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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择理论与交换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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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相反的含义之前，这些因素和条件都绝对保持不变。而且，这些因素和条件不受周期性的或进步的改良以及非常规波动的约束。这种说法与第2条（完全知识）的联系是清楚的。在静态条件下，每个人如果不是早就明白，也会马上明白他所处的环境中的每一件事，以及影响他的行为的周围环境。
上述假设，尤其是前8条，是现实中或多或少存在的一种趋势的理想化或完美化。它们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第9条，就像已经证实的那样，基于一种有些不同的基础。它的结论是，完全知识只有在变化发生时才会出现（第2条有说明），才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除了这些仅在程度上才存在的与实际生活的差别外，为了眼下分析的方便，我们还必须作出两条与事实相反的进一步的假设。
10．首先我们暂且假定，社会中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生产性财产。每一种生产要素或生产能力，都是社会某些成员个人禀赋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产中所使用的物质工具，要么就因为存在大量的供给，因此是一种自由财货，要么就完全与其所有者结合在一起（不需要租或卖），并且不容易增加或减少。当然，后一种属性，如果不是不可分割的那种属性，事实上暗含着对静态条件的特别说明。在这里，我们也一定会明确地说出，个人的诸种力量，在量和质的方面同样是固定的 。生产性财货在个人之间转换的社会结果，尤其是通过“投资”而增加的生产性财货，将在稍后作进一步讨论，现在我们必须通过对不存在这种情况的社会的初步研究，将这一问题分离出来。
11．第二种“分析性”假设也包含在前面“理想化”归类中。在第8条中我们曾表明，劳动分工会延伸到每个个人都只生产一种单一商品的地步。当然，在当代产业社会中，分工已走得更远了。但重要的是要独立研究一个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生产是通过制成品的交换组织起来的。 ［22］ 稍后，我们会对所谓二度劳动分工的组织化的进一步发展之特殊问题，进行讨论。
一旦生产诸要素协力从事一种单一商品的生产，产品的分配就成了非常复杂的问题，单一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再也不可以直接予以识别了，从这一事实出发进行思考，这种分离尤为重要。当然，分离多种要素协作生产的单一产品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所熟悉的技术意义上的“价值估算”（imputation）或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核心问题。
上面罗列的诸项假设和人为抽象过程确实有点让人望而生畏。虽然罗列这些假设的意图实际上是必要的或有用的，但它绝没有减少假设的虚构程度，以及假设条件与我们实际经济生活条件的差距。这些假设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前8条和第9条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在经济学文献中，在很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如果我们提出来了这些假设，而且这些假设是必要的，或者，我们提出了这些假设而不管它们是否必要，都不会贬低对其进行抽象的重要性，以及彰显其非现实属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为以这种方式运转的社会勾勒出一幅图画，以期发现均衡的条件或在这一社会中运行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自然结果。因此，我们打算设想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处于我们所描述的这种环境中，在满足自己欲望的企业中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每个人接受了这种大概的处境，都会从事某种商品的生产，并期望通过与他人的交换，来获取满足自己多种欲望的手段。一段时间过去后，每个人都会积累起一小部分自己生产的具体财货的存货，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到一个中心市场去碰面，并相互交换东西。
现在呈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即一组人有一定的存货需要出售的情况 ［23］ ，在经济学讨论中是耳熟能详的，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 叙述在所有商品中建立固定的交换比率的过程。 ［24］ 一旦这一过程完毕，所有商品将被简化为一种单一而同质的等量交换的资金或价值。我们也不必操心资金的表现形式和处理这种资金的方法；实际上，一定会有某种标准的交换媒介凸显出来，但就现在的目的来说，是有一种货币还是有与商品种类一样多的种类的货币，都无关宏旨。
如果相互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是完全的，交换就只会按单一价格进行。 ［25］ 我们可以设想这一价格是通过询问这种方式一一决定的。由于每个人根据其他所有东西，都了解自己所拥有的每样东西的价值，因此实质上，每个人与那些在销售价格已由销售者固定且加以公示的市场上花费一定的货币收入的人一样，都处于相同的地位。个人手中的财货代表的是一种交换能力，一种“资源”，他将按照选择法则，在所有可能的用途上对它们进行分配，这样，每一单位的财货都可以换来等量的效用，欲望的满足，或是任何“重要的东西”。
表明价格尺度如何产生于这一事实，即个人如何按照选择原则，在价格给定的条件下，分配自己的购买力的行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市场价格理论的任务。在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 （为另一财货而牺牲一个财货的比率），为了另一商品而耗费的购买商品越 多，用每一单位商品所购买的满足欲望的量就越少（相对于满足欲望的能力来说，要不就放弃这一财货，要不就放弃可以用来进行交换的任何其他财货）。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财货的价格越高 （相对于其他财货，包括购买财货），个人对其的购买将越少。 ［26］ 因此，从理论上讲，我们就有了为任何人根据其他商品的价格条件将会接受的任一商品的量画出表格或曲线的可能，再通过所有这些个体的量的相加，我们就可以画出社会总量的近似表格。然而，在任一给定的较短时间内，每一适合出售的财货都有一个固定的量，这个量都必须以一种价格售出。因此，在一个完全市场中，每一个商品都拥有一个确定的价格，这一价格是现存所有存货可以售出的（包括被现场所有者带出市场的存货）最高的统一价格。
市场价格均衡的图解表述既简单又明晰。在下图和分析中所涉及的效用关系，可运用于前述之男孩和草莓情况下的分析。 ［27］ 交换的情况可见附图。图中，横线为价格。“需求”曲线D表示，任一个人或社会整体，按照已有的价格标准，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 的潜在购买。用于销售的量，是一个固定的实物量，这个量独立于价格，由一条切过垂直线或商品轴某一点的水平线来表示。水平交点的价值决定了现有条件下的市场价格。 ［28］
这里特别要注意，全部分析中所涉及的所有的量，是实物的量，不是心理的量。如果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个人意识中的效用不是一个真实且可量度的量值，那么很明显，从任何社会意义上说，与个人效用升华为一种“社会”评估相关的效用，就是一种完全不可接受的假定。实际上，社会效用的概念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替代品。全部问题是要明确地展示出这一点，即一个客观的、统一的价格如何从主观的、可变的个人偏好中产生出来。通过展示现实市场上个人讨价还价的相互往来，我们一定能做到这点。 ［29］ 事实上，我们对于任何个人的绝对 效用或任何个人所购买的绝对量，是一无所知的。对产生于完全竞争的这种调整，我们所能说的一切都可以由以下三点来表达：（1）在（可供选择的价格已被固定）这种条件下 ，每个个人按照选择法则，在各种可供选择物中分配自己的资源，并以他特定的购买力资源（不管是什么），最大化可能满足的欲望，以达到理性行为的目的；（2）这一条件本身，即价格或交换比率，对所有个人都是相同的，相对效用就是据此而调整为均衡，由此可见，所有财货的相对效用（即任何个人真要购买）对每个个人都是相同的；（3）交换比率将因此被调整成这样的比率 ，在此比率下，没有哪一个人会愿意用他的所有物来与他人的任何所有物进行交换。
之所以在这里着重说明，是因为当前对完全竞争结果的利益，存在着含糊其辞甚至实际上是相互混淆的结论。将这一结果称为是全社会最理想的或最佳的可能结果，还涉及到与这一过程本身的运行相关的所有理论条件以外的假设 ［30］ ，即初始条件，也就是交换开始之前的财货的分配，就已经是最佳的可能结果了（即，要么绝对理想，要么绝对超出人类的改造力量之外）。所有这些之所以正确（坦白地说，简直就和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样），是因为自由交换有助于财货的再分配，因此最能满足经由多方自愿同意而获得的任何方面的需求。
在理想的交换条件下所交换的量，在价值上是相等的，这里没有为诸如“利润”之类的东西的出现留下机会，这是不证自明的。
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交换的主要条件之所以没有实现，是由于“完全的相互交流”没能实现，这就是说，对所有交换者正在做的事情之完全知识没能得到相互交流。 ［31］
在我们的现实制度中，中介人在不存在垄断的条件下确定的价格是其对理论价格的最佳估算 ————刚好分配完可得到的供给————并且，他们可以时时根据出售价格所指示的价格太高或太低来改变价格。由于明显存在着不完全交流的缘故，在一般市场领域中，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里可能具有不同的价格，这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事实。还有一些因素在干扰理论调整过程的同时，也加重了不确定性的后果：（1）由于习惯、漠不关心以及数字的取舍等等而形成的价格的惰性或无弹性；（2）“商品”的不同形式（以及并不存在的不同形式的欺骗性表象），这两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具体货物上，更通过附加的额外效用、销售地点的便利或时尚、华丽的包装、商品名称以及销售者的个性等等体现出来；（3）消费者的投机性；消费者并不会为当前的需要而持续进行购买，而是根据他们对市场的预测，储存货物或推迟购买。
我们一旦确定了合适的术语，并对商品的实际差异也做了考 虑（包括上述第2条的所有因素），同一商品倾向于具有确定而且统一的价格之趋势，不仅增强了，也更明显了，一般来讲，也更接近于这一结果。当然，相对于这种标准化，商品中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小麦和棉花是一个极端，艺术品是另一个极端。
在我们所设想的这个完全竞争的社会中，一旦交换过程完成，商品被消费掉了，每个个人都要重新开始从事生产。但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所从事的行当进行选择，现在每一个商品都会有一个相对于其他商品的已确定的价格尺度。按照这一价格尺度，每个人当然会依据制定决策时的选择原则，做出自己的努力并评估努力的强度。已生产出的商品将被简单地认作通常意义上对财货的购买力，因此当前的选择很简单，就是生产“财富”和不生产财富的选择，其含义是指，做什么或什么也不做（这也意味着在做“什么”）完全在量的比较之外，而眼下是指在市场范围之外。因此，每个人都会像鲁滨逊或采草莓的男孩一样，使自己的努力付出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效用和负效用————“真正”牺牲了的效用，但属于没有特别说明的非数量性的那种————从相互选择的量上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随着生产的进行以及财货在我们经济人（homines oeconomici ）手中的积累，财货将会与以前一样，被用来进行交换，并根据选择法则在交换活动中进行分配，交换活动通过相同的过程，不断调整，以保持在使每件商品暂时的效用比率能够与价格比率达成相等的那一点上。但是，这一调整和再调整过程也有一种趋向于均衡的趋势；对这一趋势的研究，即对于所有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将会达于一个不变比率的状况的研究，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第二大分 支————即规范价格理论（normal price）的研究范围。 ［32］
在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情况中，由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继续，商品的价值尺度或均等数量体系，就比一个人的鲁滨逊经济中的情况更为客观和明确。已公布的交换比率尺度的固定存在，以及按此交换比率运行的完整组织的产生，都必定会对经济活动的“理性化过程”产生巨大影响，也使人们对其数量特性产生深刻印象，并迫使人们进行精确的计算和比较。其结果是，所有的商品都被简化成了一个同质的集合体，或各种价值单位的储存。这笔储存的价值，作为解决选择问题的中介，当然让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将每个人的经济过程划分为两个部分或两个阶段。他所生产的财货只被认为是用于交换的一定量的价值，生产中组合各种选择的问题，如我们上文所谈到的，出于只考虑两种选择的必要，而被分离和简化。同样，人们也对消费问题进行单独考虑，消费问题表现为交换中的消费价值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根据理性选择原理或竞争性用途中各种资源的分配，按照自身的利益加以解决。这样，关于支出方面的交换价值，变得类似于鲁滨逊的努力的概念，成了一个没有本体论内容的工具性概念，但这一概念对解决选择问题却极为有用。由于实际生活中交换价值的积累，生产以积聚为目的来抵御未知的意外风险，而根本不考虑所生产物品的任何特定用途，经济问题两个部分的分离趋势更加严重。由于财富的生产倾向于失去与消费效用概念的所有关系，并且采取了 一种竞争的形式，在这一竞争中，交换价值仅仅是成功的一种尺度，竞赛中的一个筹码，所以，财富生产的分离趋势更进一步增大了。
价值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客观化也与对生产性牺牲或“努力”的更为确切的评估相关，事实上，人们放弃了可供选择的“非经济性”职业转而从事生产劳动。虽然在我们现在的讨论条件下（只讨论独立的个人劳动），生产性劳动实际上还没有进入市场并进行交换，但评估是依据交换中的价值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性劳动成了一般的价值储备。对生产努力的评估，即根据业已建立的经济选择的等量程度，在数量上或价值意义上，为“支出成本”的概念提供了相应的实质性内容，毫无疑问，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会在人们的脑子里起作用。
在这里指出以下这点尤为重要，即在建构假设的这一阶段，我们首先设定了一组条件，在这组条件下，一个特定商品的支出成本，并不必然且理所当然地与商品本身的价值相等。因为，在趋向于规范价格或均衡条件的重整过程出现的同时，劳动的“价值”片刻间会由市场价格状况所决定，而劳动生产出的产品的价值，将在稍后时间里决定，因此，两者之间通常存在某种差异。生产性努力的价值，是用于生产商品以前具有的 价值，而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商品进入市场后的另外的东西。一个商品的价值与其耗费（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都等同于“利润”。差额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必须以过去的条件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以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测为行为依据一这个未来又基于过去的条件，而不是基于与他们确实相关的实际 未来条件。一旦人们准确无误地发现哪些物品在生产出来之后 会值钱，他们将据此而使用他们的生产能力，而利润之差额将随之消失。因为这是他们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取得了一定 程度的成功，所以，价格体系将趋向于这种均衡调整，在这种均衡调整条件下，没有利润存在。
规范价格调整理论之所以与市场价格理论极为相似，是因为通过在交换中牺牲另一种物品来购买一个物品和通过在生产中牺牲另一种物品的生产来“购买”物品之间，原则上（只是一个复杂些）没有什么差别。规范价格理论和市场价格理论不过是一种基本选择规律的必然结果而已。
就双重选择的生产方面而论，任何物品的效用或重要性，就是物品的购买力，物品的价格越高，对该物品的生产就越多，出于同样的原因，鲁滨逊将会更多地生产更想要的物品，或者，市场上的个人将会更多地购买类似的物品。但是，任何物品的价格越高，卖出去的这一物品将越少。这样，由于已生产的数量和已卖掉的数量大体上是相同的，物品的价格将会趋向于一点，在这一点上，平常的生产数量和以这一价格出售的数量是相同的。如图所示，我们仍然以价格为横轴，向上倾斜的曲线代表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相对于其他物品）的生产（比率）或供给，向下倾斜的曲线代表销售（比率）或需求。曲线的交点是确定的价格。
用一种略为不同的方式来考虑相同的问题，将会使我们对个人动机的概念更为清晰，并且揭示出价值一成本思想的含义。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或者将轴线换一个角度，需求曲线实际上就成了生产成本曲线。任一价格水平上产出的量（单位时间的生产率），就是在该价格水平上所能生产的既没有利润也没有亏损的量。因为，如果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产生了利润，资源将被转入 这种物品的生产；如果有了亏损，资源将会从这一物品的生产转出 。因此利润的真实含义非常简单，即用于生产其他物品（以及其他价值）的资源的使用，将比该物品原来的生产产出更多；同理，损失意味着，用于当前物品生产的资源，在其他用途上的（它们的价值由最优使用的价值决定）所值更多。根据这一观点，需求曲线表明的是不同供给水平的可能销售价格，均衡的条件是指成本和销售价格的均等。曲线的交点表明了一个轴线上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比率，以及另一个轴上的均衡价格。不用进一步的详细解释，这种根据选择法则进行推论的完整分析方法的特征，就很清楚了。 ［33］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对这些重要原理作更多的考察，我们必须允许保留上面这种简洁的、或许在富有争议的问题上多少带点教条化的分析方法。由于这种分析很难弄明白成本与价值之间因果 关系问题的真正含义，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争论一直很激烈。在竞争条件下，我们可以非常直接和确切地观察到，一个等量成本的价值和一个等量价值的成本（因为这纯粹是按照二者相等的方式进行相关选择的问题），因此这二者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看待相同现象的不同措辞而已。成本是体现在一件东西上的资源的价值，这就是说，这样东西对他们有某种 有用的价值。这种用途可以是“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可以量度并可供出售或相反），然而，如果某种“资源”不存在一种竞相争夺的诱惑力，就根本不成其为“资源”，正如同一件东西本身无人想要，这件东西就没有（交换 ）价值一样，并且，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件东西根本没有效用，如果该词也作了恰当界定的话。
上面所有的内容只不过是对选择法则（效用原理的正确形式）的一种详细阐述，可供选择物间的偏好比（preference ratios），通过按必要比率对可供选择物的组合，将首先在市场上，然后在生产中，与外部给定的实物等价率相等。这种大部分 可以在生产中相互替代的“物品”，就是我们具有的一种经济秩序————即在自由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从事满足欲望活动的组织————的条件。接下来，我们将转而考察在制作单一商品时，从多个生产要素的组织中产生出的更为复杂的竞争状况。
* * *
［1］ 对垄断的研究除外，可以参见第六章。
［2］ 这里只是想阐述一下历史事实，不是对必然性或必要性下武断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从任何其他种类的行为准则中，我们都能发现非常一般的适用性，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用的结论，即这种准则没理由不包含在纯理论的假设前提中。另一方面，假设我们所分析的所有行为，都一定具有从属于大部分行为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对现实的初步接近，毫无疑问是一种适当的开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单独了解这些行为，我们都必须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即抽象的分析方法），将它们的各种基本趋势分离出来。在这里，我们对探究本能的和内省的经济学的可能性不感兴趣，更遑论要建立这门科学。我们的研究只是依据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的思考部分已经对我们称为“品行”（conduct）的行为方式的一方面作过研究，并且，我们根据我们的主要目的，指出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的相对局限性。再要坚持认为局限性不能令人信服地用来反对一种理论（对那些还没有领会关键之处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或许这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条件————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局限性，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
［3］ 沿着这一思路以求证明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按此思路所做的一些思考在帕特里克 · 格迪斯的讲稿《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约翰 · 罗斯金》中已经提出过（圆桌系列讲座）；还可以参见H．W．斯图尔特教授的论文《经济利益的诸方面》，收录于杜威教授等人编撰、题为《创造性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 ）一书中。还可以参见威斯利．C．米切尔的《人类行为与经济学》，载《经济学季刊》，第二十九卷，第1页起。
从另一个极端看，我们可以从T．N．卡弗教授的文章中发现，经济学呈现出一种不加批评的理性化，了无生气到了近似于化学提纯的地步。以往的经济学家审慎而明智地使用经济人的概念，卡弗则真的是一个平常人。
［4］ 据说，已灭绝的墨西哥文明，尤其是秘鲁文明，就具备这种特征。
［5］ 完整的阐述请参见第五章。
［6］ 这里绝不能理解为我们主张或假设，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完美了，或是通过组织的自由交换制度，用一种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解决了。尤其在第一和第三个问题中，社会价值尺度的形成，以及资源在进步中的使用，资源的使用方式和结果，都极易受到尖锐的批评。但我们并不认为，实际上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我们的任务只是分析和描述与组织的根本任务相关的一种纯自发的、个人化的、竞争性制度的运作。
［7］ 试图对欲望进行详细的分类，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可能碰巧注意到区别真正不同的需求和满足同一需求的不同手段的困难。比如，我们可能谈到过对食物的欲望，或者，对不同食物的种种欲望；在有限范围内，一种东西可以充当另一种东西，但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做到这点，最终，对不同东西的需求本身，会成为一种欲望。按我们的看法，欲望必须按经济学的要求，根据商品的实际市场分类来进行分类。我们没有必要装成要去考察作为欲望基础的心理学问题。我们的讨论涉及的是与品行（conduct）有关的东西，这里不关注是否我们想什么东西，或我们期望从中找到什么意识状态，还是别的什么，只要行为本身和行为引致的物质变化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就行了。
［8］ 情况似乎如此，或许也有其叙述与事实不符的例外；情况似乎如此，就是说，绝对欲望基于绝对有限性，而不是基于由满足手段的冲突性需求所引起的有限性。然而，这些意义在经济学上肯定无足轻重，通过仔细探究，已经出现了丧失“欲望”的特征的趋向。我们很难弄清楚一门学科如何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富有成效地处理这些变化无常的现象。当然，科学要在承认它们．存在、在理论的完整性上构成有限性的意义上来处理这些现象，但很难用理论本身来加以考虑。
［9］ 我们使一些欲望得到完全满足，因为这些欲望耗费的努力较少，少于那些需要精确计算出一旦临近绝对满足限度的临界点时，何处停止努力最为合意的欲望，例如进食面包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事实有助于表明完全“理性”的生活态度实质上是“非理性”的。我们最重要的一种“欲望”就是摆脱计算或作出近似评估的烦恼。参见J. M. 克拉克：《经济学与当代心理学》，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期与第2期。
［10］ 即使对愉悦与无痛苦以及相反感觉之间的差异“意识”来说，情况虽然真实，但仍具有一种“偶然的”、难以捉摸的特点；我们无法系统地阐述两个系列之间的区别或对它们之间的经验进行分类。同一件事对一个人来说是快乐的，对另一个人却是痛苦的，甚至根据人所处的环境，尤其是根据人的期望，对同一个人在一时间是快乐的，在另一时间却是痛苦的，这太显而易见了，无需讨论。一旦仔细考察，这一区别就会逐渐消失。一笔上十万的遗产，突然降临到一个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对这个人是一种快乐，但如果此人期望的是一千万，那这笔遗产带给他的只能是极大的悲伤。一项蹲监狱的判决，对一个原以为会被判绞刑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快乐之源，我们不妨说它“实际上”只是逃脱了更大的痛苦，或者，继承的是一份对更大愉悦的剥夺。可供选择物的比较和偏好的存在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愉悦和痛苦却是偶然而任意的事情。
［11］ “均等效应”一词，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与无差异选择这一事实相关，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数量的比较。我们避免使用“边际”效用一词，是因为它意指同一供给的不同部分所存在的不同的重要性。然而，说到供给的效用，一些可以区分每单位效用和总供给效用的词，有时候也是有益的。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将用“特定效用”（specific utility）一词来表示每单位的效用。
采用选择原理作为经济推论的起点，并在比较意义上对“效用递减”进行分析的一般方法，在威克斯蒂德那儿运用得相当地道，令人折服（《政治经济学常识》），费特在其近作（《经济学原理》）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有关这门学科的心理学就是行为主义学派理论；他们也认识到，一名经济学家不需要是一名享乐主义者（尽管杰文斯和埃奇沃思是），经济学家甚至也不需要考虑选择的对抗性（rival）心理问题。参见米切尔《经济理论中货币的作用》一文，见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第二十八届年会《论文集》。效用和价值的相对性原理同样抑制了动机理论。B. M. 安德森（在《社会价值与货币价值》一书第一章中）提出了一种绝对社会价值理论，并像我们所做的，将价值定义为激励行为的推动力量。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没能看出这一概念与其他任何概念一样是相对的，事实上具有最为明显的相对性。行为的动肌意指“这种”行为而不是 某些其他行为，抛开必须在何种比较和选择之间作出选择的情况，显然是无法想象的。达文波特也坚持在经济推论中相对效用的重要性，将效用本身作为一种绝对量值进行分析（《企业经济学》，第七章）。笔者发现，不可能设想出这样一种实体。
［12］ 严谨的考察令人产生疑问，即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能为组合选择原理增加了多少实实在在的解释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所称的“资源”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源，而只是因为我们能指出它的用途和它的量的方面，有多少资源，很明显只有依据其用途才能确定。但是，起码资源这一观念，正如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资源这一事实所揭示的，有助于我们在思想上调和两种对立的效用在量上具有的可选择性。与牺牲或“成本”相关的纯精神病态，事实上有一些令人费解。如果我们想知道一样东西所值几何，我们往往喜欢用货币或努力等词语，即用“资源”来回答；但这样说时，我们就喜欢研究后者，而且反过来用这种资源所拥有的一些其他效用来评估这一资源。资源概念的“实体化”似乎是“工具性概念”的一个说明，但没有它我们很难继续进行讨论。
［13］ 《经济学原理》，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
［14］ 实际上，这走得并不远。我们也不能对这孩子有任何指责。恰恰相反！显然，这里所做的理性的事情是非理性的，因为慎思和评估的成本超出了它们的价值。这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人们还常常（或许是）一如既往地行为，但这种做法并没有使经济推论无效到我们想象的地步，因为这些非理性（不是理性的就是非理性的！）趋向于相互抵消。在特殊情况下，一般行为“理论”对特定个人的适用性，其效果就像给风格怪异的画作加个边框一样，但总体上（en masse ）在长期内就不能这样做了。市场行为就像人们在作出自己的选择时，通常都要极为准确地进行算计是一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可避免地按规矩盲目地生活着，但结果一般说来却相当接近理性。
［15］ 这一讨论假定，可供选择物品之间的数量关系保持不变，选择了另一个就以相同比率牺牲了这一个，或者说，两者内含的“资源”可按相同比率转换。实际上，这也只是一种罕见的可能；一般来说，随着供给的变化，不仅已知的可供选择物品的量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而且随着供给最初的增加，为了获取一定量的其他物品而必须牺牲的一种物品的量，也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除了效用递减规律以外，“生产率递减规律”（同样也仅仅是一种比例规律）也开始产生作用（并向相同方向运行）。
帕滕教授对效用分析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消费也需要时间，这一时间必须保留在生产运行之外。（参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院刊》，1892——1893年，第726——728页。另参见埃奇沃思《数理心理学》，第68页。书中对消费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作了考察。）然而，将除了实际满足体验之外的每一件事情都包括在生产中，似乎在逻辑上更为准确，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反对意见就失去了力量。按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其视为是在可供选择物品（即选择物的组合）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物品也只是被简单地看成为无论何种东西，这样，整个问题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16］ 与其用技术术语将其说成是“序数的”，还不如说成是“数量的”。它们是可变 的，但不可量度 ，可以进行排列 ，但不能添加 。如果我们暂时考虑一下任何简洁感，作为一种感觉，这一属性的本质将失去其神秘性。我们很容易就能说出这一盏灯比那一盏灯亮，但我们说不出亮多少。灯光的亮度其实可以由科学来进行“量度”，但也可以通过与上文讨论效用的基本原理相类似的方法做到。我们可以移动一盏灯的距离，以使灯光的亮度渐渐与标准相等 ，这段距离 是可以测量的。很显然，这种做法完全不涉及对感觉 的量度。同样，温度计不能对热的感觉 进行量度，或者说，秤不能称出重量的感觉。对序数变量更好的说明可以在美学（当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价值”）领域中找到。我们可以说，这首诗或这幅画比那首诗或那幅画好，但没有人会认真地提出对这个优势进行量度。当然，我们在学校里和竞赛中，可以凭借百分制检查这些事情（甚至于举止风度）的“品级”变动，但没有什么人的观点有资格对这种信以为真的结果施加特别的影响。
［17］ 在很大程度上，购买其实是基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基于对相对长期的重要意义的评估，当然，随着“反社会”的橱窗装饰艺术、广告宣传和推销术的发展，这种冲动购买不仅实实在在存在，或许还在增加。在经济学的进步将这种现象归纳为一般规律并将其纳入演绎体系前，这是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现实情况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参见前面第52页及脚注，亦参见第61页脚注。）在大数法则条件下，其效用与近似的理性不相上下。
［18］ 剩余学说是马歇尔理论中笔者所不赞成的少数几个观点之一（见《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125——133页，尤其见第129页脚注）。然而，这一问题与“范围和方法”有关，而不是与事实或逻辑有关。我根本领会不到这一概念对理解人类行为或解释经济现象有什么作用。我确信正是这种观点的混淆导致了严重的错误并据此推导出了完全不相干的结论。而且，求助于“简单常识”似乎也完全不可能证明这一现象的存在。比如说，一个人宁可为“第一片”面包付出一千美元（无论是哪一片），也不愿没有这片面包，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他付出一角钱获得了一块面包的时候，他获得的免费满足值999.90美元，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很多思想家都察觉到了这些所谓剩余的神秘性质，我希望上述观点将表明错误的根源，并使其更容易识别和避免。
［19］ 第64页，第65页。
［20］ 社会从属成员一定完全依附于社会中某些特殊的个人。这样，任何从属成员的欲望只能由他的监护人代表他感觉到他的欲望来起作用，所以我们完全不必对其加以考虑。我们只需关注那些对其家人等等具有正常关怀之心的社会独立成员，但每个人都要在相互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经济生活。
上述假设的含义并不一定是对人们及其关系的完整描述。这只不过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强调我们在这里只考虑他们的市场行为，他们的市场行为才被假定为符合这些描述。
［21］ 不言而喻，我们设想的这个社会是“孤立的”。每个有事情可做的人，都是在这一社会里做，所做之事与其他所有的事都是等价的。
［22］ 我们可以将这个社会描述为与“企业”制度相反的“手工业”制度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熟练工人失去了其重要地位和人生乐趣，并不是因为他只生产和出售一种商品，而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产服务出售给了企业主。
［23］ 我们将全部存量视为只供出售而没有储蓄的量。财货所有者对构成了保留价格的他们自己的财货的需求，事实上与其他人的需求没有什么区别，由于他们的分配问题与将要建立的价格体系无关，所以这种情况最为真实和有意义地集中反映了与给定的分配相对应的给定的财货量。当然，我们必须将眼前这位所有者的需求列为对每种财货的需求的一部分；这是由财货本身，而不是由手中所掌握的与结果无关的其他财货所作的“支持”（backed up）。（参见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五章，第48页以下。）
［24］ 完全市场问题最好用数学（即用符号）进行分析，数理经济学家对此问题作了出色的讨论。参见埃奇沃思《数理心理学》第40页以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附录六，以及数学附录和注a12乙。
［25］ 可以用证明其反方不能成立的方法轻松地予以证明。如果交换被认为是在不同价格条件下发生的，那么，面临较高价格的买者，和面临较低价格的卖者，这些人将会在一个中间数字上取得一致意见。
［26］ 这两种主张在经济学讨论中常常是同等对待的，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如此简单。为了从第一个主张证明出第二个主张，我们假设，在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每个个人都要确定合适的购买量。（由于经济状况的相似，我们不考虑物品的买卖，只考虑对用没有商品价值的货币所购买的两个商品进行比较。）现在，我们让一个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另一个商品上升。如果这个价格上涨了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商品，或许人们会为此商品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资源。但他不会购买用物理单位计量的尽可能多的商品。因为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相应减少在其他可供选择的物品上耗费的资源，要少买其他的商品。但他如果在这件商品上购买的量与以前相同，在其他商品上购买的量减少，两者之间的效用比将会被推翻（因为效用比以前是处于均衡状态的），一个已知的资源的量购买的效用越少，在所购买的物品上花费的资源量就相对更多，资源将因此而从这种物品向其它物品转移。这就是说，他将更少购买价格（相对）上升的物品。证毕。
［27］ 第66页以下。
［28］ 尽管我们没有必要使问题复杂化，但在需求曲线上标出其他人的需求，而不是面前这位商品所有者的需求，在考虑到面前这位商品所有者的保留价格的同时，再绘出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以代表不同价格水平上的出售，也是可以的。无论使用何种方法，相同的数据都将给出相同的价格，正文中所描述的情况是对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描述，因为，在保留价格和需求价格背后的原因或动机上，不存在实际的差别。
［29］ 塞利格曼的分析（《经济学原理》，第179页以下及第192页以下）是组织谬误的一个显例。B. M. 小安德森的《社会价值》也有相同的错误。安德森明显混淆了个人评判背后的社会影响，以及带有社会评判的偏好和本来意义上的偏好之区别。当然，个体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但是意识仍然是一个个体的现象，经济学家所考虑的与此相关的行为就是这样。除非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以某种其他方式而不是通过经济学探讨的那种个体间自由交换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内，否则，确定价格的，只能是个体的买和卖，不能是社会的买和卖。
［30］ 参见第76——80页。
［31］ 如果价值没有发生变化，货币的使用并不能影响到理论，流通信用的使用也不会使讨论失效。
从一个方面看，实际情况与理论相比极其简单；从另一方面看，差异也会减少。通常，这一过程的连续性 和公布的价格的稳定存在，意味着除非卖者愿意接受现有的牌价（或更高），否则他就不会进入市场；买者除非愿意按此价格或更低价格支付，否则他也不会进入市场。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明白，商品的供求将如何使价格下降或上升直至达于均衡。也就是说，真正的实际的问题与价格的变化 相关，与价格的确定无关。这一问题远不如后面的问题复杂。
［32］ 另一个理论分支是静态条件下的分配理论，但在我们现在的假设条件下，因为不存在合作生产，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33］ 应该注意，这里的成本曲线是一种递增成本 曲线。这是唯一一种从当前角度考虑问题而出现的情况。在分析的稍后阶段，在更为复杂的条件下，才会引入递减成本的问题。很显然，要增加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都涉及到资源从其他物品的生产的转移，这一过程将会在降低前一个物品的价值的同时，提高后一物品的价值。其原因是，资源是按照最适合的用途来确定价值的，这就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加，成本也在增加。在讨论的现阶段，我们不讨论任一单位商品的成本或任一单位生产要素的产出，因为，在制造任一商品的过程中，我们只使用了一种要素。
上述假设，尤其是前8条，是现实中或多或少存在的一种趋势的理想化或完美化。它们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第9条，就像已经证实的那样，基于一种有些不同的基础。它的结论是，完全知识只有在变化发生时才会出现（第2条有说明），才是完全竞争的必要条件。除了这些仅在程度上才存在的与实际生活的差别外，为了眼下分析的方便，我们还必须作出两条与事实相反的进一步的假设。
10．首先我们暂且假定，社会中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生产性财产。每一种生产要素或生产能力，都是社会某些成员个人禀赋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产中所使用的物质工具，要么就因为存在大量的供给，因此是一种自由财货，要么就完全与其所有者结合在一起（不需要租或卖），并且不容易增加或减少。当然，后一种属性，如果不是不可分割的那种属性，事实上暗含着对静态条件的特别说明。在这里，我们也一定会明确地说出，个人的诸种力量，在量和质的方面同样是固定的 。生产性财货在个人之间转换的社会结果，尤其是通过“投资”而增加的生产性财货，将在稍后作进一步讨论，现在我们必须通过对不存在这种情况的社会的初步研究，将这一问题分离出来。
11．第二种“分析性”假设也包含在前面“理想化”归类中。在第8条中我们曾表明，劳动分工会延伸到每个个人都只生产一种单一商品的地步。当然，在当代产业社会中，分工已走得更远了。但重要的是要独立研究一个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生产是通过制成品的交换组织起来的。 ［22］ 稍后，我们会对所谓二度劳动分工的组织化的进一步发展之特殊问题，进行讨论。
一旦生产诸要素协力从事一种单一商品的生产，产品的分配就成了非常复杂的问题，单一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再也不可以直接予以识别了，从这一事实出发进行思考，这种分离尤为重要。当然，分离多种要素协作生产的单一产品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所熟悉的技术意义上的“价值估算”（imputation）或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核心问题。
上面罗列的诸项假设和人为抽象过程确实有点让人望而生畏。虽然罗列这些假设的意图实际上是必要的或有用的，但它绝没有减少假设的虚构程度，以及假设条件与我们实际经济生活条件的差距。这些假设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前8条和第9条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在经济学文献中，在很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如果我们提出来了这些假设，而且这些假设是必要的，或者，我们提出了这些假设而不管它们是否必要，都不会贬低对其进行抽象的重要性，以及彰显其非现实属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为以这种方式运转的社会勾勒出一幅图画，以期发现均衡的条件或在这一社会中运行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自然结果。因此，我们打算设想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处于我们所描述的这种环境中，在满足自己欲望的企业中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每个人接受了这种大概的处境，都会从事某种商品的生产，并期望通过与他人的交换，来获取满足自己多种欲望的手段。一段时间过去后，每个人都会积累起一小部分自己生产的具体财货的存货，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到一个中心市场去碰面，并相互交换东西。
现在呈现出来的这种情况，即一组人有一定的存货需要出售的情况 ［23］ ，在经济学讨论中是耳熟能详的，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 叙述在所有商品中建立固定的交换比率的过程。 ［24］ 一旦这一过程完毕，所有商品将被简化为一种单一而同质的等量交换的资金或价值。我们也不必操心资金的表现形式和处理这种资金的方法；实际上，一定会有某种标准的交换媒介凸显出来，但就现在的目的来说，是有一种货币还是有与商品种类一样多的种类的货币，都无关宏旨。
如果相互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是完全的，交换就只会按单一价格进行。 ［25］ 我们可以设想这一价格是通过询问这种方式一一决定的。由于每个人根据其他所有东西，都了解自己所拥有的每样东西的价值，因此实质上，每个人与那些在销售价格已由销售者固定且加以公示的市场上花费一定的货币收入的人一样，都处于相同的地位。个人手中的财货代表的是一种交换能力，一种“资源”，他将按照选择法则，在所有可能的用途上对它们进行分配，这样，每一单位的财货都可以换来等量的效用，欲望的满足，或是任何“重要的东西”。
表明价格尺度如何产生于这一事实，即个人如何按照选择原则，在价格给定的条件下，分配自己的购买力的行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市场价格理论的任务。在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 （为另一财货而牺牲一个财货的比率），为了另一商品而耗费的购买商品越 多，用每一单位商品所购买的满足欲望的量就越少（相对于满足欲望的能力来说，要不就放弃这一财货，要不就放弃可以用来进行交换的任何其他财货）。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财货的价格越高 （相对于其他财货，包括购买财货），个人对其的购买将越少。 ［26］ 因此，从理论上讲，我们就有了为任何人根据其他商品的价格条件将会接受的任一商品的量画出表格或曲线的可能，再通过所有这些个体的量的相加，我们就可以画出社会总量的近似表格。然而，在任一给定的较短时间内，每一适合出售的财货都有一个固定的量，这个量都必须以一种价格售出。因此，在一个完全市场中，每一个商品都拥有一个确定的价格，这一价格是现存所有存货可以售出的（包括被现场所有者带出市场的存货）最高的统一价格。
市场价格均衡的图解表述既简单又明晰。在下图和分析中所涉及的效用关系，可运用于前述之男孩和草莓情况下的分析。 ［27］ 交换的情况可见附图。图中，横线为价格。“需求”曲线D表示，任一个人或社会整体，按照已有的价格标准，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 的潜在购买。用于销售的量，是一个固定的实物量，这个量独立于价格，由一条切过垂直线或商品轴某一点的水平线来表示。水平交点的价值决定了现有条件下的市场价格。 ［28］
这里特别要注意，全部分析中所涉及的所有的量，是实物的量，不是心理的量。如果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个人意识中的效用不是一个真实且可量度的量值，那么很明显，从任何社会意义上说，与个人效用升华为一种“社会”评估相关的效用，就是一种完全不可接受的假定。实际上，社会效用的概念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替代品。全部问题是要明确地展示出这一点，即一个客观的、统一的价格如何从主观的、可变的个人偏好中产生出来。通过展示现实市场上个人讨价还价的相互往来，我们一定能做到这点。 ［29］ 事实上，我们对于任何个人的绝对 效用或任何个人所购买的绝对量，是一无所知的。对产生于完全竞争的这种调整，我们所能说的一切都可以由以下三点来表达：（1）在（可供选择的价格已被固定）这种条件下 ，每个个人按照选择法则，在各种可供选择物中分配自己的资源，并以他特定的购买力资源（不管是什么），最大化可能满足的欲望，以达到理性行为的目的；（2）这一条件本身，即价格或交换比率，对所有个人都是相同的，相对效用就是据此而调整为均衡，由此可见，所有财货的相对效用（即任何个人真要购买）对每个个人都是相同的；（3）交换比率将因此被调整成这样的比率 ，在此比率下，没有哪一个人会愿意用他的所有物来与他人的任何所有物进行交换。
之所以在这里着重说明，是因为当前对完全竞争结果的利益，存在着含糊其辞甚至实际上是相互混淆的结论。将这一结果称为是全社会最理想的或最佳的可能结果，还涉及到与这一过程本身的运行相关的所有理论条件以外的假设 ［30］ ，即初始条件，也就是交换开始之前的财货的分配，就已经是最佳的可能结果了（即，要么绝对理想，要么绝对超出人类的改造力量之外）。所有这些之所以正确（坦白地说，简直就和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样），是因为自由交换有助于财货的再分配，因此最能满足经由多方自愿同意而获得的任何方面的需求。
在理想的交换条件下所交换的量，在价值上是相等的，这里没有为诸如“利润”之类的东西的出现留下机会，这是不证自明的。
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交换的主要条件之所以没有实现，是由于“完全的相互交流”没能实现，这就是说，对所有交换者正在做的事情之完全知识没能得到相互交流。 ［31］
在我们的现实制度中，中介人在不存在垄断的条件下确定的价格是其对理论价格的最佳估算 ————刚好分配完可得到的供给————并且，他们可以时时根据出售价格所指示的价格太高或太低来改变价格。由于明显存在着不完全交流的缘故，在一般市场领域中，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里可能具有不同的价格，这是为我们所熟悉的事实。还有一些因素在干扰理论调整过程的同时，也加重了不确定性的后果：（1）由于习惯、漠不关心以及数字的取舍等等而形成的价格的惰性或无弹性；（2）“商品”的不同形式（以及并不存在的不同形式的欺骗性表象），这两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具体货物上，更通过附加的额外效用、销售地点的便利或时尚、华丽的包装、商品名称以及销售者的个性等等体现出来；（3）消费者的投机性；消费者并不会为当前的需要而持续进行购买，而是根据他们对市场的预测，储存货物或推迟购买。
我们一旦确定了合适的术语，并对商品的实际差异也做了考 虑（包括上述第2条的所有因素），同一商品倾向于具有确定而且统一的价格之趋势，不仅增强了，也更明显了，一般来讲，也更接近于这一结果。当然，相对于这种标准化，商品中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小麦和棉花是一个极端，艺术品是另一个极端。
在我们所设想的这个完全竞争的社会中，一旦交换过程完成，商品被消费掉了，每个个人都要重新开始从事生产。但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所从事的行当进行选择，现在每一个商品都会有一个相对于其他商品的已确定的价格尺度。按照这一价格尺度，每个人当然会依据制定决策时的选择原则，做出自己的努力并评估努力的强度。已生产出的商品将被简单地认作通常意义上对财货的购买力，因此当前的选择很简单，就是生产“财富”和不生产财富的选择，其含义是指，做什么或什么也不做（这也意味着在做“什么”）完全在量的比较之外，而眼下是指在市场范围之外。因此，每个人都会像鲁滨逊或采草莓的男孩一样，使自己的努力付出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效用和负效用————“真正”牺牲了的效用，但属于没有特别说明的非数量性的那种————从相互选择的量上来说，是同等重要的。
随着生产的进行以及财货在我们经济人（homines oeconomici ）手中的积累，财货将会与以前一样，被用来进行交换，并根据选择法则在交换活动中进行分配，交换活动通过相同的过程，不断调整，以保持在使每件商品暂时的效用比率能够与价格比率达成相等的那一点上。但是，这一调整和再调整过程也有一种趋向于均衡的趋势；对这一趋势的研究，即对于所有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将会达于一个不变比率的状况的研究，属于经济学理论的第二大分 支————即规范价格理论（normal price）的研究范围。 ［32］
在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情况中，由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继续，商品的价值尺度或均等数量体系，就比一个人的鲁滨逊经济中的情况更为客观和明确。已公布的交换比率尺度的固定存在，以及按此交换比率运行的完整组织的产生，都必定会对经济活动的“理性化过程”产生巨大影响，也使人们对其数量特性产生深刻印象，并迫使人们进行精确的计算和比较。其结果是，所有的商品都被简化成了一个同质的集合体，或各种价值单位的储存。这笔储存的价值，作为解决选择问题的中介，当然让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将每个人的经济过程划分为两个部分或两个阶段。他所生产的财货只被认为是用于交换的一定量的价值，生产中组合各种选择的问题，如我们上文所谈到的，出于只考虑两种选择的必要，而被分离和简化。同样，人们也对消费问题进行单独考虑，消费问题表现为交换中的消费价值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根据理性选择原理或竞争性用途中各种资源的分配，按照自身的利益加以解决。这样，关于支出方面的交换价值，变得类似于鲁滨逊的努力的概念，成了一个没有本体论内容的工具性概念，但这一概念对解决选择问题却极为有用。由于实际生活中交换价值的积累，生产以积聚为目的来抵御未知的意外风险，而根本不考虑所生产物品的任何特定用途，经济问题两个部分的分离趋势更加严重。由于财富的生产倾向于失去与消费效用概念的所有关系，并且采取了 一种竞争的形式，在这一竞争中，交换价值仅仅是成功的一种尺度，竞赛中的一个筹码，所以，财富生产的分离趋势更进一步增大了。
价值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客观化也与对生产性牺牲或“努力”的更为确切的评估相关，事实上，人们放弃了可供选择的“非经济性”职业转而从事生产劳动。虽然在我们现在的讨论条件下（只讨论独立的个人劳动），生产性劳动实际上还没有进入市场并进行交换，但评估是依据交换中的价值来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性劳动成了一般的价值储备。对生产努力的评估，即根据业已建立的经济选择的等量程度，在数量上或价值意义上，为“支出成本”的概念提供了相应的实质性内容，毫无疑问，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会在人们的脑子里起作用。
在这里指出以下这点尤为重要，即在建构假设的这一阶段，我们首先设定了一组条件，在这组条件下，一个特定商品的支出成本，并不必然且理所当然地与商品本身的价值相等。因为，在趋向于规范价格或均衡条件的重整过程出现的同时，劳动的“价值”片刻间会由市场价格状况所决定，而劳动生产出的产品的价值，将在稍后时间里决定，因此，两者之间通常存在某种差异。生产性努力的价值，是用于生产商品以前具有的 价值，而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商品进入市场后的另外的东西。一个商品的价值与其耗费（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都等同于“利润”。差额的出现显然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必须以过去的条件为自己的行为依据，以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测为行为依据一这个未来又基于过去的条件，而不是基于与他们确实相关的实际 未来条件。一旦人们准确无误地发现哪些物品在生产出来之后 会值钱，他们将据此而使用他们的生产能力，而利润之差额将随之消失。因为这是他们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取得了一定 程度的成功，所以，价格体系将趋向于这种均衡调整，在这种均衡调整条件下，没有利润存在。
规范价格调整理论之所以与市场价格理论极为相似，是因为通过在交换中牺牲另一种物品来购买一个物品和通过在生产中牺牲另一种物品的生产来“购买”物品之间，原则上（只是一个复杂些）没有什么差别。规范价格理论和市场价格理论不过是一种基本选择规律的必然结果而已。
就双重选择的生产方面而论，任何物品的效用或重要性，就是物品的购买力，物品的价格越高，对该物品的生产就越多，出于同样的原因，鲁滨逊将会更多地生产更想要的物品，或者，市场上的个人将会更多地购买类似的物品。但是，任何物品的价格越高，卖出去的这一物品将越少。这样，由于已生产的数量和已卖掉的数量大体上是相同的，物品的价格将会趋向于一点，在这一点上，平常的生产数量和以这一价格出售的数量是相同的。如图所示，我们仍然以价格为横轴，向上倾斜的曲线代表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上（相对于其他物品）的生产（比率）或供给，向下倾斜的曲线代表销售（比率）或需求。曲线的交点是确定的价格。
用一种略为不同的方式来考虑相同的问题，将会使我们对个人动机的概念更为清晰，并且揭示出价值一成本思想的含义。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或者将轴线换一个角度，需求曲线实际上就成了生产成本曲线。任一价格水平上产出的量（单位时间的生产率），就是在该价格水平上所能生产的既没有利润也没有亏损的量。因为，如果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产生了利润，资源将被转入 这种物品的生产；如果有了亏损，资源将会从这一物品的生产转出 。因此利润的真实含义非常简单，即用于生产其他物品（以及其他价值）的资源的使用，将比该物品原来的生产产出更多；同理，损失意味着，用于当前物品生产的资源，在其他用途上的（它们的价值由最优使用的价值决定）所值更多。根据这一观点，需求曲线表明的是不同供给水平的可能销售价格，均衡的条件是指成本和销售价格的均等。曲线的交点表明了一个轴线上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比率，以及另一个轴上的均衡价格。不用进一步的详细解释，这种根据选择法则进行推论的完整分析方法的特征，就很清楚了。 ［33］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对这些重要原理作更多的考察，我们必须允许保留上面这种简洁的、或许在富有争议的问题上多少带点教条化的分析方法。由于这种分析很难弄明白成本与价值之间因果 关系问题的真正含义，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争论一直很激烈。在竞争条件下，我们可以非常直接和确切地观察到，一个等量成本的价值和一个等量价值的成本（因为这纯粹是按照二者相等的方式进行相关选择的问题），因此这二者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看待相同现象的不同措辞而已。成本是体现在一件东西上的资源的价值，这就是说，这样东西对他们有某种 有用的价值。这种用途可以是“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可以量度并可供出售或相反），然而，如果某种“资源”不存在一种竞相争夺的诱惑力，就根本不成其为“资源”，正如同一件东西本身无人想要，这件东西就没有（交换 ）价值一样，并且，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件东西根本没有效用，如果该词也作了恰当界定的话。
上面所有的内容只不过是对选择法则（效用原理的正确形式）的一种详细阐述，可供选择物间的偏好比（preference ratios），通过按必要比率对可供选择物的组合，将首先在市场上，然后在生产中，与外部给定的实物等价率相等。这种大部分 可以在生产中相互替代的“物品”，就是我们具有的一种经济秩序————即在自由生产和交换的基础上从事满足欲望活动的组织————的条件。接下来，我们将转而考察在制作单一商品时，从多个生产要素的组织中产生出的更为复杂的竞争状况。
* * *
［1］ 对垄断的研究除外，可以参见第六章。
［2］ 这里只是想阐述一下历史事实，不是对必然性或必要性下武断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从任何其他种类的行为准则中，我们都能发现非常一般的适用性，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用的结论，即这种准则没理由不包含在纯理论的假设前提中。另一方面，假设我们所分析的所有行为，都一定具有从属于大部分行为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对现实的初步接近，毫无疑问是一种适当的开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单独了解这些行为，我们都必须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即抽象的分析方法），将它们的各种基本趋势分离出来。在这里，我们对探究本能的和内省的经济学的可能性不感兴趣，更遑论要建立这门科学。我们的研究只是依据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的思考部分已经对我们称为“品行”（conduct）的行为方式的一方面作过研究，并且，我们根据我们的主要目的，指出通过推理得出的结论的相对局限性。再要坚持认为局限性不能令人信服地用来反对一种理论（对那些还没有领会关键之处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或许这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条件————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局限性，并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
［3］ 沿着这一思路以求证明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按此思路所做的一些思考在帕特里克 · 格迪斯的讲稿《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约翰 · 罗斯金》中已经提出过（圆桌系列讲座）；还可以参见H．W．斯图尔特教授的论文《经济利益的诸方面》，收录于杜威教授等人编撰、题为《创造性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 ）一书中。还可以参见威斯利．C．米切尔的《人类行为与经济学》，载《经济学季刊》，第二十九卷，第1页起。
从另一个极端看，我们可以从T．N．卡弗教授的文章中发现，经济学呈现出一种不加批评的理性化，了无生气到了近似于化学提纯的地步。以往的经济学家审慎而明智地使用经济人的概念，卡弗则真的是一个平常人。
［4］ 据说，已灭绝的墨西哥文明，尤其是秘鲁文明，就具备这种特征。
［5］ 完整的阐述请参见第五章。
［6］ 这里绝不能理解为我们主张或假设，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完美了，或是通过组织的自由交换制度，用一种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解决了。尤其在第一和第三个问题中，社会价值尺度的形成，以及资源在进步中的使用，资源的使用方式和结果，都极易受到尖锐的批评。但我们并不认为，实际上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我们的任务只是分析和描述与组织的根本任务相关的一种纯自发的、个人化的、竞争性制度的运作。
［7］ 试图对欲望进行详细的分类，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可能碰巧注意到区别真正不同的需求和满足同一需求的不同手段的困难。比如，我们可能谈到过对食物的欲望，或者，对不同食物的种种欲望；在有限范围内，一种东西可以充当另一种东西，但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做到这点，最终，对不同东西的需求本身，会成为一种欲望。按我们的看法，欲望必须按经济学的要求，根据商品的实际市场分类来进行分类。我们没有必要装成要去考察作为欲望基础的心理学问题。我们的讨论涉及的是与品行（conduct）有关的东西，这里不关注是否我们想什么东西，或我们期望从中找到什么意识状态，还是别的什么，只要行为本身和行为引致的物质变化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就行了。
［8］ 情况似乎如此，或许也有其叙述与事实不符的例外；情况似乎如此，就是说，绝对欲望基于绝对有限性，而不是基于由满足手段的冲突性需求所引起的有限性。然而，这些意义在经济学上肯定无足轻重，通过仔细探究，已经出现了丧失“欲望”的特征的趋向。我们很难弄清楚一门学科如何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富有成效地处理这些变化无常的现象。当然，科学要在承认它们．存在、在理论的完整性上构成有限性的意义上来处理这些现象，但很难用理论本身来加以考虑。
［9］ 我们使一些欲望得到完全满足，因为这些欲望耗费的努力较少，少于那些需要精确计算出一旦临近绝对满足限度的临界点时，何处停止努力最为合意的欲望，例如进食面包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事实有助于表明完全“理性”的生活态度实质上是“非理性”的。我们最重要的一种“欲望”就是摆脱计算或作出近似评估的烦恼。参见J. M. 克拉克：《经济学与当代心理学》，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二十六卷，第1期与第2期。
［10］ 即使对愉悦与无痛苦以及相反感觉之间的差异“意识”来说，情况虽然真实，但仍具有一种“偶然的”、难以捉摸的特点；我们无法系统地阐述两个系列之间的区别或对它们之间的经验进行分类。同一件事对一个人来说是快乐的，对另一个人却是痛苦的，甚至根据人所处的环境，尤其是根据人的期望，对同一个人在一时间是快乐的，在另一时间却是痛苦的，这太显而易见了，无需讨论。一旦仔细考察，这一区别就会逐渐消失。一笔上十万的遗产，突然降临到一个毫无准备的人身上，对这个人是一种快乐，但如果此人期望的是一千万，那这笔遗产带给他的只能是极大的悲伤。一项蹲监狱的判决，对一个原以为会被判绞刑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快乐之源，我们不妨说它“实际上”只是逃脱了更大的痛苦，或者，继承的是一份对更大愉悦的剥夺。可供选择物的比较和偏好的存在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愉悦和痛苦却是偶然而任意的事情。
［11］ “均等效应”一词，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与无差异选择这一事实相关，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数量的比较。我们避免使用“边际”效用一词，是因为它意指同一供给的不同部分所存在的不同的重要性。然而，说到供给的效用，一些可以区分每单位效用和总供给效用的词，有时候也是有益的。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将用“特定效用”（specific utility）一词来表示每单位的效用。
采用选择原理作为经济推论的起点，并在比较意义上对“效用递减”进行分析的一般方法，在威克斯蒂德那儿运用得相当地道，令人折服（《政治经济学常识》），费特在其近作（《经济学原理》）中也采用了这一方法。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有关这门学科的心理学就是行为主义学派理论；他们也认识到，一名经济学家不需要是一名享乐主义者（尽管杰文斯和埃奇沃思是），经济学家甚至也不需要考虑选择的对抗性（rival）心理问题。参见米切尔《经济理论中货币的作用》一文，见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第二十八届年会《论文集》。效用和价值的相对性原理同样抑制了动机理论。B. M. 安德森（在《社会价值与货币价值》一书第一章中）提出了一种绝对社会价值理论，并像我们所做的，将价值定义为激励行为的推动力量。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没能看出这一概念与其他任何概念一样是相对的，事实上具有最为明显的相对性。行为的动肌意指“这种”行为而不是 某些其他行为，抛开必须在何种比较和选择之间作出选择的情况，显然是无法想象的。达文波特也坚持在经济推论中相对效用的重要性，将效用本身作为一种绝对量值进行分析（《企业经济学》，第七章）。笔者发现，不可能设想出这样一种实体。
［12］ 严谨的考察令人产生疑问，即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能为组合选择原理增加了多少实实在在的解释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所称的“资源”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源，而只是因为我们能指出它的用途和它的量的方面，有多少资源，很明显只有依据其用途才能确定。但是，起码资源这一观念，正如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资源这一事实所揭示的，有助于我们在思想上调和两种对立的效用在量上具有的可选择性。与牺牲或“成本”相关的纯精神病态，事实上有一些令人费解。如果我们想知道一样东西所值几何，我们往往喜欢用货币或努力等词语，即用“资源”来回答；但这样说时，我们就喜欢研究后者，而且反过来用这种资源所拥有的一些其他效用来评估这一资源。资源概念的“实体化”似乎是“工具性概念”的一个说明，但没有它我们很难继续进行讨论。
［13］ 《经济学原理》，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
［14］ 实际上，这走得并不远。我们也不能对这孩子有任何指责。恰恰相反！显然，这里所做的理性的事情是非理性的，因为慎思和评估的成本超出了它们的价值。这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人们还常常（或许是）一如既往地行为，但这种做法并没有使经济推论无效到我们想象的地步，因为这些非理性（不是理性的就是非理性的！）趋向于相互抵消。在特殊情况下，一般行为“理论”对特定个人的适用性，其效果就像给风格怪异的画作加个边框一样，但总体上（en masse ）在长期内就不能这样做了。市场行为就像人们在作出自己的选择时，通常都要极为准确地进行算计是一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可避免地按规矩盲目地生活着，但结果一般说来却相当接近理性。
［15］ 这一讨论假定，可供选择物品之间的数量关系保持不变，选择了另一个就以相同比率牺牲了这一个，或者说，两者内含的“资源”可按相同比率转换。实际上，这也只是一种罕见的可能；一般来说，随着供给的变化，不仅已知的可供选择物品的量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而且随着供给最初的增加，为了获取一定量的其他物品而必须牺牲的一种物品的量，也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除了效用递减规律以外，“生产率递减规律”（同样也仅仅是一种比例规律）也开始产生作用（并向相同方向运行）。
帕滕教授对效用分析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消费也需要时间，这一时间必须保留在生产运行之外。（参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院刊》，1892——1893年，第726——728页。另参见埃奇沃思《数理心理学》，第68页。书中对消费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作了考察。）然而，将除了实际满足体验之外的每一件事情都包括在生产中，似乎在逻辑上更为准确，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反对意见就失去了力量。按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将其视为是在可供选择物品（即选择物的组合）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物品也只是被简单地看成为无论何种东西，这样，整个问题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16］ 与其用技术术语将其说成是“序数的”，还不如说成是“数量的”。它们是可变 的，但不可量度 ，可以进行排列 ，但不能添加 。如果我们暂时考虑一下任何简洁感，作为一种感觉，这一属性的本质将失去其神秘性。我们很容易就能说出这一盏灯比那一盏灯亮，但我们说不出亮多少。灯光的亮度其实可以由科学来进行“量度”，但也可以通过与上文讨论效用的基本原理相类似的方法做到。我们可以移动一盏灯的距离，以使灯光的亮度渐渐与标准相等 ，这段距离 是可以测量的。很显然，这种做法完全不涉及对感觉 的量度。同样，温度计不能对热的感觉 进行量度，或者说，秤不能称出重量的感觉。对序数变量更好的说明可以在美学（当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价值”）领域中找到。我们可以说，这首诗或这幅画比那首诗或那幅画好，但没有人会认真地提出对这个优势进行量度。当然，我们在学校里和竞赛中，可以凭借百分制检查这些事情（甚至于举止风度）的“品级”变动，但没有什么人的观点有资格对这种信以为真的结果施加特别的影响。
［17］ 在很大程度上，购买其实是基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基于对相对长期的重要意义的评估，当然，随着“反社会”的橱窗装饰艺术、广告宣传和推销术的发展，这种冲动购买不仅实实在在存在，或许还在增加。在经济学的进步将这种现象归纳为一般规律并将其纳入演绎体系前，这是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现实情况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参见前面第52页及脚注，亦参见第61页脚注。）在大数法则条件下，其效用与近似的理性不相上下。
［18］ 剩余学说是马歇尔理论中笔者所不赞成的少数几个观点之一（见《经济学原理》第六版，第125——133页，尤其见第129页脚注）。然而，这一问题与“范围和方法”有关，而不是与事实或逻辑有关。我根本领会不到这一概念对理解人类行为或解释经济现象有什么作用。我确信正是这种观点的混淆导致了严重的错误并据此推导出了完全不相干的结论。而且，求助于“简单常识”似乎也完全不可能证明这一现象的存在。比如说，一个人宁可为“第一片”面包付出一千美元（无论是哪一片），也不愿没有这片面包，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他付出一角钱获得了一块面包的时候，他获得的免费满足值999.90美元，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很多思想家都察觉到了这些所谓剩余的神秘性质，我希望上述观点将表明错误的根源，并使其更容易识别和避免。
［19］ 第64页，第65页。
［20］ 社会从属成员一定完全依附于社会中某些特殊的个人。这样，任何从属成员的欲望只能由他的监护人代表他感觉到他的欲望来起作用，所以我们完全不必对其加以考虑。我们只需关注那些对其家人等等具有正常关怀之心的社会独立成员，但每个人都要在相互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经济生活。
上述假设的含义并不一定是对人们及其关系的完整描述。这只不过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强调我们在这里只考虑他们的市场行为，他们的市场行为才被假定为符合这些描述。
［21］ 不言而喻，我们设想的这个社会是“孤立的”。每个有事情可做的人，都是在这一社会里做，所做之事与其他所有的事都是等价的。
［22］ 我们可以将这个社会描述为与“企业”制度相反的“手工业”制度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熟练工人失去了其重要地位和人生乐趣，并不是因为他只生产和出售一种商品，而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产服务出售给了企业主。
［23］ 我们将全部存量视为只供出售而没有储蓄的量。财货所有者对构成了保留价格的他们自己的财货的需求，事实上与其他人的需求没有什么区别，由于他们的分配问题与将要建立的价格体系无关，所以这种情况最为真实和有意义地集中反映了与给定的分配相对应的给定的财货量。当然，我们必须将眼前这位所有者的需求列为对每种财货的需求的一部分；这是由财货本身，而不是由手中所掌握的与结果无关的其他财货所作的“支持”（backed up）。（参见达文波特《企业经济学》，第五章，第48页以下。）
［24］ 完全市场问题最好用数学（即用符号）进行分析，数理经济学家对此问题作了出色的讨论。参见埃奇沃思《数理心理学》第40页以下；马歇尔《经济学原理》附录六，以及数学附录和注a12乙。
［25］ 可以用证明其反方不能成立的方法轻松地予以证明。如果交换被认为是在不同价格条件下发生的，那么，面临较高价格的买者，和面临较低价格的卖者，这些人将会在一个中间数字上取得一致意见。
［26］ 这两种主张在经济学讨论中常常是同等对待的，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如此简单。为了从第一个主张证明出第二个主张，我们假设，在任一给定价格条件下，每个个人都要确定合适的购买量。（由于经济状况的相似，我们不考虑物品的买卖，只考虑对用没有商品价值的货币所购买的两个商品进行比较。）现在，我们让一个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另一个商品上升。如果这个价格上涨了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商品，或许人们会为此商品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资源。但他不会购买用物理单位计量的尽可能多的商品。因为这样做的话，他就必须相应减少在其他可供选择的物品上耗费的资源，要少买其他的商品。但他如果在这件商品上购买的量与以前相同，在其他商品上购买的量减少，两者之间的效用比将会被推翻（因为效用比以前是处于均衡状态的），一个已知的资源的量购买的效用越少，在所购买的物品上花费的资源量就相对更多，资源将因此而从这种物品向其它物品转移。这就是说，他将更少购买价格（相对）上升的物品。证毕。
［27］ 第66页以下。
［28］ 尽管我们没有必要使问题复杂化，但在需求曲线上标出其他人的需求，而不是面前这位商品所有者的需求，在考虑到面前这位商品所有者的保留价格的同时，再绘出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以代表不同价格水平上的出售，也是可以的。无论使用何种方法，相同的数据都将给出相同的价格，正文中所描述的情况是对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描述，因为，在保留价格和需求价格背后的原因或动机上，不存在实际的差别。
［29］ 塞利格曼的分析（《经济学原理》，第179页以下及第192页以下）是组织谬误的一个显例。B. M. 小安德森的《社会价值》也有相同的错误。安德森明显混淆了个人评判背后的社会影响，以及带有社会评判的偏好和本来意义上的偏好之区别。当然，个体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但是意识仍然是一个个体的现象，经济学家所考虑的与此相关的行为就是这样。除非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以某种其他方式而不是通过经济学探讨的那种个体间自由交换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内，否则，确定价格的，只能是个体的买和卖，不能是社会的买和卖。
［30］ 参见第76——80页。
［31］ 如果价值没有发生变化，货币的使用并不能影响到理论，流通信用的使用也不会使讨论失效。
从一个方面看，实际情况与理论相比极其简单；从另一方面看，差异也会减少。通常，这一过程的连续性 和公布的价格的稳定存在，意味着除非卖者愿意接受现有的牌价（或更高），否则他就不会进入市场；买者除非愿意按此价格或更低价格支付，否则他也不会进入市场。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明白，商品的供求将如何使价格下降或上升直至达于均衡。也就是说，真正的实际的问题与价格的变化 相关，与价格的确定无关。这一问题远不如后面的问题复杂。
［32］ 另一个理论分支是静态条件下的分配理论，但在我们现在的假设条件下，因为不存在合作生产，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33］ 应该注意，这里的成本曲线是一种递增成本 曲线。这是唯一一种从当前角度考虑问题而出现的情况。在分析的稍后阶段，在更为复杂的条件下，才会引入递减成本的问题。很显然，要增加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都涉及到资源从其他物品的生产的转移，这一过程将会在降低前一个物品的价值的同时，提高后一物品的价值。其原因是，资源是按照最适合的用途来确定价值的，这就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加，成本也在增加。在讨论的现阶段，我们不讨论任一单位商品的成本或任一单位生产要素的产出，因为，在制造任一商品的过程中，我们只使用了一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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