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集体地役的首次攻击：普罗旺斯和诺曼底

    在普罗旺斯，过去一直严格地实行着公共牧场制度，就像其他敞地制地区一样。 [1] 假如有时允许耕种者为了保证自己耕畜的饲料将一部分休闲田圈围禁牧，那么这种权力————如在格拉斯，是根据1242年的法令 [2] ————只被限制在他们自己地产的很小一部分中。但从14世纪起，出现了一个反对旧习惯的强有力的运动。

    中世纪末期起，这一运动发展得相当强烈，结果导致了法律改革的尝试。1469年，正致力于编纂关于公共权力的法典的普罗旺斯地区的三级会议向当时的君主国王勒内 [3] 递呈了如下申请：“如同一切个人亲自占有必须使自己获益而不是使他人获益一样，三级会议请求将一切牧场、葡萄园、禁牧林地和其他一切可以圈围的占有地在整年中圈围起来，若有侵犯，责以重罚，然而在国王属地内实行的一切相反习惯不受妨害。”国王则恩准此案：“鉴于提案公正无私，人人都应有权占有并支配自己的财产，准其奏折。” [4] 实际上，这一“法令”————因得国王准许，它成了法令————对于已耕种的土地来说并不明确。解释者们众口一词地将它说成彻底废除强迫性公共牧场制。只是如同当时大多数法令一样，它不怎么被人遵守。这反映出一种精神状态。但真正的转变来自其他地方，即各地方自己的决定，一个市镇对自己市镇的决定。它至少延续了四个世纪，从14世纪到17世纪。若想写出一篇确切的描述文章，则需要拥有普罗旺斯几乎所有城镇或村庄的史料细节。人们将不会感到惊奇，我不得不局限于————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和空间————一个扼要的概述。 [5]

    强制性公共牧场经常仅仅被减缩，尤其在最初的年代是这样。有时候，人们在一些新耕种的作物上设置保护，当然总是那些有特殊收益的作物：在萨隆，过去只有葡萄园才能免遭公共牧场制的破坏，1454年人们又加上了油橄榄园、杏树园，甚至还有草地。 [6] 或者，人们在一整块地上废除放牧制，通常是在离居民点最近的或最肥沃的土地，人们一般以划定界限的界标为名，将它称为“bolles”。这种方法于1381年在艾克斯实行————但是人们规定，战时，这些圈围物都得拆除，因为畜群不能离城墙太远，以免发生危险；艾克斯的个别例外的地方是从1390年起实行此法的————，其他地方还有塔拉斯孔、萨隆（1424年实行）、马洛塞讷、卡尔努勒、佩尔讷和欧巴涅。 [7]

    此外，从很早起，人们就尝试更为激进的措施。在塞纳斯，公共放牧向来都实行于整个教区，甚至包括领主属地。突然有一天，领主发现这一习惯有损于自己的利益，于是在1322年禁止村民们的畜群在该年里去高山牧场的田块，而仍坚持让自己的牲畜到那儿去。农民们进行了抗议，但与其说针对禁令本身，还不如说针对不平等的待遇。问题既是法律上的，也是技术上的：颁布农田规则的权力属于谁？对这一向微妙的归属权冲突的最后判决是专断的，领主们圈占高山牧场的权力得到认为，条件是先要征求居民的意见，————也就是以他自己也遵守此禁令为条件，若做不到这点，就没人甘心受这一禁令的束缚。很明显，仲裁人认为废除旧习惯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年年拍卖东西一样，无疑，这种废除应该永远延续下去。 [8] 其余的村镇在极不同的日期中纷纷废除了强制性公共牧场。例如在萨隆，通过以一些较温和的措施为决定性行动作准备后，在1463年之前最终解决了问题。阿维尼翁是在1458年以后；里那兹是在1647年；更靠北边的奥朗日一直等到了1789年7月5日。 [9] 渐渐地这类决定多了起来。在其他许多地方，公共放牧地原则上虽未取消，耕作者却已被认可获得了保护自己上地不受公共放牧损害的权力，有的是通过特殊的法令，有的则是某种单纯的宽容态度————它本身也很快成了法律条文————的结果。这种特权有时被限制在每个开垦者的一部分土地上比如在瓦朗索勒，1647年的时候为1/3。 [10] 在其他地方，它是全部的。要支开牧羊人，一个简单的信号即可：一般情况，是一堆石头或土块，称为“石标”。无论如何，在国家几乎所有的地区，公共放牧的强制施行权多多少少遭到了废止。当然还未达到整个国家的百分之百。有些村镇仍然忠实于旧风俗，拒绝接受任何圈占；或者，有些领主仍以旧特权为保护伞，不愿降低身份去遵守“石标”法。如果我们能够画出一幅旧制度下的普罗旺斯农田图，就可以在上面看到大面积的相同颜色（标志着个人主义的胜利）之中，还有一点一点的另一种颜色，它表示那些罕见的、仍在休闲田上实行着牧场地役的土地。就像地质学家为了找出侵蚀地带的“证据”，或者像语言地理学为调查古老的语言形式的碎片而做的那样，人们通过思想将这些分散的点连结起来，就在整片地图上构成了旧农田的整个面貌。

    为什么在普罗旺斯会过早地抹去这种往日的“原始共产主义”呢？确切地说，如众所周知，这种做法并未达到在北部平原那种强烈程度。不过它并非依赖于同一专横的规则网。尤其普罗旺斯的田块状态使得它几乎成为不必要。在长度与宽度几乎相等，东零西碎地分散在各处的土地上，要将一块地与邻近的田块分隔开来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同样的草图在其他地区也可找到，比如较近的朗格多克和较远的贝里，它们在废止旧制度方面进行得更加缓慢。普罗旺斯的农田地图解释了转变是能够发生的，但没有发生得那么早。

    在普罗旺斯时时刻刻得以宣教的罗马法，除了个别的习惯法条文以外，都被正式认为是那里法律的固定不变的准则。然而，所有对私有财产的限制对于罗马法，如同旧法律学家所说的那样，都像是“满怀仇恨的”。它为农业改革提供了有利的论据，并支持了改革精神。1469年的法令就很明显地充满了对罗马法的回忆。同样，不止一次的法庭判决或村镇决议，出自当地法律人士之手。不过，他们的行动尽管推动了运动，却并未创造出运动本身。朗格多克这样的祝愿个人主义在更晚时期获胜的地区，不也是生活在他们的帝国之中吗？普罗旺斯农业制度变化的真正原因，应该在当地经济与地理建制中去寻找。

    土壤性质妨碍了普罗旺斯地区的垦殖，使它不能像其他地区那样走得快。未垦地与注定不能开垦的土地总不乏可见。很少有土地不包含“岩石”和“咖里哥宇群落” [11] 的，大地上覆盖着芳香的荆棘，点缀着零星的树木。另外，还要加上大片十分干燥、肥力十分低下、无法种植庄稼、只在温湿的季节中才长一些珍贵的野草的平地，尤其是在克罗。当然，这些不长庄稼的地皮用作了牧场。有时畜群在那儿自由闲逛，有时居民们或者说某些居民们获得权利在上面划出部分土地暂时圈占起来，留作某些主人的牲畜的牧场，称为“cossouls”。村镇勇敢地反对领主，以保护自己的使用权。普罗旺斯岩石丛生的“herms”和荒原————“herms”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荒野————使得当地的小农户可以比其他清理林地更彻底的地区更容易地脱离公共放牧制。

    公共放牧制逐渐变得主要为别人而不是为耕种者的利益服务。尽管公共荒地仍然向短工们和小地产主们开放，但很明显，他们已没有理由希望田地摆脱旧式的地役；由于没有土地或拥有极少土地，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变化中失去放牧的某些便利，并且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在一些地方，当农业纠纷与1789年的政治革命同时发生时，他们就试图重新恢复公共牧场。 [12] 毫无疑问，他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它的消亡。在村镇中，圈围物制造者所遇到的零星的敌对行为，大概都来源于此。 [13] 不过对限制旧习惯的真正对抗来自更为强大的社会阶层：即以牧羊业为主的大“饲养业主”。在萨隆，正是这些大牧业主，依靠他们的天然顾客屠夫们，使得改革在若干年中陷于失败（市政当局原来已从它的领主阿尔讷大主教那儿获得了废除耕地上一切公共牧物的命令）。 [14] 由于在主要方面的失败，而仅仅在两个次要问题上获得胜利————允许在未垦地中心的孤独耕地上保留公共放牧制度（这些田地很难得到保护），取消那些村镇曾为了驱逐畜群而建立的圈占地，————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恨。在1626年，因为提高了对损坏葡萄园和油橄榄园行为的罚款额，他们就抗议，反对一项可能对“有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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