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子《论语》注论程朱孔孟思想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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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引程子语四条之多，此亦特殊。程子谓“曾点便是尧 舜气象”，此与言“性中曷尝有孝弟来”，皆是极大胆、极创辟语，既是从来未经人道过，道来也实足骇人听闻。惟自朱子以后，二程被世推尊已久，故遂习焉而不察耳。

    今问曾点何以便是尧 舜气象？朱《注》以十六字为之说明，曰：“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更无欠阙。”又另增一番话补足之，曰：“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今试问《论语》原文十字，何以真见有此等境界与气象乎？岂不因朱子补入此一段注，读者并正文与注文连续读之，遂亦觉其如此。其实乃朱子意，非《论语》意也。从来皆知朱子《大学·格物补传》，把他自己一番“格物穷理”之大见解装进《大学》，遂使读者疑若古人真有此意。惟《大学·格物补传》，朱子明说是增补进去，非大学本文；而《论语》本章此段之注，则更易使人受其催眠，彷佛若孔子当时喟然一叹实是真有此意想与义蕴。故其影响入人之深，实不下于《格物》一传。如明儒多知辨“格物”，而亦多喜言“与点”之叹，即可知矣。

    黄东发《日钞》曾论及此章孔子之叹，云：

    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相讲明于寂寞之滨，而忽闻曾点浴沂之言，若有独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饮水之乐，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意之所感者深矣。

    黄氏乃朱门后学，此条却较近《论语》本章原义，比之朱《注》，遥为稳惬。孔子心在行道救世，《论语》随处可证。此一行道救世之心，亦可即以朱子所谓“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之心说之。惟其志既在行道救世，而道终不获行，世终不得救，则何得谓其“随处充满，无少欠阙”乎？当知正为此心天理流行，故道不行，世不救，终觉是一大欠阙。故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又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有“欲居九夷”之想，有“吾已矣夫”之叹。孟子尝曰：“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天下多饥溺，岂遂“胸次悠然，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乎？虽曰“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然颜子之箪食瓢饮，居陋巷而乐者，亦以求道为乐耳；不如朱子所谓“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也。明道尝谓：与弟伊川，“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之意。”此自是二程自己学脉，不得谓孔子在当时亦复如是。

    明道又言：“泰山为高矣，然泰山顶上已不属泰山。虽尧 舜事业，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惟其如此，故曰“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然“事业”乃古人所共重，“气象”乃程 朱所独尊。朱子尝言：“程先生所言实，上蔡所言则虚。”今试问气象是实，事业是虚乎？抑事业为实，气象为虚乎？

    《论语》称叹尧 舜语亦屡见。《泰伯篇》：

    子曰：“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与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惟其有“成功”，有“文章”，故得成尧 舜之大。惟天亦然，“四时行，百物生”，皆以事业与成功而成天之大也。天亦岂徒以气象为大乎？

    《雍也篇》：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 舜其犹病诸！”

    是尧 舜君临天下，尚不能“济众博施”；如何浴沂风雩，遂可“使万物各遂其性”？此等皆大可商榷。

    《语类》讨论此章者共五十条。盖“与点”一叹，乃宋儒当时一重大题目，故争相讨论及此。然细玩《语类》各条，似朱子意态已与注《论语》有不同。兹再略引分说如下：

    曾点言志，当时夫子只是见他说几句索性话，令人快意，所以与之。其实细密工夫却多欠阙，便似庄 列。如季武子死，倚其门而歌，打曾参仆地，皆有些狂怪。

    此一条说曾点“狂怪”，显与《论语注》大不同。又曰：

    他大纲如庄子。明道亦称庄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庄生形容道体，尽有好处。”邵康节晚年意思正如此，把造物世事都做则剧看。曾点见得大意，然里面工夫却疏略。明道亦云：“庄子无礼无本。”

    此条亦以曾点比庄周，又言明道亦有欣赏庄周语，而引其“无礼无本”之说。所指皆甚平实，远非注《论语》时以曾点拟尧 舜之意态。又曰：

    只怕曾点有庄 老意思。他也未到得便做庄 老，只怕其流入于庄 老。他却是工夫欠细密。因举明道说康节云：“尧夫豪杰之士，根本不贴贴地。”又曰：“今人却怕做庄 老，却不怕做管 商，可笑！”

    此条仍以曾点与庄 老、邵雍并提，最多只是“豪杰之士，不贴贴地”，那里便见是“尧 舜气象”？其实明道有时也还是不贴贴地，仍有豪杰气。即如云“尧 舜事业如一点浮云过目”，“曾点乃尧 舜气象”之类，皆是。至云“今人却怕做庄 老，不怕做管 商”为可笑，此乃朱子有意作回护语，谓做庄周总比做管 商为佳耳。

    问：“曾点浴沂气象，与颜子乐底意思近否？”曰：“颜子底较恬静，无许多事。曾点是自恁说，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释 老去。所以孟子谓之狂。颜子是孔子称他乐，他不曾自说道我乐。大凡人自说乐时，便已不是乐了。”

    此条平实有分寸。曾点浴沂尚不能比“颜子乐底意思”，何能遽是“尧 舜气象”？朱子注《论语》时说曾点心无欠阙，此处却云：自说乐时未便是乐。朱子屡说曾点工夫疏略，此处却说：幸而他只是说，若真做，便成释 老去。此皆见其意态之变。又曰：

    事亦岂可废！若都不就事上学，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学者要须常有三子之事业，又有曾点襟怀，方始不偏。

    此条亦不斥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矣。又曰：

    某尝说曾晳不可学，他是偶然见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时被他说得恁地也快活人，故与之。今人若要学他，便会狂妄了。夫子说：“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便是狂简，如庄 列之徒皆是。他自说得恁地好，若是不裁，只管听他恁地，今日也浴沂咏归，明日也浴沂咏归，却做个甚么合杀！

    此条明明说：如曾点之辈，应加以裁正，否则将成无合杀。则朱子之意显然可见矣。又曰：

    程子论“三子言志，自是实事”一段，甚好。及论“夫子与点”一段，意却少异。所以《集注》两载之。

    此条大可注意。谓程子“论三子言志自是实事一段甚好”，则言外见程子论“夫子与点”一段，在朱子意若有憾矣。其实程子论三子言志，谓：“古之学者有先后之序，三子言志如此，夫子许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却自身只在此。”此乃谓三子言志地位尽低，然总还是实事，故夫子亦许之，不如后代学者志高而不实。朱子注《论语》时，依程意，谓：“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如此下语，确与所引程子四节语意相洽。程子此四节话，一论三子，一论曾点，前后语意并无相异。只因朱子后来自己意见逐渐变了，故又改换口气，作此分析。读者于此等处当细辨。

    问：再看“浴沂”章程子云云。先生曰：“此一段惟上蔡见得分晓。盖三子只就事上见得此道理，曾点是去自己心性上见得那本源头道理。使曾点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点见处，虽尧 舜事业亦不过以此为之而已。程子所说意思固好，但所录不尽其意。看得来上面须别有说话在先，必说曾点已见此道理了，然后能如此，则体用具备。若如今恁地说，则有用无体，便觉偏了。”

    此一条，朱子正面阐释程子意思。然谓“如今恁地说，则有用无体，便觉偏了”，则朱子对程子这几段话，仍觉不甚妥惬。又曰“程子此一段话，惟上蔡见得分晓”，则朱子解释二程语，依然要走上上蔡路子。此亦大可注意。又曰：

    上蔡说“鸢飞鱼跃”，因云：“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看来此一段好，当入在《集注》中“舞雩”后。

    此条当与上引一条合看。前引《公冶长篇》“子贡文章性与天道”一节，朱子本不赞成上蔡之说；实则上蔡谓“性与天道即在文章里”，正犹此处谓性与天道即在鸢飞鱼跃上见。此即伊川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也。朱子所以有取于上蔡此一节话者，殆为其讲到“勿忘，勿助长”，见有下工夫处；所以不取于上蔡“性天文章”一节话者，殆为其不见有下工夫处，故谓“程先生说得实，他说得虚”。朱子此处又谓“程子语若如今恁地说，则有用无体”者，是亦嫌程子语落虚了。可见朱子此等处虽大体仍遵二程，遇为二程语作解释，亦不得不借径于上蔡之说。然朱子究是平实，故在此等处总见其颇费斟酌调护之苦心。后代传说，朱子于易箦前曾悔《集注》“吾与点也”一节未能改定，恐遗误后学。虽无确证，然细读《语类》关于此章之许多讨论，似朱子确亦有此悔。而本章《集注》之有失《论语》原旨，则更可见。明儒仍袭宋儒遗风，张皇“与点”一章，则朱《注》少此一改，其影响亦不可谓不巨矣。

    七

    《公冶长篇》：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朱《注》：

    斯，指此理而言。信，谓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也。开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说其笃志。

    程子曰：“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夫子说之。”

    又曰：“古人见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谢氏曰：“开之学无可考。然圣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于心术之微，则一毫不自得，不害其为未信。此圣人所不能知，而开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于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说之也。”

    此条“斯”字显指仕言，谓己于仕事胜任否未能自信也。而朱子以“理”字释之，谓其“未能真知此理而无毫发之疑”，则试问此理又何理乎？

    又朱子此章注引程子语，又引谢子语；朱《注》谓“无毫发之疑”，即采上蔡“心术之微，一毫不自得，不害为未信”语来。此章注语当与“吾与点也”注合看。程子谓“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语类》朱子谓“三子只就事上见得此道理，曾点是去自己心性上见得那本源头道理”；亦犹此章引上蔡从心术微处阐述漆雕开已见大意也。细玩本章所引上蔡语，似主要尚不在见此理，而更要在信得及此心之所见。此显是禅味深厚，孔门当时决不有此等意态。

    《语类》讨论本章，亦得三十条，兹再节钞分说如下：

    上蔡言漆雕开不安于小成，是他先见大意了，方肯不安于小成。若不见大意者，只安于小成耳。

    上蔡之意，出仕治民仅是小成，在心术微处用工夫，始可直入圣域也。程子谓子路、冉有、公西赤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此即上蔡所谓“安于小成”者也。漆雕开其材可以仕而不仕，故谓其“已见大意”。上蔡此等处，直是二程真旨嫡传。朱子本章注仅云：“开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说其笃志。”不谓“其材可以仕而不仕”，下语谨慎，意态亦平易；较之程、谢，显有距离。

    问：“漆雕开与曾点孰优劣？”曰：“旧看皆云曾点高，今看来，却是开著实，点颇动荡。”

    此又见朱子平实处。“旧看皆云曾点高”，盖自程门相传看法如此。

    朱子稍后始对曾点常加疑问纠正之辞，而于漆雕开则较多称许。

    问：“恐漆雕开见处，未到曾点？”曰：“曾点见虽高，漆雕开却确实，观他‘吾斯之未能信’之语可见。”

    程子曰：“点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 舜气象。”当时程门意见，似乎认为曾点已见到此理，而又无不自信处，故许为高于漆雕开。朱子却因漆雕开之不自信而称其“确实”。此朱子学脉从二程转手处，尚论者当深细体会。

    问：“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曰：“漆雕开想是灰头土面，朴实去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虽见大意，也学未到。若曾晳，则只是见得，却不曾下工夫。”

    朱子意颇不许曾点，就此引诸条皆可见。《语类》讨论“与点”章亦有较量此两人处，今再补录一则于下：

    若是曾晳，则须是更去行处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则便入于释 老去也。观季武子死，曾点倚其门而歌。他虽未是好人，然人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庄 老意思。程子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看得来漆雕开为人却有规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朱子不喜曾点语，在《语类》中随处可见；只为程门相传推尊此人，故终还称其有见。至于漆雕开，程子虽以“已见大意”许之，然终不如许与曾点之高；而朱子乃处处倒转此两人之地位。此皆自《集注》已成之后而始有此转变。

    八

    《先进篇》：

    子曰：“从我于陈 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朱《注》：

    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程子曰：“四科乃从夫子于陈 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知十哲，世俗论也。”

    本章朱子注文极平实。引程子语谓“十哲世俗之论”，又是“不贴贴地见豪杰气”。若论相从于陈 蔡时，游、夏尚年幼，决不相及。若论“曾子传道”，则从古皆谓孔子传道于七十子，惟自禅宗 达摩至慧能，始有衣钵，一线单传；孔子宁有信物独付曾参乎？程子谓“门人之贤固不止此”，其心中除“曾子传道”之外，尚有“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如子路、冉有所见者小，而转列之十哲，故目之为“俗论”也。

    九

    《子张篇》：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

    朱《注》：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为先而传之，非以其本为后而倦教。但学者所至，自有浅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类固有别矣。若不量其浅深，不问其生熟，而概以高且远者强而语之，则是诬之而已。君子之道，岂可如此？若夫始终本末，一以贯之，则惟圣人为然，岂可责之门人小子乎？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

    又曰：“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谨独。”

    又曰：“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如何。”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又曰：“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

    朱子引程子语后又自加按语云：

    愚按：程子第一条，说此章文意最为详尽。其后四条，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虽殊，而理则一。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盖与第一条之意实相表里，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今按：本章朱子注文极为平实明尽。下引程子语凡五则，朱子又为加按语，谓所引第一条“说此章文意最为详尽”，是也。至此下四条，显与《论语》原旨不合。既曰“圣人之道更无精粗”，又曰“物有本末，而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又曰：“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凡此，与子游、子夏原意皆有违异。朱子按语谓其“实相表里”，此自朱子语尔。程子语之本真涵义似不如此。但细玩程子原文可见。此又朱子著意弥缝之一迹也。

    《语类》讨论本章者共凡二十条，兹再节录分说如下：

    问：“洒扫应对”章程子曰四条。曰：“此最难看。少年只管不理会得‘理与大小’是如何，此句与上条‘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问之前辈，亦只似谢氏说得高妙，更无捉摸处。因在同安时，一日，差入山中检视，夜间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非是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

    今按：朱子此番解释，诚是周匝圆到，无奈程子语意实非如此。抑且朱子在他处亦曾依照程子意说之，如《述而篇》“吾无隐乎尔”章，《语类》有三条，兹摘录其二如下：

    夫子尝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而言性与天道则不可得而闻。想是不曾得闻者疑其有隐。不知夫子之坐作语默，无不是这个道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圣人虽教人洒扫应对，这道理也在里面。

    如此条所说，乃颇与程子语意相当。谢上蔡本说“性与天道即在这文章里”，而朱子说“性与天道”章不之取；今说“无隐乎尔”章，仍落到上蔡圈里。此等处，朱子尽只依违。一面觉得程门此等话有理，一面又恐其有流弊，故有时这样说，有时那样说，总不使偏锋话。此皆朱子之极费斟酌调停处。又曰：

    问：“伊川言：‘圣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圣人有隐乎尔。’何也？”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观《中庸》言‘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言道之大处。‘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言道之小处。圣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谓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无二致。要在学者下学上达自见得耳，在我初无所隐也。”

    程子言“圣人之道更无精粗”，又曰“理无大小”，朱子则缓其辞曰“道有大小精粗”。凡二程语露豪杰气，若有不贴贴地处，朱子都把其棱角来磨了。然说本章大义，仍采二程说，则明白可见。而于“洒扫应对”章，则说得更圆到些。

    问：“伊川云：‘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谨独。’又曰：‘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如何。’”曰：“某向来费无限思量，理会此段不得。如伊川门人都说差了。且是不敢把他底做不是，只管就他底解说，解来解去，只见与子夏之说相反，常以为疑。子夏正说有本有末，如何诸公都说成末即是本？后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验公事，路上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当时说与同官某人，某人亦正思量此话起，颇同所疑。今看伊川许多说话时，复又说错了。所谓‘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是一样道理，洒扫应对必有所以然，精义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贯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固是精义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扫应对亦有形而上之理。”问：“《集注》云：‘始终本末一以贯之，惟圣人为然’，此解得已分明，但圣人事是甚么样子？”曰：“如云‘下学而上达’，当其下学时，便上达天理是也。”

    今按：朱子对此番道理，确曾大费过思量。伊川云：“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则“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此即“显微无间，体用一源”之义。而此一理，从上蔡说，则只在心术微处可见。故曾点之浴沂咏归，此番心情便即是尧 舜心情。尧 舜事业，只从此心情中流出。故说曾点浴沂咏归“便是尧 舜气象”。若把此一番理论再推申，再凝敛，便开象山“先立乎其大者”“心即理”之主张。只为伊川说话较明道多了些、密了些，此下遂有朱子“格物穷理，以求其一旦豁然贯通”之说。然朱子说来说去，仍不能全否定了象山之立论。细玩此条，朱子 同安路上是一悟，如上引《语类》一条，即是同安路上所悟，明白认定说“非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但此条则在同安路上悟后，到得看伊川许多说话时，又觉得自己以前说错了，便又说“洒扫应对亦有形而上之理”，“下学时便上达天理”。此见朱子心中仍是依违游移，尽求斟酌调停，总是弥缝难合也。

    问：“程子云：‘故君子只在谨独’，何也？”曰：“事有大小，理却无大小，合当理会处，便用与他理会，故君子只在谨独。不问大事小事，精粗巨细，尽用照管，尽用理会。不可说个是粗底事，不理会，只理会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说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洒扫应对只是粗底，精义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须是从粗底、小底理会起，方渐而至于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近者、小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或云：“洒扫应对非道之全体，只是道中之一节。”曰：“合起来便是道之全体，非大底是全体，小底不是全体也。”问：“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两段。’”曰：“须是就事上理会道理，非事何以识理？洒扫应对，末也；精义入神，本也。不可说这个是末，不足理会，只理会那本，这便不得。又不可说这末便是本，但学其末，则本便在此也。”

    此条仍是同安路上所悟语。此乃朱子“格物穷理”精神。朱子谓：“非事何以识理？”故不喜上蔡、象山专就心上说。

    问：“子游知有本而欲弃其末，子夏则以本末有先后之序，程子则合本末以为一而言之。详味先生之说，则所谓洒扫应对固便是精义入神事，只知于洒扫应对上做工夫，而不复深究精义入神底事，则亦不能通贯而至于浑融也。惟是下学之既至而上达益加审焉，则本末透彻而无遗矣。”曰：“这是说洒扫应对也是这道理，若要精义入神，须是从这里面会将去。如公说，则似理会了洒扫应对了，又须是去理会精义入神；却不得程子说，又便是子夏之说。”

    此条问得极清晰扼要。朱子只说“格物”虽有不同，“穷理”则只是一贯，从此上再把程子说与子夏说分疏，便见程子说更高过了子夏说。其实则仍是同安路上所悟，只弥缝更密，说来更圆到。又曰：

    先传后倦，明道说最好。伊川与上蔡说，须先理会得子夏意方看得。

    此条最见调停甚苦，而亦最见分寸。谓“伊川与上蔡说，须先理会子夏意方看得”，下语极斟酌有力。其实二程当时，极多突出语、过高语，学者必先理会得《论》《孟》真意，方可看得。又如读《论语注》，亦须先理会得朱《注》，然后其圈外所引二程语及其他诸家语方可看得。如此分别而看，逐一理会，有离有合，有出有入，可见义理之无穷。若误谓朱子语即是程子语，又误谓程 朱语即是《论》《孟》原旨，即是孔 孟语，则至少已违失朱子“格物穷理”之教矣。

    问：“程子曰：‘洒扫应对，与佛家默然处合’，何也？”曰：“默然处只是都无作用。非是取其说，但借彼明此。洒扫应对，即无声无臭之理也。”

    二程当时，有许多突出语、过高语，有许多“不贴贴地见豪杰气”语，多半借用佛氏 禅宗。纵谓“非是取其说”，然“借彼明此”，已为儒、释作沟通桥梁。故曰“弥近理而大乱真”。究已引进了许多释氏之“近理”处，但又要力辨其“乱真”处。欲究程 朱与孔 孟异同，此等处最当著眼。

    又曰：

    一日夜坐，闻子规声，先生曰：“旧为同安簿时，下乡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时正思量‘子夏之门人小子’章，闻子规声甚切。今才闻子规啼，便记得是时。”

    又附注另一录云：

    思量此章，理会不得，横解竖解，更解不行，又被杜鹃叫不住声。

    《语类》记此条者又自附一注云：

    当时亦不能问。续检寻《集注》此章，乃是程子诸说多是明精粗本末，分虽殊而理则一，似若无本末，无小大。独明道说“君子教人有序”等句分晓，乃是有本末小大。在学者则须由下学乃能上达，惟圣人合下始终皆备耳。此是一大统会，当时必大有所省。所恨愚暗，不足以发师诲耳。

    今按：细玩此条，朱子当时同安路上一悟，实是思量甚苦后乃得之。即今读此条，当时情况，犹可依稀想像。后人仅读《论语》朱《注》，以为循朱《注》即可明得《论语》本旨，若不检寻《语类》，又焉知此中有如许曲折，如许苦心乎？

    记此条者谓此是“一大统会”，诚然诚然。本篇偶拈“吾与点也”章至此，皆在此一统会中。《论语》他章与此“一大统会”相关涉处尚多，本篇仅发其例于此，不复详引。

    以上仅就《论语》朱《注》，择取其有关“性与天道”之认识，及有关日常人生之体会者，就此两大纲，各举数条，粗加陈说，而程朱、孔 孟思想歧异处，亦已约略可见。若欲再作深究，此当更端别撰，非本文所能尽也。

    （一九六四年二月《清华学报》新四卷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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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编者按：此篇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