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走出门。四月末的阳光向我们倾泻了下来，仿佛是从一只盛满光和风的巨大金盒里倾倒出来。我们停住脚步。花园万紫千红，春天像一把竖琴在白杨树的嫩绿枝叶间窸窣作响，已经有一株紫丁香绽出花朵。

    “通货膨胀！”我说，“你这次遇到的通货膨胀，是最凶猛的一次。看来就连自然界也知道得用万和百万进行计算。你瞧，郁金香在那里做什么！那边的白花和红花以及到处的黄花！那是什么气味啊！”

    格奥尔格点着头，闻闻巴西雪茄的味道，抽了一口。他这时可以抽支雪茄烟，就觉得自然界增添不少秀色。

    我们感到太阳照在自己脸上，我们观看这壮丽的景色。屋后的花园同时又是我们的墓碑陈列场。它们竖立在那里，如同一位瘦削的少尉率领的一连士兵那样，它们也由站在紧靠门口的方尖碑奥托率领。这座方尖碑就是我劝说海因里希出售的那座，是公司里最年长的墓碑，是公司的象征，那副奇形怪状的样子并不好看。在它后面，是些用砂岩和水泥浇铸成的廉价峁形小墓碑，它们是给那些生前勇敢正直、辛苦一辈子而且当然也是一事无成的穷苦人用的。接着是些较大的、带有基座的峁形碑，可是总还是便宜货，是给那些希望日子过得好一些的人用的，他们由于在生前不可能过上好日子而希望至少在死后过得好一些。这种墓碑的销路比起普通峁形墓碑的销路要好，谁也说不清死者亲属的这种迟至的虚荣心是感人的还是荒谬的。再后面是砂岩造的峁形碑，它们镶嵌着大理石板，灰黑花岗岩或黑色瑞典花岗岩。对于靠双手劳动为生的人来说，这些墓碑已经过于昂贵。它们的主顾是小商人、小工场主和自己经营的手工工匠，当然也包括那些永远不幸的人，即总是不得不装得比其实际情况更阔一些的小官吏，这些勇敢的穿着立领服装的无产者，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有本事时至今日还在苟延残喘，因为他们薪俸的提高总是来得太晚。

    所有这些墓碑不过是我们称之为小畜生的玩艺儿，在它们后面才是一座座大理石和花岗岩制成的墓碑。首先是单面磨过的，它们的前面光滑，侧面和背面凹凸不平，基座各面都很粗糙。这个级别的墓碑是供小康的中产阶层、雇主、商人和比较富裕的店主用的，当然也包括英勇的不幸的人，即高级官僚，他们如同小官吏一样，为了保持排场，死时的开销比之生前所赚的还要多。

    当然，墓碑中的贵族还是各面都磨光的大理石和黑色瑞典花岗岩碑。这些墓碑的侧面和背面都不粗糙，不论是看得见或是看不见的地方，甚至于基座，统统都搞得亮光光的，它们不是仅有一个或两个基座，往往含有倾斜安放着的第三个基座，而如若是真正的磨光墓碑，其上方还有个用同一块碑材雕成的庄严的十字架。当然，这样的墓碑不过是给富裕的农民、拥有实物的大亨、做黑市买卖和搞长期期票的商人用的，这些商人仰赖那个一向以空头支票支付一切的帝国银行生存。

    我们同时望着唯一的一座磨光石碑，它在一刻钟以前还是公司的财产。它停放在那儿，颜色乌黑，像一辆新汽车的漆那样闪亮。春天在它周围散发芳香，紫丁香花朵对它低垂着头，它像个高大的女士，冷淡、无动于衷。她的处女期只有一个小时了，随后农场主海因里希·弗莱德森的名字将用镀金的拉丁字体被镌刻在她狭窄的腹部上，每个字母的代价是八百马克。“你去吧，黑狄安娜！”我说，“去吧！”我脱掉礼帽，“诗人永远无法明白，即使是完完全全的美人也得服从命运的法则，而且必须痛苦地死去！你去吧！你将成为骗子弗莱德森卑鄙灵魂的广告，他夺走城里穷困寡妇的最后一张一万马克钞票，只给她们昂贵的冒充黄油的人造黄油，至于小牛排、猪排和红烧牛肉贵得吓人的价格，那就不用提了！你去吧！”

    “你把我折腾得饿了，”格奥尔格说，“到瓦尔哈拉饭店去，还是你先去买条领带？”

    “不，商店打烊还早。星期六下午，美元没有新的牌价。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至星期一早晨，我们的货币是稳定的。究竟为什么呢？这必定有什么蹊跷。为什么马克过周末不往下跌？是上帝把它拦住吗？”

    “因为交易所没开门。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人是由里及外还是从外向里活着？”

    “人活着，完了。瓦尔哈拉饭店有辣味红烧牛肉配土豆、腌菜和色拉。我从银行出来时就看到过菜单。”

    “辣味红烧牛肉！”我摘了朵樱草花，把它插在我的纽扣洞里，“人活着，你说得对！哪个继续再问，他就输了。来，让我们来气气爱德华·克诺布洛赫吧！”

    我们走进瓦尔哈拉饭店的大餐厅。老板爱德华·克诺布洛赫是个肥胖的巨人，头上披着棕色假发，身穿飘逸的晚宴礼服，他看到我们时做了个鬼脸，仿佛他在吃小鹿背肉时咬到一粒霰弹。

    “您好，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说，“今天天气好极了！这天气会使人大开胃口的！”

    爱德华神经质地耸耸肩。“饮食过饱有碍健康！对肝脏、胆囊以及所有其他器官都有害。”

    “在您这儿不会的，克诺布洛赫先生，”格奥尔格真挚地回答，“您的午餐使人健康。”

    “健康！可是太健康了也可能是有害的。按照最新的科学研究的说法就是肉太多————”

    我轻轻拍了一下爱德华的柔软肚皮，打断他的话。他缩了回去，仿佛有人抓住他的下身。“安静，顺应你的命运，”我说，“我们并没有把你吃穷。诗作得怎样？”

    “去讨饭吧！没有时间！这年头！”

    我并没有取笑这种愚蠢行为。爱德华不仅是老板，而且也是个诗人，但是他不能这么恶劣地对待我。“哪还有空的桌子？”我问。

    克诺布洛赫环顾四周。他的脸突然亮堂起来。“我的先生们，我感到特别遗憾，但是我恰好看到，一张桌子也不空。”

    “没关系，我们等着。”

    爱德华再次向四周看了一下。“看样子似乎暂时还不会有桌子空出来。”他高兴地宣布，“先生们都还在喝汤，你们今天或许还可以在旧城酒家或在车站饭店里试试看。那里的饭菜也过得去。”

    过得去！这一天挖苦的话似乎是太多了。首先是海因里希，现在是爱德华。但我们要为辣味红烧牛肉斗争，即使我们需要等待一个小时————那是瓦尔哈拉饭店菜单上的名菜。

    可是爱德华不仅是个诗人，而且似乎也会读心术。“没有必要等了，”他说，“辣味红烧牛肉从来就不够，总是不到时间就卖光的。或许你们想要一份德式煎牛排吗？这个你们可以在这儿吧台上吃。”

    “宁肯死，”我说，“我们也一定要吃到辣味红烧牛肉，哪怕我们必须把你本人宰了。”

    “真的？”爱德华真是个肥胖的、多疑的家伙。

    “一点不假，”我回答，在他肚皮上又轻轻地拍了一下，“来，格奥尔格，我们有桌子了。”

    “在哪里？”爱德华迅速问道。

    “就在那位先生坐着的地方，他看上去像个衣橱。对了，就是那个红头发的人，他带着个漂亮的女士。他已经站了起来，在向我们招手。爱德华，那是我的朋友维利。你叫个服务员去，我们要点菜！”

    爱德华从我们这里走开，发出吱吱的声响，仿佛他是根爆裂开来的汽车软管。我们朝维利走过去。

    爱德华耍这套把戏的原因很简单。从前人家可以在他这里预订饭菜，可以买本十张餐券的本子，这样比起一顿顿购买要稍许便宜些。爱德华当时这么做是为了把生意做活。可是前几周像雪崩一样的通货膨胀搞垮了他的计划。若用餐券就餐，本子上第一张餐券还同预先支付的价钱相当的话，那么第十张餐券就大大低于实际价钱了。因此，爱德华取消了预订本，他在这方面亏损太多了。那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巧妙。我们非常及时地探听到他的计划，因而我们在六星期前就把卖出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的全部进款用来在瓦尔哈拉饭店购买大批餐券。为了避免爱德华发觉，我们利用了各式各样的人————棺材木匠维尔克、公墓看管人利伯曼、我们的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维利，其他几个战时的伙伴和商务上的朋友，甚至于莉萨。所有人都在出纳处为我们购得餐券本。后来爱德华取消预订业务时，他满怀希望能在十天之内了结一切预订事务，因为每一本只有十张餐券，他以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只会购买一个本子。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三十多本。在取消预订业务后的两个星期，我们仍然用餐券来支付，爱德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四星期以后，他得了轻度恐惧症。这时候我们吃到的等于只付半价。六星期后则相当于十支香烟的钱。我们天天去用餐，用餐券来支付。爱德华问我们还有多少券。我们总是躲躲闪闪地回答。他企图抵制餐券，我们便带了个律师去就餐，邀请律师吃维也纳的炸肉排。律师在吃最后一道菜时，给爱德华上了一堂关于合同和义务的法律课，并且用我们的餐券来付了餐费。爱德华的抒情诗蒙上了阴暗的色彩。他试图同我们和解，我们一口拒绝。他写了一首题为《不义之财富不了》的教育诗，投寄给日报社。编辑把它拿给我们看，诗中尖锐地影射了人民的掘墓人，就连“墓碑”和“高利贷者克罗尔”这些词也在其中出现。我们便又邀请我们的律师在瓦尔哈拉吃猪排。他给爱德华讲解了公开侮辱及其后果的概念，并且再次用我们的餐券付了餐费。往昔爱德华纯粹是个专写风花雪月的抒情诗人，如今开始了创作表示憎恨的诗歌。然而这就是他所能做的一切。斗争疯狂地继续进行。爱德华每天都在希望我们的储备即将告罄。他哪里知道，我们的餐券还可以用七个多月。

    维利站起身子。他身穿一套崭新的深绿色上等料子的西装，看上去活像一只红头雨蛙。他的领带上别着一颗珍珠，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沉甸甸的印章戒指。五年前他当过我们连军需官的助手。他和我同年，今年也是二十五岁。

    “让我来介绍一下，”维利说，“我的朋友和战时伙伴格奥尔格·克罗尔和路德维希·博德默尔。巴黎红磨坊夜总会的勒妮·德拉图尔小姐。”

    勒妮·德拉图尔默默地点点头，但并非不友好。我们凝望维利。维利自豪地反过来盯着我们看。“我的先生们，请你们坐下，”他说，“我猜爱德华不想让你们进餐。辣味红烧牛肉很美味，只是还可以多放些洋葱。你们来，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一群人围着桌子坐下。维利深知我们同爱德华的斗争，他怀着天生的投机者那样的兴趣注视着这场战争。

    “服务员！”我喊。

    有个服务员离我们只有四步远，刚才迈着他的平脚从我们身旁蹒跚而过，突然间他耳朵变聋了。“服务员！”我再喊一声。

    “你真是个蛮人，”格奥尔格·克罗尔说，“你侮辱了那个人，侮辱了他的职业。他在1918年是抱着什么目的搞革命的？总管先生！”

    我狞笑着。真的，德国1918年的革命是世界上流血最少的革命。革命者本身给自己吓坏了，他们立即求救于旧政府的官僚和将军，以防他们遭到自己过激行动的危害，而他们做得也宽宏大量。一大批革命者被处死，王公贵族和军官们领取了大笔养老金，以使他们有时间准备暴乱；官员们得到新的官衔；小学教师成了高级中学教师；学校巡视员成了学校督学；服务员也有权被人称呼为总管；过去党的书记成了阁下；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防部长可以心满意足地把真正的将军安插在自己的部里。德国的革命仿佛陷入红长毛绒，陷入舒适惬意、聚餐会友和对制度及命令的渴望之中。

    “总管先生！”格奥尔格又喊了一声。

    服务员还是装聋。这是爱德华惯用的幼稚伎俩，他指示服务员别招待我们，试图用这手法把我们弄得兴趣索然。

    “总管！你这家伙，耳朵聋了吗？”一个用第一流普鲁士兵营语调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突然咆哮起来，这声音响彻餐厅。它好比对久经沙场的老马吹起一声号角，立即发生作用。那服务员顿时站住，他的背部仿佛中了一颗子弹。他转过身子。另外两个也从旁边奔了过来，有个地方还有人啪嗒一声把脚后跟并拢，附近一张桌子旁有一个军人模样的人低声地说：“好！”就连爱德华也拖着飘逸的晚宴礼服走来探寻这上层人物发出的声音。他知道，格奥尔格和我都发不出这样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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