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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梭伦、庇西特拉图和克里斯提尼时期的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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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的世袭君主制————希腊暴政的渊源————早期的雅典人————梭伦改革带来的社会新阶层————梭伦司法改革————庇西特拉图叛乱(前560年)————庇西特拉图政权的建立————庇西特拉图儿子们的专制统治————雅典人驱逐希庇亚斯————克里斯提尼改革————新部落————陶片放逐制————贵族寡头伊萨格拉斯的反扑————从雅典到撒尔迪斯的外交纵横————希庇亚斯难回斯巴达————克里昂米尼一世战败于依洛西斯————希庇亚斯受邀参加斯巴达同盟大会————希庇亚斯返回西吉昂

    其时,雅典正处于几任独裁者的统治之下。筹划丰功伟业的大流士一世正在欧洲扩疆,自然会对雅典有所图谋,但他将从雅典人那里体验到不曾有过的顽强抵抗,雅典人将重击他的军队,横扫他的威风。以大流士一世的判断,雅典与希腊的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它们习惯于独裁统治。但同在暴君统治下的雅典与科林斯的结局为何那样不同?如果我们不分析一下早期希腊产生专制主义的环境,断然不会搞明白这个问题。

    就像其他雅利安社会一样,希腊人的天性倾向于家长式的寡头统治。每个家长代表先祖,通过神圣宗教的约束统治家庭。尽管他在世时的生活与困于穴中的兽没什么两样,但他的先祖是全家人的敬拜对象。经年累月,家庭扩大为氏族,氏族通过联合扩大为部落,部落的联合形成城市,但权力原则并没有改变。城市、部落、氏族和家庭都有各自的祭坛和仪式,各自的判官既是祭司也是“王”。但掌权的部落或氏族首领总想成为所有同宗族人的主人,这个主人就会强迫其他首领归顺于他,并依靠圣权把持住自己的权威,进而会声称权力可以继承。在奴隶制似乎原本固有的东方,对国王的敬畏充满奴性,这种倾向不断滋长。国王是神的代理人,他只是偶尔才带着粗鄙的威严露露面,除此之外会隐藏在宫殿里,成为人们崇拜和恐惧的神秘对象,这样的君主只能在亚洲或非洲找到。尽管多数希腊城市逐渐形成了世袭君主制,但世袭君主或国王与破坏自由宪法的暴君或独裁者之间的差异从来就不分明。西方人的君主制像是要把疯狂的野兽撂倒,无论用什么武器和方式。的确,希腊人不是特别反感亚洲人的君主制,他们认为君主制是国家成长的一种表现,但它在希腊人的土壤里难以生长。希腊人也不会像尊敬索萨、尼尼微或巴比伦的君主那样轻易地对希腊国王表示尊敬。因此,当一个希腊王朝被消灭,另一个寡头政权代之而起的时候,严格地讲,这只不过是轮回到之前的统治模式而已,领主们曾经拱手相让或被迫划割给国王的那些权力又被夺了回来。基于此,似乎不用暴动,甚至无需骚乱就可以实现从君主制向寡头政治的转变。

    也许我们会认为寡头统治下的希腊城市会快速走向宪法有序和宪法自由,但这种想法是最不现实的。尽管独裁者不可能忽视他神圣的权力阶层之外的普罗大众,但超出这个权力阶层之外,他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独裁者与他的先辈曾经臣服或奴役的那些人之间没有血缘纽带,因此可能没有共同的宗教社区,也就没有共同的信仰。而没有信仰,任何政府职能都无法落实。尽管那些人承认现有政权,但这可能恰恰是对权力的亵渎。由此看来,对被奴役者和劣等阶层而言,从王权政治到寡头政治的变化在理论上可以说根本没有改变。后者与前者的区别仅在于,即便在统治阶层内部也有人为私利而迎合大众,许诺他们公正,以此赢得他们的协助。事实上,这可能是那些野心家或不满统治阶级的人最可能也最常用的攫取权力并获得成功的方式。

    雅典的演讲者

    就煽动者的特性而言,他会抨击其他世袭贵族的傲慢与残酷,也许还会亲自呈现一些残暴的假证据。图谋夺取最高政权的人诱使人们拿起武器代他而战,并保卫他的安全。下一步他会取得军队统帅的职位,如果还能从国外招来雇佣兵,他夺取权力的目标立刻就会变成现实。

    雅典庇西特拉图的独裁史足以说明独裁统治是如何建立而后又被推翻的。我们发现或多或少接近雅典传统的那些故事也同样在描述与雅典同期或早于雅典的其他希腊城市的情况。也许我们可以推断,希腊政权总在不断变化,处于寡头政治与王权统治的不断交替之中。王权统治替代了寡头政治,而后就是暴君篡位,结果是人们更加痛恨独裁。但这些权力的更替促进了民主精神的成长,直至民主变得足够强大,能横扫一切困难,自由发展。但雅典有一个变化是希腊其他城市没有的,那就是庇西特拉图统治之前梭伦施行的政治改革。我们可以拿梭伦自己的描述做出判断。当时雅典国内的情势十分恶劣,掌权者因国内处处沉冤而内疚,因人们彼此暴力抢夺而自责,穷人被羁枷锁,甚至被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梭伦推行改革之后,在一次愤慨的呼吁中,曾经把黑土地比作一个人。这个人曾被奴役,现在他亲自将他释放了,拆除了处处可见的围栏,赎回了许多外侵者掠走的土地。那些在阿提卡被降级成奴隶,在暴君面前发抖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梭伦的描述表明当时的雅典人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阶层,一个是拥有土地,流淌着蓝色血液的世袭贵族;一个是“底底斯”[1],即农民,他们被称作“海克特末利”,是“六一税制”土地的使用者,在土地使用期他们需缴纳六分之一税率的赋税。违反合同的农民只好仰仗地主发慈悲了,地主会将农民当年的缺额记成债务,留作来年偿还。但如果欠款达到一定数量,地主就有可能将农民和他的家人卖做奴隶。由于歉收,农民随时都可能欠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毫无保障,很少有机会摆脱做奴隶的命运。他们被困在神圣岩石围挡的土地上,可能永远只是土壤上的耕作机。雅典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周围的岩石封闭,这就是梭伦断言的围栏。一方面,少数家庭的家长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暴君;另一方面,那些在他们面前瑟瑟发抖的农民只能交钱去耕种“六一税制”的土地来维持生存。的确,对那些原先连这点可怜的伪装权利都没有的劳动者来说,即便是这样定期租用土地也是一种进步。我们说伪装是因为只要农民的自由仰仗于地主的任性和庄稼的收成,这种进步就只能说是一种伪装。一句话,农民从摆脱奴隶身份或拖欠状态到恢复自由身,从来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要情况不做改变,梭伦就可能完美地道出实情:土地被富人阶层控制着,即便当时有反抗,人们也无力抗击这样一些世袭贵族。显然,这种情况不可能无休止地延续下去。那些被奴役的自由农民要么必须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要么必须回到原先被奴役的状态。面对这种越来越难以忍受的不满和牢骚,梭伦当然有足够的社会条件去实施他筹谋已久的土地改革政策,即“解负令”[2]。他的言论似乎暗示了他的土改政策的必要性。梭伦下令拆除了所有“六一税制”土地上标有世袭贵族宗教身份的柱子,减轻了“六一税制”土地耕作者的负担,让他们少交粮或少交钱,但那些自由劳动者和穷地主的负重并没有减轻。

    雅典立法者梭伦(坐于高位者)

    “解负令”只是梭伦改革的一部分。阿提卡有大量人口不属于任何部落,既没有宗教归属也没有政治特权。在世袭贵族看来,这些人没有能力参与国家管理,否则就是犯上作乱。但这个群体中有一部分人的精力和能量可以为国家所用。如果梭伦愿意从这部分人身上获取利益,他就必须重新划分社会阶层,不考虑血亲关系,完全基于财产将国家可用的自由公民进行分类。梭伦按照年收入将所有自由人口划分为四个等级,但排除了有公职和荣誉的贫穷世袭贵族,他认为这些穷贵族是没落贵族阶层的世袭者。如果一个人的财产低于五百蒲式耳[3]的小麦年收成,他就不能成为阿雷奥帕格斯的大议会[4]成员,也不能担任大议会中的九名执政官和地方法官。这些执政官和地方法官是大议会中的永久成员。担任公职的人一年的工作表现应该通过合格考评,官员应该对他们的施政表现做出解释,也就容易因不当行为遭受弹劾。官员由所有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被世袭贵族称为“四等乌合暴民”的阶层也包括在内。尽管官员选举排除了贫穷的世袭贵族,打破了古代以宗教和血缘为纽带的专制主义,但部落与国家的关系并没有改变。无论贫穷或富有,一个公民只有归属于某个部落才能成为执政官或大议会成员,才能成为参议会成员。参议会由四百人组成,他们分别由雅典的四个部落选举产生,每个部落一百个名额,参议会有权对提交到公民大会上的政策和主张做出裁决。

    雅典世袭贵族

    梭伦使每一个公民在大议会中都有一个位置,使全体公民选举出主要的司法官员,并就这些官员的职务表现在年底做出考评。通过保障每个公民对执政官的申诉权,梭伦确保大议会这个人民团体给予世袭贵族一定的独立性,大议会以后可能会发展为公民自由的精简机构。由于没有宗教身份和没有部落身份一样,都不能担任公职,梭伦的宪法改革实际上最终导致了寡头政治,这一点梭伦也承认。梭伦断言他为改善国民状况做了很大努力,有一点可以证实他这一断言:他使雅典人团结了十年————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一百年。期间人们苦于没有司法变革,也难以证实这些改革出自他本人。正像梭伦自己所说,他外出朝圣到过埃及和塞浦路斯,他出访过撒尔迪斯,但他的诗歌中没有任何关于撒尔迪斯的内容,也不可能有,因为他立法之后近半个世纪克洛伊索斯才败于撒尔迪斯。梭伦回到雅典时,情势就变了,他得以施行一系列改革的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此时已让位于动荡和派系斗争。被称为庇底亚人的平原世袭地主归吕库古统治;沿海地区的帕拉林人与埃尔克梅尼德家族[5]的头领梅格科[6]携手;而庇西特拉图则统治着山区。一次战争中,梭伦预言庇西特拉图会入侵雅典,他竭力警示雅典人,让他们联合起来抵抗独裁,然而徒劳。他毫无目的地穿上铠甲,站在自家门口,他所能做的只是安慰自己,相信自己已尽到责任,同时也回答别人的一些疑问,比如他靠什么避免敌人的报复。梭伦回答道:“我老了。”据说,庇西特拉图并没有伤害他,这个改革者为了使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做了任何前人都不曾做的事,安详地去世了。他享尽天年,一世清明,不为己谋,不畏宿命,甚至在庇西特拉图面前也展尽本色。

    庇西特拉图的成功充分证明了雅典民主精神的成长是多么缓慢。他挟山区霸主之威风到了雅典,声称自己已从雅典城里攻击他的那些敌人手中逃脱,还不时地指着他的战马和他身上的伤口,证明他讲的是真话。他请求人们派卫兵保护他,以免被那些敌对的帮派成员刺杀。据说梭伦强烈反对此事,但人们还是答应了庇西特拉图的请求。伪装终于被撕下,靠着手持长矛的卫兵的保护,庇西特拉图占领了阿克罗波利斯[7],而梅格科则带着埃尔克梅尼德家族逃走了。

    庇西特拉图成了雅典的主人。据希罗多德讲,庇西特拉图统治英明且善于管理,但并没有进行宪法改革。他超强的本能让他意识到梭伦的宪政本质上是寡头政治,而这与他的图谋不谋而合。相对希腊其他城市而言,雅典的专制统治减轻了,庇西特拉图和他的继任者们也足够英明和贤能,但他们的统治并非顺风顺水。据说,第一次灾难很快降临。庇西特拉图的掌权得益于雅典人的四分五裂,他对雅典人的驱逐导致了平原和沿海地区的迅速联合。通过与沿海地区头领梅格科的和解,庇西特拉图稳固了政权,但平原和沿海地区的联合破裂后,庇西特拉图又大肆驱逐他们。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年,期间庇西特拉图奇袭了与他对抗的雅典军队,在马拉松城不战而胜。

    阿克罗波利斯遗址

    阿克罗波利斯复原图

    庇西特拉图第三次成为雅典卫城的主人,这一次他决心不给平原和沿海地区留下联合的空间,不能让他们第三次将他驱逐。梅格科及其支持者离开了雅典,其他的反对者被发配到纳克索斯岛[8]做人质以维持当地的独裁统治。通过色雷斯人组成的雇佣军,庇西特拉图政权终究得以建立。

    庇西特拉图无法再续写他的灾难或成功,这位雅典暴君驾崩于公元前527年。据说,他的儿子希庇亚斯[9]和希帕克斯[10]继承了他们父亲节制和温和的执政风格,但他们的政治洞见并没有保障他们免于危险,他们的危险来自他们自身的恶习。希帕克斯曾毫无廉耻,企图占有美丽的哈默迪丝。亚里士托吉坦[11]得知希帕克斯觊觎他的情妇后既恐惧又愤怒。就像希腊的其他王朝一样,庇西特拉图王朝给自己招来厄运。在阴谋团伙的支持下,亚里士托吉坦决心在雅典游行节期间袭击希帕克斯。这一天,有人发现其中一个团伙成员和希庇亚斯交头接耳,由于害怕暴露,亚里士托吉坦和他的团伙即刻下手,杀死了希帕克斯,逃离了现场。希庇亚斯的暴政又持续了四年,期间充满怀疑和残暴,许多城市杀戮不断。修昔底德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希帕克斯作为庇西特拉图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亚里士托吉坦与哈默迪丝不仅报了私仇,也解放了整个国家。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桃金娘花冠》将杀死暴君的那把剑神化,使正义回归雅典,雅典人的子孙后代得到了豁免重负的保障,获得了公正的荣耀。这些都充分证明了通过谋杀结束希帕克斯王朝的流行说法牢不可破。但修昔底德却谨慎地指出这种说法只是妄加揣测。首先,希庇亚斯————而不是希帕克斯是长子;其次,希帕克斯死后庇西特拉图王朝的统治并没有终止,希庇亚斯使雅典人感受到了暴君的严酷。不过,希帕克斯被杀带来的恶劣影响却警示希庇亚斯,也许更多的灾难正在酝酿之中,他须好自为之以便灾难来时能充分应对。希庇亚斯的心思转到了波斯暴君身上,这一决定导致了雅典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后果。攻陷吕底亚王国之后,波斯帝国的魔掌已伸向达达尼尔海岸,雅典在西吉昂[12]的殖民地成了波斯帝国的附庸国。希庇亚斯已派未来马其顿战役的胜利者米提亚德统督色雷斯城市克伦尼索斯和西吉昂所在的半岛。米提亚德有雇佣军的协助,还同色雷斯头领奥洛勒斯[13]的女儿结为婚盟,以此稳固了那里的统治。希庇亚斯看到了政治婚姻带来的好处,于是不顾兰普塞克斯[14]城邦的暴君与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甚好的私交,也不顾雅典人对兰普塞克斯人的鄙视,主动将女儿许配给兰普塞克斯暴君的儿子。这样,他在西吉昂有了安全的避难所,在兰普塞克斯暴君那里又有朋友相助,并可以从他那里获取波斯王的信息。

    亚里士托吉坦袭击希帕克斯

    克伦尼索斯遗址

    希庇亚斯防范自己可能发生的不测时,埃尔克梅尼德人正密谋驱逐他,这正是他最担心的。希庇亚斯的女儿结婚前五年,德尔斐意外被火烧了。埃尔克梅尼德人负责重修神殿,修好的神殿非常壮观,完全超出了合约中的各项标准。他们被自己的慷慨感动,于是向神殿祈愿,所有前来求助神谕的斯巴达人都得到一个回答:雅典人必须获得自由。德尔斐人小心地帮助埃尔克梅尼德人实现他们的祈愿。斯巴达人听厌了这个来自神谕的命令,就痛苦而违心地从海上出兵攻打希庇亚斯,但有人预先告知了希庇亚斯。在法勒朗平原战役中,斯巴达头领被杀,他的军队逃散。同样是被神谕催使,斯巴达人在国王克里昂米尼一世[15]的带领下入侵了阿提卡,但他们的围攻技术遭人鄙视,他们挑起的战争很快遭到唾弃。他们还抓了希庇亚斯的孩子们,企图将他们偷运到国外。双方摊牌了,希庇亚斯同意五天之内离开阿提卡以换回孩子们。这样,庇西特拉图暴力政权建立五十年以后,这个王朝最后的暴君退到了他先前为自己准备的避难所————斯凯曼德罗斯[16]河岸。雅典卫城竖起了一根柱子,上面记述了这个王朝犯下的罪孽以及各个王朝成员的名字,以供未来诅咒。

    克里昂米尼一世

    驱逐希庇亚斯后,紧接着是一场涉及梭伦司法体制的改革。梭伦的司法体制承认所有公民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利,然而,除非专制主义挡道,否则梭伦对大多数人的权利限制措施迟早会发生重大变革。七成公民不能参加大议会和执政官的选举,也不能参加四百人组成的参议会选举。民众不可能长期忍受权利被剥夺的现状,对一个藏在雇佣军长矛后的暴君来说,很容易就能借这样的宪法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丧失了言论自由,公民在公民大会上的权利就只剩下顺从,那些执政官就会成为暴君的帮凶。梭伦提到庇西特拉图曾经服从执政官审讯的传唤,但他也提到庇西特拉图的原告在庭审当天没有被允许露面。一方面,对希庇亚斯的驱逐使梭伦法令在名义上恢复了力量;另一方面,派系的复生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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