森：十八世纪英国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希腊文教授。

    (6)指的是塞弗里的家庭（按塞弗里即上文所说跟随作者到英国、后又同返洛桑的瑞士青年人）。————谢菲尔德原注

    (7)伯克反对1789年的法国革命，在其所著《法国革命感想录》中，猛烈施行抨击。吉本在许多政治问题上赞同伯克的意见，对法国革命也表示深恶痛绝。

    (8)卢西恩：三——四世纪时中亚基督教会监督人，圣经学者，编有《新、旧约》修订本。

    (9)阿朗贝尔先生说，有一次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起在桑苏西的花园里散步，腓特烈对他说：“你看见在那阳光满地的河岸上打瞌睡的那个穷苦的割草老妇吗？说不定她还是比你我都快乐的人。”国王和哲学家可以各抒己见；就我来说，我可并不羡慕那老妇。————原注

    (10)自然史家指《自然史》36卷的作者，上文曾经提及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据原注，布丰鉴于人们漠视四至二十小时内有死亡的可能性，所以断言，万分之一左右的可能性决不会影响一个有理性者所怀的希望或恐惧。这是真确的事实。但人们之所以漠视，乃是出于轻率，而不是出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