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禅与茶道（一）

    一

    禅与茶道的相通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努力使事物单纯化。在去除不必要的繁杂这一点上，禅是通过直觉地把握终极存在而实现的；而茶道则是通过在茶室内品茶为代表的生活方式而实现的。茶道是对原始单纯的洗练和美化。为了实现亲近自然的理想，寄身于茅屋，坐于只有四个半榻榻米席大小的、但结构和日用器具却很讲究的狭小室内。禅的目的在于剥离一切人类为了粉饰自己而人为添加的覆盖物。禅之所以首先要与理性作斗争，是因为理性虽然有实用性，但却妨碍我们深刻地挖掘自身的存在。哲学提供了一切问题并要求理性解决，但却未必能让我们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而无论是谁，精神上的满足是不可缺少的，即便他在理性上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哲学之道是专为那些具备理性倾向的人开辟的，因此它不能成为人们普遍欣赏的课题。禅，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宗教，要求人们抛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是生命，回归到存在的终极状态————“本住地”，或者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这一点我们谁都可以做到，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了现实之身，没有了它，我们就不会存在。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单纯的最后状态，是因为事物不能回归到比这更单纯的状态。茶道是通过古松之下的一座不起眼的孤立的茅屋来象征它的单纯的，好像茅屋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没有经过特别的人工修饰。既然其形态通过这样一座茅屋来象征，当然也就可以对它施以技巧性的处理，但不言而喻，处理的指导原则与产生它的独创性观念，即去除一切繁琐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在日本，茶早在镰仓时代以前就广为人知了，将其普及推广的据说是从中国将茶种带回日本并在禅院进行栽培的荣西禅师（1141——1215）。据说，禅师将自己所写的与茶的栽培以及与茶相关的书（《喫茶养生记》）献给了当时偶然有病在身的将军源实朝（1192——1219）。因此，荣西作为日本茶树栽培之祖而广为人知。他认为茶有药效，可治诸病。在中国禅院期间，他一定亲眼目睹过茶道，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地传授过茶道。在禅寺，茶道是一种用来款待客人或者款待寺中自己人时的礼仪作法。将这带到日本的禅师，是大约比荣西晚半个世纪的大应国师（1236——1308）。大应之后，又有数位禅僧来到日本成为茶师，但最后由著名的大德寺一休和尚（1394——1481）将茶道传授给了其中一个弟子珠光（1422——1502）。珠光的艺术天才将其发扬光大，成功地融入了日本独特的情趣。珠光就这样成为茶道的创始者，并将茶道传授给艺术的极大爱护者、当时的将军足利义政（1435——1490）。后来，绍鸥（1503——1555）和千利休（1521——1591），尤其是千利休，对其进行了改良，加以完善，使现在的茶道得以闻名。原来在禅院进行的茶道，与现在街巷之间流行的茶道是独立而行的。

    我经常结合蕴含茶道诸多特色的佛教生活，对茶道进行思考。茶可以使人神清气爽，但却不让人陶醉其中。茶与生俱来就有供学者和僧侣品味的特质。茶被广泛用于佛教寺院，以及茶最初是由禅僧介绍到日本这一点上，都是极其自然的事。如果说茶象征着佛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葡萄酒就是基督教的象征吧。葡萄酒广为基督教徒所饮用，在教会中被当作基督血液的象征，用基督教学者的话来说，这是救世主为罪孽深重之人而流的血。也许是出于这个理由，中世纪的修道院都拥有酒窖。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修道僧们兴高采烈地围着酒桶，手持酒杯的画面。葡萄酒起初让饮酒之人兴奋满怀，然后让他酩酊大醉。它在很多方面都与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种对照也正是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照。

    我们知道，茶道不仅在实际的发展上与禅密切相关，茶道礼仪中所流露出来的对精神的尊崇，更是与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精神如果用感情词来表达的话，那就是“和、敬、清、寂”。这四要素贯穿茶道仪式始终，是缺一不可的，均为构成同胞相亲、井然有序的生活本质的成分。当然，这种生活正是禅寺生活。关于禅僧行为举止井然有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曾经拜访定林寺的宋代儒学家程明道的一段话中得到说明。他说：“果不其然，这儿如三代之古，自古以来的威仪随处可见。”所谓三代之古，是指中国的政治家们所向往的理想时代，是一个世情极其淳朴，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太平安康之惠的时代。即使现在，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禅僧在履行各种礼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一般认为，小笠原流派的礼仪源自于“百丈清规”的禅院的各种规定（“百丈”为唐代伟大的禅师，720——814）。禅的教义是超越形态把握精神，但我们绝不可忘记我们自己所住世界是特殊形态的世界，以及精神只有以形态为媒介才能表现出来的这些事实。因此，禅是律法违背主义者，同时也是修行主义者。

    二

    调和的“和”也可以理解为和悦的“和”。我想，后者意义上的“和”似乎更好地表达了支配茶道全过程的精神。“调和”表示形态，而“和悦”表达了内在情感。茶室的整体氛围就是在周围营造出这种和悦的“和”————触感之和、香气之和、光线之和、声音之和。就拿茶碗来说吧，茶碗是手工制作的，形状不规则，而且上的釉好像也不均匀。这种不起眼的器皿虽然是如此的原始，但却具备了“和、静、慎”等独特的美感。即便是燃香，味道也不是那么的强烈、刺激，而是淡淡地柔和地飘荡在周围。窗户和拉门是弥漫在茶室里的柔和之美的另一种源泉。茶室内的光线总是很柔和、安详，催人进入冥思状态。风儿掠过庇护茶室的老松树的叶子，与炉上釜中之水沸腾翻滚之声相和鸣。像这样，茶室的整个环境反映出了创造这种环境的人的品格。

    “以和为贵，不忤为宗。”这是宪法十七条中的第一句话。该宪法是圣德太子于604年制定的，它是太子赐于下臣们的一种关于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训诫。这种训诫的政治因素另当别论，但在开篇就强调精神之和的特殊重要性这一点上是意义深远的。事实上，这是日本意识的最初表露，是人们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文明而开始觉悟到的意识。近来，日本被作为好战的民族而闻名，但这是对日本国民的错误认识，因为日本国民对于自己的性格所持的意识是，作为整体来说，他们是性格温和的国民。有这种意识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包围日本全岛的自然环境不仅在气候上而且从气象学上来说也总体是温和的。这源于空气中丰富的水蒸气的存在。山岭、村落、森林等被水蒸气所包围，呈现出了柔和的外貌。花儿也一概是色彩不那么艳丽，而是带着些许的柔和和娇弱之美。春天青翠的嫩叶也很令人赏心悦目。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多愁善感的情感，毫无疑问是从环境中汲取了很多养分，形成了精神之“和”。但是，当我们每每遭遇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民族性的种种难题时，往往会偏离这种构成日本民族性格基础的美德。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自己，远离这种破坏性的影响，而禅在这个时候就会来救助我们。

    道元（1200——1253）在中国学了几年禅后回到日本时，有人问起了他在中国的所学。他回答道：“我只学到了柔顺之心。”“柔顺之心”是指温和之心，在这里是指精神上的“和”。通常，人由于过度的利己思想而充满了偏执的反抗之心。因为过度的个人主义而不能诚实地接受事物。反抗意味着摩擦，而摩擦则是一切麻烦之源。无我则心柔，就不会对外力加以抗拒。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一切感受性和情感的缺失。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都同样知道体会道元的无我和柔顺之心的意义。茶道中的“和”与圣德太子训示中的“和”，性质是相同的。“精神之和”与“柔顺之心”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基础。如果说茶道的目的是在它的小团体中建立一方净土的话，那就必然要从“和”出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泽庵禅师（1573——1645）的一段话。

    泽庵的茶亭之记

    茶道以天地间之和气为本，可形成治世安泰之风俗。然当今之人，招待朋友，专以此为交谈之媒介，快饮食而助口腹。且茶室极尽奢美，珍器齐聚，彰显自己之巧，讥笑他人之拙，此皆非茶道之本意。于竹荫树下建陋室，蓄水石、种草木、备木炭、架茶釜、插新花、饰茶具，皆是将山川自然之水石移入一室之内，赏风花雪月四季之景，感草木荣枯之时。迎宾客而以礼敬。于茶釜中倾听松籁，忘却尘世思虑；倾茶釜而流出涓涓渭水，以洗涤心灵之尘埃。真可谓人间仙境。礼节以敬为本，其用即以和为贵。此乃孔子礼用之词，亦是茶道之心法。公子贵人来坐，则其交淡泊，不阿谀奉承；又或身份比自己低微之人来访，亦以敬相待，毫不怠慢。如此，空中有物，和而不流，久之犹敬。迦叶之微笑、曾子之一诺，皆真如玄妙之意不可言之理。自茶室建造至茶具准备、茶道礼法、宴席、衣物等，不繁琐、不奢美，以古朴而新心境，不忘四时风景、不谄、不贪、不奢、慎而不疏、纯朴真实，此乃谓茶道。赏天地自然之和气，移山川木石于炉边，五行俱备。汲天地之流，品自然之风味，可谓快哉。享天地间和气之乐，乃茶道之道。（《结绳集》《古今茶话》）

    也许，茶道和禅对日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民主精神作出了一些贡献。在封建时代，虽然等级制度森严，但人们心中却存在平等博爱的精神。在四张半榻榻米席的茶室内，各个阶层的人都得到平等的款待。在这儿，一切世俗的思虑将随风消逝。平民和贵族促膝而坐，恭敬地交谈着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禅，当然是容不得世俗的区别的。禅僧自由地接近社会的任何阶层，与谁都能相处融洽。事实上，渴望抛却社会强加于我们身上的种种人为的羁绊，偶尔自由自在地相互敞开心灵与同类————包括动物、植物、无生物在内的同类————倾心交谈的愿望，已经深刻地浸染到了人性里。因此，人们总是欢迎获得这种解放的每次机会。泽庵的“享天地间和气之乐”一定也是这个意思，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天使在一起和谐地歌唱。

    “敬”，原本是一种宗教色彩的情感，是对高于我们可怜的生死之躯以上的存在物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后来转移到了社会关系上，堕落为一种单纯的形式论。在现代所谓的民主社会，人人都是平等的，至少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人值得特别尊崇。然而，若追溯这种情感的本来意义并加以分析的话，这种情感是对自己的无价值的反省，即对肉体和智力、道德和精神方面有限性的一种自觉认识。这种认识使人在心中产生了想要超越自己和想要接触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处于我们对立面的事物的欲望。这种热切的愿望通常会使我们的精神转向我们身外的事物，而一旦方向发生偏离朝向自己时，就成了自我否定、惭愧、谦让、罪恶感等情感。这一切都是消极的道德，但如果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就成为敬，即不轻视他人的情感。人是充满矛盾的存在：在某一方面觉得自己和他人完全相同，而同时内心又怀有一种复杂的自卑感————怀疑其他任何人都比自己优秀。在大乘佛教中，有个从不轻视他人的“常不轻菩萨”。当我们独自禁锢在自身存在的最深处时，将会产生谦恭地使自己转向他人的情感。不管这是什么，“敬”的情感之中存在着深刻的宗教性思想态度。为了在寒冷的冬夜里御寒，禅可以将寺中佛像全部烧毁。作为摒弃了一切虚饰的迷人外表的真理，禅可以摧毁包含珍贵遗产在内的一切文献以拯救其自身的存在。但是，禅绝不会忘记去尊崇一片被狂风撕裂、被泥泞包裹的微不足道的草叶；也绝不会对将一切纯朴的野花奉献给三千世界的佛陀之事产生懈怠之心。正因为知道如何轻视，禅也才会懂得如何尊敬。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禅所需要的是内心的虔诚，而不是那种单纯的概念化、物理性的模仿。

    丰臣秀吉（1537——1598）是当时茶道的大力庇护者，是现代茶道的实际创始者千利休的崇拜者。虽然他常喜欢哗众取宠、讲排场、好奢华，但最终好像多少理解了利休一派所提倡的茶道精神。在利休的一次茶会中，他为利休作了下面一首短歌。

    汲内心深泉，

    煮一壶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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