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积 极 修 辞 五

    一　辞　　趣

    关于语感的利用，就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大体可以分作三方面，就是：辞的意味，辞的音调，和辞的形貌。这三个方面大体同语言文字的意义、声音、形体三方面相对当。我们在辞趣论里所要讨论的，便是如何利用各种语言文字的意义上声音上形体上附着的风致，来增高话语文章的情韵的问题。利用语言文字的风致来补助语文情韵的手段，虽然普通并不计及，但是应该讨论的项目也不少。为了讨论方便起见，就照语言文字的义音形三分法，分作意味、音调、形貌三项，各别说述于下：

    二　辞 的 意 味

    辞的意味，大概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由于语言文字的历史或背景的衬托；二是由于语言文字的上下或左右的包晕。

    语言文字大抵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或背景，形成它的品位和风采。不过不著名的，人都不去注意它，不是在特殊的地方，人也不去计较它罢了。但是个人的情趣，流派的气味，时代的精神，地方的色彩，以及其他等等，往往就从那所用的词的历史或背景里，很浓重地透露出来。例如或说“国粹”，或说“国故”，或说“国学”，所指对象大体相同，而说者趣味或时代情味却就不同；又如或说“孙文主义”，或说“三民主义”，或说“中山主义”，所指对象也大体相同，而说者个人的情趣及流派的气味，也就不无显然的差别。这都由于历来用这词的历史而来。又如市上常见“男女理发所”字样，我们看了不以为奇，而新近有人叫做什么“乾坤理发所”，我们看去便觉得有一种催呕的土豪劣绅气息扑上来，这也是由于“乾坤”一个词的历史所致。

    再如“来呀”和“来 ”，也是语意相同而两语所显示的背景的风味全然不同的例。因为“来呀”是普通常用的，听去很平常，而“来 ”听了就不免引起特殊的背景的联想。在文学中，往往因为要利用语言的这一种作用，利用各处方言来显示各处的情调。如《海上花》的用苏白来写上海的游窟情调，《儿女英雄传》的用京语来写北方儿女的英雄气概，便是著名的例。

    寻常讨论辞的意味时，往往要讨论到所谓“造形的表现”。以为要使语言不流于空洞玄虚而能再现出鲜新的意象，必得诉之于视觉（明暗、形状、色彩等）、触觉（温、冷、痛、压等觉）和运动感觉等等，把那空间的形象描出来。其方法，是在描绘对象物的性状，表现对象物的活动。如：

    ……一面白旗懒懒地摇动着暮色。我就想起火车已经出了隧道————这时候，我见萧索的横路的木栅那边，并立着三个脸色血红的男孩。他们都好像抵不住这阴天的压抑似地，身材统很低。又穿着和这村外阴惨的风物一样颜色的衣服。他们仰着头看火车通过去，急忙地一齐举起手来，又就破嗓子，莫名其妙的拼命的高喊。这时候，那半身探出窗外的小姑娘，也就伸出她那冻伤了的手，向左右乱摆，忽然又有耀眼的染着暖日色的橘子一总五六个，劈拍劈拍地从空落到看送火车的小孩们的身上去。（芥川龙之介《橘子》）

    在这中间所谓“萧索的横路的木栅”及所谓“三个脸色血红的男孩”以及所谓“冻伤的手”等，便是显示形象的性状的辞句。如所谓“仰着头”，所谓“急忙地一齐举起手”，所谓“破嗓子”，所谓“拼命的高喊”，所谓“伸出手向左右乱摆”等等，就是表现活动的辞句。这些辞句都使得语文生动有致。尤其是那结末的地方，不说“投下橘子”却说“橘子从空落去”，更是把印象表现得非常的鲜活有趣。正如同氏所作《湖南的扇子》中，写船近长沙码头时说：

    我在这时以前的数分钟就靠着甲板上的栏杆，望那渐渐地迫近左舷来的长沙府城。

    不说“迫近去”而说“迫近来”，便更如实地浮现出活动的印象，因此也就更有趣。

    这就是所谓造形的表现所致的情趣。但这种情趣是由于形象之官感的描写而来，不是由于语言文字之历史或背景的利用而来。虽然那也非常重要，但同眼下所论，实为另外一件事。

    这种由于辞的经历或背景而来的风味，细分起来简直和语言的种类一样的繁多。如语言上有术语、俚语、方言、古语等种种，辞的背景情味也就随着而有术语的、俚语的、方言的、古语的等多种不同的情趣。见用术语时，对于那语的背景就会有专门人物或专门知识等联想；看了或者会有庄严深奥等感杂然并呈，形成以其语为烧点的一团情趣。使其语所要表现的思想，因此更其不悬空，不单弱。用方言时也是如此，也或显出了地方的色彩，或形出了乡下老的神气，可以因它所附的杂多情趣，而将其语的意象加上了一层地方风味的装饰。俚语的会有通常社会的联想所引致的情趣，古语的会有古旧、疏远等情趣随伴着，也是同样的缘故。

    除了此种语言文字的历史或背景的衬托影响之外，由于语言文字的上下或左右包晕而来的势力，也并不少。往往将一个辞，换了它的上下文，就可以换出一种新辞趣。那一种新辞趣，有时简直和原辞不同到正相反对的地步。胡以鲁在他所著的《国语学草创》中曾经说：

    抑意味之感，意识中之一种特殊元素也。借联想或类推作用彼此相连，或彼此相限，起关系上包晕之感。如吾云“人”，口中起“人”之发音运动，脑中即起“人”之意识经验。发音之“人”同，经验之“人”视其词句之关系，而意可异。如云“患不知人也”，对己而称他人，三人称也。“过也人皆见之”，有皆以限之，多数也。“硕人”诗赋卫庄姜，可知其性为阴，其位为呼也；而动词之时、法、气，亦可于句中觇之。不宁惟是，“不知人”之“人”，称伟人也，与“人皆见之”之称常人者有辨。更以修辞的言之：人不限于三人称，如“哲人其萎乎”，孔子自谓；“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则对称伯牛也。若是所附加之意识为一种特殊积极之感，化单纯之音响为特定之意义，盖发于意识而有规定思虑之性能者也。思虑既定，斯思虑结果之语言，亦以心传心，不逾矩矣。是即所谓关系包晕之感。（《国语学草创》第六编《国语在语言学上之位置》）

    所谓关系包晕之感，就是指上下左右的包晕关系而说。上下文关系在我们汉语里，本来极占重要的位置；例如我们汉语向来不大用缀衬成分表征文法关系，而时数之类的文法变化，我们仍能明白认识，有时就要靠这一种浑含的所谓字里行间的上下文关系的助力。而上下文关系所有的增长或者减少本文的作用，也颇有力及于辞的风味上。例如“中庸”两字，在《论语》的《雍也》篇

    中庸 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一句中，本有所谓“不偏不易”的推崇它的意味；而在贾谊《过秦论》上篇所谓

    材能不及中庸

    句中，因它下文就有一句说陈涉“非有仲尼墨翟之贤”的话，“中庸”两字便简直只含有“寻常”两字的意趣；至在《后汉书·胡广传》

    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 有胡公。

    云云，则所谓“中庸”简直只能当作无可无不可的“乡原”解了。这就因为上下文关系，所含意趣几乎同第一个“中庸”两字美丑完全相反的实例。

    又如“荡荡”两字，在《论语》的《泰伯》篇中

    ……荡荡 乎民无能名焉

    的句里本有“广远”或“广大”的意味，而在干宝的《晋纪·总论》中————

    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

    则因上文有“中庸之才”也不免如何如何的包晕，所谓“荡荡”两字简直如吴曾祺所说，几乎就是说他“蠢然无知”的意思了。

    “作史之法，有曰美恶不嫌同辞”；其实史中无注，读史者对于同辞而能感得一是说美一是说恶的意趣，那完全由于语言文字上有所谓上下包晕作用的缘故。

    利用背景风味和上下关系是调和辞味的经常方法。此外还有一项特殊的手段，也常常有人用。就是采用蓄感含情的色彩鲜明的辞句。我们平常表示亲密或厌恶的时候常常另用特殊的称呼，便是这一种手段的运用。如新近的女子常常称她的爱人为“哥哥”或“弟弟”，而男子常常称他的爱人为“姊姊”或“妹妹”之类，就是例。

    这项手段的要点，是在将我们对于对象物的感情特别提出来，使它浮在所用的辞句上。平常我们用一辞，原也包含有对于那一辞的对象感情。例如我们用“马”这一个辞，这辞就含有我们经由视感、听觉、嗅感，及其他感觉等等呈现到我们意识上来的一切印象；而且同时含有我们对于马的种种感情方面的联想，如对于马的勇武的性情的爱好，和对于马的耐劳的性情的爱好等等。那种复杂的联想，当然随人而有质的及量的差异。所以平常几个人同用所谓“马”这一个辞时，几个用的人所寄托的情趣的内容，可以很不相同。倘要划定或描出自己所强感的点面，有时不能不另用一种的特殊称谓。例如言快就称它为“千里”，言矮就称它为“果下”之类。那便将我们对于对象所最强感的印象或情趣特别提出来，把它浮在辞面上了。那作者对于对象物的焦点的印象或情绪，只要一看便可感得。故用带有这种辞趣的辞的时候，作者的色彩常是异常的鲜明。

    三　辞 的 音 调

    辞的音调是利用语言文字的声音以增饰语辞的情趣所形成的现象。语辞的音调，也同语辞的风味一样，————甚或在语辞的风味以上，为过去的许多执笔者所留心讲究。大体可以分为象征的和装饰的两方面。象征的音调，都同语言文字的内里相顺应，可以辅助语言文字所有的意味和情趣；装饰的音调则同语辞的内里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为使得语辞能够适口悦耳，听起来有音乐的风味，所以讲究它。

    一、象征的音调　又可分为象物音的利用和音趣的利用两项。

    （甲）象物音中有字音仿佛像事物的声音的，如“滴”字的音，同雨下注阶的音相近，“击”字的音同持械敲门的音相近，“流”字的音同急水下注的音相近，又如“湫”字的音近于池水的声音，“瀑”字的音近于瀑布的声音之类（参看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也有发音的动作仿佛像事物的，“如大字之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说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说辛字口如食辛之形，说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说咸字口如食咸之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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