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

    一　格 局 无 定

    我们到此，大体已经将各种修辞现象说完。普通往往还要提出所谓格局或结构问题来。这在以前，名叫“布格”，也叫“布局”。格局固然也很重要，但实际是随语文的体式、意旨以及各人的设计而变，没有什么应用无碍的一定方式可说，除非原来照填程式的应用文。我们知道一向对于格局有所谓“三准四法”说。“三准说”道：“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见《文心雕龙·镕裁》篇）。“四法说”道：“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见范梈《诗法》）。这或许可以说明一部分的语文，但决不能范围古今一切语文的格局。就再加多些节目，为起、承、铺、叙、过、结六法，又加多些伸缩性，为“或用其二、或用其三四，可以随宜增减”（见陈绎曾《文筌》），也仍不能尽格局的变化。这在过去，也曾有人说过。章学诚论“古文十弊”中有一条说：“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袭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给事成性志传。性以建言著称，故采录其奏议。然性少遭乱离，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见文辞。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于终篇，全录其文。其乡有知名士赏余文曰，‘前载如许奏章，若无《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鹢首重而舵楼轻矣。今此婪尾，可谓善谋篇也。’余戏诘云，‘设成君本无此篇，此船终不行耶？’盖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见《文史通义》五）古文尚且如此，何况不像古文那样板板的。所谓“无定之中，有一定焉”，或许便是刘勰所谓“首尾圆合，条贯统序”，但这也是“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的自然结果。至于所谓四法、六法等等刻板定数，在东方是有一个公用绰号，叫做“杓子定规”，而学诚却也替它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井底天文”。我们既然无意研究所谓井底天文，那就不必再加考较了。修辞现象大体已经说完。现在列一简表于下：

    二　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

    这些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就像选词，我们现在是以平易做标准。而不久以前，却以所谓雅洁做标准。雅洁便是桐城派的所谓义法之一。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曾经说过：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见沈廷芳《书方望溪传后》）

    又姚鼐也曾经说过：

    鼐又闻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出辞气不能远鄙倍，则曾子戒之。……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然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尔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辞，此何取哉？愿先生凡辞之近俗如“语录”者，尽易之，使成文，则善矣。（见《复曹云路书》）

    从此以后凡是直属或归附桐城派的，没有一个不奉雅洁两字做选词的标准。从清康熙年间直到“五四”前后，占据文心几乎有二百多年。便是在译述界颇有贡献的严复、林纾，也不能不受它的牢笼。严复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矣’，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见所译《天演论》例言）。最后一定要提出一个雅字来，也是由于所谓雅洁义法在那里捉弄他。这种义法，直到白话文学运动起来，才被攻破。白话文学运动是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那时虽然林纾还是纛着雅来反攻，也已经不济事了，不能不惨惨地败走了。这便是近年来显而易见的变易之一。严复以为不止“行远”须要讲雅，就是“求达”也要讲雅。他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也见同书例言）。这种感觉，多半不是从语言文字的意义上头来，只是从我们所谓辞趣上头来。因为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人比较地看得多，读得熟，每见一词往往不但知道它的字义，还知道它的历史。即如所谓尔雅一词，我们知道有过《尔雅》一书，书的《疏》里有过“尔雅”两字的解释：“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尔雅”两字又曾经用于《史记·儒林传序》：“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注上说：“谓诏书文章雅正。”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便当的便是这等历史光辉可以照耀上来，把字罩上了一层闪烁不定的光彩，使人看去，真像“深厚”不可测度。但这种“尔雅”，实际是同行远有碍，而于所谓达却无关系。像《儒林传序》里公孙弘的奏语便说：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参用）

    所谓“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便连小官也不能懂，还说什么“行远”？而所谓词的历史色彩又不单是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有的。我们倘也像留心汉以前的字法、句法那样，真肯留心现代的语言文字，将见现代语言文字的历史背景更为丰富，而且更为亲切，就要利用辞趣，也不见得便无辞趣可以利用。大概过去的辞人多半带有高蹈的气息，隔离社会，又把社会看作自己脚下的尘世，故于辞趣也常常把所谓文坛的辞趣和所谓社会的辞趣分得极严。有人说：文坛的辞趣是文坛惯用的字句所专有的情趣，这种字句常带有文坛的背景，能使读者发生雅感及好感，而无粗野的刺激。而所谓社会的辞趣，却不如此，故往往同文坛的辞趣发生矛盾。这种分法非常奇妙，你或许要吃一惊，以为他们的“文坛”是建筑在“社会”以外的。其实他们也不过把意思老实说出来罢了，意思并不是他们所独有的。像严复所谓“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还不是一样的意思？他们虽不在社会以外，却也不在社会之中。他们高高地躲在“象牙塔”上，深深地藏在“艺术宫”里。他们厌恶尘嚣，不愿我们这种“引车卖浆者言”吹进他们的耳朵。这种语言是他们所不惯听不惯说的，他们自然说不上口，故也不妨说是“则求达难”。而其实是不愿上口的成分居多。所以严复曾经去问吴汝纶，说“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怎么好呢？吴汝纶教导他的是：“与其伤洁，毋宁失真！”（见吴汝纶《与严几道论译西书书》）“求其尔雅”至于要“毋宁失真”，可见也是“抑义就词”，不见得便是“为达易”。总之，当所谓雅洁一种义法支配着人意的时候，是一切都可以为它牺牲，又好像一切都是它所成全的。雅洁的选词标准既经攻破，彼此所谓“毋宁失真”云云将真殉雅的惨事便不至于再发生了。这在手法方面，是脱离形式拘缚内容那一种狭窄义法的大解脱，而在意识方面，也是从超出社会转为投入社会的一个大转变。

    三　修辞现象常有上落

    辞格方面，也常有上落，有的是自然演进，有的是有意改动。像藏词由并用歇后藏头渐次演进为专用歇后，又从凭借《诗经》、《书经》等书上成语渐次演进为直用口头上的成语，又像复叠，从“灼灼”“依依”等叠字渐次演进为“随随便便”“不不少少”等叠字，都是不声不响地在那里进展。都可以看作自然演进。这种自然演进，在发动的个人想必也是有意的，不过它既不曾出名，我们也就难以考查它的经历罢了。只有几种积弊极重，改革也颇费力的，我们还能知道那是有意的改革。例如对偶。对偶本来不必排斥，假如事意有自然成对的，自然也可以用成对的语言去表达它，但从魏晋以后，竞尚纤巧，往往以为文辞一定要对，那就成为措辞的镣铐。所以唐代曾经有过一度激烈地反对，不久以前也曾有过一度激烈地反对运动。又如引用。引用本来也不必排斥，假如前人的成事成语真有足以补助或代替我们自己的说话的，引用也是不妨，甚至还是有益，但过去往往借用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来代话，又往往借用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来解话，有时晦涩费解，简直等于做谜猜谜。而刻削不自然的体态也往往教人看了生厌。这于意趣两面，都是有害无益。最大的效用，不过是借此矜奇炫博，就是所谓掉书袋。清周寿昌所著《思益堂日札》（九）曾载有“掉书袋”一条：

    凡人摘裂书语以代常谈，俗谓之掉文，亦谓之掉书袋。掉书袋三字见马令《南唐书·彭利用传》。利用自号彭书袋，《传》中所载掉文处真堪绝倒。《传》有云：或问其高姓，对曰：“陇西之遗苗，昌邑之余胄。”又问其居处，对曰：“生自广陵，长侨螺渚。”其仆常有过，利用责之曰：“始予以为纪纲之仆，人百其身，赖尔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废，侮慢自贤，故劳心劳力，日不暇给。若而今而后，过而勿改，予当循公灭私，挞诸市朝，任汝自西自东，以遨以游而已。”时江南士人每于宴语，必道此以为戏笑。利用丧父，客吊之曰：“贤尊窀穸，不胜哀悼。”利用对曰：“家君不幸短命，诸子 口四方，归见相如之壁，空余仲堪之棺，实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见。”遂大恸。客复勉之曰：“自宽哀戚，冀阕丧制。”利用又曰：“自古毁不灭性，杖而后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虽则君子有终，然而孝子不匮。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歔欷。吊者于是失笑。会邻家火灾，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向迩，自钻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扑灭乎？”又尝与同志远游，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诘旦或问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犹倚陈平之户，窃恐数钧之重，转伤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类如此。

    平常用典虽然不至可笑如此，但使人感到不自然处，往往也和听彭书袋掉文不相上下。所以不久以前，也曾有过一度激烈地反对运动。像这些都是有意的。有意的运动，自然效力更大，可以把平常看作当然的现象的缺点提到眼睛前头来，教人触目惊心。但这种运动大抵只是病象极重极显的时候才会发生，其余大都是不声不响地在那里进展改动。而那进展改动，往往也是竭力利用语言文字的各种可能性来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境，有时反比有些纯凭主观，不顾实际的鼓吹还周到得多。如文法上语词的多音节化过去未见有谁提倡，早已逐渐加多，把“马”加上“儿”，叫做“马儿”，把“鸭”加上“子”，叫做“鸭子”，这是为的声音加多更容易听得清楚的缘故。而修辞上的节短，虽然曾经有人优侗排斥，却也仍在逐渐加多，例如把“五月四日”节做“五四”，把“左翼作家联盟”节做“左联”。这又是为了大家熟悉，无须繁说详举的缘故。像这些根据经验的自然改动，虽然不像大张旗鼓的主张改革那样有名，或许不为一般学者所注意，但在成分上却居多数。我们要注意少数出名英雄的改革业绩，我们更要注意这些稳札实打多数无名英雄的改革业绩。这就是我们比之注意成说更要注意古今一切实例的最重要的理由。就像错综，是反排偶的最有效的手法，但在几次反排偶的运动中，都不曾有谁提挈它，把它看做可同对偶排比比并的辞格。而实例却早已存在。我们倘不注意实例，必致遗落了这种极可...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