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恋爱的始末和回返英国

    我一提起早期爱情这个微妙的问题，心里就踌躇，为的是怕别人讥笑。我说爱情这个词，指的不是那种温雅的关切，那种不带希望或打算的豪侠行为，那是产生于骑士精神，并且同法国人的礼貌交织在一起的。我对爱情的理解，是欲望、友谊与温情的结合，经由一位女性激起了火焰，结果选定了她而不属意于其他女子，要求占有她作为我们存在的最高或者唯一的幸福。我在回想我的选择对象时，无需感到惭愧；同时，尽管我的恋爱没有得到成功，我还是因为曾经具有那种纯洁高尚的情操而感到骄傲。

    苏珊·居尔肖小姐不但外貌动人，而且内心里有德有才。她没有什么财产，但她的家庭是有相当地位的。她母亲出生在法国，可是一直把宗教看得比国家还重要。她父亲生活在沃州地区与勃艮第州之间的山乡，满足于从克拉西地方低微的牧师职位所得的菲薄薪金和繁重任务。他所从事的职业，没有消除掉他性情上的温和与沉着。在荒僻山村的冷静环境中，他给予他的独生女儿一份高雅的、甚至是博学的教育。而女儿则以娴熟各种知识和语言超出了父亲的期望。在她来到洛桑亲戚家的几次短时间作客时，居尔肖小姐的才智、美貌和学问，成了人们一致称赞声中的话题。听说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见了她，并且爱上了。我觉得她有知识而不卖弄学问，谈吐活泼，感情纯洁，态度优雅。乍一见面时的那种情绪，又因进一步熟悉中所得的感受和了解而增强了。她允许我到她父亲的住处去拜访她，这样有两三次。那是在勃艮第的山乡，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日子。她的父母正经地鼓励她和我的结合。幽居在宁静环境中，青年人寻欢作乐的浮华思想不再扰动她的心胸；她倾听了真诚而热情的言语，我也可以指望，我已在一颗贤慧的心灵上留下若干印象了。

    在克拉西和洛桑，我陶醉在幸福的幻梦里。可是回到英国，我马上发现我父亲不愿听我同他谈这桩不合习惯的婚姻，而我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我自己是无力办事、又无人相帮的。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我服从了我的命运：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我的创伤是在时光的流逝、彼此不相见、以及新的生活习惯中不知不觉地恢复过来的。这位小姐本人安静愉快的确实消息加速了我的痊愈，我的爱情就逐渐沉降到友谊和敬意里去了。

    那位克拉西的牧师不久去世，他的薪给随即停发。他女儿退居日内瓦，靠着教几个女孩子所得的一点钱，勉强维持她和她母亲两口的生计。但在十分穷困的境况中，她保持了白璧无瑕的名誉和端正高尚的行径。一位富有的巴黎银行家，原是日内瓦的市民，他有那么好的运气和那么好的头脑，发现了并且据有了这一份无价之宝；而她在玩乐和奢华的首都，拒绝财富的诱惑，正如先前的坚持安于贫困。她丈夫凭自己的才能，取得了欧洲最显赫的地位。每当遇到成败荣辱的转折关头，他都依靠到一位忠实朋友的胸怀上。如今居尔肖小姐成了法兰西王国的大臣、也许还是立法者的内克先生(1)的夫人了。

    我在教育上不管得到什么成果，都应当归因于这一次幸运的流放，就是因流放而安顿在洛桑。有时我拿品达的诗句(2)用到我自己的命运上。那诗句写的是一个奥林匹克竞技的优胜者，他的胜利是在流放之中获得的；要是在他的本乡，他就像一只家里饲养的公鸡，只能无所作为地或者毫无光彩地混过一生罢了。要是我反对英国国教的稚气行为没有及时将我的大学长袍褫掉，那么在洛桑如此自由地增进学业和谈话能力的重要的五年，就得泡在牛津僧侣们的仪态与成见之中消磨过去。要是懒散得厌倦了，由这厌倦迫令我去读书，那么我的学习道路上就照不到一线求知自由的光亮。我难免直到成年还是不懂欧洲的生活和语言，而我对世界的知识，又不免局限于一座英国的修道院。可是我在宗教上犯下的错误，将我安置到了洛桑，叫我处身于流放和丢脸的地位。我被判定接受严格的管教和履行严格的节制，这种生活倒增强了我的意志和体质。贫穷和自尊将我同国内许多人隔绝了。

    然而有一点祸害，从他们看来性质严重而又无法补救的祸害，那是从我在瑞士受教育取得成功而产生的：我不复是一个英国人了。当时我正在可塑性很大的青年时期，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我的见解、习惯以及情操，都是按照外国的模子浇铸的；对英国的淡漠而遥远的记忆，差不多湮没了。我减少了对本土语言的熟悉程度。我可以高兴地在永久流放的条件下接受一个适当独立的身份。由于帕维雅的思想通达与性情宽和，我所受的约束无形之中逐步放松：他听凭我自己支配时间和进行活动。然而他不能改变我的处境，也不能增添我的用款，随着年事和理智的增长，我急切地期望着释放的时刻。

    终于，到了一七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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