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集体地役的首次攻击：普罗旺斯和诺曼底

“有志饲养牲畜的个人”带来损害的规则。 [15] 村镇的新农业政策对牧民们的损害并不是无意的；它的基本目的就是将牧民们在其他居民们的同意下从旧习惯中过度汲取的利益剥夺过来。

    在最为遥远的年代，普罗旺斯是一个习惯于转地放牧的地区。但从13世纪起，随着呢绒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对肉类的需求量大增，这种有千年传统的畜牧方式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也随之大增。畜群绝大部分由拥有牲畜或饲养牲畜的富豪们组织。春天，农民们因为害怕受到严厉的惩罚，不得不让出自己的田块向畜群开放，让它们沿着一条宽阔的路线————“游牧道”————爬向高地上的牧场，由于牛羊走过时扬起一阵阵尘埃，所以畜群进山放牧的过路税也获得了一个十分优美的名称：“喷雾费”。到了秋季，畜群下山来，散布在收获后的耕地上。饲养业主声称自己有权利用公共牧场，他们或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与居民们有同样的权力，或者从负债的村镇团体那儿（更经常地是不顾农民们的抗议，从缺钱花的领主那儿）租得了土地行使放牧权。 [16] 往日那种旨在确保小集团中每个成员能有必不可少的牧畜饲料的公共地役制早已过了时，现在的制度变得有利于少数大业主了————萨隆的大业主们不凡地自诩为“高贵而谨慎者”————，他们的羊群吃掉了一切。因为田块形状的关系，耕种者们完全可以将牧畜留在自己的高山牧场上放牧，另外尚有荒野可以给牲口补充足够的饲料，他们取消了公共牧场制，因为它只会将他们的财产拱手让给游牧业主的牲畜啃食。在普罗旺斯，摧毁旧的公共牧场制度一直是耕种者反对畜牧者的长期斗争的焦点————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是畜牧者反对游牧者的斗争焦点————，这与小生产者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是同步的。

    这种废除并未在农业面貌上产生任何变化效果，没有或几乎没有导致圈占（如今在普罗旺斯众多乡间设立的绿篱，仅有挡风护田的使命，而无阻挡牲口的目的；而且绿篱很少有在19世纪以前就已设置的）。 [17] 没有小块土地的集中。普罗旺斯在并未触及到由祖宗们建立起来的物质框架的情况下，悄悄地过渡到了农业的个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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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方的敞地地区，公共牧场持续了很长时期，有的地方甚至一直延续至今。不过从16世纪起，已有人把它视为桎梏而加以仇视。一些大地产主经过长期的兼并，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此时他们开始在无数的田地上摆脱了旧的分割制度。他们的土地的形状允许他们自己保留部分休闲田以喂养其牲口。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使其感到，要与平民百姓一起服从同样的规定是件难以忍受之事。最后，他们漂亮的牛栏羊圈可以提供充足的畜肥使他们摆脱休耕制度。与其让田块白白空闲一年，还不如就在上面播一些小种子，如稷米、油料作物，尤其是蔬菜，“干菜豆”或“葱”。人们把这种做法叫做“中间休闲”；它不会从休闲田中偷走肥力吗？古代的农学家已经推荐过此法。从此，它无疑再也没有彻底消失过，只不过人们试行得极少，极为零星。渐渐地，这种方法在那些城市市场为生产者们提供了十分吸引人的销路的省份中普及开来。佛兰德也许从中世纪末期起就广泛实行了这种制度。在普罗旺斯反对公共权益的运动的最后阶段中，伴随着游牧者的恐怖，它帮助地产主们完成了这种转变，在诺曼底，从16世纪起，人们就看到了它的实施。 [18]

    在仍实行着公共牲畜群啃食收获后的庄稼地制度的广大农村————几乎所有的敞地地区都如此，只有普罗旺斯例外————这种个人主义的解放要求只有依靠牢固的篱笆和高深的沟壑才有结果。在现代的法国，人们到处可见崭新的圈围物在村镇团体的抗议声中竖立起来。然而大部分的圈围却不保护耕地。出于我们即将讨论到的动机，人们在牧场上保留着这种圈围，或者，如同被蒙贝利亚尔的伯爵在1565年稍后时禁止的那样，这种圈围改头换面出现在花园的播种地上或果园上。 [19] 18世纪末期以前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可耕地上的圈围与都铎王朝时期起开始改变了旧英国面貌的那类“圈地”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请看18世纪初博斯或贝里地区的田块图，那上面伸展着土地兼并者的宽阔田块； [20] 它们都是开放的，像小农们的长条地块一样。习惯法则竟如此根深蒂固，小块田地的兼并运动遇到了如此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不能设想在永恒的采地上将产生一个广泛的转变或者希望它受到热烈欢迎。然而诺曼底是一个例外。

    三个因素决定了诺曼底旧的敞地地区在近代发生了演变。其一是农地种类，至少在一部分地区————科地方————有许多地块呈现拼图形状，这种形状就像在普罗旺斯那样特别有利于废除公共地役制。其二，是法律上的因素：由于很早就实行了集权制，诺曼底公爵领地从13世纪初期起就有了形成条文的唯一的习惯法，最初的文稿虽已丢失，但其编纂也很早就由法律学认可，被看作是法律条文本身的来源，而且在1583年，它还成了正式制定法律文本的基础。然而在农田建制上恰恰相反，诺曼底的统一化却远远不够：在开放的平地附近，传统习惯上一直允许围地的存在。13世纪从各个地方汇集的、无疑也很难辨清来源的习惯法汇编试图寻找一种模棱两可的折衷的解决办法。它承认在空地上的公共牧场————称为“banon”，“假如空地在过去不是封闭的”。但是，人们有自由圈围的权利吗？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听任当地的风俗，让条文屈从于圈围者的利益，这有多么容易啊！再说，习惯法本身具有文字的力量；而地方风俗仅仅以口头传达而延续。最后————这是第三个，纯经济方面的因素————在旧法国，从12世纪起，没有比科地方或下诺曼底更加富裕的农村了，农业在那儿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完善程度。从13世纪起，在休闲地上深耕土地的方法已经使习惯法缩短了（甚至在非圈围地上）公共牧场的日期，只许到3月中旬。 [21] 中间休闲很早就有了声誉。市民们的财富又多又坚实。因而，更新大产业的行为显得十分有力。

    从16世纪起，耕地的圈占在土壤肥沃的平原地区获得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大发展。一大批被佩洛特·德·凯隆固执地兼并到布雷特维尔——洛格约斯附近的大块的可耕地都是圈占地、“栅围地”。 [22] 人们甚至会以为见到了一幅由英国历史学家绘出来的“圈地”地图。法理和法律学倾向于毫无保留地承认封围土地的权力。从1539年起， 一位习惯法条文的解释权威纪尧姆·勒·鲁伊接受了这一点。1583年，明确并补充了以往汇编的正式颁布的习惯法特别认可了这一点。18世纪在卡昂的平原，绿篱的数量很多，————比我们今天更多，因为其中许多由于保护了叛乱的朱安党人，在大革命时期被拆除了，其余的绿篱也因为在19世纪整个卡昂的公共牧场制度消亡时变得毫无用处而被田地主人们太平无事地拔除。

    但是，圈围的代价十分昂贵。假如承认所有遗产继承人有权拒绝邻人的牲畜进入自己的田地，不是简单得多了吗？习惯法的最早诠释者们还不敢走得如此遥远。自从巴斯纳热于1678年写出专文后，诠释者们加快了步伐。而法律学家还在长时期地犹豫。在17世纪，人们还能看到高等法院撤销了某下级法院的判决，因该法院同意了一位领主拒绝在其领地上实行有偿公共牧场制的要求。在18世纪，法院的判决变得更加有利于大地产主。尤其在科地方，那里的城市甚至乡村中迅速发展的呢绒工业在耕种者与畜牧业者之间造成了传统的敌对。1786年的一份备忘录写道：“在这个地方，不难看到那些无羊的人想方设法禁止有羊的人在公共牧场时期到他们的田块上来放牧，也不难看到相当好心肠的法官们欢迎一种与公共利益如此作对的制度。”这个运动不是没有遇到过抗议，在一些村庄里，如阿利艾尔蒙的村庄中，抗议因带有有意义的特点而显得尤其强烈，这些村庄诞生于相对较晚的开垦时期，以其田块的狭长与旧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农田机构成鲜明对照。尽管存在着种种阻碍，诺曼底的乡村或是由于圈围地，或是由于纯粹的各人管各人的权力的被接受，从18世纪后它已过渡到一个新的农业阶段，它已完全不同于那些仍忠实于公共地役制的地区（如法兰西岛或洛林地区）所停留的阶段。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