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元稹、刘禹锡

    /浦江清/

    白居易

    （一）白居易的生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邽（今陕西渭南县[66]东北）。晚年居香山，又官太子太傅，因称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

    白居易自述婴儿时，即能默识“无”“之”两字。及五六岁，便学为诗。相传十六岁时，便以诗文进谒时为名士的顾况。顾况见其名，即戏之曰：“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阅至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诗句，为他的才华惊异，又说“有才如此，居易不难”了。

    德宗贞元中，擢进士第，补校书郎。宪宗元和初，调周至尉，集贤校理，寻召为翰林学士，左拾遗。元和四年，数言事，谓“陛下误矣”，帝不悦。六年丁母忧。期满，又以事不悦于宰相，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书言：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贬江州司马。徙忠州刺史。穆宗初，征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复乞外，历杭苏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俄移病，分司东都，拜河南尹。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仆射，谥曰“文”。自号醉吟先生，亦称香山居士。（参见《新唐书》一一九卷。）

    白氏与元稹交情最善，交往二十多年，互相唱和，尤其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二人往来的诗很多。白居易《赠元稹》诗云：“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唯元君，乃知定交难。”又云：“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旧唐书·元稹传》曰：

    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白衣冠士子，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

    诗声调很古，在古诗律诗之间。白居易诗集称《白氏长庆集》，元稹诗集称《元氏长庆集》。又称长庆体。长庆为唐穆宗年号。

    （二）白居易的文学主张

    白居易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和影响，这是其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有道家思想。

    白居易对于诗的主张，是继承儒家的思想，恢复《诗经》讽喻、美刺的传统。其文学观点主要见于《与元九书》，先看下面一段话：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把文学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他认为后人作诗应该恢复《诗经》的意旨。他在《与元九书》里还说：

    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

    于是，他以《诗经》之六义为标准衡量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盛衰：

    ————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于时六义始刓矣！

    ————《国风》变为《骚辞》，去《诗》未远，梗概尚存。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以远，得者益寡。谢灵运溺于山水，陶渊明偏于田园，江淹、鲍照亦狭于此。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寖微矣。

    ————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鲍照）之什，丽则丽矣，不知其所讽焉。于时六义尽去矣。

    ————唐兴二百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白居易是中唐诗坛上注重反映现实的代表作家。还应看到，他论诗不仅强调诗之作用在“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同时也很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性。在《与元九书》里说：

    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白居易指出《诗经》在《六经》中最能感动人心，是由于它“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概而言之，他把“情”“言”“声”“义”作为评价诗歌的重要尺度。白居易关于诗歌艺术特性和社会作用关系之认识，渊源于古代诗乐理论。

    之一，《诗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之二，《诗品》：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动天地，感鬼神，在初民社会里，是巫者之事，在帝王时代是史祝之事。文人由巫史来。magic（巫术）————religion（宗教）————literature（文学艺术）

    〔poetry（诗歌）〕————philosophy（哲学）————science（科学）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

    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

    但在sciences极发达的时候，humanistic study（人文主义的研究）仍旧占重要的地位。literary criticism（文艺批评）合文艺批评与人生的批评为一。

    情和义，诗的内蕴；言和音，诗的外形。根与实充实内蕴，苗与华完成外形。

    诗根乎情，因诗的发达而情益深。故诗歌文学可以瀹人性灵、深广人的感情，发展人性之美。〔当然，小说、戏剧具同样作用，据西洋文论家的观点，小说、戏剧实在是诗的modern form（新样式）。〕但诗是语言文字最精练的一种，所以，虽然有了小说、戏剧，诗依旧在顽强地生长着。读无论哪种语言，必须懂得它的诗歌，方始认为真正懂得了那种语言文字。同时，诗又为最早的语言的发展提供了载体，如希腊文的发展靠了Homer（荷马），中文的发展靠了《诗经》。“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也不能作文。古人说话到了精彩的地方要引诗，以为证明。荀子、孟子均散文家，都引诗。就是《易》《尚书》，都有整齐的句法，就是把语言磨炼成为有节奏的形式。所以汉以后骈文发展，南朝时一般人认为“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韵指广义的、音节流美匀整之谓。《文心雕龙·声律篇》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文使同声异音相间为美。调协宫徵，口吻流利。行之既久，太格律板滞化了。古文起来，以气为主，但不废参差错落的节奏。犹之五七言的整齐句法变为词曲，更近于自然语调也。

    华声者，使语言流美。古者诗与乐合，从四言变为五言，五言变为七言。一面是语言由简趋繁，一面是音乐的发展，从钟、鼓、琴、瑟到笙、竽、筝、笛、琵琶。七言又变为词曲。

    实义是以文字被以音乐，文字有意义，因此诗歌有意义，以实声音。譬如词曲，如《菩萨蛮》是一曲调，今温、韦辈以文字施之，于是音乐之外，复有文字的意义，成为文学。古乐府中如《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其音宛似弹箜篌之音，而有意义。

    苗言，例如《诗经·螽斯》：“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用诜诜、振振、薨薨、绳绳、揖揖、蛰蛰，换一两个字，写出事物不同状态，也开出了新的诗章。又如《诗经·桃夭》贺女子出嫁，写家人欢乐，三章中分别用“灼灼其华”“有其实”“其叶蓁蓁”三个不同诗句描写桃花盛开、硕果累累、绿叶成荫的不同景象，显示了语言变化之美，也为诗分了章。很典型的还有《诗经·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之。”诗用“采之、有之、掇之、捋之、祮之、之”六个动态的词，形象地显示出采摘劳动动作的变化。诗是语言的练习，也是读语言文字的课本。诗发展了语言，到语言发展到高度时，诗也格外的妙。所以教育小孩语言，宜乎使其唱歌。歌谣容易记忆，是学习语言的一种好办法。

    （三）《新乐府》之缘起

    白居易作有《新乐府》五十首，然《新乐府》并非他首创。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云：

    余友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白居易《新乐府》序云：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按：元微之卜二首题，白氏五十首中皆有之。是李公垂最先作二十首，元稹和其十二，而白居易尽和之，又增三十篇，得五十之数也。今《新乐府》白氏独专擅其名，微之之作已不为人注意，至于公垂之作，则久已佚亡，至可惜也。

    公垂名绅，润州无锡人，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元和初擢进士第，补国子助教，故微之称之曰“李校书”也。白氏注云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则决与李作同时矣。而今白氏题下之注如：（一）《立部伎》则全同于李传。与元稹注异者，不标“李君作歌以讽焉”一句。（二）《华原磬》注亦“李传云，天宝中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石”字是。元稹注作“名”者非也。下又云，“询诸磬人，则曰，故老云，泗滨磬下调之不能和，得华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云云。不知是否当时李传云云，抑居易所添也。（三）《胡旋女》下注云“天宝末康居国献之”。与李传云“天宝中西国来献”详略稍异。（四）《驯犀》下注与李传亦同。（五）《骠国乐》注云“贞元十七年来献之”，与李传云“辛巳岁”又同也。元微之题下保存传凡八，白同其五，唯《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三首，略去其传。《蛮子朝》元稹咏韦皋通蛮国使人朝贡事，白作亦然。《缚戎人》则其中故事完全一致。《阴山道》所咏亦同是一事。虽无李传，知和李诗也。

    又白诗有注者，如《上阳白发人》，则元诗无注。此李诗或有之，而元稹略而不书也。而白诗有注而为元之所不作者，又有三首：（一）《七德舞》；（二）《昆明春》；（三）《城盐州》。白诗虽无注而诗中有夹注明事实者又有二首，曰：（一）《新丰折臂翁》；（二）《红线毯》。以上共五首。疑亦本李原作，是元氏之所未和而白氏和之者也。因李公垂作诗有自注之习，此今观所存公垂诗集即知，而白氏所少见也。

    （四）白居易诗的分类和创作

    白居易把他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大类。《与元九书》曰：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

    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

    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

    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

    此四类诗中，为讽刺，关于社会政治的；为闲适，写他自己的涵养。一种为人，一种为己。

    讽喻诗，政治社会之诗也。如《贺雨》诗，系初任左拾遗时作：“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以诗为谏。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其《新乐府》皆讽喻诗。以《七德舞》为首，歌颂太宗，歌颂王业，“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此诗白氏自序：美拨乱，陈王业也；以《采诗官》为殿，白氏自序：监前王乱亡之由也。“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作为五十篇之末篇，诗人归纳性地表达了借歌诗以达上听的期待。

    《新乐府》中之《上阳白发人》，白诗注云：“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诗描写宫女的苦。

    《胡旋女》，戒行乐也。

    《新丰折臂翁》是著名篇章，白氏自序曰：戒边功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诗末矛头直指“欲求恩幸立边功”的杨国忠。

    《卖炭翁》，白氏序曰：苦宫市也。诗很通俗易读而含义深刻。“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感人至深。

    《新乐府》外，还有《秦中吟》十首，亦讽喻诗代表作。白居易序曰：“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诗揭露了社会种种矛盾，矛头直指权贵，突出了贫富的对比。如《议婚》写“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又如《重赋》写百姓重赋后严冬“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而官库中“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以百姓口吻发出愤怒的呼声：“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轻肥》写达官贵人“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而“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诗曰：“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富贵人家争购牡丹，“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而一农夫偶来此，见状，长叹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前引《寄唐生》诗句说白居易作《新乐府》意旨。唐生者，唐衢也。应试未取，见国事日非，常痛哭流涕，以哭著名。五十余岁而卒。白居易在《伤唐衢》二首中曰：“忽闻唐衢死，不觉动颜色。”“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惟有唐衢见，知我平生志。一读兴叹嗟，再吟垂涕泗。”在“怪怒”“非訾”声中，唐衢是可贵的知音。

    《秦中吟》中几个词的解释：

    贞元、元和，分别是唐德宗、唐宪宗年号。

    两税：唐德宗建中元年始作两税法，征夏税秋粮。（《重赋》“国家定两税”。）

    因循：《汉书》：霍光秉政承奢侈师旅之后，海内虚耗，因循守职。《辞源》注：守旧习而不改也。（《重赋》“贪吏得因循”，《不致仕》“晚岁多因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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