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后》

    我们生在这动荡的大时代，大到我们失掉可能认识自己的错误。理智不会错误，它叫我们明白生存的道理，于是为了活着，正常也正当地活着，和世上所有的民族一模一样活着，我们很久很久就种下了抗战的意识，直到这样一个伟大的“七七事变”发生，抗战成为一种惊天动地的泣鬼神的事实。情感不会错误，痛苦久了有酝酿，压抑久了要迸裂，一发而不可收拾，热情激昂，汪洋澎湃，冲上天空，凝成日月变色的龙云虎风。老弱转沟壑，少壮死战场，山河为之呜咽，道义为之失色，然而心不死，踏着残破的土地，抱着坚定的希望，终于在患难之中交结到更有力量的朋友，合成一股庞大的明光，冲破这八年的漫漫长夜。什么也没有错误。错误的是一个老头子，白胡须，笨手笨脚，颟顸而又迂缓，可笑然而可悲，那永远支配生命、不受科学支配的顽强的时间因素。

    这个铁面无情的老头子，看着我们热情如万马奔腾，仿佛摩西的耶和华试探一群无家可归的停在半路的小民，把我们从理想的高峰扔到绝望的深渊。听听赵自芳的申诉。有多少男女不全和她同声同调：

    嗯，我简直像在梦里……民国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种种的经历，喜————怒————哀————乐，都在眼前，都跟昨天的事情混做了一堆。（激昂）我不愿意，我不服气！我不能忘记二十八年的秋天！怀了有五个月的孩子小产了，就为了要保全这一个！（手指工厂模型）那时我还能自己安慰：丢了孩子，却保全了厂了，厂也是我们的孩子！（突然起立）可是，现在————永清，还有什么？五个月的孩子是白丢的！从上海，从汉口，在大轰炸之下，我们一切的辛苦痛苦，也是没有代价的……

    变了，变了，年月变灰了我们的心，不，不那样简单，心随着物质的环境（越来越坏了）在悠久的岁时之下变了。那个老解差说得对，“人心大变。”活在这动荡的大时代，取巧的、投机的、改行的、执掌操纵之权的，一个一个成了宠儿，只有那执著的、迂阔的、抱着书生之见的、心理上怀有幻觉（信心和正义之感就在这里面）的，沦落在苦闷无告的阶段。这是一个销毁人性的大锅炉，这是一个精神和物质析离的铤而走险的骚乱生涯，原来要牺牲小我为了成全大我的，渐渐在自私自利的放纵过程之中改换心思。美丑混淆，高尚卑贱不分，光明在黑暗里面澌灭，一片灰色的阴影停留在脉息微弱的人心，笼罩着血泪未干的伤痛的大地。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最好的说明可以到书摊寻找。曹禺先生的《蜕变》，在抗战初期问世，是一面明照万里的镜子，也正象征一般人心的向上。现在读到的茅盾先生的《清明前后》，发表在胜利前夕，犹如一九三○年的《子夜》，把现代社会的重心现象，也就是攸关着国家民族命脉的工业问题，源源本本，揭露无遗，和《蜕变》正好前后辉映。

    一种兴奋的抒情的心境流露在《蜕变》的对话中间。这个老大的民族不再逃避它的责任。后退是死，前进富有可能。战火是破坏，也是建设。原先作为口号在呐喊的，一霎时成了铁石似的现实。一个旧的中国有可能在炮灰之中倾圮，一个新的中国有可能应运而生。《蜕变》正是剧作者喜悦的表示。他用伤兵医院做对象，实际是向一般行政做说法。腐败让给健全，旧让给新，物质让给精神，老和小只是一个力量，他借梁专员把全剧的主题点破：

    我告诉你，蝉要长成，他必须把从前的旧躯壳蜕掉的。蜕掉一层旧躯壳是艰难的，并且是痛苦的。（昂头）但是为着新的生命，更有力，更健全的新生命，这个小小的生物不但能忍耐，并且能忍心把它的旧躯壳不要的。（坚忍的微笑）我们的国家要在抗战的变化中生长起来，这一层腐败老朽的旧思想旧人物，我们必须（一字一字，刚劲有力）用————心————蜕————掉！我们要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不敷衍，不苟且。我们要革除旧习染，创造新精神。在精神总动员之下，造成一个崭新的青年中国。（落入冥想）

    这种美丽的“冥想”含有宗教的热情，老的在这里不复老，一切朝着理想和新生的路上走。一座城又一座城失陷，一年复一年在贫苦之中挣扎过去，不气馁，不妥协，正是这点看上去渺茫其实浑厚的成千成万的觉醒的灵魂的向往在遥遥领导。

    然而，这是事实，像梁公仰这种老当益壮的官员，几乎人人有理由指出，属于理想人物。许多文章把他看做剧作人的创造，有人甚至于把他的“创造”看做一种过失。前后不过八年，胜利愈是在望，人心愈是涣散。难道真有什么不可知的数把我们带到这种啼笑皆非的境地？还是这个老大的民族，忧患已极，贫困已极，精神抵不过物质，道德抵不过欲望，公抵不过私，只好在机会之中寻取一时的方便？

    曹禺先生沉默着。他一再延宕他的作品问世的日期。我们这位诗人，有时候如易卜生般对于社会有认识（《日出》），有时候如契诃夫般追求生命的真髓（《北京人》），敏感而深挚，陷入苦闷的泥淖。外国有一个比喻，诗人好似一只小鸟，迎着黎明歌唱。从尘世出来的一颗心，永远望着光明的感召。

    茅盾先生，我们这位体弱多病的小说巨匠，有若干点和他的后辈相似，然而生长在地上的人，看见的一直只是地。四周是罪恶，他看见罪恶，揭发罪恶。他是质直的，从来不往作品里面安排虚境，用颜色吸引，用字句渲染。他要的是本色。也就是这种勇敢然而明敏的观察，让他脚步稳定，让他摄取世故相，让他道人之所不敢道，在思想上成为社会改革者，在精神上成为成熟读者的伴侣，在政治上成为当局者的忌畏。原来是什么模样，还它一个什么模样，看好了，这里是《子夜》，这里是《腐蚀》，这里是《清明前后》。现实、现代文明的现实，龌龊，然而牢不可破。

    他不是故意往黑暗里看，也不是隔着显微镜用文字扩大黑暗的体积。他虽说害着严重的目疾，他的“心眼”却是平着去看，我甚至于想要说，以一种科学的自然的方式去看。科学，让我重复一遍这两个字，科学。他看见的不复是平面，不复是隔离，而是一种意境，不像矿石一样死、湖水一样平，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的构成。他对于社会的看法不是传奇式的故事的猎取。牵一发而动全局。他从四面八方写，他从细微处写，他不嫌猥琐，他不是行舟，他在造山————什么样的山，心理的，社会的，峰峦迭起，互有影响。

    在同代后辈之中，虽说表现工具不同，曹禺先生在方法和孕育上，比较切近他的有机的看法。《子夜》的伟大和这种看法有关系。曹禺先生的剧作乃是不断的掘发。巴尔扎克根据一种全盘看法完成的《人曲》。左拉同样具有类似的企图。他们的理论不一定就澄明如水，但是他们的制作，在各自完美的境界，说明各自崇高的造诣。

    所谓完美，所谓崇高，用在这里，不是纯粹的理论的发扬，具有繁复的人性和个性，需要相对的解释或者折扣。巴尔扎克的理论有若干论点早已随着他的时代湮灭，左拉的理论也有若干，尤其是对于遗传律的机械的接受，久已成为取笑的对象。然而他们的作品，不因为理论的粗窳而有所减色，充满了丰盈的人性，强烈的个性，获得长远的超越时代的生命。支持作品内在的价值是他们的活跃的想象，不是他们过时的理论。

    然而其所以成为理论的那种尖锐的时代感觉，却充分说明他们前进的姿态。

    茅盾先生在气质上切近左拉。他们对于时代全有尖锐的感觉、明快的反应。一个有自己的科学观，一个有自己的经济论，然而临到作品里面，他们的雄厚的力量却是来自各自独特的禀赋，一个是诗人的，热情在字句之中泛滥；一个是法官的，谴责不断在似冷实热的语气之下流露。茅盾先生所见于文学的表现的精神，虽说没有凭据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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