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选择理论与交换理论

    现在，我们从历史的和批判的考察转向真正的理论构建。我们已经知道，从历史上看，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假设为依据的，但是这一假设的准确性却没有得到完全的表述，也从未进行过充分的系统阐述。我们并不会批评早期的经济学家为了简化和分析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采用了抽象假设方法，但我们主张，应该将实际上已经提出的假设及其重要意义呈现出来，加以强调。我们已经说过，之所以要将理论推理的内在假设前提公开摆出来分析，是为了解释利润的问题，而存不存在利润这一问题是理论的经济社会与现实的经济社会之间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一解释将直接采用对“不确定性”进行全面探究的形式，不确定性之存在与否将显示出理论被迫假设的条件和现实中存在条件之间最为重要的内在差异之所在。 ［1］ 本章以及以下两章将致力于对完全竞争进行定义和分析。其内容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扼要阐述，尤其重在对古典理论中未予强调并极易逃过读者视线的假设及其含义进行分析。除了这些特别值得强调之处之外，本书的观点将极大地不同于J．S．穆勒的著作，并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也略有区别。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以人类行为的原理为其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把对控制经济生活的人类行为心理的某些观察作为研究起点。准确而言，经济分析研究的是“行为”（conduct），在斯宾塞意义上适应于目的的行为，或行为对目的的适应，而与一般意义上宽泛的“行为”（behavior）正相对。这一理论假设，人的行为受有意识的动机所支配，更一般的说法是，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欲望的满足” ［2］ 。因为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经济行为，只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具有这种性质，[经济]科学从一开始就受制于相当多的约束因素。大多数的行为多多少少具有冲动性和多变性。只要人的经济活动是理性的或有计划的，通常人们就要承认，经济理论的结论一定会受制于该前提条件。

    这种局限性从范围和重要性上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大一些。它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人类行为在什么范围内可由科学方法进行探讨。在这一点上，笔者属于极度的非理性主义者。按照这种观点，把人类生活只解释成为获取任何真正想要的东西 而采取的行动，是很肤浅和不真实的。诚然，如果时间很短的话，这种描述对一个在给定时间和地点活动的个体来说，还是适用的。这是一种我们想象的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不是为了行为或经历本身，而是为了某种别有意味的目的。然而，如果这种目的只是偶然的和暂时的，那么，这种“需要”对于解释一种遥遥期待的经济过程几乎没有作用。笔者相信，这种行为观，就算是行为主体本人采取的观点，充其量也是一种肤浅的观点。看来，认为文明人用相对较少部分的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欲望的看法，唯独没有看到的是当时行为主体的心中存在冲动这一事实。

    大多数人类动机趋向于细察，以使自身符合游戏的精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让自己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做打算的时候要有某种目标，我们多多少少是随意地抓住和建立我们自己的目标————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掌握某种技艺，赚钱或是诸如此类。但我们一旦给自己树立了要实现的某种目标，这一目标就成了具有绝对价值的目标，并使之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化在生活里了。这就好像是在玩一个游戏，在游戏中，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抓住对方的某个部位，或带球越过某一位置，或无论什么可能的目标————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但实现这一目标，是暂时的目标，也是人生的目标。生活通常也像游戏一样，社会环境中也提供了很多驱动力，虽然许多人可能对独处（solitaire）兴趣日浓。

    行为科学 的基础必须要由行动的基本原则以及持久而稳定的动机来决定。然而让人产生疑问的是，这是否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人类想做的事情与其说是想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还不如说是想要富有意趣的经验。事实似乎是，我们对事物感兴趣的一个重 要条件，就是一个始料未及的因素，一个让人新奇的因素，让人惊异的因素。我们必须留心一种诱惑的存在，即我们总想通过我们对行为的思考来评价我们行为的性质。当然，对行为的思考是对行为的理性化，换一种更好的说法，这至少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思考”。逻辑思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手段，一种掌握和利用周围环境的工具。或许，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缺点，即人们趋向于将决定了我们巨大物质成就的思维习惯扩大到我们的个人生活范围。笔者大胆推测，如果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极限，那也正在接近极限。对我们外部成就的狂热（fever）现在主导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可以预期将会让位于一种更为明智的享乐主义的观点。人类会为了自身的利益更多地依据思想、美和快乐等来思考，而较少依据什么事情值当做、什么事情可以做或用它可以获得什么之类来思考。 ［3］

    经济学，如我们前面所说，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种确定的组织形式的科学。组织这一事实仍然极大地限制着对人类活动指向满足欲望的理性主义观点进行讨论的范围，欲望被认为是确实而持久的存在。行为本身必须具有预见性，而有组织的行为更是如此。任何一种组织机制都意味着相对来说更多地进行思考，因为组织的 发展需要时间，组织的运作也需要时间。经济组织的最基本特征正如它的存在一样，是它对一段长时期甚至更长时期的生产时间内，消费者欲望的预期；这种预期意味着欲望本身具有稳定的特性。

    想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清楚的看法，需要特别强调作为一门组织体系的科学的经济理论的这一特性。人类活动相对来说可能是无组织的，或者也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组织。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组织的进步以及组织形式变化的历史。组织与劳动分工几乎是同义。在有组织的活动中，各个个人完成不同的任务，每个人都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组织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任务的分派，一是报酬的分配。在无组织的行为中，每个个人都要从事所有的工作，各人从自己完成的工作中获取利益，报酬就是他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直接的实物收益。然而，只要人们在一起工作，就一定要有某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让每个人从事各自的工作，并决定他能得到的他人劳动成果的量，以及他将给予他人的、他本人生产的量。

    现代产业社会，即“现存的经济秩序”，主要通过私人之间的自由协约和自愿交换来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经济理论就是对这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简化的科学目的出发，将这种机制视为是人类关系的唯一形式。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中世纪或美国开发边疆的时代，我们将会发现，除了两性之间和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以外，合作活动相对较少。因战争、宗教等原因而存在的组织，则不是按自由交换的方式出现的组织。但是，不同地区之间也一直存在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往来在很大程度上也一直是通过交换达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发现，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组织的发展，尤其是 自愿和自由的交换形式的发展，当然，政治国家的职能也随之发展了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产业进步或许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对一个复杂的技术文明来说，任务和报酬的分配问题，通过专制、神权或军事所致的生产秩序和配给来加以解决，在这种生产秩序和配给中，个人哪怕在最小的细节上，也不会对其工作或享乐拥有任何发言权。 ［4］ 或者，我们还可以从形形色色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再举出一种来。某些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想象过，组织无需交换关系或者中央权威，只需简单地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就可以实现了。然而，组织从来就是并且主要是通过竞争的自由契约而产生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这种机制，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现存制度的首要实质在于，它将两个基本问题合起来 一并予以解决。这种制度的解决方法是个人主义的；它通过对报酬的比例分配来分派任务；它是一个自发的（automatic ）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各个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每一方而言，都是通过追逐私利而决定的。这一过程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一个人自由的同义语。个人对自己的能力（power）的所有权和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间，原则上不存在差异（越往后我们将看到更多的例子）。所有权的实质是这两种因素的统一或结合：（1）对投入要素的控制；（2）对投入要素产品的处理权。当代社会（在经济方面）是根据下述理论组织而成，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将为生产资料找到最佳用途，并将生产资料投入进去，因为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回报。因此，这一制度与这一前提相关，即 就算在一个复杂的组织里，每一种单独的生产要素的单独贡献都能得到确定，自由竞争关系会将每一种要素的具体贡献作为它在生产活动中预期的回报，归于每一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只要这一制度能运转，我们就能保持经济秩序不出混乱，但我们必须对这种前提条件给出证明。

    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可以分三步或三个阶段设想一下组织的任务：

    1．社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实体，必须决定不同消费种类相比较而言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作为引导生产的根据。与这一任务紧密相关，并与这一任务一起进行的，是为了满足现有欲望，对现有的商品储备，即过去生产的产品进行比例分配。这两方面的问题天天都在消费市场上产生。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构成了经济科学的最主要部分，即市场价格理论。

    2．社会实际上必须组织生产。就成功的制度而言，每一种可资利用的生产要素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其他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并被分派以特定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一方式将使生产要素对社会可分配额做出最大可能的贡献（即商品的分配额从量上与消费品市场确认的价值的比例相等）。引导生产资料从事于不同用途的机制是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形成的。对其运行方式的研究，是经济科学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又分成两个子部分，即短期分配理论和长期价值理论。 ［5］ 为了这一研究，生产资料的供给必须视为是固定的；而且还要能满足它们将要满足的需求。事 实上，消费品价格和分配份额都会受到包括两个其他问题在内的第三个一般性问题的极大影响。

    3．这一社会在使用现有资源来满足现有欲望的同时，还要拨出一部分现有资源来增加这些资源本身的供给，还要开发出更好的生产方法，以改进这些资源的使用效果，并且还要通过为净增人口提供生存资料，通过教育和培训，从人口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增加社会的成员。因此，这里还存在另一方面的相对重要的组织问题，这就是人们必须决定，要从当前的消费中转移出多少社会收入，以用于社会的进步，这笔转移出来的收入如何才能尽可能有效地应用于这一目的。第一部分的问题通过当前物品的竞争及其投资的预期收益在市场上得到了解决，但引出了一个资本化率或利息率的问题；第二部分的问题是通过储备产品间对不同的使用机会的竞争解决的。 ［6］

    理论推理必须采取长远的人生观（long-run view of life）这一事实，导致了分析人类欲望的一大难题，欲望正是多数混乱的源头。我们的欲望有种周期性反复的特征，在短期内，欲望可以通过所想要的相对少量的东西得到满足，接着我们便转向满足一些其他的欲望。但是，如果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又卷土重来，那么，从长期的观点看，这种欲望的满足就呈现出持续性 的特征。如果我 们预先考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间，长到足以包括一个“完整的周期”，那么，任何一种情况下的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周期性和替换性，以及相继出现的不同欲望之间的支配性地位，都会消失不见。这种长期性观点，是一种必须要用有计划的满足欲望的规划来达成的观点，很显然，我们在某一时刻的活动不会受到我们碰巧在此一时刻所“渴望”（hungry）的事情的影响。我们进入商店购物的时候，就任何特定的需要来说，不会考虑一时的欲望或餍足，而以我们现有的眼光来看，欲望的长期重要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因此，欲望满足的问题就是一个比例 或者相对率 的问题。这一问题不是指这种东西或那种东西绝对是多少，而是指有多少时间或收入————即多大一个份额————被专用于各种需求或活动，以及每年 要多少时间，或某一时间段要多长才足以摆脱波动的问题。想象一下我们不得不在1月初为一年的生计作出计划，并按周详的计划度日，我们就能理解这种看法。在作为直接欲望的动机的影响之下，依据成果或满足欲望的“量”或二者之间任选其一来进行经济学讨论，不免失之简略，而且多少也有些危险。准确地说，经济学上的量应该是比率 （rates），直接呈现在意识中的是动机而不是欲求，是对需要或价值的独立判断。

    关于欲望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欲望与欲望之间有一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事实上，从一种有意识的欲望的实质看，冲突似乎是绝对必要的。除非我们处于一种必须进行选择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处于一种不得不选择一种行为方式而摈弃另一种行为方式的条件下，否则，欲望 作为行为的自觉动机能否存在，都是值得怀疑的。欲望必须与需求区别开来，需求并不是我们设计的生命序列的组 成部分。我们“需要”碘化物和维生素，以及无数其存在完全被人类忽视的东西；但我们对它们并没有“欲望”，原因是它们并不会引起冲突，因此不会有“行为”。冲突的一般基础，或许我们说的是欲望的存在，在于满足某些冲动或需要之手段的有限性。一旦某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在量上受到限制，致使我们必须对它的使用作出计划，打算增加它的供给，那么，这一手段就进入了行为领域，我们就有了欲望。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冲突是我们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需求，其次涉及到在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中，作为辅助物使用的一些有限的物质投入要素或工具。当然，我们个人的力量绝对是有限的，事实上，由于费心费力会让人变得不快的趋势，这种有限性会有条件地进一步深化，从而产生出一种避免这种费心费力的“欲望”。 ［7］ 这欲望，准确地说，与自觉的、有计划的行动相关的欲望、对选择的权衡以及假设的需求或对眼前事实的抽象解释之类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必须加以避免的混淆状态。

    满足自觉欲望的能力，或是被需要的性质，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 。效用与“支配行为的能力”意义相同。当然，效用也必须具备与欲望相同的基本属性或维度（dimensions），因此，效用不是任何 简单意义上的一个量，而是具有一定强度或等级的一种属性（quality）或一个比率。我们谈到过一个事物的定量的效用，但这种说法也比较晦涩；事实上心理变量就是某一等级物品消费的效用级别。因为欲望与冲突相关，效用与有限性相关，而欲望的强度又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供给比率有极大的关系，而且每种欲望都与另一种欲望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作为一种用来满足任何欲望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对它的使用使它丧失了效用的等级或强度，而对它的争夺性使用才能使它获得（一定程度的）效用。 ［8］ 欲望与需求或具有欲望的假设性理由之间的混乱，在于把经济效用归于“自由”物品，而这些物品过于丰富的效用领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混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这种商品与行为方式没有因果关系，在行为科学中也没有它的位置。这种混淆毫无疑问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世界中有许多诸如空气和水之类的东西，在某些条件下，会具有支配行为的能力，或是具有效用，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一事实，即如果切断或限制它们的供给，它们就会具有 极大的效用这一事实，非常清楚地让我们意识到了它们的潜在效用，但是，也只有在它们不是自由物品的时候，它们才具有效用。

    效用递减 在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科学的指称，这一指称是指，任何 一种相对其他欲望来说被满足了的欲望 ［9］ ，其效用的强度会递减，或者，从满足手段的角度看，是指一种效用的丧失与他种效用的获得。冲突与效用相对性的基本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因满足的中介“手段”的存在，甚至是一系列这类手段的存在，而有点含糊。但是，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将会表明，如果没有重大的例外，我们真的怀疑现实世界是否一直存在最终手段 从一种用途向另一种用途的转换；其实，这是一个二者选其一 的事情，一种欲望或满足之所以成了另一种欲望或满足的替代品，其根据就在于满足手段的一般性和有限性。

    由于渴求与满足像波浪般交替，所以欲望的周期性倾向于让人产生一种效用递减的错误概念。这和常见的谈论孩子们不停地吃橘子或在席间拈食无关。严重的错误来自这样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给人的印象是，供给品不同部分的效用之间，存在差异。正像大家将会看到的，如果我们对这样一种情况和长时间存在于供给方面的情况之间的差别，预先做片刻的思考（甚至对一次普通的购物作一思考），对于澄清思想来说十分关键。任一单位的效用，从它对行为的作用来说，其实与任何其他效用一样，仅仅是一个相应的考虑因素。其本质在于，由于存在相对较多的单位，所以每一单位的效用或任一单位的效用就相对少一些。

    相对性是重要的，因为我们通常轻易就会忘记相对性。每一种评价都是 相对而言，我们没有绝对效用的概念或效用的绝对标准。价值 概念除非涉及到二者挑一的选择，否则就毫无意义。不仅效用要通过另一种效用进行量度————所有的事物都要以同类事物作为标准进行量度————而且效用的存在也取决于可供选择的其他效用的存在，就像物理世界中的力一样，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力会与一个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的力或阻力相分离。

    经济分析中最为关键的效用冲突的情况，就是常见的，是选择以努力为代价来享受效用，还是选择为了摆脱努力而牺牲效用。从一种反向的、实证的意义上说，“劳动”通常被视为是无效用 （disutility）。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即采用这种用法不仅有充分的实际理由，而且，没有种类的区别，就选择的一般原则来说，实际上也不存在例外。如果没有选择，就没有牺牲，也就不会有动机、评价或任何种类的“问题”。实际上，痛苦和缺乏快乐之间的行为 是没有区别的，它只不过是在二种可供选择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即一种“偏好”选择而已。快乐一痛苦问题专属于内在意识领域的问题，与经济学意义上的这类问题无关。 ［10］ 要对不同的抉择以及对我们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专注于所选择的某样东西，在另一种 情况下却避开某样东西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我们在稍后将更为详尽地指出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对选择进行量度 感兴趣，而且，如果生产（可量度的量的）商品的劳动还没有进行，我们也能对所用时间和劳动的量估计个八九不离十，而不是无法确定生产商品中用了多少时间和劳动。

    现在，在与我们的研究目的相关的范围之内，用广义的“选择法”对完整的行为理论作一总结，这一选择法则就是：在面临选择 ，即面临具有量的可变性的行为或经验时 ，我们倾向于按这样的比例将它们组合起来 ，即每一种自然相关的量或程度 ，对选择者来说 ，效用相等 。 ［11］

    选择原理的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表述，或许更好地强调了可供选择的行为的选择性基础，即人们不仅必须放弃更多的这种选 择才能获得更多的另一种选择，而且从量的意义上说也是这样，即放弃了一个既定的量，才能换回另一个既定的量。其原因我们已经从这种条件中找到，即两种满足都要依赖于某些共同的“手段”或“资源”。因此，我们可以用以下这种方式将行为的基本法则重新阐述一遍：在竞争性的使用领域对有限资源的利用 ，是所有理性行为活动的形式 ，我们倾向于以这种方式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公开分配资源 ，即在所有领域中 ，等量资源获得等量回报 。

    这种系统表述可能更为清楚地表达出，这一基本原则是对理性计划之目的的真实表述。因为很清楚，如果一种既定资源的一个既定单位，在一种用途上产生出的欲望满足，大于同一资源在他种用途上产生的欲望满足，那么，这种资源的产生可以通过将某些这类资源从第二种用途转移到第一种用途、直至一种用途重要性增加而另一种用途重要性减少、达至均衡来获得增加。 ［12］

    很显然，效用曲线如通常所描述的那样，作为一种绝对的、独立的量值，它表示的是递减的效用和递增的牺牲，要将不同的效用归因于接连增加的商品单位（和努力的无效用），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重大的修正或是重新解释，如果我们以前的推理站得住脚的 话。如果效用是相对的，而且本质上是一种对比，那么，这条曲线只能表示用另一个变量量度的一个变量，或者说，每条曲线都以其他已经绘出的曲线为先决条件。在这一过程中，货币的作用就是趋向于进一步复杂并混淆这一阐述。

    如果我们如经济分析中惯常所做的那样，用一个在可供选择的条件下进行选择的简单问题为例开始分析，那么，上面这种用一般术语表达的原理就可以与这一主题的流行分析方法和具体事实联系起来。马歇尔有一个男孩采摘草莓和吃草莓的例子， ［13］ 我们以此为例，但条件是重新阐释必须使[马歇尔的]解释更准确地适用于一种广泛的、长期的、计划行为条件下从选择之间（即选择的组合）进行选择的情况。我们很难设想，这个男孩会作出类似绘出曲线或对效用与负效用的程度作出估算的智力运算。就他在可选择范围内的思考而言 ［14］ ，关于他的“商品”的连续的量，他所做的是思考每一个增量抵付其“努力的成本”的效用，并对其正的或负的最终结果进行评估，要么具有促进这一单位的生产和消费的联合行为的特征，要么就不具备这一特征。很明显，“努力的成本”实际上就是对努力的某些选择性使用或多种使用的牺牲。即使这种仅能称为懒散的难 以描述的行为也仍然是一种行为，一种任选的动机，从属于效用递减规律或其他相应的比例。然而，一旦我们用批评的眼光来审查，我们必须承认，在经历过的非效用递增和往昔的效用递增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区别，只有“心理”上的差异；起码对我们在金钱上的老于世故来说，不存在行为上的差异，只有意识上的差异。

    如果需要以图表的方式来表示这种情况，而又不至于对各个单独的绝对变量进行对比的含义产生误解，我们可以省略掉附有数字的商品轴。OY 曲线只是用来表示垂直方向上的“偏好”的增加。商品数量如图中所示，是用相同比例的刻度来衡量的，但这种刻度完全不适合用于效用。如果我们让表示所期望商品的曲线为U ，表示努力的曲线为E ，那么，随着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增加，U 曲线将显示出价值的（相对）下降，E 曲线将（相对）上升。图中，不管向上倾斜的曲线是否被看成是牺牲或明确的劳苦，不管将精力从有问题的用途中转移出去的不断增长的动机是否被设想成为诱惑还是排斥，都无关紧要。图中的交点表明，在某一点上（商品的刻度上）将发生转换。

    除了这一点之外，图中的两条曲线仍然意义不大，其原因在于，E 曲线实际没有表示出什么确定的东西，而只是任何一种无论是什么的选择。如图所示，它们只表示出对这种具体的活动曲线 的急剧递增的压力。曲线并没有表明任何种类的绝对价值，但曲线之间的垂直间距却有自己的含义，每一条直线都是另一条直线的“基础”。这一间距表示的是，与所有可供选择的行为相比较，人们所称谓的不断采摘草莓和连续不断地食用草莓的“净效用”。

    对这一事实的一个同样简单但更为明确的表达方式是，我们也可以在笛卡尔平面上绘一条单独的“净效用”曲线作为补充。这条曲线将在某一点上与X 轴或商品轴相交，在这一点上，某种其他的选择变成了人们偏爱的选择，穿过该点之后，曲线迅速下降，进入“负效用”区域。我们可以发现，Y 曲线的价值在数量上表现极为含混不清。这个男孩不仅不问多少 牺牲与多少 草莓的价值相当，他仅仅知道，这些 草莓值这些 牺牲；他甚至不问“按多少计算 ”这些草莓等值于“这些”牺牲。这里并没有涉及相关的准确心理数值，这里涉及的只是被量度或能被量度的商品。从偏好程度上讲，这里还存在对数值变化的某种感觉，这样的曲线并不完全与意识的事实不符。很显然，曲线上唯一的决定点是零点，但让人怀疑的是，这一点可否用来解释两个相对的刺激行为之间的数量均衡，或仅仅是都缺乏刺激而达成的均衡。 ［15］

    从心理变量的非数量性或量的不确定性马上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完全不现实的话，我们马上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16］ ，即“剩余”这一在经济学讨论中颇出风头的概念，是一个非常模糊且难以捉摸的概念。如果上面讨论的曲线的纵坐标并没有确定的含义，那么，曲线下方的区域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含义。如前所述，我们已预先对事物之相对重要性作了评估，因此，剩余这一靠不住的概念，自然是出自于暂时的饱和（momentary satiety）与正确立场间的混淆。在效用递减阐述中滥用“席间拈食”的例子，也显示了相同的错误。一般来说，我们不能过于主张这一观点，即人 们不能比照即时消费某样东西的瞬间渴望，来决定自己收入的开支。一个在糖果店里的孩子也不会这样做。从这种角度看，一个商品的不同单位中存在着心理差异，这一差异就有可能成为证明剩余学说的根据。但这并不是经济推理的角度，因为只要人们做了计划，那么根据这种计算，他们就不会花销掉自己的收入，就能固定物品的价格，并决定社会资源的利用以及竞争性经济体系的完整结构。 ［17］ 如果我们对价值问题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比如就像我们上文主张的那样，将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必须预先决定是在一年或是五年中分摊自己的资源的位置上————我们就能对此问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这样，从收支平衡表的两边看，较早的单位与较晚的单位就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一直到某一个点上，收支表都是正数，过了这一点就突然成了负数，但只要收支平衡，借方和贷方就是相等的。这是一种适用于每样东西的爱默生式补偿原则（Emersonian principle of compensation）；即每一样东西都等值于其成本，反过来，成本也就是它的所值。

    我们完全不能据此证明，生命的快乐正好与生命的痛苦相等。这一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无关，我们的分析用不着在此节外生枝。要在“快乐单元”或任何其他单元确定生命的价值，不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我们要根据行为的一般原则及社会状况的基本 事实，弄明白决定商品价格和社会经济进程之方向的规律。 ［18］ 因此，满足的量，甚至满足的程度，或无论何种绝对值，都不是我们所考虑的（虽然语言的局限迫使我们时不时使用这些词汇），我们要考虑的是对可加以选择的选择方案的比较意义作出纯属相对的评价。那么，对行为来说 ，任何东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必须靠努力或牺牲才能得到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两样东西，每一样都可以任意通过牺牲另一样东西而获得，从这一角度看，除了说它们同样重要以外，想象不出还能说些什么，在这里谈论剩余也就毫无意义了。这种情况在固定价格的交换体系中尤为清楚，因为在这种体系中，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由买方和卖方根据已知价格随自己的意愿进行转换。我们认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显然不能把这些东西设想为行为的动机，而不是已确定的折换比率或置换比率。

    要理解评估的心理，有两点是同等重要的：（1）从逻辑上讲，所谓选择，是按照上面所阐述 ［19］ 的理性程序规则，比较可供选择的二者和结合可供选择的二者的问题；（2）在普通情况下，在两种选择 之间，还是存在着实际的差异。这一差异或许与我们的痛苦和快乐这两种感觉之间的区别相关，但在本质上，它和可供选择之物的数量属性相关（在其物理方面，而不涉及心理状态）。在刚才考察的有关男孩和草莓的例子中，其差异明显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用可供选择的草莓来量度可供选择的安逸。我们谈到了一定量的草莓，谈到了与之相应的被牺牲的选择，而没有谈到一定量的独立决定的选择。“麻烦”、“努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从其自身讲都是不可以量化的，这个量是由草莓来量度的；努力等等的“量 ”是与可量度商品的具体的量相关的。正如上文所说，这种结果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种”选择事实上并不是某种特指的 选择，而是任何 选择；这种选择不仅不能量度，而且是异质的，完全不可确定的。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为了理性化这一审慎思考的过程，而回到了“资源”概念上，并使其具有了量的可比性；也正是这一事实，使努力的“时间”量度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从任何真实意义上说，时间都不能对选择或牺牲进行量度，而且如我们所知，时间的任何一种使用首先是一种牺牲，仅仅是因为时间还存在其他的用途，这才是真正的牺牲；然而，就像谚语中所说的，要给行将淹死的人扔根救命稻草一样，时间的可量度性 以及我们的知识，都迫使我们要有某些定量的东西作为依靠。

    因此，尽管痛苦和快乐只具有相对的属性，尽管所有行为选择的动机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生产活动中对收入的“经济”效用与通常（表示）非经济、非特指的选择的牺牲掉的（资源）进行区分，对效用与非效用，或商品与成本 进行区分，实际上很有必要。这种意义上的“成本”就像人的偏好一样，是“劳苦的成本”或“机会成本”； 这两种成本之间在含义上没有真正的差异。

    正如在交换关系领域所表明的研究基本原理的方法那样，通过这种冗长但显然必要的对心理评价之基础的讨论，我们可以对某种程度上更为复杂的情况继续进行思考了。我们将假设在大量“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进行一次个人选择，除此之外，还有对这些商品的非生产性选择，但其时间等因素被放到了“非经济”用途上。这是身处荒岛的鲁滨逊的处境，很多经济学家都用过这个例子。这里，我们仍然遵守以前提到的相同的选择原则，任意两种选择之间或所有选择之间都是自由的，某人将选择这样的数量，或以这样的比例在这一数量上分派他的时间和“资源”，以致实际上的选择或所有相关的量，在他来说都是同样称心的。唯一的差别在于，这里可供选择的东西比之男孩和草莓例子中的选择品，要复杂一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种多少不同的属性；尤其是涉及具体的、可量度的满足来源的一些经济选择品的存在，是重要的。

    如果鲁滨逊试图在他现有的条件下获得满足的最大化，毫无疑问他脑子里可能已建立了某种价格体系或价值尺度。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自己“睿智地”使用自己的机会。他必须首先确定比率，即他想要获得的不同商品的比率，在主观上与“努力”相应的牺牲之比率，与此相同，他还要按商品对自己的相对主观重要性，形成对商品的评价，并还要努力将这两组比例合二为一。但是，一组等价比率或财货的等量尺度是一个价格体系的核心。交换是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财货可以方便地以确定的量相互转换或相互牺牲，实质上，在鲁滨逊经济中，在不同的生产间进行选择得出的是相同的结果。很显然，与这种计算相关的量是财货的 量，不是满足的量或任何心理数值。

    “资源”观念和“成本”概念的作用，在鲁滨逊条件下也具有其特有的形式。评价每件事情是依据其他所有事情来进行的，其中的精神劳动必然会竭力求助于对“努力”的大致量度，把努力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或调和比较的“交换媒介”（大概如此）。很清楚，这只是一种“工具”，而且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实际上”，这纯粹是一个综合性选择的问题，在综合性选择中，有那些未经确定的“非经济”事务，比如到岛上探险、与鹦鹉饶舌、做任何吸引人的运动或消遣，或者“悠游于山水之间陶然忘忧”。但是，这些新事物模糊不清、杂七杂八和不确定的性质，以及作为对它们所形成的论题进行大致评价的基础的“时间”上的便利，使时间成了经济问题，并把时间的利用当作了选择的共同标准。认为以相同时间生产出的所有东西都会是等价的，并不正确，因为这里还必须考虑到“厌倦”之类的因素。鲁滨逊的价值尺度或许就是以时间这一“首要估算因素”，连同对所考虑的其他因素的精神补偿为基础的。

    既然这样，量度关系始终也是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用努力来量度其它东西，等于是用其他东西来对努力进行评价。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数量上的支出成本的概念，意指超出了任何牺牲了的选择品的某种东西。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用“资源”一词来阐述选择物的一般规律时，成本这一概念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独立含义；“一旦有人坚持要求”，我们就会用已有的实际选择物来重新阐述资源的成本或努力（或货币）的成本；但作为一种媒介，一种工具概念，成本仍然是一个有用且通用的概念。然而，谈论支出成本和价值回报的可能的偏离，谈论类似从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利 润”，是没有理由的。

    在连续进行的复杂的选择中，还有许多中间阶段尚须讨论，这些中间阶段也有助于了解经济关系的不同方面；但就当前的目的来说，我们最好马上转到一群人为了在自由市场进行交换而生产财货的例子。大多数从事满足欲望的活动的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他与别人的“冲突”，即不同个人之间相同欲望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共同的直接的满足手段，而这些直接的财货又几乎完全取决于普遍适用的最终生产性资源。交换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多方面的，而且极大地复杂了对任何个人提供的可能的选择。个人在这里是自由的，他不仅可以对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作任何可能的组合，而且还可以用任何消费组合来组合某种生产————通过已经确定的交换比率平等地进行，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为了首先研究交换关系的最基本特征，我们有必要用一种“大胆”的抽象过程尽可能对条件进行简化。因此，我们对这个想象社会的特征，明确地作出下列假设：

    1．假设这个社会的成员在先天遗传和后天养成的性格方面，都是正常人类，他们之间的差异在方式和程度上，都为现代西方社会所常见————是当代工业国家人口中的“随机样本”。

    2．我们假设，这个社会中成员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理性的含义并不是指这些人是“能分清善恶的天使”；我们假定的是普通人的各种动机（有保留地在下文里表明），但我们假定他们“明白他们想要什么”，并且“明智地”进行追求。他们的行为（behavior）就是我们在前文已经作了定义的全部品行（conduct）；他们所有的举动，都是对现实、意识以及稳定而持续的各类动机、意向或愿望 的反应；这不是什么变幻无常或实验性的事情，每一件事物都经过深思熟虑。我们还假定，在他们从事某项工作时，他们绝对知道行为的后果，他们就是根据结果而从事工作的。

    3．人们正常情况下能自由地按他们在财货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中所产生的动机而行为。他们“属于他们自己”；任何个人都不会受到其他个人或“社会”的约束；每个人带着期望这些活动能为他个人带来收益的看法控制着自己的活动。每个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福祉和利益的绝对的和终极的评判人。 ［20］

    4．我们还必须假定，对于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执行和改变计划，完全不存在有形的障碍；这就是说，经济调整过程必须是“完全流动”的，在活动或变化中不涉及成本耗费。我们还要承认这一设想，即所有构成经济计算的要素————努力、商品，等等————必须具有持续可变性和无限可分性。生产行为一定不能形成习惯、偏好或厌恶，也不能发展或是减少从事生产的能力。另外，生产过程必须是持续而连贯的完整过程，不存在由于突然的重新调整而被打断或是造成过程不完整的经营周期。每一个个人都在连续不断地生产一种其消费速度与生产速度一样快的完整的商品。商品的交换实际上是瞬间完成的，并且没 有成本。

    5．根据第4条的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完全竞争。在社会所有个体成员之间，一定存在完全的、持续的、无成本耗费的相互交流。 ［21］ 每一个潜在的商品购买者都确切地了解所有潜在的商品出售者所提供的商品，并从中进行选择，反之亦然。每件商品都可以分为数量不定的单位，分别为人所拥有，相互之间还存在有效的竞争。

    6．社会每个成员的行为都只能是一种完全独立于所有其他人的个体行为。为完整体现其独立性，他必须不受社会欲望、偏见、偏好或厌恶，或是其他完全不能在市场交易中显示的价值的约束。成品的交换，只是个人之间关系的唯一形式，至少，这里不存在其他影响经济行为的形式。在个人与个人的交换中，我们不涉及人们之间、群体之间的交换利益，不论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个人行为的独立性也不包括所有形式的串谋，以及各种程度的垄断或垄断的趋势。

    7．我们还正式地将个人相互之间的所有掠夺排除在外。除了生产和在公开市场上的自由交换以外，再没有其他获取财货的方式。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从第2条和第3条推出的结论，而第2条和第3条已分别排除了诈骗或欺骗以及盗窃和抢劫，但这一点应该明确提出。

    8．劳动分工和交换的诸种动机肯定会出现和起作用。这些 动机在经济学文献中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分析，尽管从柏拉图以降，无数著者在论及社会问题时多多少少对这一论题进行过讨论。重要的条件是与生产能力或生产配置的专门化相关，或是与生产活动的范围的自然局限性相关的欲望的多样化。现实世界中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事实是，地球各种资源的空间分布以及人类流动方面的局限性。另外，生产过程的物的属性也经常要求若干经营活动同步进行。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头两个条件就是充分限制了每个个人，使其只能在任一给定时间内，从事一个单个商品的生产。（参见第11条）

    9．所有给定的因素和条件，目的都是为了本章和下一章的讨论，在明确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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