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目集》

    ————卞之琳先生作

    一

    在近二十年新文学运动里面，和散文比较，诗的运气显然不佳。直到如今，形式和内容还是一般少壮诗人的魔难。我说少壮诗人，因为第一，新诗一直没有征服旧诗的传统，而且恐怕还有些人降了过去；同时第二，诗本来也就永久属于青春。我不是有意用这两个古老的名词，形式和内容，证明新诗的落后。其实，正相反，站在客观而又亲切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出，最初新诗仅只属于传统的破坏。这里有两种倾向：第一，废除整齐的韵律，尽量采用语言自然的节奏，因为半路出家，形式上少不掉有意或无意的模拟；第二，扩大材料选择的范围，尽量从丑恶的人生提取美丽的诗意，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不得不使用旧日的典故辞藻，因之染有传统的色彩。一句话，人是半旧不新，自然也就诗如其人。他们要解放，寻不见形式，只好回到过去寻觅，于是曲，词，歌谣，甚至于白乐天的诗，都成为他们眼前的典式。

    他们的力量是大的，方面是多的；其中最引后人注目的，就是音律的破坏。

    也正是这一点，在他们是功绩，后来者有一部分（最有势力的一部分）却视为遗憾。这就是徐志摩领袖的《诗刊》运动。他有旧学做根基，他用外国的形式为依据。他要诗回到音乐，因为诗是音乐的。从这一点来看，在接受之中，他们把前期的运动加以修正。一方面这属于反动，一方面这又继承前人，用外国的形式做典式，追求一定的形式。在某一意义上，这是一种思维之后的努力，不仅仅在破坏，而且希期有所建设。但是在另一意义上，这却形成颓废（不是道德上）的趋势，因为实际上，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都藏着颓废的因子。

    和这一派隐隐峙立的，有一部分人完全不顾形式，变本加厉，甚于前期，图谋有所树立。这又可以分而为二：一者要力，从中国自然的语气（短简）寻找所需要的形式；一者要深，从意象的联结，企望完全诗的使命。一者是宏大（主旨自然具有直接的关系），一者是纤丽；一者是流畅，一者是晦涩；一者是热情的，一者是涵蓄的：不用说，前者是郭沫若先生领袖的一派，后者是李金发先生领袖的一派。

    然而郭沫若先生不等收获就走了开（或许他失却自信心，因为他最后的诗仍是粗犷的）。李金发先生却太不能把握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时甚至于意象隔着一层，令人感到过分浓厚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气息，渐渐为人厌弃。于是天下廓清了，只有《诗刊》一派统治。

    然而徐志摩遇难。

    有位先生或许出于敌意，以为徐氏死得其当。因为他写不好诗了。他后来的诗歌便是明证。坐实这证明的，就是他诗歌中情感的渐见涸竭。他太浪费。他不像另一个领袖，闻一多先生，那样富于克腊西克的节制。

    这位先生的刻薄，一种非友谊的挖苦，我不大赞同。徐氏的遇难是一种不幸，对于他自己，尤其对于诗坛，尤其对于《新月》全体。他后期的诗章与其看作情感的涸竭，不如誉为情感的渐就平衡。他已经过了那热烈的内心的激荡的时期。他渐渐在凝定，在摆脱夸张的辞藻，走进（正如某先生所谓）一种克腊西克的节制。这几乎是每一个天才者必经的路程，从情感的过剩来到情感的约束。伟大的作品产生于灵魂的平静，不是产生于一时的激昂。后者是一种戟刺，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

    所以徐氏的死，对于他自己，与其看作幸，勿宁视为损失，特别是对于诗坛，特别是对于《新月》整个的合作。因为实际，他的诗章影响不小，他整个的存在影响尤大。谈到新诗，我们必须打住，悼惜一下这赤热的不幸短命的诗人。

    但是宇宙的进行隐隐寓有一种自然的法度，看不见，然而感得到。因为即使徐氏不死，新诗的运动依然不免流于反动。我们说过，李金发先生仿佛一阵新颖过去了，也就失味了。但是，他有一点可贵，就是意象的创造。对于好些人，特别是反对音乐成分的诗作者，意象是他们的首务。他们厌恶徐志摩之流的格式（一种人工的技巧或者拘束）；这和现代的生活扞格；他们第一个需要的是自由的表现，表现却不就是形式。内在的繁复要求繁复的表现，而这内在，类似梦的进行，无声，有色；无形，朦胧；不可触摸，可以意会；是深致，是涵蓄，不是流放，不是一泄无余。他们所要表现的，是人生微妙的刹那，在这刹那（犹如现代西欧一派小说的趋势）里面，中外古今荟萃，空时集为一体。他们运用许多意象，给你一个复杂的感觉。一个，然而复杂。

    和李金发先生具有相同的气质，然而他们属于不同的来源。一个显明的区别，是他们用心抓住中国语言文字，所谓表现的工具。一个尤其根本的区别，是这些年轻人不止模仿，或者改译，而且企图创造。在这方面，我们第一个提到的诗人，应当是戴望舒先生。但是戴氏不免法国象征和现代诗派有力的暗示，具有影响，然而缺乏丰富的收获。目前最有绚烂的前途的，却是几个纯粹自食其力的青年。来日如何演进，不可预测；离开大众渐远，或许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止。

    一个最大的原因，怕是诗的不能歌唱。

    然而取消歌唱，正是他们一个共同的努力。因为，他们寻找的是纯诗（Pure poetry），歌唱的是灵魂，不是人口。废名先生以为旧诗大半不是诗。这沉默的哲人，往往说出深澈的见解，可以显示一部分人对于诗的探索。他有偏见，即使是偏见，他也经过一番思考。然而真正的成绩，却在几个努力写作，绝不发表主张的青年。

    从音律的破坏，到形式的试验，到形式的打散（不是没有形式：一种不受外在音节支配的形式，如若我可以这样解释），在这短短的年月，足见进展的迅速。我们或许感觉中间一个阶段太短了些（勿须悲观，因为始终不断有人在努力形式的试验），然而一个真正的事实是：唯其人人写诗，诗也越发难写了。初期写诗的人可以说是觉醒者的徬徨，其后不等一条可能的道路发见，便又别是一番天地。这真不可思议，也真蔚然大观了。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怕要落后多了。对于一部分诗人，我们起首提到的形式和内容，已经不在他们的度内，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诗，“只是诗”的诗 ① 。

    一九三五年七月

    二

    然而实际却是，在我们这粉饰太平的时代，夹在低级趣味的文化事业和枯索落寞的精神生涯之间，诗————那最高的灵性活动的征象————已然一文不值，冷落在一个无人过问的角隅。我们不说旧诗，旧诗有它传统的势力，而且如今变成政治的势力————你不妨记记政治家近日的感时咏事之作。对于旧诗人，旧诗已经沦成一种附丽，或者一种宣泄，属于人性不健全的无节制的快感。我们今日很难看见一首好的旧诗是好的诗。我们的生命已然跃进一个繁复的现代；我们需要一个繁复的情思同表现。真正的诗已然离开传统的酬唱，用它新的形式，去感觉体味揉合它所需要的和人生一致的真淳；或者悲壮，成为时代的讴歌；或者深邃，成为灵魂的震颤。在它所有的要求之中，对于少数诗人，如今它所最先满足的，不是前期浪子式的情感的挥霍。而是诗的本身，诗的灵魂的充实，或者诗的内在的真实。

    这正是半新不旧的人物难于理解的一个共同的趋向。从《尝试集》到现在，例如《鱼目集》，不过短短的年月，然而竟有一个绝然的距离。彼此的来源不尽同，彼此的见解不尽同，而彼此感觉的样式更不尽同。我敢说，旧诗人不了解新诗人，便是新诗人也不见其了解这少数的前线诗人。我更敢说，新诗人了解旧诗人，或将甚于了解这批应运而生的青年。孤寂注定是文学制作的命运。如今尝试的倾向越来越轻，误会的分量却越来越重。一切进步了，我们感觉的样式愈加繁复了，我们心灵的活动愈加缜密了。我们从四面八方草创的混乱，渐渐开出若干道路————是不是全都奔向桃源？没有人能够解答，也正无需乎解答，但是我们可以宣示的，是诗愈加淳厚了。

    它终于走近一个旧诗瞠目而视的天地。

    旧诗人不免诧异道：怎么！一个人竟然这样作诗吗？我不懂这里的形式，这里的内容，还有，那感觉的样式。

    新诗人也许为这些年轻人杞忧，因而为新诗的前途悲观。他否认落后，因为，怎样能算落后呢？他揭竿的日子还在眼前，他革命的情绪还在心头。他惋惜这些年轻人走进了一个牛犄角，可不！牛犄角，没有出路。

    但是，这群年轻人站住了，立稳了，承受以往过去的事业（光荣的创始者，却不就是光荣的创造者），潜心于感觉酝酿和制作。最初有人反对“作”诗，用“写”来代替；如今这种较量不复存在，作也好，写也好，只要他们是在创造一首新诗————一首真正的诗。音韵吗？节奏吗？规律吗？纷呶吗？好的，好的，……不过他们没有时光等待；他们的生命具有火热的情绪，他们的灵魂具有清醒的理智；而想象做成诗的纯粹。他们不求共同，回到各自的内在，谛听人生谐和的旋律。拙于辞令，耻于交际，他们藏在各自的字句，体会灵魂最后的挣扎。他们无所活动，杂在社会的色相，观感人性的无常。

    《鱼目集》正好象征这样一个转变的肇始 ② 。往年读作者私人印行的《三秋草》读到

    “我还想得起

    你从前

    说是‘白金龙’

    淡

    而有味，

    我问是

    上口像不像回忆：”

    又读到

    “近

    又迢远，” ③

    不由自己心想，这或许可以借来形容《三秋草》的印象。胡适先生推崇的“言近而旨远” ④ ，未尝不可以引来作为印象的一个注脚。那样浅，那样淡，却那样厚，那样淳，你几乎不得不相信诗人已经钻进言语，把握它那永久的部分。对于他和他的伴侣，特别是何其芳和李广田先生 ⑤ ，言语无所谓俗雅，文字无所谓新旧，凡一切经过他们的想象，弹起深湛的共鸣，引起他们灵魂颤动的，全是他们所伫候的谐和。他们要把文字和言语揉成一片，扩展他们想象的园地，根据独有的特殊感受，解释各自现时的生命。他们追求文字本身的瑰丽，而又不是文字本身所有的境界。他们属于传统，却又那样新奇，全然超出你平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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