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各种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之关系

    氏族社会之政治形态，吾人于伊洛葛已可概见一般；伊洛葛的政治形态，乃是原始民主政治之完全典型。这种形态，完全是伊洛葛人经济状况的表现：生产者均是生产品的主人，收入状况全然相等；这部分人不得掠夺别部分人；这部分生产者不得凌驾别部分生产者。因为经济上没有分成阶级，所以也没有阶级抵抗，自然不需乎专制的集权的政治。劳动的共同，除却自然强制之外，绝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强制力于其间，所以经济关系的常态常能按照自然的秩序而发展，人们的关系也能完全确保其自由。

    在村落集产时代，村落即成为经济的自治团体。比如日尔曼人的马尔克，耕作者仍是共有其土地，共同其劳力，完全立于平等制度之下。这种经济平等的结果，政治的平等必然与之相适应。所以全氏族人员都能参与人民会议，为马尔克之最高权力机关，播种和收获时日的规定，酋长和各种职员的选举，税额的平定等事项，都由这种会议决定；决定之后，人人都有服从的义务。这种自治团体不仅未与社会分离，并且为有组织的社会之本体；共同政权，实为当时共同劳动和共同经济状态之反映。马尔克法律一面具备共同主权之体制，一面欲使劳力效率增高，对于人员的自由略有几分约束。然这种约束，完全本于生产上之必要，不仅使孤立生产者归纳于共同生产团体，并使共同生产团体足以强制其所属人员，俾有效之共同劳力得以充分发达。组成分子的自由，虽略受几分限制，然而并非出于上层阶级之权力，其目的亦非违反各个人员之利益。共同的意志是由各个人员形成的，各个人员即为这种意志之一份。一言包括，不外为生产者保护自己之利益，而自愿服从这种限制。故在这种社会组织之下，由经济的平等，产生完全自治的制度。即如印度村落之酋长，他行使专制权威的时间，只限于生产时间，即村落居民从事于渔猎耕稼的时候，这也与马尔克的强制同一理由。

    共同劳动，为原始共产社会和村落集产社会的基础，这种社会与共同财产制相终始；私有财产制出世，这种社会即归于湮没。私有财产的派生物，第一是阶级，第二是国家。他所及于政治组织的影响，首先是破坏种族组织的编制而代以领地组织的编制。从此，国家的人民并不属于同一种族或民族，故领土日益扩大，人口日益增加。从前因为要使劳力结合于族制以内，故对于领土的扩张和人民的增加皆有严厉的限制；自此以后，这种限制完全归于消灭。

    私有财产不仅使政治组织变化，而且使主权的性质根本变化。在集产制的自治团体————如马尔克，不过在一个村落或部落内具有一种组织的能力，此外完全与社会同为一体而没有区别；及私有财产制确立，政权集中于少数富人之手，国家遂与社会断绝从来关系，仅代表社会中一小部分人之利益，并且为最少数人用以压制最多数人的武器。故国家对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关系，显然划分为二：有产阶级居于支配和统治的地位；而无产阶级完全居于被压制的地位。国家的强制行为，对于有产阶级可以无限减少；而对于无产阶级可以无限增加。所以由此有产者及其寄生虫得以免除劳动的义务；而治人和治于人的大分工亦因而开始。有产阶级为保护并增殖自己的利益而创立国家，则国家对于最大多数无产的人自然要采取违反其利益之行动；所以国家的强制权力亦不可不强大。故自私有财产制设定之后，国家权力必然增加。国家权力增加，则其实质亦必变化，而成为有产阶级进攻退守之凶具。

    豪富自握政权，故富即为权力之表现。通观私有财产演进之各阶段，莫不到处可以发见这种真理。每个时代的政权支配者，即为每个时代经济上的优越阶级，如上古希腊罗马之奴隶所有者，中世纪之地主，近世之资本家，莫不为政治上最高权力之阶级。

    当私有财产初盛而国家还未创立的时候，管束奴隶劳动之全权，完全由各个财主之自主，各个财主欲取其财产之收入与谋其财产之增殖，即直接行使其个人的无限制的权威，初还不觉有团结其同等阶级之人以把持政权之必要。然一旦觉到奴隶人数之众多以及叛乱反抗之可畏，则国家之组织势必迅速促成，而财主个人的权力势必集中于国家的形式之下，使国家运用其阶级的权力以对付其奴隶。这类上古的国家，最初虽然是种族的贵族占优势，然不久即为财产的贵族所承继。通观上古的变化，在政治上常占优势的，完全是经济的主权。

    中古的隶属制与上古的奴隶制很有差别，所以政治的组织亦远不相同。上古末叶，土地生产力衰退，奴隶制与束缚劳动者身体的方法，渐渐不能适用，所以隶属制代之而兴。隶属制是为救济衰退的生产状况与改良劳动情形产生的，所以比较奴隶制宽大温和得多。隶属制内，从属的人数虽然扩张（因为自由贫民的沦入），但其压制程度则较前大减。从前财主对于奴隶的身体有处置之全权，故得榨取最大的利润；在隶属制则不然，凡隶属者所受分配土地，对于地主只纳一定的租额，地主的收入是有限的，远不能如前此财主对于奴隶之尽量榨取。并且封建制度把主权分于个人，行使主权者非地主之全体，但为每个地方的地主。还有一层，地主亦不能专有其政权，必须再分与教会的僧侣及其所属的家臣。僧侣与家臣为维持封建制度之要素，既受收入之分配，又得政权之参与，故收入制度若有变化则政治主权也随着变化。

    及至中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迅速完成，隶属制度不能适用，于是“自由劳动”始随着“自由贸易”等口号同时宣布。资本家以领有资本和生产手段之一事即可收得最大的利润，所以对于劳动者的身体无须具有什么主权。于是个人的主权复与财产关系分离，而再现团体的或阶级的主权之形式。然这种形式与上古的形式有一种重要的差异：上古须自由民才得享受政权，须有财产才得具有自由民的资格，即财产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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