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罗马史引起的毁誉和感触

    我在洛桑安静地住了四年，不曾离开这地方超过十英里。四年后，我带着一点勉强和恐惧，作了一次跨越大山、渡过海峡、全程六百英里的长途旅行。但这次艰难的旅行终于完成了，没有遇到危险，也不太劳累；过了两个星期，我已经进入谢菲尔德勋爵的住宅和书房，平安，高兴，而且自由自在。我的朋友霍尔罗伊德先生，已经凭着他的身份，代表考文垂坐上了议会的议席，当上了轻骑兵某团的团长，还接受了爱尔兰的贵族封号。他的政治文章的思想与精神，决定了关于我国对美国及爱尔兰商业利益的重大问题的舆论。

    他的那本《美国观察报告》销路很广，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他的文章卫护了，也许还挽救了《航海法案》，那是保障不列颠的重要法规。他用了大量的事实和论证，证明英国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是可以存在下去并且发达起来的。我的朋友历来不曾琢磨过写文章的技巧，但他的材料很丰富、很精当，他在纸面上明晰地刻印下一积极有力的思想。他的那本《爱尔兰贸易、工业及当前政治状况的观察报告》，用意在于指导一个国家的工业，矫正其偏见，安抚其情绪，而这个国家似乎忘记了，它只有同大不列颠结成友好关系，才有可能获得自由和繁荣。观察报告的结尾部分，写得非常轻快而且生动，即使对这问题没有什么兴趣的人，也是可以一读的。

    他于一七八四年随着不得人心的两党联合行动的失败而失去议员席位。但在一七九〇年的最近一次大选中，通过布里斯托尔市对他的光荣邀请和自由选举，又将他的才能肯定了。在我留居英国的整个期间，我在谢菲尔德别墅和唐宁街受到了他的殷勤亲热的款待；而最愉快的一段时间，是我和他们家人一起过家庭生活的日子。

    在首都的较大范围的接触中，我不带一个英国人的偏见，而用一个英国人的知识观察这个国家和这城市的居民；但我为财富和繁荣的显著增加而欢欣鼓舞，而这局面的形成，是可以公平地归功于民族精神和当国者的智慧两方面的。现在一切党派恶感都已置之脑后了；由于我不是任何人的竞争对手，所以也没有人是我的仇敌。我感觉到独立自主的尊严，并且因为我别无所求，所以我满足于社会上的一般礼貌待遇。我在伦敦访问的人家，最有兴趣、走得最勤的，是诺思勋爵公馆。他在失去权力又失去视力之后，仍然快活地对待自己和朋友，而我在此刻公开地向他表示感激与尊敬，也不再会有人怀疑为带有什么钻营的动机了。

    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我看到了议会大厅里审讯哈斯丁斯先生的威严场面。对这位印度总督应不应当判罪，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但是谢里登先生的口才引起了我的赞赏；我听了他在全国公众面前对我个人的褒奖，也是不能无动于衷的。(1)

    他这样连续四天显示才能，使我注意到一桩完全属于机械性的小事。当我待在政府财务管理人专座上的时候，我对这位速记家发生了好奇心，想问问他一个备有底稿、口齿敏捷的演说家每一小时可以讲出多少单词。他的回答是七千个到七千五百个。取其中数七千二百，那就是每一分钟一百二十个单词，每一秒钟两个单词。不过这个算法大概只适用于英语。

    由于我的英国之行主要目的在于出版历史书的末后三卷，所以我首要关心的是这件事。在我经过伦敦时，我同书商和印刷厂商定了各项初步安排，以后就由印刷厂将校样托交每一班邮车送到谢菲尔德别墅，经过我校正后送回。排版有一定过程，住在乡下有许多空闲，所以我有时间复核一下我的原稿。我获得了几本罕见而有用的书，如《耶路撒冷的刑事审判》、《罗马城市的建立》等，摘取了一些补充材料，添入适当的章节。第四卷的印刷花了三个月。我们的共同利益要求我们加速步伐；斯特拉恩先生按照约定完成任务，每星期印成九张书页各三千份，这是很少印刷厂家能够承担的。不过出版日期却延迟了，为的是要跟我的五十一岁生日凑在一起。那一天，在卡德尔先生家里举行了一次很有雅兴的文人宴会，庆祝此番双重喜事。他们朗诵了一篇海利先生所作的高雅的颂诗，我听见后似乎脸红了。海利先生曾经不止一次用他的诗才褒扬他的朋友。在他将我的名字写入他那讨论历史的一些书信之前，我还不认识这位和蔼的汉子和文雅的诗人。后来他又用诗歌为罗马史第二、三卷向我表示感谢。而在一七八一年的夏天，“罗马之鹰”（他给我的光荣称号）是曾经接到过啁啾在奇切斯特附近厄瑟姆树丛里那只“英国之雀”折柬邀请的。

    由于大多数已购此书前三卷的人自然地希望凑成全套，所以续出诸卷销售得很快很容易；于是又印了一种八开本，以较低的定价满足公众的要求。

    这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是一般人都阅读的，有各种不同的评语。我的笔法受到了学术界的许多批评。宗教界的吵嚷又起来了，斥它粗野的责备，又在苛刻的道德审查者中得到了高声的回响。我始终不能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吵嚷把我的后三卷斥为粗野。（1）前面三卷，特别是第一卷，是同样不加拘束地写下来的，可是并没有遭到责难。（2）在时代风习的描绘上，我是有理可说的；狄奥多拉(2)的秽行丑事，形成了查士丁尼皇帝治绩和名声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我的历史书里暴露得最彻底的故事，是从一位青年人的导师、神父约瑟夫·沃顿先生(3)那里抄来的（见所著《论蒲柏的诗才与著作》第322——324页）。（3）我用英文写的文章都很纯净，所有秽浊的片段，都用一种学术语言使它变隐晦了。行为端正的布瓦洛，(4)在一个比英国谨慎的国度里，用一种比英语严格的语言说过：“拉丁人在他们的语言里不顾贞洁。”

    不过，从整体说来，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罗马帝国衰亡史》似乎已经扎下根了，同时也说不定，往后一百年仍会有人加以糟蹋的。波森先生(5)盛词褒奖我这部历史书的文笔和气魄，但我对此所感到的高兴，比不上因他如实地证明我的专心、勤奋与准确而感到的满意；而这些微末的优点，在宗教狂热者眼里，是异常横蛮地一概抹杀的。他那赞扬词语之中的甜味，也调和有适当的酸味。

    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的译本，在翻译出版上，各有不同的成功之处；但我对于那种质量不好的本子，尽管宣扬了原作者的姓名，却损害了他的品格，所以不欲赞许一句，而且还衷心地想使它停止发行。此书的第一卷，是由一位性格慎重而又富有资财的青年绅士勒克莱尔先生译成法文的，虽然态度忠实，但表达不大清楚。他去世后，有巴黎的两位工业家德米尼埃先生和康威尔先生继续这工作。但前者现已成为国民公会中很活跃的一名成员，这工作在他的合作者手里委顿下去了。从翻译者或其译文的出色成绩来看，我乐于推许意大利文的译本。但第一流的批评家称赞德文译本译得好，可惜我不懂德文，无法阅读。爱尔兰的监印者，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敌人。但我对于从瑞士的巴塞尔印了大量内容正确的翻版本供欧洲大陆销售，倒不能感到不快。英国的语言和文学的征服范围，现在已经不限于欧洲一地，一个在伦敦获得成功的作家，很快就有特拉华河与恒河两岸的人阅读他的著作了。

    我在第四卷的序言里，尽管表明我以作为一个英国人而自豪，但我宣布不久将回返洛桑湖畔居住。在洛桑的生活，证明了我为自己的安乐作了明智选择的断言；我到英国一年，也不曾有一次发愿要定居在祖国。不列颠是自由而幸运的岛屿；但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将洛桑住所的舒服生活与美丽景色结合起来呢？伦敦的喧扰震惊了我的耳目；公共场所的娱乐活动不复足以消除烦恼；各处俱乐部和游乐集会全是一些陌生面孔和年轻人；而我们最好的欢叙方式，就是拖延到夜深的长时间宴会，不久就要成为有害于我的健康的了。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就必然成为懒散、无足轻重的人：可是最荣耀的诱惑物，已经不能引诱我再一次参与议会或政府职务了。

    我在我的历史书出版后几个星期，在汤布里奇镇上，偕同一位随我来英国的瑞士青年朋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谢菲尔德勋爵和夫人，走上去多佛和洛桑的道路。我的洛桑住所，在我离去时装修一新，随我的行脚从伦敦运来的最后一部分书籍，使我有选择地藏书的书斋增加书数到六七千册。我的书斋很宽广，我的选书是自由的，我的读书胃口非常好。我拿荷马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饱餐一顿之后，落入到了柏拉图著作的哲学迷宫里，这中间戏剧性部分也许比论证性部分对我更为有趣。不过我若遇有在阅读或思考上偶尔打开的门道，我便转入每一条探索的小径去了。

    可惜的是，我的回返旧居的欢乐，以及探究学问的热情，不久因为我的朋友德韦尔登先生的凄惨景况而大大减损。他的体格和情绪，长期以来逐步下降，一连串中风征象的发作，宣告了他的机体瓦解，在他尚未咽气的时候，一切爱他的人都无从希望他能留住生命了。理智的语言也许会祝贺他的解脱，但天然感情和友谊却只有经过若干时间才能淡漠下去。他那和蔼可亲的性格仍然活在我的记忆里；每一间屋子，每一条走道，都印下了我们两个人的足迹；而且，要是在我的朋友去世之前和去世之后，我没有很长一段时间苦苦沉思，那我对自己的人生态度是应当抱愧的。他在最后一份遗嘱上写明，要我自己决定，或者购买他的住宅和花园，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享有这些产业的使用权，条件是按商定价格付款给他的作为继承人的亲属，或者只出少量的租金。要是当时没有遇到一些法律上的麻烦使我难以取得所有权，大概我是要将那财产买过来的。涉讼不免使人烦心、不快，而且还是成败难卜的事。那位继承人十分爽气地签了一份租约，据此我可以在法律上更有效地终身据有这份产业，而他则可以在将来的地位上更为有利。

    但我时常咀嚼着蒲柏为答复他的有远见朋友的反对意见所写的几行得体的诗句：

    没有儿子或妻子，可怜你还盖房子；

    盖了，只能由你享用到寿终时为止。

    好吧，只要归我使用，何必还看重

    归属的名头是我蒲柏还是他弗农？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