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合作生产与资本化

。而泰勒却用后一种方法来解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但他也指出，这两种理论实际上是相同的。当然，两种比例的变化都涉及到了生产性服务市场的实际运作，两种变化都成体系地出现在我们刚刚做出的分配理论的阐述之中。 ［37］

    为了结束对生产性服务的简短讨论，我们或许可以注意一下通 常对劳动和财产要素所假设的四个区分理由的无效性：（1）主动性之于被动性。企业组织的特点是，劳动和物质设备一样，都直接属于雇主所有，不属于劳动所有者所有。在这一方面，一名自由劳动者与一匹马之间，确实没有明显的区别，更不要说一名本来就是财产的奴隶了。与此紧密相关的是（2）投入要素本身关于（a）种类以及（b）投入工作的服务的量的偏好问题。但这里至多也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程度上的差别；财产所有者通常出于道德的或情感方面的原因而限制财产的使用范围。我们切勿将实际从事工作的投入要素与投入要素所有者的人格相混淆，在这一方面，一件工具、一幢楼房或一块土地，看起来与人的一只手或大脑相同。这一点对（b）即所完成的工作量来说，也是如此。人们可能会强调指出，物质要素并不在意它们是否工作。但限制劳动的工作时间或给予劳动者一定的假期，对一个人的个人资源或希望保护该资源使其不受损伤的愿望来说，都是一种可能的选择，相同的考虑也适用于财产资源。 ［38］

    （3）细察之下，另一个表面上的差别与“不够标准的”（submarginal）投入要素————质量太差而不能使用的投入————相关。人们或许会指出，不存在与无租金土地（free land）同质的没有工资的劳动。但是事实上，够标准的人和不够标准的人与土地上存在的现象一样常见和重要，而且这一方面远远超过了资本。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两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不够标准的劳动者，各个公共机构（institutions）里就满是不够标准的人。一年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空闲工时本来应该用于可以多少带来一些超过竞争性收益的任何事情上，但却用在一些必须使用的设备上。另一方面，与我们所注意到的同样错误的推理有关的是，繁重的工作无疑会导致雇用大量能使用可以生产出更多产品的设备的人，如果是在“更深入利用”的意义上雇用更称职的工人的话。 ［39］

    （4） 财产与个人能力之间最为重要的所谓差异，即道德差异，并没有严格地局限在像现在这样的纯叙述性讨论的范围之内，但我们可能正好观察到，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现实。作为“劳动所得”（earned）的个人服务收入和“非劳动所得”的财产收入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家们”弄出来的。这种区别，明显使人产生误解；要在两者间为道德真实性的区别找到理由，不能说不可能，但也非常困难。“有的人生而伟大，有的人赢得了伟大，还有些人是送来的伟大”，这句话实际上也适用于财富。将一份产品 或由于勤恳的努力甚或遗传优势或幸运所带来的生产能力各自区别出来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作出错误区别而导致的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两种情况都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实现再分配的实际可能性上，也存在带有几分重要性的区别，为了把复杂因素排除在分析之外，我们认为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财产再作一个明确的说明；财产是与财产所有者分离的，劳动通常并不与所有者分离，或者说，没有达到类似的分离程度。至于社会政策的唯一结论，我在这里要插一句，我们坚决主张“社会”必须抛弃这样一种看法，即由于收入是“劳动所得”，所以收入是“理所应得的”（deserved），而不是其他。从对大量“勤劳”所得不加区别地征税，对不幸者和无能力之人的不加区别的补助中，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我们已经远离了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打算将社会组织起来，并打算维持人们的生活标准，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根除缺陷，或是根除强加在弱者身上的不堪忍受的负担（尽管这样，弱者的容忍还是有限的，但命运的因素仍然不变！）。

    现在让我们再转而思考一种经济组织的因果关系，即在因果关系上对财产属性的区别有重大意义的经济组织进行考察。首先我们假设，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某些财产可以通过租赁而不是通过出售与所有人分离。这里唯一的区别是，这种财产的所有人或许属于一个以上的生产集团，并同时为产品贡献出一种以上的服务。从总体上说，这一体系的组织原则绝不会受到竞争性措施诸项条件变化的影响。

    通过交换产生的永久性财产转换的可能性，虽然并不属于增加或减少的范畴，但在我们的问题中引入了一些新的因素。这些结果 与我们迄今为止所具备的另一个抽象概念的含义，即生产一消费过程的连续性和永恒性，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排除简单化，考察被抽象掉的因素的作用。这样，当我们将条件按现实情况作过修正，而另一方面仍继续保留完全知识和静态条件，生产过程也被延长并划分为复杂的阶段和再细分的阶段，更有甚者，物品在生产出来后也不再需要马上进行消费，而是为了未来的用途或未来的交换而储存起来，那么，我们所研究的这一社会将会发生什么呢？

    在不同的集团或工厂中，将生产过程划分成阶段进行经营，在细节上与生产过程的时间长度相关，但我们可以略加考虑就不予理会了。事实上，这是组织问题上相对次要的问题，而且，在现在假设的“无摩擦”条件下，在一件产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通过一个单个集团的内部组织进行要素整合，还是通过集团之间的外部市场交易机制进行要素整合，其连续性过程都不会有实质上的区别。在这种条件下，任何时候都存在一大批半成品，即制作过程中的物品，这当然是一批会有价值的物品。我们必须从半成品价值中分离出某种要素，这样做只是在产品进入消费之前，由于时间流逝所产生的直接心理影响，致使产品中所包含的储存的生产能力的价值发生变化使然。

    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关系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些非常简略的讨论，也有必要做一个粗略的概述。对人性普遍偏好现在物品而非未来物品的假设，是如此普遍和确定，以致我们需要鼓起一些勇气，才能对有关这一论题的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进行质疑，而这是一定要做的。按笔者的观点，有关这一主题的多数讨论，都由于这一问题中的一个错误概念而没有实际 意义。现实社会中存在利息这一事实，被错误地拿来证明人们是低估未来的。实际上，按我的观点，利息和时间偏好的关系被颠倒了。在一个可以获取利息的自由市场上，因为一件商品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所以人们自然会做出现在的一元钱按现行利息与未来的一元钱等值的估计。人们并没有将所有财货的消费推延至不确定的未来这一事实，也并没有为一种偏好现在消费而不是未来消费的根深蒂固的抽象观念提供理由。人们也不愿意将一生的所有快事都压缩到现在，此后就永远戒绝满足了， ［40］ 根据同样的推理，上述行为也能证明一种偏好未来而低估现在的倾向。

    当前推理中的错误在于，错误地选择了量度时间偏好的起点。正确的基本准则是，不要将所有东西放到现在，而未来却一无所有。一个更为合乎情理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在今日享受而明日禁食与今日禁食而明日享受之间做出选择，在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哪个选择更为可取？或者说，如果将一个人一年的全部收入在一月初就一次性地付给了他，那么，他会怎样分配他的全年花费呢？这里明显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他在第一天就将钱全部花光，或是把钱全部储蓄起来直到一年的最后一天才花，零时间偏好（zero time preference）显然意味着时间上的均匀分配。任何一种早期的集中消费，都要用后期消费的减少来补偿，这就是真正的对未来的轻视，而为了未来的富足或奢侈 而在现在克俭，就是对现在的低估。当然，我们也就未来抽象出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在两种选择中其他的条件都相同，我们似乎可以证明两种倾向的非理性都是正当的。 ［41］

    至于人类本性，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由于人与人的差异，所以每个人都有极为不同的分配形式。毫无疑问，其中少数人的分配形式将与直线或平滑的曲线相一致，向上倾斜，向下倾斜，或水平发展。但多数人在时间和幅度上多少是波浪式地前行，在一段平和或甚至是有节制的阶段后，则出现不同种类和程度的“爆发”。事实上，无规则似乎成了人类自身的优点，至少对那些精力旺盛的人就是这样。 ［42］ 至于这一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则取决于个人。对许多人来说，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而另一些人则对其后的日子考虑更多。像马歇尔指出的，有的孩子在吃布丁之前先把上面的草莓捡来吃了，另一些孩子则在吃布丁后再吃草莓，而许多孩子则根本就不吃草莓。成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野蛮人的无远见则众所周知。当然，生命的身体条件从两个方向对预计过程 （discounting process）设定了范围，除非我们今天活着，否则就不能享受明天，许多人付出了代价才明白，现在太高的生活水平会对未来享受的能力产生同样的影响。我们似乎不值得对大多数人做出判断，尤其考虑到围绕选择条件所做的任何简单假设的非现实性时，更是如此。人们一方面挥霍，另一方面吝啬，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不必试图打破任何精确的平衡就可以对其进行研究了。

    在这一点上，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要坚决主张，作为对储蓄现象的一种解释，消费中的时间偏好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重要。花钱或存钱的意向，消费当前收入或积聚财富的意向，事实上都更多地受到其他动机 ［43］ 的影响。与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主要是一种社会标准的问题，什么是“得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问题。拥有一大笔财货会赋予人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控制别人的巨大权力。如我们现在所假设的那样，即使在这里，生产职位也并不向富人开放，富人能够提出自己所偏爱的请求，他所不喜欢的担忧，当然还可能把他的工作转向物质利润，如果有这种倾向的 话。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假定，在那些只限于对消费物品进行积累的地方，积累还因为储藏、保存、保护及不可避免的质变，而必须对成本进行考虑。 ［44］

    很明显，社会各色人等在经济处境上的差别，以及与财货的使用时间有关的偏好，创造出一种交换对双方都有利的局面。对于一种人来说，一种当下或更早的货品分派在他自己的生产开始之前就要进行，他可以用以后将有的收益作为还债的抵付；而对于另一种人来说，由于手中有笔已经积累起来并仍在增加的闲置资本，有一份就未来一定价值量进行交割的可靠的契约， ［45］ 都可能会感觉自己现在拥有的财货更为称心如意。

    如果在整个人口中，时间偏好的重心偏向于当前，就不会出现可观的财货的净累积。那些乐于累积财货的人，会把他们的剩余成品尽快转给那些乐于支取未来的人。供给与需求的情况将决定现在财货与未来财货间的市场交换比率，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财货将会获得一笔升水，升水的大小取决于对未来预期渴望的程度。很显然，现在财货的这笔升水会形成增加剩余生产的动机，并遏制了剩余产品的现在消费。在市场确立的交换比率下，现在生产的剩余量将与现在消费的剩余量相等。贷款的偿还对相关原则并不发生影响，因为它只是最初交易的重复，而最初的交易中包含着交易人相互交易的作用在内。当然，从总体上看，超过现在生产的过 多的现在消费，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如果时间偏好的重心偏向于向后推延，其结果将是在社会的净累积中生产暂时超过消费。现在财货与未来财货间的交换，将为后者确立一个升水。促使交换发生的比率，必然固定是这样一个比率，即与市场上所提供的各种接受此价格的服务的量相等的比率。由于未来财货的升水，累积会部分地依据升水的量，按这一比率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这一持续过程一直要到升水消失或是与保存累积财货的成本相等为止。任何未来财货的较高升水，都不可能是恒久的事。但累积的情况可能是需要一个无限的长期来达成均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时候的实际条件是，未来财货的升水是累积产生的结果。

    在上述条件下，我们所描述的“升水”或时间偏好率，虽然与（正负）利息相似，但却必须与这种现象区分开来，因为它必须符合当代产业的实际，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因素，但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意义不大的因素，一个影响生产资本借贷利率的因素。 ［46］

    时间价值，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或许最好看成是一件物品中的特种效用，就像营养价值或审美价值或任何其他可以赋予或提升欲望的属性。对其进行支付的比率，即区别于其他报酬的地方，明显由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心理”考虑而决定，心理学派中通行的利息理论，就是在将这一现象与作为一个分配份额的利息相混淆的基础上形成的。严格意义上的利息问题，将在稍后的讨论中论及。我们将会看到，正确意义上的利息，根本不可能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社会里出现，即使累积的财富被用于生产之中，即使社会在资本积累方面是渐进的，如果知识和预知知识是完全的，也不可能出现利息。

    考虑到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有关时间作用的知识，我们现在可以按生产要素与其所有者相分离并易于出租和出售的简单意义，转而讨论财产的关系。我们现在必须记住，我们暂时排除了财产增加或减少的任何可能性，也排除了由于改变其功能而在属性上发生任何物理变化的可能。这种变化及其结果属于经济学的第三部分，该部分专门讨论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条件变化的问题。为了认识静态条件，我们必须分离出这些变化。我们将这类财产作为“土地”来进行考虑是很便利的 ［47］ ，因为传统上对土地的分析就像它在质和量上都已一劳永逸地由大自然定好了一样。这完全不是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到这一主题时所要提出的土地观。但对于一个已被描述出某种特征的生产要素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称谓。 我们现在假设，这种财产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即属于“收益递减”类），而且现在社会上也没有其他种类的财产。在生产方面及需求方面，以及与其职能相关的分配方面，土地实际上与其他要素（如人的服务）一样，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或许会影响到收入的个人分配。

    假设生产组织中已经完成最终的调整，任何一种如我们所说的财产都可以视为是对一个商品或永久性货币收入的权利或所有权凭证。就其本身来说，其行为的含义与消费的时间分配紧密相关。一块土地集中体现了未来财货在整个未来时间里，按一种非常特殊的价值形式对收入进行分配的情况。不用进行论证我们就可以假设，这样一种财产是值得拥有的，因此，在自由契约条件下，土地和消费物品之间将形成一个确定的市场交换比率。更准确地说，这一价格将是得自土地的收入（除了土地收入之外，没有其他有效的量度方法）与也是按价值进行量度的现在财货的量之间的比率。因此，我们可以将此价格确定为若干具体年份的购买量或是每年的一个百分比，并用以表示我们熟悉的资本化这一现象。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系统阐述决定这一资本化率的条件。

    对土地的需求，尤其体现在那些倾向于为未来而储蓄财富，即低估现在的人身上。因此，土地实际上是未来财货，但土地在未来的分配方式，又为土地的需求条件增加了一些新的特殊的限制因素。我们已经知道，在一定范围之内，与一定时期内的统一分配相比较，人们更喜欢未来财货而不是现在财货，这种情况不仅合理而且很普遍。事实上，对多数有教养之士来说，希望一生中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甚于生活水平恒久不变，而且极少有人愿意生活水平下 降。但一旦进入对无限时间（infinite time）的考虑，情况就有了不同。

    任何在无限时间里均匀分配的有限的消费或享乐的量，会表现为比率为零的实际收入率。因此，对未来终生享有收入财货的需求，就必定存在一个明显的折扣。实际上，未来收入的折扣率一定大于零，或者，它们具有无限的现值，都是不言而喻的。偏好未来而折扣现值，只有在一个社会的有限时间内，在现在财货有限的条件下，即在经济条件下，才能持续存在。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一旦资本化和土地的市场价格确定下来，土地就可以随意转化为一笔现在消费财货的资金。对永久收入财货来说，自由市场的存在为所有现实的（有限的）一段时间，制定出了统一的时间偏好率。对那些不愿继续将消费延迟到一段时间之后才消费的个人来说，他知道除非自己愿意，否则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他所愿意的最快的速度，卖掉他以现在消费形式积累的财产。在市场上，对永久收入财货来说，现在市场财货一定有一个高出未来财货的升水，但这个升水率就算很高，也不会不能与任何一个有限的时间期间内的未来财货的升水相比较，而且这一升水也会非常合意地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个人和集团最终会按时、按既定斜率的向下倾斜的曲线分配到自己的消费。

    在这种条件下，一个人可以凭借收入财产的买和卖，对任何具体时期的任何所期望的消费分配做出安排，或者，他还可以通过一家合适的人寿保险机构，为自己不确定的一生时间做好安排。对那些希望推延消费、并保证实际收入的分配可以有所提高的人来说，他可以在早年购买这种财产，然后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步将其卖 掉。对那些希望提前支用未来生产，并希望有一条向下倾斜的消费曲线的人来说，他可以逐渐出售自己的土地。（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只能用我们前面讨论中所描述的方式，即在不存在这类财货的条件下，为自己做出预先的安排。）从整体上说，社会不能预先支用未来的生产，除非还存在它可以向其借贷的其他社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在前面所描述的情况下，通过实际的消费财货的累积，才能延迟其消费。净积累的过程再次趋向于与当前的生产和消费相等的均衡，尽管达成这一目标还有遥远的一段距离。通过已确定的贴现率以及我们提到过的净累积率，两种动机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处于均势。

    永久性收入在市场上被资本化的这一比率，还不是一种分配份额意义上的利息率。在我们已经谈过的、对与收入财产的利用或转换有关的货币借贷的条件来说，这里还没有任何必要条件（虽然消费贷款多以这种熟悉的形式出现）。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以生产为目的的资本贷款是一种手段，一种将生产物品中价值权益的所有权与物品本身的直接所有权相分离的手段。而且，主要是由于风险或不确定性因素的出现，才使这种分离成为一种需要。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对某些个人而不是储蓄者来说，某些专业化的动机即制定投资的职能，甚至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社会里也可能存在。在一个我们所描述的既没有不确定性又没有进步的社会里，也不会存在为生产投入要素的购买而借贷价值资金的动机。

    * * *

    ［1］ 参见第三章，第76——80页，我们在此假设条件下讨论问题。

    ［2］ 参见第86页脚注，论及货币的出现和用途之无差异问题。

    ［3］ 在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企业间的竞争关系由于以下这一事实而更加复杂，即每个企业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部分的垄断。也就是说，企业并不能生产出与其竞争者切实相似的产品（效用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铁路，在铁路方面，其部分的产出，即通过运输的产出是竞争性的，而另一部分产出，即地方运输，是垄断性的。这种行业规模与企业规模的关系问题，就笔者看来，已在文献中被不适当地混淆了。布洛克（Bullock）教授对生产要素间的比例变化、一个产业总体上的成本递减或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节约措施所引起的收益递减三原则作了区分，（参见《经济学季刊》，第十六卷，第473页以下。）但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充分理解了这些成本规律（亦参见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二十四章）。达文波特对问题的分析还没有超过布洛克的分析。

    ［4］ 见F. M. 泰勒《经济学原理》，第四章。这是对可变比例和收益递减规律的一个缜密而充分的非数学讨论。但我必须指出，我认为，泰勒对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与否的讨论，是基于错误之上的。

    ［5］ 这一法则的第二种表述方式可以从第一种推论得出。所有这些涉及收益递减法则的阐述，实际上都被认为是下列假设的推论：

    1．一种组合中的投入要素的比例可以在不破坏其生产力的情况下，各不相同。

    2．如果在一种既定量的投入要素（比如说劳动）的基础上，持续增加另一种投入要素（比如说土地），其增加的量从零直到无限，那么，第二种投入要素的确定的量或量的幅度（既不是零也不是无穷大），将产出比预计的量更多或更少的一份更大数额的总产出。换言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相对于另一种投入要素的比例无限制地增加，那么，每单位递减投入要素的产出先会增加，然后会减少，即，这里存在一个最大点或范围，除此而外，无论哪种投入要素的产出趋向（每单位递增投入）将会减少。

    3．分配理论的必要条件是，无论哪一趋向上的极端变化（除了无穷大），都将会是零产出。

    就这一法则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它只与比例上的变量相关，并与任何投入要素的绝对量和变化的方向无关。传统的劳动之于土地或土地之于劳动的常例，可以轻松而形象地解释我们的说明。让我们设想出一组来到一片处女地的垦荒者，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有限供给的劳动，可以有多少用于无限供给的土地。情况无疑非常清楚：a．他们可以利用不同的量，并且能得到一些产品（公理一）；b．他们不可能利用过少或过多的量来获取最大量的产品（公理二）；c．他们或许会有运用过少或过多土地的尝试，以致根本不能获得产出（公理三）。

    ［6］ 这里应该指出，我们必须假定个体企业的规模差不多是一个不相干的问题。

    上述推理也证明了曲线本身如我们图中所绘那样正向切过X 轴，但并没有经过原点。这也是从各要素关系的对称性得出的结果，即曲线将在最大点之外，再次与X 轴相交，并不会成为渐近线，但如果曲线经过原点，则会成为渐近线。泰勒曲线在这一点上有误，因为曲线要么就成为渐近线，要么就不会经过原点。

    ［7］ 其他应用于土地的投入要素也是这样，但我们还是沿用成例进行解释。首先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假设，即人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其动机都是最大化自己的生产。事实上，这一结果会由于无知而发生扭曲，从土地稀少的地方到土地充足的新国家，传统的影响养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对土地的饥渴，在美国，对土地的垦殖和先占（preemption）也归于传统的影响。

    ［8］ 参见第108页及脚注。

    ［9］ 具体的或边际的贡献的下降很轻易从每单位产品的变动法则中推导出来。详细的证明可以参见泰勒的著作（前文已征引），尤其是第101页，第102页。上文中所提及的一个单位“增加的产品”，就是泰勒和大多数作者所谓的“要素”的“边际产品”。为了下文将会出现的原因，我觉得还是避免完全误导要素和边际这两个术语。

    ［10］ 这一术语多多少少有些武断，但却是澄清当前混乱现象的办法，并且也给不同的事物起了不同的名称。泰勒（前引）采用了两种表达方式，即与工具性法则相关的“收益递减”和“生产力递减”，事实上，它们几乎意义相同，而且也没有说清物质产品的变动和价值产品的变动之间明显的差别。说来也怪，泰勒并没有运用他在分配问题的讨论中论述得那么系统的收益递减原则，而是舍弃了在一个单一行业里对比例的变动进行分析的方法，采用了一种在不同行业里通过不同的要素比例进行推理的不同思路。这里所涉及的相同的原则已经为泰勒所认识，因此他显示出远远超过威塞尔的进展。这里我们要指出，威塞尔使用的是泰勒所用的相同的归属理论（theory of imputation）。但将其单独应用于多个产业，以替代他所否定的特定的生产力理论。（可参见第110页。）

    ［11］ 参见第三章。

    ［12］ 如达文波特所谈的那样（参见《企业经济学》，第二十二章）。但后来达文波特又持批评的立场（参见第124页）。

    ［13］ 我们这里不用理会集团的内部组织化形式。内部形式可以采用任何可以导致有效的共同行为及共同责任的形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共同行为和共同责任的产生一般是通过一名负责任的企业家为媒介而实现的，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一阶段，我们必须排除这样一种职能，事实上，除非要做临时性调整，否则他的服务就是多余的。组织成员间完全竞争的规程，注定使更为剧烈的波动成为现实。这一假设首先涉及的是完全知识和全社会的相互沟通。另外，完全竞争还要求有大批的利用每一种服务为自己谋利的群体，而且这些群体间完全没有共谋行为。任何一个生产行业内的企业数目主要依据于每一企业的规模，而企业规模又依据于被组合起来的各要素的可分性。因此，上文（第98页）才强调，竞争依据的是生产要素的可分程度 。事实上，分工受到了市场范围的限制，但在不同市场中出售的商品并不代表相同的效用累积，它只是不同的商品。

    ［14］ 至于对一个社会所做的全部价值贡献的含义，这里存在一个难题。交换价值本质上是一个比率，所以交换价值的累积基本没有多少意思。我们无法肯定由市场所量度的社会的价值收入，亦即在达成最终调整之时，一个特殊的商品价值就会大于在其他任何安排下的商品价值，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个人得到了他为社会所生产的物质商品。回答是，他将得到他所做出的物质贡献的价值 ，一份足以购买他的贡献的价值收入。理论上，实际的物质贡献由社会中所生产的所有商品的微小增长所组成，这里或许还包括“闲暇”的增长。

    ［15］ 如上文所述，对分配过程从理论上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讨论和证明（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有不同的背景），可以参见威克斯蒂德《政治经济学常识》，第二篇，第六章，以及《分配法则的协调》，全书各处。读者将会发现，按上文设想的调整思路进行分析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人们在美国经济学文献中常见的“单位分析方法”（dosing method）。（尤其可参见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第十二章。）后一种分析过程在笔者看来是一种不必要的抽象，比之勾画企业间竞争结果的实际方法，更加困难而且不现实。

    ［16］ 特别参见第8页，第9页。

    ［17］ 《经济学季刊》，1901年8月。

    ［18］ 《政治学季刊》，1915年6月。

    ［19］ 《企业经济学》，第十章。

    ［20］ 《特殊生产力》，载《经济学季刊》，第XXIX卷，第149页以下，尤其见第159页和第160页。

    ［21］ 《自然价值》，第三卷，《来自生产收益的自然归属》。

    ［22］ 《产业体系》，第五章附录，第112——120页。R. S. 帕丹也提出过一种目的相同但思路略有不同的（准数理方法）的观点，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01年3月号（第九卷，第161页以下）。

    ［23］ 参见第104页脚注。泰勒提出的观点是对的，即不用分别考虑各个产业中比例的变动率，只需考虑不同产业中投入要素比例的差异，就可以估算出特别的生产力。事实上，两种要素都有用。我们已经注意到并将进一步讨论与生产“要素”概念相关的谬说。

    ［24］ 参见第六章。

    ［25］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提一下帕丹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收益递增的理论内涵。人们通常认识到，在假设的单位分析过程的早期阶段，人们所获得的递增的收益将达于某一点。由于“假设”收益递增的这个阶段会持续整个过程，所以帕丹轻易地就使这一方法的适用性显得荒谬不堪。然而，他的这一推理思路比他早期的观点更为武断，但我们不必在此多作纠缠。我们已经够详尽地指出了，收益递增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因为一种在此条件下运作的投入要素的生产性是负的，而且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A. 兰德里教授在批评卡弗教授的时候，也对这一看法做了很多分析。（见《经济学季刊》，第二十三卷，第557页以下。）

    ［26］ 《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第二十二届年会论文集》，第143页。陶西格的说法是，劳动生产出了所有的财富，但并不具备获取所有财富的权利，我们则最好掉过来说。劳动不能声称是财货的逻辑上的唯一创造者，但表面上可以声称有权消费全部财货。

    ［27］ 《工作与财富》，第二十二章。

    ［28］ 《产业体系》，前引文。

    ［29］ 按笔者的观点，对生产力理论的敌视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代表着它们在分配中的道德报酬，但他们又确信，现有秩序在道德上并不理想。那些将生产力报酬当成是与理想的公正同义的理论家们，仅仅是不加批判地说出了大众的观点。而这种大众的信条正是难题之所在，同时，这种信条还代表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混乱状态，而且，他们为了避免在事情的公平问题上作出矛盾的结论，在事情的因果问题上，也同样出现了杂乱无章的推理过程。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这里深入讨论，但稍加考虑我们就可以指出，在分配中用道德报酬来识别或吸收对生产的理所当然的贡献，几乎找不到什么理由。从好几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在财产和机会的继承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个人能力的天生差异同样无力在自己偏爱的分析方法中弄出一个站得住脚的道德主张。

    ［30］ 在我看来，像J. B. 克拉克教授那样用价格一词对其进行解释，显而易见是件荒谬的事情（《财富的分配》，第六章）。如果用价格进行量度，将只会有一个因素，而且分配理论将会成为一种纯粹的臆说（petilio princippii ）。

    ［31］ 如果在稍加考虑之后，还不明白这一结论，我们或许可以用如下推理来说明。假设先前那个人像以前一样，在完全均衡调整条件下工作，但每小时或每件东西上的收益率更高，比较而言，他赚得了一份更大的收入。现在，在他花费这份额外的货币时，他自然想在旧有的消费品上增加他的开支，并还想增加一些新的消费。为了用这样一种方式分配他的资源，即相等的开支在所有领域中要有相等的重要性，他显然必须在增加的闲暇上花费部分新的资金，即他要买回一些自己的工作时间，或用不赚钱的方式来消耗一些钱。出于下面的考虑，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结论，即花费金钱也需要时间和精力，这样，如果要获得最佳结果的话，我们就要从工作时间中节省出时间和精力。

    落后国家，尤其是赤道国家那些本地工人的雇主，非常清楚已知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先进工业国家的白人并不总是如此理性地行为，相对于内心和精神的享受来说，他们的传统使他们更偏向于那种用钱能买到的满足。自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结果预料会更加明显，一旦某项具体工作的工资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因此而产生出更多的闲暇和消遣，而不是更多的生产（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说的是一种永久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与为在以后能购买更多的闲暇，在很大程度上临时理性地更努力工作并行不悖）。

    谈论这一主题的时候，我们或许注意到，如果假设在这一方面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服务与劳动不同，也是一种错觉。这些投入要素也具备非金钱用途的选择，如果说，土地的租金提高了，地主就有能力将更多的土地用作草坪、花园、运动场、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娱乐公园等等，将更少的土地用于耕种和种植供出售的谷物；如果地主进行了严密计算，他们就会这么做。

    ［32］ 马歇尔正确地将长期需求与供给作为时间比率（time rates）进行了分析，但没有清楚地将这种形式的变量与市场价格有关的绝对量进行对比。

    ［33］ 参见陶西格《经济学原理》，第十二、十三、十四章。

    ［34］ 经济学文献中充满了相反的假设，在分析长期规范价格的时候，这是一个确信无疑的错误。在一个行业中不同的企业存在成本差异的情况已经获得证实，只要在会计处理中不存在差别，竞争性调整就是不完全的。流行的边际成本概念会通过相同的推理而消失。生产者所作的计算根据的是每单位成本和每单位销售价格。

    ［35］ 《财富的分配》，第85页；亦参见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

    ［36］ 谈到双要素分析的荒谬之处，我们可以以J. B. 克拉克教授的著作为例。克拉克教授的谬误在于用各个投入要素的生产性贡献对不同的投入进行量度。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这一难题并对此做了清晰的阐述（《财富的分配》，第374页脚注），而且他显然是通过建立一个绝对主观的量度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笔者来说，因篇幅所限，要评价这一推理过程非常困难。我只能说，在克拉克教授的书中我所看到的，除了未能建立起逻辑关系，明显不符合逻辑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人们也可以看到，这一谬误同样也与其他所有利用“诸种要素”的分配理论————数目并不重要————相关，这也包括大多数该主题的文献在内。

    我们已提及的达文波特的讨论（《企业经济学》第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达文波特的讨论在这一问题上非常出色。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充分地分别长期分配和短期分配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一不足解释了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在分配问题的科学解释上，而不是在财产或政策问题上，所存在的大多数有争议的差别。重要的是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分类问题就呈现出不同的方面，变成了一个不同种类投入要素的供给条件的问题。传统的三分法（或更特别的是土地和资本的分离）在A. S. 约翰逊的《当代经济理论中的租金》（尤见第35页以下）中得到了详尽的论证。这一问题不久将提出来以供讨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也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危险（见下文第五章）。

    或许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三分法遭到断然否定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本书中将诸要素称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如果需要做出解释，我们会发现，仅仅为了解释，就有必要对明显涵盖了全部族属的表述做出某种解释。这种解释的重要意义与分类的意思正好相反，要不是在这方面它们不为人所熟悉，那么，“动物、蔬菜和矿物”或者“固体、流体和气体”都可以加以利用。那些熟悉的用语如果没有严格的经济学含义，也要具有社会的和道德的含义。

    ［37］ 参见第119页。

    ［38］ 牺牲这一概念在经济学中已经用得过滥。经济学家及雇主往往倾向于假设，主观意愿是对从给定人群所获得的劳动的量，或对一个给定支出的主要约束。雇主们及经济学家们都对高薪劳动的效率逐步有了认识。毫无疑问，雇主们作为一个阶级，总是在高于物质效益最大化之点使唤自己的雇员，在低于物质效益最大化之点付给雇员饮食、衣服及娱乐的费用，花费了更多的金钱（甚至不用提及更高的报酬）。对一个不能说话的动物恐怕根本不用做这些！当然，对个别雇主来说，支付维持一个低于最大化效率所必需的工资或许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能获得一代一代充足的劳动供给（如果工人阶级部分依靠自己的牺牲来维持劳动供给的话）；其含义是，甚至从一个短期的角度来看，他们所支付的低工资也是不经济的，为此他们不得不与相同的个人劳动者打交道。闲置设备的存在对雇主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过度使用的弊端却难以引起注意。当然，工人的无知与轻率同雇主也相差无几。有意思的是，利弗休姆爵士最近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如果工人们同意把一天24小时分成两班的话，那么，不降低工资的6小时工作日对英国许多产业的雇主来说，非常有利。

    ［39］ 许多雇主已在童工问题上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这些人拒绝雇佣童工的原因很简单，即其支付不是商业意义上的支付。这一问题随着增加每个工人而来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变得更为重要。机器使用的增加也使完成任务所要求的人的能力越来越低。最终的结果是难以估计的。“不能被雇用的人”（unemployable）的社会问题————如何对失业者进行鉴定以及拿他怎么办的问题————确实很严峻。与许多新出现的麻烦一样，这一问题部分是家庭解体和产业变化的直接结果。

    ［40］ 这一观点可以用一个流浪汉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流浪汉发现了一张100元的钞票，他直奔最近的快餐店，激动地订了价值100元的火腿蛋。如果这位流浪汉没有按上述方式做出反应，也不能证明比起相同数量的当前满足来说，他更偏好未来的满足，其他事情也是如此。

    ［41］ H. 西奇威克同样采用这种观点，即以时间为理由的偏好是非理性的，他批评边沁将“近似性”也列为在其他相同享受之间的偏好的基础。参见《伦理学史》，第241页脚注。也可参见杰文斯的讨论，见《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2页以下。杰文斯在书中采取了相同的立场。他以海上一艘轮船的储备品消费为例，非常有效地揭示了这一问题。

    应该指出，未来不确定性的后果是非常复杂的。为防备由于死亡或残废所造成的未来享受的损失，所以必须估计由于其他不测而造成的未来一贫如洗的危险。我们更倾向于忍受赚钱能力的丧失，而不能忍受享受能力的丧失，没有能力去消受需求是非常不快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或许会在这一点上低估现在，即他要尽早为他以后活着所必要的更为紧迫的必需品做好准备，增加的程度超出了这一点，他又会低估未来。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显示出享乐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行为理论的荒谬。

    ［42］ 参见斯宾塞《第一原理》，第十章，“运动的节律”。

    ［43］ 对资本积累的实际现象来说，非常重要的是，这笔本金一旦储存起来，就永远不能用于消费；如果稍后将本金消费掉了，资本的社会供给就不会有净增加。人们进行储蓄，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想去消费资本金，甚至也没有想到消费资本金带来的收入。因此，在我看来，“节制”（abstinence）这一陈词与其当代的替代词“等待”（waiting）相比，更能说明问题。诚然，每年5元钱的永久收入代表的是比现在的100元更多的消费，但没有人会消费一笔永久收入或是希望这样。就算储蓄者一生中消费的是得自投资的全部收入，他或许会、也或许不会消费掉与他所储蓄的本金完全相等的一笔钱。资本的形成是节制的结果，不是等待的结果。

    实际上，“储蓄”一词本身就是一种误导。人们通常并不是生产出本来要消费的财富，然后再反过来决定用它进行投资。多数投资对象都是首先定好了要投资的目标，不然根本不会被生产。

    ［44］ 我们这里不考虑由于体积、易变质性、吸引力的普遍性与需求弹性等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不同财货累积方面合适与否的差别程度。

    ［45］ 这里我们必须假设，借助于保险或其他方面的手段，所订立的契约是绝对可靠的。

    ［46］ 关于这一点，威克斯蒂德有十分精彩的分析（见《政治经济学常识》第七章）。值得指出的是，道德家们通常怒斥前工业社会里与我们刚才所描述的现象相同的“高利贷”，但却不排斥现代利息。累积财富的生产性投资在早期几乎无人知晓，甚至现存的已有生产财产的买卖也罕有人知。事实上，唯一的已知生产要素就是土地和奴隶。在当代意义上，土地不是私人财产，也很少用于商业的买卖，而奴隶的使用却明显与土地相关，即使在法律上与土地没有关系，奴隶的使用也归其主人所有。如果曾经有过一个消费贷款的自由市场，那么除了风险因素以外，其余所有地方都与我们描述过的事情完全相同。竞争性市场的缺乏是多数高利贷罪恶的根由，毫无疑问，高利贷确定的赔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敲诈勒索。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历史地看，现代利息是经商业冒险中的消极合作之手，从消费贷款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某一学派的利息理论家们所陶醉的幻想中，即从小木船和渔网的交易中产生的。

    ［47］ 当然，我们并不关心财产的真实历史。毫无疑问，最近似于私有生产财产的是人。奴隶，或者女人或孩子，而最后真正成为私有财产的则是土地。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合适的顺序并不是按年月顺序来排序的，而是按复杂程度的高低来排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