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故宫《卢鸿草堂十志图》的根本问题 附后记

    一　问题的演变

    在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故宫名画三百种》中，五————十四，收有《卢鸿草堂十志图》（以后简称《故宫图卷》）及后面的两个跋。卢鸿新、旧《唐书》有传。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

    卢鸿，宇颢然。其先幽州范阳人，徙洛阳。博学善书籀；庐嵩山。玄宗开元初备礼征，再不至。五年诏曰，鸿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今城阙密迩，不足为劳。有司其赍束帛之具，重宣慈旨，想有以翻然易节，副朕意焉。鸿至东都（据《旧唐书》为六年）谒见不拜……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制许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赐隐居服，官营草堂，恩礼殊渥。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徙五百人。及卒，帝赐万钱。鸿所居室，自号宁极云。

    相传鸿尝自图其居。元以前多称《草堂图》，明代以后，始多称《草堂十志图》。此《故宫图卷》，水墨画共十景，每景自成一段，每段前有各体书法所写十志词，与十景相间。所谓十景：一、草堂；二、倒景台；三、樾馆；四、枕烟廷；五、云锦漴；六、期仙蹬；七、涤烦矶；八、幂翠庭；九、洞元室；十、金碧潭。无名款。兹录十志词中之《草堂词》如下，以见一般。

    草堂者盖因自然之磎阜；前（原无“前”字；据《全唐诗》补）当墉洫，资人力之缔构；后加茅茨。将以避燥湿；成栋宇之用。昭简易，叶乾坤之德道；可容膝休闲，谷神同道。此其所贵也。及靡者居之，则妄为剪饰，失天理矣。词曰：山为宅兮草为堂，芝兰兮药房。罗蘼芜兮拍薜荔，荃壁兮兰砌。蘼芜薜荔兮成草堂，阴阴邃兮馥馥香；中有人兮信宜常；读金书兮饮玉浆。童颜幽操兮长不易。

    附印有两跋，前一个跋文是：

    右览前晋昌书记左郎中家旧传卢浩然隐居《嵩山十志》。卢本名鸿，高士也。能八分书。兼制山水树石，隐于嵩山。唐开元初，征为谏议大夫，不受。此画可珍重也。丁未岁前七月十八日老少傅弘农人题。

    附印的后一个跋，是宋周必大为考证前跋的“弘农人”，是五代的杨凝式而写的。原文如下：

    右芗林向氏所藏《卢浩然草堂图》，后有老少傅弘农人题识，不记姓氏，而著爵里；不列纪年，而述甲子；且系以时月，而用“凝式”之章。伯虎来为庐陵郡幕，相过款曲，求为订之。盖为石晋开运之四年，汉祖起于太原，复称天福，是岁七月置闰；其所书‘丁未前七月’者是矣。唐之《六臣传》，一曰杨涉，附载其子凝式，早有证羊之直，而不能自宅于义命；历事梁唐晋汉周，晚以太子太保致其政。抑当晋汉之际，官尚少傅耶？且杨姓之望，出于弘农，即以凝式为文，其为斯人，夫复何疑？此画历岁既久；是题也，上溯开运，下逮本朝之淳熙，凡历五丁未，至于今，三百有余年；其间经历世变，不为不多，是可尚也已。因考其颠末，以证其卷尾而归之。庆元已未春二月上日，平园老叟周必大书。

    在编印《名画三百种》时，因周必大之跋而相信弘农人的跋即是五代时的杨凝式的跋；因有杨凝式的跋，而相信此图为卢鸿的真迹。四十八年七月，庄慕陵先生之长公子庄申，写成《唐卢鸿草堂十志图卷考》的（以后简称庄文）长文，收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则“断定故宫这卷卢鸿的《草堂十志图》，本是李公麟（伯时）的手笔”。而在庄文后记中更引马叔平（衡）《关于鉴别书画问题》一文（原载商务印书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亦谓此图出于李公麟，以资互证。最近我曾请教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王雪艇先生，承于元月二日复书，谓图及图中之《十志词》，皆出自临本；而两跋则系真迹。王先生未明指出临摹的时代，但恐仍以为系出自唐末或五代之初。否则没有方法可以解释何以会有杨凝式之跋。叙述到这里为止，先总结一句，此《故宫图卷》，不是卢鸿亲笔，这在今日，已无可争论。后面我再将本问题提出作彻底的商讨，用意是在对中国艺术史料的研究，在方法上，如何能从名士古玩家的范围内，再向前走进一步。

    二　卢氏的名字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卢氏的名字问题。刘珣《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本传谓“卢鸿一，字浩然”，《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本传谓“卢鸿，字颢然”。浩与颢因同音而互用，亦如宋初大画家董元，又称董源，这是古人常有的事。但卢氏到底是名“鸿一”，或者是名“鸿”呢？庄文认为“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内所述卢氏姓名，亦与《旧唐书》中记载全同（按不确，见后）。唐人记载唐事，自然比较可信。因此，卢鸿的名与号，应以《旧唐书》为准”。此一说法，我还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即是《旧唐书卢氏本传》内，三引诏制之辞。其中一诏一制，皆称“卢鸿一”，则庄文的看法，应当是不错的。但是：（一）欧阳修们新修《唐书》，虽自称较之《旧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不过，对于《旧唐书》所记载的人的姓名，若另无确证，断无轻加更改之理（补注）。（二）为什么宋人许多提到卢氏的地方，只称“卢鸿”，而无一人称“卢鸿一”的呢？若谓这是受了《新唐书》的影响，则宋叶梦得《石林避暑录》卷一《卢鸿草堂图》条下，引有唐末“涿郡子暮记”的题跋，是叶氏曾亲见此图。若此图的作者原题为“卢鸿一”，则叶氏不得改称为“卢鸿”。由此可以推知载有唐跋的《草堂图》，其题名当为卢鸿。不过上述题跋，从此图的全盘情形看（见后），恐怕不一定是出于唐人的。（三）《宣和画谱》卷十，正式著录有此图，则著《宣和画谱》者曾亲见此图；但亦称卢鸿而不称“卢鸿一”，是此图传录下来的题记，亦必为“卢鸿”，而非“卢鸿一”。我的推测是《旧唐书》的“卢鸿一”，乃因误读《历代名画记》的记录而来；由此一误读，而将诏制中的卢鸿，也加上一个“一”字。《全唐文》卷二十一由《旧唐书》移录此文时，亦因而不改，这是非常可能的。《新唐书》所引诏书，便只称“鸿”而不称“鸿一”，即其一证。《历代名画记》卷九对卢氏的记载是“卢鸿一名浩然”。若“卢鸿一”是名，而“浩然”是字，则应记为“卢鸿一，字浩然”，而不能称为“名浩然”；此证以同书“王维，字摩诘”，“窦师纶，字希言”之例而可见。若谓名“浩然”的“名”字，系“字”字之误，则于安澜编《画史丛书》所附校勘记，颇为精审。在毛刻与张刻的互校中，此处的“名”字，完全相同。我们把这种情形，再与宋人一般皆称为“卢鸿”而不称为“卢鸿一”的情形相对勘；则《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应读为“卢鸿，一名浩然”。到《新唐书》而始就一般名与字分之例，而改为“卢鸿字颢然”了。据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中谓渊明名字，古今共有十说。其中一说是渊明一名潜字元亮。所以梁启超《渊明年谱》便说：“先生名渊明，一名潜，字元亮。”由此可知一人两名，古人并非无其例。

    而《新唐书》之改“一名颢然”为字颢然，可能是多此一举的。

    三　《故宫图卷》与李公麟

    其次要说到《故宫图卷》的摹本问题。清高宗在此图卷后面的第一次跋语中，有“因谛观其画法，与李公麟（伯时）《山庄图》绝相似。是卷纵或仿作，亦非公麟不能”的话。这是以画法来论断此图卷出于李公麟。但此一说法是很难成立的。第一，明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四“李伯时（公麟）山庄图”条下谓：“此卷行笔设色，与伯时平日之作不伦，大类冯太史家王维《江干雪霁》，项子京家《卢鸿草堂》，高典客家郭忠恕《辋川》三图。”由此可知：第一，与《山庄图》相类的前人之图有三；《草堂图》乃相类的三图中之一。因今《故宫图卷》与李氏《山庄图》相类，而即推断此图卷为出于李氏，则《江干雪霁图》及《辋川图》是否亦出于李氏？若《雪霁图》《辋川图》《草堂图》，不能同样找出与李氏有关之确切脉络，则上述推断，皆系想当然耳的说法。第二，《宣和画谱》卷七“李公麟”条下谓“公麟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能知其廊庙馆阁，山林草野……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小大美恶，与夫东西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今《故宫图卷》，山水已臻成熟；但人物的意态板滞，不仅不能代表发展已到高峰的唐代人物画，恐怕也不能仿佛李公麟的人物画于万一。这是人物画开始退步以后的作品。第三，元汤垕《古今画鉴》李伯时条下谓伯时作画，“独用澄心堂纸为之；惟临摹古画用绢素。”《图绘宝鉴》卷三，亦有相同的记载。若《故宫图卷》出自伯时，正属于他的“临摹古画”，当用绢素。而此卷分明为纸本，且亦不能确切证明为澄心堂纸，此与伯时平日作画用材之习惯不合。第四，最有决定性的反证是宋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卷下，《卢鸿草堂十志图·林彦祥临伯时本》条下，录有米友仁一跋，对李伯时所临《草堂图》，纪录颇为详尽；兹录如下：

    先子（米芾）画史载刘子礼以五百缗置钱氏画五百轴，初未尝发缄，铨美恶也。既得之后，其间有《草堂图》一卷，已是数百年物矣。后李伯时尝临一本，仍自书卷首歌一篇。次则秦少游，朱伯原，先子书也。又其次陈碧虚，仲殊师参寥子辈继之；余亦一时闻人。绍兴已未仲春……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晖。

    同条后又谓：

    其后王子庆于毗陵得伯时画《十志》，即元晖跋中所言者。录其书人姓名于后；一、龙眠山人李伯时书。二、高邮秦观书。三、乐圃居士朱长文书。四、吴郡周沔书（原注，内缺一永字）。五、静常居士曹辅书。六、缙云胡份书。七、襄阳漫士米芾书。八、碧虚子陈景元书。九、太平闲人仲殊书。十、参寥子道潜书。

    由上所记，则各人所书者皆曾自署其姓名别号，无所混淆。今《故宫图卷》所书《十志词》具在，有一与上述诸人有关系吗？并且上引同条米跋记有林彦祥摹李伯时所临《草堂图》，亦仿李伯时故事，“首书其篇”。而藏有李伯时临本，并“属林彦祥为摹”的石莹中，也要米友仁“书先子所书一篇，余悉欲得一时名士继之”。由此可见属于李伯时临本系统的《草堂图》，受有由一时名士分书《十志》的影响。现《故宫草堂图卷》所书《十志词》，书体各异，或系受有李氏临本的影响；但这些不同的书体，恐系出自一人，连由名士分书的风规也没有守住。何况周密在上条记录中，及他的《志雅堂杂抄》卷三《图画碑帖中》均记有“林彦祥临伯时本，遗草堂、樾馆二，所存者八”，这是说当林彦祥临摹时，伯时原临本已仅存八图。今《故宫图卷》，十图俱全，若此图卷系出于李公麟，则南宋已遗失的两图，何由而能珠还合浦呢？尤其是前引同条下，纪有林彦祥摹李伯时本所书的《十志歌》，如后所述，这和《故宫图卷》的《十志词》，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所以图卷不仅非出自李伯时，并且与由李伯时临本所产生的临摹系统，也可以说是渊源很远的。凡言此图卷出于李伯时的，其理由均属牵强附会，不足采信。尤以马叔平的说法，最为无识。

    四　《故宫图卷》的临摹时限及两跋的问题

    《故宫草堂图卷》既非李公麟摹本，而卢鸿的草堂故事，是一个很使人羡慕的故事；所以，不妨假定在宋元明清各代，除了庄文肆所述的《草堂十志图》的摹本外，还有不能为我们所尽知的摹本。董其昌《画旨》已谓“世传《草堂图》，多名人所转相临抚也”。例如戴表元（宋咸淳中进士）的《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八《题卢鸿草堂图》中有谓“此图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此改作十段的图现时是否存在？今不可考。后面还要提到时日人阿部所印《爽籁馆集》中收有仅题十景之名而无词的《草堂图》，《大村西崖遗编中国名画集》第一册中亦收有仅题十志之名而无词的《草堂图》，皆传为李公麟摹本，其非出于李公麟，固属显然；但恐亦皆系不知姓名的早期临本。今日故宫的《草堂图卷》，当是许多不能考证出临摹者姓名的摹本之一。但在时限上说，此一摹本，究出于李公麟之前呢，抑出于李公麟之后呢？若如《故宫名画三百种》编者的说法，此图“可以窥见未臻成熟时期之中国山水画”，则此图卷当然在李氏以前，甚至是唐末的摹本。但上述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条下谓“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这才是未臻成熟时期之中国山水画。在此《故宫图卷》中，人像虽稍大，然绝非“人大于山”；且皴染俱全，结构完整，无法说它未臻成熟。而纸色之新，也不能支持它是出现于李公麟摹本之前的说法。足以支持上述观点的，乃是图卷后面的两个跋。

    现在便谈到这两个跋的问题。

    庄文在《字体问题》项下，曾根据杨凝式的《韭花帖》及《神仙起居法帖》的字体，与《故宫图卷》后面被周必大称为杨凝式的跋的字体，作一番比较后说，“其基本精神，却又各自迥异，绝不相同”，而怀疑杨凝式的跋，不是真迹。但亦不曾作进一步的交代。按《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杨凝式传注》引《别传》云：

    凝式虽仕历五代，以心疾闲居，故时人目以风子。其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其号或以姓名，或称癸巳人，或称杨虚白，或称希维居士，或称关西老农。其所题后，或真或草，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后，一人而已。

    据《别传》，杨是天才型的书法家，特富于变化，在当时已“不可原诘”；在今日要根据《韭花帖》和《神仙起居法帖》与此跋的“字迹不同”，以断定此跋之非真，论证是相当薄弱的。何况三种字迹的不同，并非前两种是相同，而跋则独异，乃是每一种都不相同，则何以能偏断前二者是真，而后者是伪呢？何况《神仙起居法帖》，为米芾《书史》《东观余论》《宣和书谱》所不载。清初吴其贞《书画记》卷三“杨少师神仙起居法”一卷条下谓：“纸墨乌黑，是先染墨水后作书，故墨不入纸，皆浮于上，多有飞白之笔。且书法深入恶道，全失笔墨之雅。然非今人之书，乃宋代俗子所作。卷后米元晖定鉴，或因高宗偏爱，故附会焉。有宋人释文，及元人题跋。明文衡山题跋，又因米元晖鉴定而然。”（页三百四十三至三百四十四）则此帖既伪，不足作互较的根据。并且杨字虽富变化，但他的根柢却是欧字，尤其是颜字；所以《艇斋诗话》谓东坡以“凝式配颜鲁公”。此跋笔法之出于颜字，是极容易看得出的。毋宁谓此跋之字迹，更迫近于杨字的本色。

    我以为杨跋的可疑，并不在此。

    杨跋可疑之一是“老少傅弘农人”的款式，并未见于《别传》所述各款式之中。他为《草堂图》跋后，应当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在情理上，应当用他较为常用的款式，而不应用一个比较别出的款式。且杨氏既因杨震之故，以弘农为郡望；而弘农之与关西，是一地的两种称法。所以《后汉书》卷八十四《杨震列传》载杨震“弘农华阴人”，而时人即称他为“关西孔子”，“关西’即指的是“弘农”。杨凝式既有“关西老农”的别号，何以又有“弘农人”的别号，以自相重复呢？

    可疑之二是《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本传》谓“晋开运中，宰相桑维翰知其（杨凝式）绝俸，艰于家食，奏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汉乾祐中，历少傅少师……广顺申表求致政，寻以右仆射得请。显德……元年冬卒于洛阳，年八十五，诏赠太子太傅”。按所谓“晋开运中”，是西纪九四四至九四七年，这中间，杨凝式只当了太子少保。“乾祐中”是九四八至九五○年，杨凝式在此时始历少傅少师。现被称为杨跋的“丁未”，乃晋开运四年，即西纪九四七年；刘知远此年起于太原，以“开运”的年号为不吉祥，乃改用在开运前面的“天福”年号，而将开运年号加以抹煞，于是此年成为天福十二年，次年（九四八年）始改元乾祐。若《旧五代史·本传》的记录为可信，则杨凝式在丁未年仍为少保；入乾佑后始为少傅。而此跋既明谓题于“丁未岁”，何得自称为“老少傅”？更重要之点是杨凝式历少傅，而任少师，是以少师而致仕的。所以自黄山谷起，一直是以“杨少师”为其通称。若杨凝式自署为“老少傅”，则少傅之名，当较少师之名更为显著，后人何得仅称杨少师而忘其为“杨少傅”？我的推测是少傅少师之名，极易混淆，我在写此文时，亦曾多次混淆过；伪造此跋的人，一时把少师混为少傅，所以有此仅一见而不曾再见的称谓————“老少傅”的称谓 (1) 。

    然对此问题有决定性的，仍为周必大跋的真伪问题。若周跋系真，则上述疑点，皆可作其他解释。若周跋亦伪，则此图卷的历史，当全部为之改观。并且周跋的真伪，必然关连到杨跋的真伪。周跋若是真，固不能即以此证明杨跋之真；但周跋若伪，则必然可以断定杨跋是伪。因为若杨跋是真，则以杨在书坛地位之高，为什么还要一个伪造的周跋为其做证？从来无疑周跋为伪的，但我发现它是非常的可疑。

    前面所引的周跋首应注意的是，杨凝式在宋代书名特高，而书迹流传特少。假定此图卷后的跋真出于凝式，这是书坛中的一件大事。向周必大“求为订之”的向伯虎，是宋代有名的世家“芗林向氏”，岂有对于印有“凝式”之印的名迹，流传二百余年，无人识破，必待周必大始为之考订，　此乃必无之理。而周跋的考订，只根据《新五代史·唐六臣传》，而显未看到《旧五代史》的杨氏本传。《新五代史·唐六臣传》中，杨凝式仅在其父杨涉传中附见，寥寥数语，不足为考订杨凝式生平之典据。因《新五代史》行而《旧五代史》渐废，他人未看到《旧五代史》，不足为奇，而周氏居史馆甚久，以博雅见称，考订杨凝式而不曾想到《旧五代史》中的本传，这已经是非常可怪的。而且周跋“尚为少傅耶”的口气，是认为杨在丁未年以前，久已为少傅，那岂非更为可怪吗？

    最重要的是，周跋谓“是题也（指杨跋），上溯开运，下逮本朝之淳熙，凡历五丁未，至于今三百有余年”的几句话。按从杨凝式书跋的开运四年丁未（九四七年），而至周题跋的庆元己未（一一九九年），实为二百五十二年，与周跋所说的“三百余年”，相差颇远。周必大能记得“凡历五丁未”的甲子，何以记错了实际年数几近百年之久？《楼钥攻媿集》卷九十三，《忠文耆德之碑》（即奉敕所撰周必大碑）述周必大于淳熙元年（一一七四年）奏事中有“然太祖二百余年之天下，德在圣躬”之语。按宋太祖即位之建隆元年（九六○年），下逮淳熙元年为二百十四年，故周氏称为二百余年。由建隆元年上溯杨题跋时之开运四年丁未，为十三年。由淳熙元年而下逮周题跋时之庆元已未（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凡二十五年。以居史职甚久，而又以博雅见称的周必大，不应把自己在二十五年前所说的“二百余年”，再加上太祖未得天下以前的十三年，即说成了“三百余年”。

    中国人的习惯，“十”“百”“千”，是数字的大限。小的地方易疏忽，在这种大限的地方不应有疏忽。这应当算是此跋的一大漏洞。果然，我详查《津逮秘书》中的《益公题跋》十二卷，未见有此跋。按《益公题跋》中收有为芗林向氏所题的共有五跋。卷四的《大元帅康王与向子湮咨目及御笔等跋》，为“宝元六年二月”，与《故宫图卷周跋》的宝元己未（五年），仅隔一年。五跋中提到向子湮之孙“士虎”者凡三次，可知周氏与向士虎是很熟识的。其中绝无士虎曾为“卢陵郡幕”的痕迹，此与《尚友录》称士虎“遂不仕”的情形正合。以《卢鸿草堂图》的高名，及杨凝式的名跋，何以周必大为向氏所题其他各跋，皆经收录，而独遗此一重要题跋？何以在被收录的各跋中，皆称“士虎”，而独此跋称士虎之字————“伯虎”？并谓“伯虎来为卢陵郡幕”？则周跋之伪，更无可疑。何况《大风堂名迹》第四集十王诜《西塞渔社图》有周必大一跋，此跋收入《益公题跋》卷十一 (2) 。若将此跋与《草堂图卷》后之跋两相对勘，则一为真迹，一为模仿周氏字体而为之的形迹，一目即可了然。作伪者，先伪造一杨跋，更伪造一周跋以证明杨跋之真；由杨跋之真以图证明此图卷为唐代卢鸿的真迹；这是伪造者一整套的伎俩。正因为两跋是出于伪造，所以在收藏印记中，只从明代项元卞开始，绝无宋元两代流传之迹。这也是伪造者所留下的一个大漏洞。

    现在既可证明两跋皆伪，则《故宫图卷》的年代，其上限不能早于周必大之生年；而自明项元汴以次，收藏印记数十方，流传有绪，则其年代的下限，也不能迟于明初。所以这大概是元代的赝品。

    五　《卢鸿草堂图》原迹上有无卢鸿亲题的《十志歌词》的问题

    现在更进一步要追究到《草堂图》的歌词问题。即是《草堂图》分为十景，每一景的前面，有一首歌，或称之为词；在卢鸿的《草堂图》原迹上，是否曾由他写在自己画面之上呢？这是过去没有人认为有问题的，因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卢鸿“工八分书”，而庄文在《字体问题》项下引有米芾《画史》“小八分诗句，带笔如行草，甚奇，今无此体”；两相印合，则卢鸿曾亲以八分体写上《十志词》，当无可疑了。但我认为是可疑补注：此文在《东海学报》上刊出后，友人陈定山、傅光海两先生，皆前后来信谓《资治通鉴》第二一二卷《考异》曰“旧卷作卢鸿一，《本纪·新传》皆作鸿；按《中岳真人刘君碑》云“卢鸿撰”，今从之。”傅先生又告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五玄宗召见一行条内有一行“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则卢氏之名“鸿”而非“鸿一”，应可完全确定。补志于此，以志感谢之意。的。《画史》的原文是：

    刘子礼以五百千买钱枢密家画五百轴，不开看，直交过，钱氏喜。既交面，只一轴卢鸿自画《草堂图》，已直百千矣。其他常笔固多也。

    小八分诗句，带笔如行草，奇甚，今无此体。

    按上面一段记录中，若“小八分诗句”三语属于《草堂图》，且系指明卢鸿自书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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