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sp;   我们默不作声地回头望着勒妮·德拉图尔。她像个少女一样安详地坐在那里，仿佛整个事情同她毫不相干。但是刚才喊叫的人只可能是她————维利的嗓音我们是熟悉的。

    总管站到桌子旁。“先生们有何吩咐？”

    “汤面，辣味红烧牛肉，两份红甜羹，”格奥尔格回答，“快，要不然我们就把你的耳膜震裂，你这懒虫！”

    爱德华走了过来。他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目光滑到桌子底下。那里没藏人，鬼是不可能这样咆哮的。我们也不会，这他知道。他猜想那是某种诡计。“我不得不请求，”他终于说道，“在我饭店里不能这样喧哗。”

    没有人回答。我们毫无表情地盯住他。勒妮·德拉图尔在搽粉。爱德华转过身子走了。

    “老板！请您来一下！”先前那雷鸣般的声音猛地又在他身后响起来。

    爱德华急忙回头，眼睛盯着我们。我们大家的脸上还是那毫无感情的微笑。他的眼睛盯住勒妮·德拉图尔。“您刚才是……”

    勒妮把自己的粉盒盖上。“什么？”她用银铃般脆亮、娇滴滴的女高音问道，“您要什么？”

    爱德华直愣愣地望着。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

    “您或许是操劳过度吧，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问道，“您似乎是得了幻觉症。”

    “但是刚才明明有人……”

    “你疯了，爱德华，”我说，“你的脸色非常难看。给我休假去。我们才没兴趣把仿意大利大理石造的廉价峁形墓碑出售给你的家属，因为你不配。”

    爱德华像一只猫头鹰那样眨巴着眼睛。

    “您像个怪人，”勒妮·德拉图尔用像笛子一样的高音说，“您的服务员听不见，您还要归咎于您的客人。”

    她笑了，笑声像是银铃与悦耳之音的迷人混合，如同从喷泉中涌了出来，犹如童话里林中的溪流。

    爱德华搔搔脑门。他最后的怀疑根据消失了。这少女也不可能是喊话的人。这么笑的人是不会有那般军人的嗓音的。“您可以走了，克诺布洛赫，”格奥尔格心不在焉地说，“还是您想一道聊聊天？”

    “别吃那么多的肉，”我说，“也许你就是吃太多了！你刚才还跟我们讲过些什么？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

    爱德华迅速转过身子，溜之大吉。我们一直等到他走得远远的，然后维利才无声地笑了起来，魁梧的身子因而在颤动着。勒妮·德拉图尔温柔地微笑。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维利，”我说，“我是个阅历浅薄的人，因此这是我年轻生命中一个最美好的时刻，但是现在请你解释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维利默然哼了一声，颤动着用手指向勒妮。

    “Excusez Mademoiselle，”我说，“Je me…”

    我说法语时，维利笑得更加厉害。

    “告诉他，洛特。”他扑哧笑了。

    “什么？”勒妮羞怯地微笑问道，但是她突然换了深沉的隆隆的低音。

    我们凝视着她。“她是个艺术家，”维利费了好大劲才把话说出来，“是二重唱的歌唱家。她唱二重唱。但只是一个人。一节声音高，一节声音低。一节用女高音唱，一节用男低音唱。”

    疑团终于解开。“可是男低音……”我问。

    “天才啊！”维利解释说，“其次当然是勤奋。你们最好能听一下她是怎样模仿夫妻吵嘴的。洛特真了不起！”

    我们表示赞同。辣味红烧牛肉端了上来。爱德华在远处观察，一边绕着我们的餐桌打转。他的错误就在于总要追根溯源。这就败坏了他的抒情诗，使他在生活中变得多疑。眼下他在为神秘的男低音大伤脑筋。他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格奥尔格·克罗尔，过去在学校里对女人献殷勤的人，邀请勒妮·德拉图尔和维利作他的客人，庆祝胜利。为了这精美的辣味红烧牛肉，过一会儿他将递给咬牙切齿的爱德华四张餐券，&nbsp；它们总价值还不够购买几根带一点肉的骨头。

    黄昏时分。我坐在办公室楼上我的房间里，倚着窗户。房屋低矮、多棱角、陈旧不堪，像这段街道一样，这座房子过去曾一度附属于教堂，教堂就在街道尽头的一个广场上。教士和教会的职员曾在这里住过，但是六十年前它成了克罗尔公司的财产。它原来由两幢矮房子构成，两幢房屋由一道拱门和一个入口隔开，第二幢房屋里住着退伍上士克诺普夫同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接着是供我们陈列墓碑用的美丽的旧式花园，后面左侧还有一间双层的木结构外屋。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就在外屋楼下干活。他给我们出售的阵亡士兵纪念碑塑造挽狮和飞鹰的模型，并且把碑文画在墓碑上，然后再由石匠镌刻。工作之余他弹奏吉他，徒步漫游，做着未来某天著名的库尔特·巴赫荣膺金质奖章的美梦，这种时候是永远不会到来的。他今年三十二岁。

    外屋的楼上我们租给棺材木匠维尔克。维尔克是个瘦骨嶙峋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成家了。我们同他的关系是友好的，如同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一切关系一样。倘若我们知道有个死者还没有棺材，我们就介绍维尔克或给他打个招呼让他张罗；若是他知道有具尸体尚未给贪婪的竞争对手弄走，他同样关照我们。因为，争夺死者的斗争是无情的，刀对刀，刃对刃。我们的竞争对手霍尔曼和克洛茨墓碑公司的掮客奥斯卡·富克斯甚至利用洋葱为他服务。他在走进停尸房以前，从口袋里抓一把切碎的洋葱，一直闻到两眼饱含泪水为止————随后他走了进去，做出对高贵的死者表示同情的姿态，并试着做起生意。因此他叫作泪人奥斯卡。事情真怪，但是假如死者亲属在某些死者活着时能对他们表现出像他们死后那样的一半关心————这种死后的关心死者是得不到的————那么死者必定乐于放弃价值连城的陵墓。人的确是这样：只有他没有的东西，他才会真正感到它的可贵。

    街道上笼罩着黄昏时透明的烟雾。莉萨已经开了灯，然而这次却把窗帘拉上，说明屠马人已经在家。她的房子和霍尔茨曼酒店的花园毗邻。紫丁香高挂在围墙上，从拱顶上吹来一阵阵新鲜醋味。退役上士克诺普夫从我们屋子的大门走出来。他骨瘦如柴，戴着一顶有帽缘的帽子，手拿一根散步时用的拐杖。尽管他是军人，而且除了练兵规则之外未读过什么书，他的外貌却像尼采。克诺普夫顺着哈肯大街走下去，在玛利亚大街街角向左拐弯。大约在午夜时分，他才会回来，这一次是走右边。他就这样结束他逛城里酒馆的行程，这行程与一位老军人是很相称的，它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克诺普夫只喝烈酒，而且是谷物酿成的酒，别的酒不喝。在这方面，他是仅有的最了不起的行家。城里约有三四家公司酿制谷物酒，我们觉得它们的酒味道差不多都是一个样，但克诺普夫却觉得不同，他闻到酒味就能把酒区别开来。四十年的艰苦工作使他的舌头锻炼得如此细腻，以至他甚至在尝到同一种酒时都能区别它是哪家的产品。他声称，即使酒窖不同，他也能加以区别。当然不是指瓶装谷物酒，而是指装在桶里的酒。他曾经好多次在打赌中获胜。

    我站了起来，环顾一下房间。天花板低矮倾斜，房间不大，可是我需要的东西在房里应有尽有————一张床、一个摆着图书的书架、一张桌子、几张椅子和一架旧钢琴。五年前我在战场上当兵时，我真不敢相信我还会有过得这么美好的一天。当时我们驻扎在佛兰德，那是在凯默尔山总攻击的时候，我们连队损失了四分之三。格奥尔格·克罗尔在总攻第二天腹部中弹住进野战医院，可是我差不多挨过了三个星期，膝盖才被子弹打中。后来令人崩溃的时候到了，我终于当了教师，那是我患病的母亲的愿望，我在她去世前答应了。她当时病得很重，所以她想，假如我谋得个终身公职，我至少不会再出什么别的事了。她是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去世的，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去参加了考试，并且被派往荒原上的几个村庄，直到我感到厌烦。我向儿童灌输的那些东西，我本人早就不再相信了，我还厌恶整天把自己活埋在那些我宁愿遗忘的回忆之中。

    我试着读书，但这不是读书的气候。春天令人不安，人们在黄昏时容易迷离恍惚。一切随即变得无边无际，令人透不过气来，令人迷惘。我开了灯，立即产生一种安全感。桌上放着一个黄颜色的公文夹，夹着我用埃丽卡打字机打出来的三张诗歌。我偶尔把这些诗歌寄给报社，稿子要么被退回来，要么报社不予答复。随后我又打了新的诗歌，又把它们寄出去。只有三次我在本城日报上发表了点东西————当然是靠格奥尔格的帮助，他认识报社的编辑。这一点总算是够我成为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的成员，这俱乐部在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家的古德意志式样的房间里每周聚会一次。不久前爱德华以我在餐券事情上有伤道德为理由，企图把我摈弃在外，但是俱乐部反对爱德华的主张，说我如同多年来我们亲爱祖国的整个工业和商业一样，所作所为是令人尊敬的，再说，艺术同道德风马牛不相及。

    我把诗歌搁在一旁。它们突然显得平庸和幼稚，如同几乎每个年轻人曾经有过的典型的尝试。我在战场上就开始写诗了，但是当时这么做有一种意义————它暂时把我从我目睹的事情引开，它是一种反抗，是对还有某些事物会超然于破坏和死亡之外的信念的小小庇护所。然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我知道，除了某些事物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物，我也知道，两者甚至可以同时存在。为此我不需要自己的诗歌，在我的书架上，那些书里所说的任何一件事都不知美化了多少倍。但是如果存在放弃某事的理由，某人将会有何遭遇？我们大家应存在于何处？我就这样继续写下去，可是我往往觉得，此刻在屋顶上广阔无垠的变成苹果一般颜色的夜空，是灰茫茫的一片，像是纸糊的，而黄昏时紫色的灰尘已经笼罩着街道。

    我下了楼梯，从黑洞洞的办公室走过，到了花园。克诺普夫家的屋门敞开着。他的三个女儿在灯下坐在缝纫机旁干活，犹如坐在一个火红的岩洞里一样。缝纫机嗡嗡作响。我对着办公室旁的窗户瞥了一眼。那里没有灯光，格奥尔格到什么地方去了。海因里希已上酒馆，坐到自己固定座位上，求得精神上的安慰。我在花园里转了一圈。有人才撒过尿，泥土潮湿，气味呛人。维尔克的棺材铺里没有人，库尔特·巴赫那里也是静悄悄的。几扇窗户敞开，一头雕好一半的挽狮伏在地上，仿佛它在闹牙疼，旁边两个空啤酒瓶安静地立在那里。

    一只鸟突然唱起歌来。那是一只画眉。它停在海因里希·克罗尔已经兜售掉的十字架墓碑的尖顶上，它的声音对于长着黄嘴喙的球状黑鸟来说未免太大了。它在欢呼，哀怨，拨动我的心弦。刹那间我想，它的歌对我来说是生命、未来、梦幻、一切捉摸不定的事物、陌生和新鲜的事物；对于才从花园潮湿泥土中钻出来，现在围着十字架墓碑向上爬的蠕虫来说，那无疑是通过用令人可怕的嘴喙进行捣碎而发出的恐怖死亡信号。尽管如此，我却无法自救，这信号把我驱走，它使一切都变得轻松，我突然束手无策地站立在那儿，我感到奇怪，我并没有碎裂，或像一只气球那样飞往夜空，后来我终于克制住自己，踉踉跄跄地回头穿过花园，重新尝到夜的气息。我上了楼梯，朝钢琴走去，手指按下琴键，抚摸着，我努力使自己成为像画眉那样的鸟，唱出我的感受，使我的感受发出颤音，可是我最终不过奏出一大堆分散的和音、几首支离破碎的感伤流行歌曲、民歌以及风流骑士和《特里斯坦》中的曲子，乱七八糟，简直成了大杂烩，后来街上终于有人喊叫：“天哪，首先要学习弹得准确！”

    我中断弹奏，轻步走到窗口。有个黑影在昏暗中消失，他已经离得很远，没法辩白两句了，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个人说得有道理。我弹得不准确，钢琴弹得不对，人生这架钢琴也没弹好，我从来没学会，我总是操之过急，总是太没耐性，其间总要发生点事情，总要半途而废————可是谁能弹得对头！即使他能这么做，这对他又有什么用？难道一团漆黑会因此变得不那么黑吗？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会因此变得不那么无望吗？由于永远得不到答案而产生的绝望会因此变得不那么令人痛苦吗？人生在任何时候可以因此而得到解释、掌握，像一匹被驯服的马任人驾驭吗？或者它会像一艘风暴中的巨大帆船，载着我们，而当我们想抓牢它，它就把我们抛下水吗？有时我面前出现一个洞，它似乎通到地球的中心。什么东西能把它填满？是渴望吗？是绝望吗？是幸福吗？是哪一样？疲乏？悲观？死亡？我为什么活着？是的，我为什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